論《紅樓夢》的女性文化意涵
當性別文化的議題日益被重視的今天，我們除了瞭解與參考西方女性主義理論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們可轉而從性別的向度去檢視我們的文化現象，以及具有文化代表性的文本(text)，以便能從中有著更為豐富的發掘與詮釋，並進而可與西方的性別理論進行對話。綜觀在中國的文本中，《紅樓夢》可說是最具性別反省意義的一部作品，它的小說藝術成就，以及對文化與性別的反省性都相當高。小說中創構了一個獨特的女兒天地——大觀園，而在此大觀園中，則有著與園子外面迥然不同的價值世界（註：余英時在1974年發表了一篇「紅樓夢的兩個世界」，該文即特別標舉出那是「乾淨與污濁」，「理想與現實」對比的兩個世界。這篇文章刊載在《香港中文大學學報》第二期，1974年6月，也同時轉載在台北的《幼獅月刊》第42卷第4期，後收於余氏著《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76，根據該書所錄，這篇文章還曾譯為英文稿。由於發表地之故，這篇文章較為港台學者與英語界學者所熟知，相較之下，大陸紅學界對此文便較不重視。因此，幾部重要的紅學史的回顧，如白盾主編《紅樓夢研究史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以及歐陽健等著《紅學百年風雲錄》，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均未提及此文。），小說在此呈現了一個相當具有特色的「女性文化」（註：本文所說的「女性文化」，即是feminine gender，它是性別文化的概念，因此，所指涉的重點並不在「生理」性別的層面，而小說中，也藉由生理上為男性的賈寶玉來作為女性文化的代表之一，他認同女性種種，鄙斥由來已久的儒家主流文化所造成的一些糟粕現象，小說刻意以此兩個文化價值來對比出女性文化的特殊性含意，本文限於篇幅，將重點放在女性文化中的「審美」與「體貼」這兩大重點上，至於這和男性文化的對比之處，文中僅點到為止，並不作更詳盡的論證。）以對應園子外面的父權的價值文化。本文著眼於此，擬針對這部小說所呈現的女性文化的「審美性」與「體貼」關係這兩個層面來作探究，以見出女性文化的獨特性意義。
一、以「女清男濁」價值為準的審美性
在大觀園女兒國所呈現的女性文化中，是以「女清男濁」為準的價值面向的開展，它也是對由來已久以「男性為清」、以「陽剛為清」的一種反動（註：由於易經的「陽清為天，陰濁為地」以及魏晉男性文人品評「清」的理想標準，曹雪芹的「女清男濁」論，其實也可說是對由來已久的以男性為清的一種「反動」，或者說是轉為女性文化世界的一種「置換」。關於此，孫康宜特別就女性作品的品評標準為「清」，提出了看法：以為是女性的「文人化」再加上後天影響，方造就了女性作品為「清」的結果，孫氏意見正可作為女性文化世界為「清」的旁證。參見孫氏著「走向『男女雙性』的理想——女性詩人在明清文人中的地位」一文，收於孫氏著《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他不僅轉而以「女兒為清，男子為濁」的價值觀來替代，更以此來開展女性文化的生命面向。小說藉由女兒國中的重要主角賈寶玉提出了這樣的價值觀——「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第二回）他先天上便認為：「天生人為萬物之靈，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鍾於女兒，鬚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第二十回），所以，在「女清男濁」的認知前提下，他對從自來以男性為主所建構的、以儒家道德倫常價值為核心所帶來的為人所歌頌的價值，如「世道人情」（第五回）「文死諫」「武死戰」（第三十六回）等均深不以為然，而認為只有透過清爽的女兒，方能展現「天地精秀所鍾」的「理想」。因此，「清」「濁」不僅是從男女的性別上來說，它的背後，更指涉著從寶玉身上體現的女性文化價值，與由來已久的以儒家文化為主流的男性文化價值的一種對比。
首先，就「清」「濁」的意涵而言，他們原來所指涉的均是自然現象（註：《說文解字》解「清」為：「清，朗也，澄水之貌」段玉裁注曰：「朗眼者，明也。澄而後明，故雲澄水之貌。」《玉篇·水部》：「清，澄也，潔也。」《詩·魏風·伐檀》：「河水清且漣漪」另《說文解字》解「濁」為：「濁」水。出齊郡厲媯山，東北入鉅定。」《釋名·釋言語》：「濁，瀆也，汁滓演瀆也。」《詩·小雅·四月》：「相彼泉水，載清載濁。」凡此均說明了清與濁原是個自然現象的敘述。），而後又被賦予了價值高低的評斷（註：如《楚辭·漁父》即云：「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王逸註：「濁，眾貪鄙也。」又如《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賭大體。」均帶有價值判斷的色彩。），被賦予了美、丑之意義，而演變成一組具體的審美範疇。在魏晉時期，「清」更用來作為品評人物的重要概念（註：《世說新語》中，許多這樣的例子，例如：王公目太尉：「巖巖清峙，壁立千仞。」（賞譽篇）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歎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容止篇）），此「清」的形象是十分「男性化」的，它意味著脫俗、一種與生俱來的高貴典雅氣質。除此，「清」也意味著天性本質的自然流露的美。以「清」來指涉文人雅士的美好、高尚、尊貴等；而以「濁」來指涉醜惡、卑劣和低下等，特別是從曹丕《典論·論文》引「清」「濁」這一組範疇入文學理論的實踐中時，更把「清」和「濁」的內涵擴大了，使得「清」不僅指的是個人的人格氣質，又指的是作品中的神韻等（而「濁」則是有著與「清」相反的意思），曹丕更說：「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有著「清」的人格品質，才能創作出「清雅」的作品來。關於此，孫康宜以為：因為女性作家她們不必在意現實的考慮以及詩歌的派別，所以反而能保持詩的感性，又由於他們在社會經驗的局限性，使得她們有著更為豐富的想像力。而這使她們更為接近「清」的氣質。而能創作出「清」的詩歌作品。（註：孫康宜還進一步說明了：從明清以降的文人，把「清」的美學推廣到才女的身上，他們更傾向於把「清」等同於女性詩歌的品質。而女性被說成是最富有詩人氣質的性別。孫氏的見解，可參見「從文學批評的『經典論』看明清才女詩歌的經典化」一文，收於孫氏著《文學的聲音》，台北三民書局，2001。）因此，吾人可注意到在女兒國的意義世界中，她們便是以創作「詩」的活動來相互輝映他們清麗的品質。
除此，「清」「濁」還與「美」「丑」（註：中國最早從美學意義上提出「丑」這個概念，並對「丑」進行系統分析的是莊子，他認為現象界的醜與美在本質上是沒有什麼差別的,都是絕對美的外化，所以，現象界的美、醜的存在便是一個「相對」而言的概念，例如他在「秋水篇」中，便以北海之水的大與河川之水的小，來說明美、醜的相對性。所以，爾後美、丑作為一相對的比較範疇，往往可以產生豐富的討論。關於此，可參彭修銀《美學範疇論》第221-225頁，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此審美準則相參，也就是說「清」是「美」，而「濁」是「丑」的。依循這個角度，我們方可進一步理解在小說中所敘述的「皮膚濫淫」的呈現，其實是一個「丑」的、「不美」的存在，而不是以儒家道德倫理的角度所批判的「穢德敗行」的存在。此由警幻仙姑的話語可窺出端倪，警幻在第五回中所批判的「皮膚淫濫」，其後面緊接著的受詞是「蠢物耳」（註：原段落是「如世之好淫者，不過悅容貌，喜歌舞，調笑無厭，雲雨無時，恨不能盡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此皆皮膚淫濫之蠢物耳。」另外在第一回中亦出現此詞，藉由一僧一道的對話，以超脫人世的角度及嘲諧性的語氣，呢稱那央求下世的「石頭」以及還淚的風情月債的一干人等為「蠢物」。），此「蠢物」用詞充滿了一種「嘲諧性」，而不是「譴責性」（註：譴責性與嘲諧性之分，正說明了一為道德角度，一為審美角度，此觀點參考自周義「《紅樓夢》中的『意淫』解」一文，《紅樓夢學刊》2001年第2輯。），吾人可見在小說中，凡對這些皮膚濫淫者的描繪，其嘴臉都確實是滑稽而又可笑的（註：無論是賈璉與多姑娘的放浪的模樣（第二十一回），或者是薛蟠唱的「哼哼」女兒歌（第二十八回）以及他調戲柳湘蓮不成後的反被設計（第四十七回），均充滿了令人忍俊不住的好笑的效果。）。所以，此詞並非指其性質邪惡，敗德不堪；而是指其「不美」；「美」正是皮膚濫淫之流所最缺乏的。警幻口中「綠窗風月，繡閣煙霞，悉被『玷辱』」（第五回），此「玷辱」正可說明了對「美」的清淨特質的玷污與唐突。而這也可說明了為何當寶玉思及香菱的慧質蘭心，便覺得是被薛蟠這個「霸王」玷污，而覺得「可惜」的原因了（第六十二回）。
清、濁是以性別作出發的一個充滿了「審美」的面向，就外在的形象美而言，如寫黛玉的「兩彎似蹙非蹙罥煙眉，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閑靜時如姣花照水，行動處似弱柳扶風…」（第三回）寫寶玉的「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鬢若刀裁，眉如墨畫，面如桃瓣，目若秋波。雖怒時而若笑，即嗔視而有情」（第三回），都著重在其姿態神韻的美感上，甚至連湘雲的睡態，都是一幅美麗的形象：「一把青絲拖於枕畔，被只齊胸，一彎雪白的膀子撂於被外，又帶著兩個金鐲子」（第二十一回），女性文化的世界中，除了對一個個的女兒有著不同的形象神韻之美的呈現外，更以自然界美麗的「花」來強化此清淨之純美形象。讓女兒們是分屬不同的花神（註：例如：在第六十三回寶玉生日「群芳開夜宴」時，女兒們以擲點抽花名簽子，以各自不同的花，來暗示他們的特質與命運。又透過一個小丫鬟的口，說晴雯已升天作了花神（第七十八回），凡此，均說明了花與女兒的關係。），以此標準，我們也可見在大觀園外面的一些具有女性氣質的男性，如北靜王水溶、蔣玉菡、秦鍾、柳湘蓮等，他們也都有著女性化的鮮明特質，他們雖生理上是男性。但都天生稟性好靜、恬淡溫柔、光彩照人、秀美裊娜，因此，除了寶玉之外，相對而言，他們是小說中，較為「清潔」的男子形象，也就是較為傾向女性文化的男子，小說以此對比如皮膚濫淫之流的賈赦、賈璉、賈珍、賈蓉，與迂腐刻板的賈政等人的污濁形象。
清、濁從外在的「形象美」的指涉，更進一步地用以對比一個「乾淨」與「骯髒」的價值世界，這個乾淨的世界也就是指涉著女性文化的世界，那個世界由黛玉為首作表徵，她對於一個非女性文化世界的態度，是更為絕對而徹底的，無論是生理上的男性或是父權文化，黛玉都是視之為髒的臭的，例如：當寶玉興沖沖地將北靜王給他的珍貴鴿香串送給黛玉時，她便馬上擲而不取：「什麼『臭』男人拿過的！我不要他」（第十六回）。除此，並以美好的花的意象來代表一個乾淨的純美的世界，黛玉在葬花時，便以她的理念和寶玉產生了共鳴：
這裡的水乾淨，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髒的臭的」混倒，仍舊把花「糟蹋」了。…如今把他掃了，裝在這絹袋裡，拿土埋上，日久不過隨土化了，豈不「乾淨」。（第二十三回）
小說不斷以「乾淨」來與「葬花」此美麗的意象作緊密連結，此即在透過乾淨純美的花，流出園外便會受到沾染，來說明一個事實：那就是當天地靈氣之所鍾的女兒，出了嫁，被父權體制收編時，即意味著被濁物「沾污」了，那麼原來的純美便會變得污穢，沒有色澤。寶玉以「珠」的變化來說明此間的差異：
女孩兒未出嫁，是顆無價之珠寶；出了嫁，不知怎麼就變出許多的不好的毛病來，雖是顆珠子，卻沒有光彩寶色，是顆死珠了；在老了，更變的不是珠子，竟是魚眼睛了（透過丫鬟春燕的口轉述，第五十九回）。
又如當他思及邢岫煙已被擇定夫婿時，仍不免傷感：「雖說是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個『好女兒』」（第五十八回），以及當他得知迎春出嫁，要陪四個丫頭過去，更是跌足歎道：「從今後這世上又少了五個『清潔人』了」（第七十九回），凡此均說明了小說透過寶玉的感受，傳達了對女兒們純美理想特質失落的感傷。除此之外，倘若閨中女兒在認知上「浸染」了父權價值系統的色彩時，也變得「不美」了，當寶釵勸他時，他便生氣地說道：
好好的一個「清淨潔白」女兒，也學的釣名沽譽，入了國賊祿鬼之流。這總是前人無故生事，立言豎辭，原為導後世的鬚眉濁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瓊閨繡閣中亦「染」此風，真真有負天地鍾靈毓秀之德。（第三十大回）
而和寶玉一起長大的史湘雲，一次忍不住勸他要去會一些為官作宰的人，談講些世途經濟的學問，以便將來有個朋友好應酬世務之類的話時，寶玉聽了更是厭煩地說：「姑娘請別的姊妹屋裡坐坐，我這裡仔細污了你知經濟學問的」，視此為「混帳話」（第三十二回）。
因此，清淨的美，不僅只停留在外在的女兒樣貌上，還要加上內在的價值認知以及純潔柔美的情性，所以，「清」「濁」的意涵在女性文化的意義世界中，便有了更深刻的意義，從清淨潔白的女性形象、神韻到背後指涉的未被污染的價值世界，都說明了她的審美的、理想的特性，而這個審美的、理想的特性，是完全迥異於小說中所另外呈現的儒家文化的種種面貌的，不僅如此，小說還刻意以美醜的價值來加以對比。以女清男濁為準的價值出發，女性文化所開展的生命面向，充滿了相當濃厚的審美特性。
二、審美主體之藝術性活動
審美的經驗世界是透過有著自由情性的主體，以感性、豐富的想像感受與真摯的心去展現的，這可分為兩方面來說，一方面是主體在對事物感受上的審美心理，一方面就其所從事的活動而言，帶有一種審美特質。而就心理層面而言，這種心理體驗是人的內在心理生活與審美對像之間交流或相互作用後的結果。（註：參考自李澤厚主編、滕守堯著《審美心理描述》第1頁，台北漢京文化公司，1987。）所以，他是審美主體和對像之間的當下的交流互通，就女性文化的世界而言，這種當下的交流互通，充滿著美感與意趣，此中展現了一種無目的性、無功利性的審美觀照，著名哲學家康德便曾提出了「審美無利害關係」（註：在18世紀英國經驗派美學中，這種性質和特性即已提出，但把他們提到哲學高度來論述，並對後代產生重大影響的則首推康德。參考自李澤厚《美學論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的觀點，以為這是一種充滿了想像力與非邏輯性的審美特性（註：參考自朱光潛編譯《西方美學家論美與美感》第196頁，台北漢京文化公司，1984。）。所以，女性文化中的人以各自具特色的主體情性，或者以個人對外在美感之物所迸發的藝術形象，或者，他們共同從事的活動，都可見出其中有別於男性世界的藝術活動特色。此中，無論是小姐的角色，亦或是丫鬟的角色，帶髮修行的女尼（妙玉）角色、亦或是社會上地位較低下的戲子角色等，都可因著自己的特性長才參與進來，而彼此之間也以審美的心理相互觀照著，織就了一幅美麗的藝術圖像（註：其實，就他們所處的大觀園，本身就具有一種藝術造境的美，此中每人所居之地，有著寓情於景，景中有情的總體效果。其中造景的花木扶疏，曲徑通幽的詩情畫意，便使人置身其中，而進入一種超塵脫俗的清淡諧和之境。）。
首先，就他們群聚的活動而言，他們的活動很多，如過生日、行令、宴飲以及猜燈謎等，然而此中，他們認真看待並投入心力熱情的便是主要活動「作詩」（註：作詩確實是他們最常表現的審美活動，除了詩社的作詩活動，他們彼此的乘興聯詩，都是大展其才華之時。）了。他們透過作詩的活動，意味著對於外在物象或者是內心的感懷，有著自我主體發聲的滿足，不同於男性文人的應和酬祚的社會性（註：《紅樓夢》中女兒們的「詩社」活動，並非獨創，就中國詩社傳統的建立和形成，雖清袁枚曾提出起於明末的推測，但事實上早在宋哲宗元佑年間傳統詩社便正式出現，綜合詩社的構成要素及運作，大約要有發起人和組織者，稱為「主盟」或「社首」，一般多為在文學和政治上有成就的人，而參加者，必須自覺地對其有尊崇的和服膺的意識，他們透過詩社的聚集，進行或唱和或品第標榜等活動，以達至詩藝的交流與對外發揮影響力。雖然，女兒們的「詩社」大體形式與男性文人結社相差無幾，但男性詩社藉由評詩所要達成的內部評詩準則，以及對外產生的在文壇上及社會上所要發揮的影響力的企圖是不同的，女兒們的聚集所強調的個體性與趣味性，要較男性文人詩社的較具社會性的色彩不同。有關詩社的成立溯源，可參見黃志民《明代詩社之研究》第一章第一節「詩社淵源考」，台灣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72。），他們是以嬉戲相互品評欣賞的方式來創作，誠如朱崇儀所說：「使用詩的語言此一文學能力，就成了盡情享受女性奇幻世界(female fantastic world)的先決條件。」（註：引自朱崇儀「大觀園做為女性空間的興衰」一文，中外文學第22卷，第2期，1993。）而在此當下，他們又以「起義」「意趣」的審美態度灌注了他們全部的熱情。延續著前面的以「女清男濁」為準的審美性為出發點，吾人可見，他們起初成立詩社的原因便是「孰謂蓮社之雄才，獨許鬚眉；直以東山之雅會，讓余脂粉」（第三十七回），以「脂粉不讓鬚眉」的方式來說明女性優異的才情展現。果然在探春的登高一呼之下，寶玉與眾女子莫不欣喜附和。值得注意的是，詩社成立之初的第一件事，便是他們從倫理序列中脫離出來，重新為各自命名，也就是因應著黛玉的提議：「先把這些姊妹叔嫂的字樣改了才不俗」，大家分別就看待彼此最有特色之處，相互為對方取名，例如探春以「湘妃竹」的典故，加上黛玉流淚的形象，取了個「瀟湘妃子」的雅號，而寶玉在大家的玩笑之下，也被取了個「無事忙」「富貴閒人」之類的和其平日予人的印象相符的封號。
詩社的成立和作詩等活動的進行，都充滿了一種偶然的、當下的、興起的、意趣的審美特性。成立之初，便是因「一時之興」而起，探春說的：「偶然起個念頭」而後又正巧有賈芸送進的兩盆白海棠，就這樣，他們便以白海棠來作詩，並以海棠為詩社之名。此處有意思的地方在於，賈芸送花，是為拿花孝敬寶玉，認寶玉為父，拿花為進身之法的，這原本是人情往來，具功利性色彩的行為，但卻為女兒們轉作了風雅的吟詠。如此的偶興也出現在後來他們把海棠詩社改為「桃花社」時，便是偶因黛玉的一首「桃花行」的緣故，眾人都說：「咱們的詩社散了一年，也沒有一個人『作興作興』」（第七十回）而後他們的因柳絮填詞，也是因著「時值暮春之際，史湘雲無聊，因見柳花飄舞，便偶成一小令」（第七十回）這樣的因緣，當湘雲寫完，拿給寶釵黛玉看，黛玉讚著：「新鮮有趣」，便「偶然興動」地邀著大家以柳絮為題。這種偶發的、不為特定目的的行動，有著隨機而有的無意中的驚喜與歡欣，再如也是在他們詠柳絮完後，聽到窗外竹子上的一聲響，見一個別人家放的蝴蝶風箏，落在自家竹稍上，於是黛玉便一提：「把咱們的拿出來」，於是大家（小姐丫鬟）又開心笑鬧地一塊兒放風箏了。
這些女兒們均是以「清雅」「有趣」來看待起詩社這件事，所以，當詩社成立後，並不用嚴格的社規，來限制彼此，也沒有約定必得要幾日一會，只大抵有個準頭即可，誠如探春說的：「若只管會的多，又『沒趣』了。」（第三十七回）而寶釵也附和著，除了擬定日期風雨無阻外，「倘有高興的，他情願加一社的，或情願到他那裡去，或附就了來，亦可使得，豈不活潑『有趣』」（第三十七回），這種隨機、當下的「興致」，常是觸發他們行動的原因。詩社成立的第二天，史湘雲得知此事，也巴巴地要加入，眾人「見他這般『有趣』」，便歡喜他也成為詩社一員，而湘雲更是「一心興頭」，等不及的在和眾人邊說話邊構思的情形下，便成就了兩首「眾人看一句，驚訝一句」的好詩。當下隨機的詩社活動，在爾後無論是詠菊或詠紅梅，都展現了眾人一貫的「趣味性」及全心投入的熱情。例如在詠菊時，他們將與菊相關的題目謄好，貼在牆上，也不限韻，叫每人勾選，這時他們的狀態是：
林黛玉自令人掇了一個繡墩倚欄杆坐著，拿著釣竿釣魚。寶釵手裡拿著一枝桂花玩了一回，俯在窗檻上掐了桂蕊擲向水面引的游魚浮上來唼喋。湘雲出一回神，……探春和李紈惜春立在垂柳陰中看鷗鷺。迎春又獨在花陰下拿著花針穿茉莉花。寶玉又看了一回黛玉釣魚，一回又俯在寶釵旁邊說笑兩句，…（第三十八回）
他們沈吟在自己的詩興中，一個個全心專注地在美好的景物上，所以，不僅成就了一首首的好詩，他們自己與美景混融一片，更成為一幅美麗的圖畫。他們作菊花詩時，以「主意清新」為宗旨，以菊為主，以人為賓的詠菊，果然寫了十二首有著不同氣象新意的好詩。
他們以充滿著「意趣」的審美心態，來從事他們看重的活動，「趣味性」「有趣」是他們群聚興發的一個心理觸動，誠如夏夫茲博裡(Shaftesbury)以為的：
趣味是人的本性中天然存在的一種專門欣賞美的器官，每當我們採取一種非功利的態度去注意事物時，這種感官便開始工作。（註：引自李澤厚主編、滕守堯著《審美心理描述》第14頁，台北漢京文化公司，1987。）
當人們用這種「趣味性」「非功利性」的感官去感受自然和藝術創作中的美時，便會產生一種特別的愉快的心情，這正可說明當這些女子群聚作詩時，都充滿了天真歡樂活潑的氣氛，因為他們在其中，除了忘卻自己的原本的身份角色，而以自己的才情以「當下的」「起興的」以及「有趣的」方式及心態來從事這群體的活動。他們作詩的歡快，以及無目的的存在狀態，對比賈母所說：「有作詩的，不如作些燈謎，大家正月裡好頑的。」（第五十回）更可見出他們行為背後的審美價值傾向。
這種審美的欣賞，也展現在眾人相互的看待對方上，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便是第六十二回所敘述的「憨湘雲醉眠芍葯裀」了，當湘雲酒力不支、離了眾人時，才被小丫頭發現他在山後頭的青板石凳上睡著了。小說這樣敘述著：
眾人聽說，都笑道：「快別吵嚷。」說著，都走來看時，果見湘雲臥於山石僻處一個石凳子上，業經香夢沈酣，四面芍葯花飛了一身，滿頭臉衣襟上皆是紅香散亂，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蜂蝶鬧嚷嚷的圍著他，又用鮫帕包了一包芍葯花瓣枕著。
湘雲不勝酒力地醉臥在芍葯引，她那酣飲沈睡的自在閒逸，以及和花瓣、蜂蝶等外在景物交融的自然和諧，洋溢著無限的天機盎然，也形成一幅有趣而又美麗的畫面，眾人以審美的心境觀照著這幅畫面，於是「眾人看了，又是愛，又是笑。」此處沒有對湘雲醉臥「當與不當」的責備與價值判斷，而是個個審美主體們均表現了對美的姿態的一種直觀的感受。除此，又如晴雯（寶玉丫鬟）的「撕扇」情節（第三十一回），也是因著撕扇本身的「好聽」「有趣」，引得寶玉也大加贊同。以及鶯兒（寶釵丫鬟）的巧手編柳（第五十九回）：鶯兒便是因見了「構葉才吐淺碧，絲若垂金」，便對著同行的蕊官（原為戲子），說柳葉兒「什麼東西編不得？頑的使的都可。等我摘些下來，帶著這葉子編個花籃兒，採了各色花放在裡頭，才是『好頑』呢。」於是他「一行走一行編花籃，隨路見花便采一二枚，編出一個玲瓏過梁的籃子。枝上自有本來翠葉滿佈，將花放上，卻也別緻『有趣』」如此新鮮的別緻的花籃，也得到了黛玉的讚賞，小說在此對比著老婆子的以為糟蹋了花兒柳兒，不得賣錢的「心內不受用」，也著實在此區分出女性文化世界的非功利與非目的性的審美趣味。
三、女性文化中的「體貼」關係——平面網絡關係的建立
女性文化的意義世界是一審美面向的開展，此中的人們，他們群聚的當下本身，充滿了一種偶然的、趣味性的特性。觀察此中的人們，他們的關係也有著與園子外面迥然不同的關係形式，那就是「體貼」關係。女性文化中的體貼關係，是一種超越身份名位的一種「彼此平等」的關係。這種平等的關係，是以各自的主體情性為準，而以當下的純粹心意作出發的互通方式，此間沒有人情利益的考量，而是以對方的處境與心情作為心意發出貼近的對象，使得心意互通的雙方能感受到情意流通的體貼與溫暖。
在女性文化中的存在主體，他們可以不必從名位序列的關係人情上，去拿捏考量自己的心意與利益間的傳達合宜，而是能一本初心地，將自己真摯的心意發散出去。在男性文化的意義世界中，人們往來的關係認知上，雖然也有著真心誠意的流通，但是，重點卻不在此，而是在於對往來雙方的社會角色，有一「相稱」「妥貼」的心意傳達。女性文化的審美面向，正是需要審美主體以真心誠意去感受人與外在事物的美，此中的「真心」，主要指的是一種無功利性的、不受名位之心所蒙蔽的「絕假純真」（註：此頗能從明李摯的「童心說」得到證明：「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卻『童心』，便失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明李摯《焚書》卷三「雜述童心說」第98頁，台北漢京文化公司，四部刊要子部法家類，1984。）的心意，而這正是清淨潔白女兒的一項特質。
由於女性與社會價值系統的密切性，不若男性為高，相較之下，閨中女兒亦受父權價值系統的洗禮較少。所以，他們的「童心」便較容易維持著。事實上，他們也常被視為是較自然的、較天然的，較不具文化與文明性的（註：後現代女性主義者西蘇(Cixous,Helene)在他一篇題為《突圍》(Sorties)的論文中，便曾列舉出像太陽／月亮、文化／自然、高／低、男／女等這樣的二元對立，在這二元對立中，男人是被聯繫住一切屬於文化層面的、光明的和高的屬正面的事物，而女人則是被聯繫住一切屬於自然的黑暗的低的屬負面的事物。參考自羅思瑪莉·佟恩(Rosemarie Tong)著，刁筱華譯《女性主義思潮》第395-396頁，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6。），就像孩童一般較未受到污染。在中國文化中，即常見將女性與嬰兒孩童化為同一類的說法，例如：「孺」字，原本是指幼兒、乳兒的意思（註：《說文解字·子部》：「孺，乳子也」。），但《禮記·曲禮下》則說：「天子之妃曰後，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此「孺人」便指的是大夫的「妻子」，另外又如「孥」字，也是指的「幼子」，或者是「妻與子」合稱（註：《小爾雅·廣言》：「孥，子也。」《孟子·梁惠王下》：「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趙岐註：「孥，妻、子也。罪人不孥，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凡此，均說明了將女人與兒童歸為同一類的看法。去除了道德倫理價值判斷所可能造成的對本心的蒙蔽，以及剝落掉名位序列所帶來的好名之心與位階高低的價值，女人就可像孩童那般地天真自然。以此立場發而為女兒們的創作觀，他們便強調了以「真心真意」出發的重要性。例如：黛玉的教香菱作詩，便特別強調：「詞句究竟還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緊。若意趣『真』了，連詞句不用修飾，自是好的」（第四十八回），妙玉也同樣提及此「以真為準」的價值：「若只管丟了『真情真事』，且去搜奇撿怪，一則失了咱們的閨閣面目，二則也與題目無涉了。」（第七十六回）「純真」的特性，發而為真情真事，而這便是「閨閣本色」了。
在女性文化世界中的人們，他們可在自己純真自然的心意之發散下，來構成一個較平等、較充滿了真心情意的網絡關係。這個網絡關係，是以「關懷」(care)對方為純真心意發出的基礎，這個「關懷」，誠如女性主義關懷倫理學（註：關懷倫理學是伴隨西方女性主義運動而出現於20世紀70年代的，以女性主義視角出發，肯定女性獨特的道德體驗，而強調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關係以及相互關懷的一種倫理理論。參見蕭巍《女性主義關懷倫理學》第26頁，北京出版社，1999。）中的諾丁斯(Nel Noddings)所以為的：是包括了對他人的感覺、感受，一種「全身心的投入」，是一種「化他為我，他就是我」的狀態（註：這是女性主義關懷倫理學的基本主張，美國的關懷倫理學健將諾丁斯(Nel Noddings)將吉利根(Carol Gilligan)的主張更為系統化的說明。而認為：在關懷的過程中，自我和他人是完全地融為一體的，這和儒家所說的以己取璧，推己及人的先突出了我與他人的區別，在思考順位上不同。參考自蕭巍《女性主義關懷理論學》第132頁，北京出版社，1999。）以「純真心意」加上關懷對方的處境心境的過程，可以在一個彼此平等的前提下，和他人建立起一個「平面」的關係結構，而這是有別於父權位階系統下的「縱向的」「等級式」的關係的。此誠如吉利根(Carol Gilligan)所說：
女性的道德就是一種網絡性的關係結構，他們的道德發展就是網絡關係的不斷擴展，這就使父權制下的等級制的道德關係變成了人與人相互平等的平面關係。（註：參考自蕭巍《女性主義關懷倫理學》第129頁，北京出版社，1999。另外，在吉利根(Carol Gilligan)的代表著作《不同的聲音》(In A Different Voice)中，也提及關懷倫理學的貢獻，是為人類的聯繫，提供了一個非等級制的視角，他以為：「儘管存在著力量差異，但仍有著自我和他人將被同等對待的憧憬，一切都將是公平的憧憬；每個人都應當被反映和包括進來，沒有一個人將被孤立出去或者受到傷害。」引自該書第64-65頁。蕭巍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
此平面的網絡關係，是以自我為中心向四方發散，網絡的範圍越大，自我在其中也就越有價值，以主角寶玉來看即是如此，他對清淨女兒的關懷，從大觀園內的女兒，擴展到園外的女兒，如平兒、鴛鴦，更擴展到不相識的女兒，如傅試家的小姐，甚或畫裡的女子等，當他在女兒跟前盡心時，便深以為幸，他自己的價值意義也才更得到滿足。寶玉由於身為男性，但性別價值認同卻為女性，所以，更能在較女兒行動來得自由的前提下，能更多機會地「在女兒面前盡心」來形成他的網絡關係。
相較之下，其他的女兒，通常則是藉由所處環境的允許，藉著彼此的關懷，來形成網絡關係，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便是小姐與丫鬟的關係了，他們超越了身份，同樣也是經由「關懷」的過程，方建立起一個平面的網絡關係，例如：黛玉的丫鬟紫鵑，他原不是跟隨黛玉來賈府的丫鬟，但他卻因處處以黛玉為主的關懷，而有了「慧紫鵑情辭試莽玉」（第五十七回）的精彩情節，也才會有「拿主意要緊。姑娘是個明白人，豈不聞俗語說：『萬兩黃金容易得，知心一個也難求』」（第五十七回）的對黛玉剖心的建議，所以，當寶黛二人生氣鬧了一日後，紫鵑也才敢於以「竟是姑娘太浮躁了些」之語相勸，更是不聽黛玉而自作主張地開門讓寶玉進來（第三十回），如此昧於份際的情形，便可從其原與黛玉是一種平面的網絡關係中見出了。
四、以對方處境與心情為主體的貼近
女性文化世界中以絕假純真的心意出發，而建立了平面網絡關係，人們於此中，是以「體貼」的方式來彼此相交，前面已提及，此和女性主義關懷倫理學所標舉的「關懷」理念——「全身心的投入」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在小說中，直接以「體貼」來形容之人物，便是寶玉了。第九回說寶玉是「天生成慣能作小服低，賠身下氣，情性『體貼』，話語綿纏」，而脂批於第三回與第五回中，也以「體貼」來註解寶玉和黛玉（註：第三回在黛玉見寶玉摔玉而哭說：「倘或摔壞了那玉，豈不是因我之過」的段落，脂硯齋批曰：「所謂寶玉知己，全用『體貼』工夫。」另第五回敘述到警幻仙姑推寶玉為「意淫」是「惟心會而不可口傳，可神通而不可語達」部分，脂批為：「按寶玉一生心性，只不過是『體貼』二字」，這兩處文字分別引自陳慶浩編著《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第89、135頁。）。就小說整體而言，吾人可知，透過寶玉與黛玉所發明之「體貼」，其意思便是：以對方處境與心情為主體的貼近。而這也是此中人與人往來的行為方式與價值。
「體貼」一詞，並未在過去的中國哲學範疇中形成一系統的說明與討論，不過，「體」字倒是曾被用作為君王者的對待臣下與百姓所應具有的心態。《中庸》有言：「敬大臣也，體群臣也。」朱熹便注曰：「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晉鮑照亦曾在「代客坐吟篇」中，敘及：「體君歌，逐君音，不貴聲，貴意深。」（註：《漢語大字典》第七冊，第4220頁。湖北辭書出版社，四川辭書出版社，1986。）從「體」字的用意，可說明了它「察別人心意」的意思，因為「意」本身，就有和「體」類似的意思，《說文解字》便說「意」是：「志也，從心察言而知意也。」而《易·系辭上》也說：「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凡此都在表明一種用心去體察別人心意的意思。
在《紅樓夢》中，「體貼」二字則有了最豐富的展現，因為，它除了說明它原來的意思之外，更強調了兩個重點，那就是：全心的投入到對像上以及將觀看對象的女性轉客體為主體。當「體貼」用到女兒身上時，對體貼一詞便有了新的突破的意義，這意味著原處於從屬的客體位置的女性，轉而成為主體的存在。在小說中，便是藉由身為男性的寶玉來呈現女性反轉位置的這個變化。以女兒為尊的寶玉，常常是懷抱著對女兒的欣賞、對其處境的悲憫與同情，而「忘我的凝視」（註：陳維昭說：寶玉是「在對眾女兒的凝視中忘卻自我」確實如此。引自陳氏著《紅學與二十世紀學術思想》第242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並將心思挹注在那些尊貴的女兒身上；在體貼的過程中，當重心轉到了對象主體的身上時，此中，「我」便從主體的位置消失，而反轉為客體，小說中的李嬤嬤所說頗為傳神：「那寶玉是個丈八的燈台——照見人家，照不見自家的。」（第十九回）此對像女兒便會在寶玉體貼的當下，瞬時轉變為主體，而他原有的身份地位也會消失，轉而是他的音容笑貌，他的主體情性的自由展現。
在寶玉「體貼」的映照下，原來在社會上卑微的女兒，如丫鬟和戲子，便會在其中得到前所未有的驚喜的經驗。第五十八回中，便敘述到寶玉讓原是戲子，而後分派當丫鬟的芳官，嘗了原要給自己喝的湯，芳官「只當是頑話」，而後在晴雯的示範下，才大著膽子喝了，也正因如此，芳官忘卻了他的身份，接下來便寫他「滿面含笑」地解答了寶玉對藕官燒紙的疑問。另外，玉釧兒的「親嘗蓮葉羹」也是一例，在第三十五回中敘述到玉釧兒奉王夫人之命，為挨父親打的寶玉送蓮葉羹，玉釧兒因姊姊金釧兒為寶玉之故被攆出而自殺，所以心中含怒，但又礙於自己丫鬟身份，只好哭喪著臉盡責任地只回答寶玉的問話，而後才慢慢地發現「只管見寶玉一些性子沒有，憑他怎麼喪謗，他還是溫存和氣」，於是他「自己倒不好意思的了，臉上方有三分喜色。」玉釧兒開始感受到寶玉的善意，接著拿湯時，卻不小心把湯潑了寶玉手上，「寶玉自己燙了手倒不覺的，卻只管問玉釧兒：『燙了那裡了？疼不疼？』玉釧兒和眾人都笑了…『你自己燙了，只管問我。』」玉釧兒終於因著寶玉的體貼而轉怒為笑。從玉釧兒在寶玉面前的從含怒隱忍到開懷而笑的轉變過程，說明了玉釧兒在寶玉體貼關懷的過程中，忘卻了自己卑下的丫鬟身份。
「體貼」透過寶玉的實踐，正說明了那正是女性文化世界中的價值，因為，在無意中，當被體貼的女兒，都會有種那正是「我輩中人」之感。例如：第五十八回敘述到，扮演生角的戲子藕官因祭拜死去的旦角菂官，在園中燒紙錢，而被老婆子嚴責，惡狠狠地準備拉去管家處處罰，寶玉體貼丫鬟燒紙必有悲情，便當場編以自己之故來護庇藕官，且看藕官的內心變化：
藕官正沒了主意，見了寶玉，也正添了畏懼，忽聽他反掩飾，心內轉憂成喜，…藕官因方才護庇之情感激於衷，便知「他是自己一流的人物」。
在同為此中人的感通下，藕官透露了心中的秘密。爾後藉由芳官所言，知道藕官難以對外人道的心事時，果然寶玉是「不覺又是歡喜，又是悲歎，又稱奇道絕，說『天既生這樣人，又何用我這鬚眉濁物玷辱世界。』」（第五十八回）另外又如第六十二回敘及香菱的「情解石榴裙」，由於香菱把寶琴給了石榴裙污髒了，當不知該如何是好時，寶玉的話，完全從體貼他的處境出發：
若你們家，一日遭塌這一百件也不值什麼。只是頭一件既系琴姑娘帶來的，你和寶姊姊每人才一件，他的尚好，你的先髒了，豈不辜負他的心。二則姨媽老人家嘴碎，饒這麼樣，我還聽見常說你們不知過日子，只會遭塌東西，不知惜福呢。這叫姨媽看見了，又說一個不清。
寶玉的話讓香菱是「聽了這話，卻碰在心坎兒上，反倒喜歡起來了」。寶玉的體貼，完全從對方的處境、心情與需要上出發，所以，常讓對方有正合心意的驚喜與感動，而後寶玉出主意讓襲人的裙給他換了完了此事。寶玉在女兒跟前的盡心，就屬香菱與平兒是「意外」中事了，因為他們侍妾的身份，以及不常單獨與寶玉相處，所以，寶玉不得機會對他們盡心體貼，然而，一當有這機會時，連平日頗知世道人情往來的平兒，也都不禁訝然，第四十四回這麼敘述道：
平兒素習只聞人說寶玉專能和女孩兒們接交；…平兒今見他這般，心中也暗暗的敁敪：果然話不虛傳，色色想的周到。
寶玉的體貼，讓女兒們感受到驚喜與溫暖。凡也是此女性文化中人，必能感受到他實是「閨中良友」（第五回警幻仙姑之語）。園外有著特殊性情的女子尤三姐，便曾當著尤二姐與小廝的面，這樣細膩地為寶玉分辯著：
咱們也不是見一面兩面的，行事言談吃喝，原有些女兒氣，那是只在裡頭慣了的。若說糊塗，那些兒糊塗？姐姐記得，穿孝時咱們同在一處，那日正是和尚們進來繞棺，咱們都在那裡站著，他只站在頭裡擋著人。人說他不知禮，又沒眼色。過後他沒悄悄的告訴咱們說：「姐姐不知道，我並不是沒眼色。想和尚們髒，恐怕氣味熏了姐姐們。」接著他喫茶，姐姐又要茶，那個老婆子就拿了他的碗倒。他趕忙說：「我吃髒了的，另洗了再拿來。」這兩件上，我冷眼看去，原來他在女孩子們前不管怎樣都過的去，只不大合外人的式，所以他們不知道。（第六十六回）
寶玉這種全心只為體貼女兒的「不大合外人的式」，只有在深知女性文化價值的人身上，方能得到共鳴，這也說明了，女性文化世界有著與外人不同的人際運作邏輯。
在此女性文化的世界中，以對方處境和心情為主體的貼近，藉由寶玉與黛玉這兩位主角人物之間的關係，可說是表現得至為透徹（註：小說隨處可見兩人對對方的瞭解與體貼，如寶玉被賈環用臘油給燙傷了臉，黛玉忙著趕來探望，寶玉則是「忙把臉遮著，搖手叫他出去，不肯叫他看。——知道他的癖性喜潔，見不得這些東西。」而黛玉知道寶玉心內怕她嫌髒，但仍「強搬著脖子瞧了一瞧，問他疼得怎麼樣。」（第二十五回）又如寶玉的詩才遠不及黛玉，當大家作菊花詩時，寶玉得意地作了「螃蟹詩」：「我已吟成，誰還敢作呢？」黛玉忍不住地笑道：「這樣的詩，要一百首也有。」並立刻提筆揮就，寶玉看了全心喝采，黛玉體貼他的勉力成詩，馬上一把將自己的螃蟹詩給撕了，並說道：「我的不及你的，我燒了他。你那個很好，比方纔的菊花詩還好，你留著他給人看。」（第三十八回）又如在風雨之夕，只有寶玉冒雨來探望黛玉，滿心以黛玉的身體為念：「今兒好些？吃了藥沒有？今兒一日吃了多少飯？…你想什麼吃，告訴我，我明兒一早回老太太，豈不比老婆子們說的明白？」而黛玉則是一心掛念寶玉回去不便，所以，一邊催促：「你聽雨越發緊了，快去罷。」一邊把連寶玉都不捨得用的玻璃繡球燈拿來（寶玉說他原有一個，怕失腳滑倒打破，所以沒點來），給寶玉用，並說道：「跌了燈值錢，跌了人值錢？你又穿不慣木屐子。……這個又輕巧又亮，原是雨裡自己拿著的，你自己手裡拿著這個，豈不好？…」寶黛相互的體貼，可說是在生活的各個層面的自然表現。）。在二人尚未定情之前，由於代表世上價值的「金玉良緣」之說，始終橫梗在兩人之間，所以，體貼之情往往藉由迂曲的方式表達。第二十九回二人心中所想，頗能說明全心挹注在對方身上的體貼之情：
那寶玉心中又想著：「我不管怎樣都好，只要你隨意，我便立刻因你死了也情願。你知也罷，不知也罷，只由我的心…」
那林黛玉心裡又想著：「你只管你，你好我自好，你何必為我而自失。殊不知你失我自失。…」
這種全心挹注在對方身上的體貼，正可從「只要你隨意，我便…也情願」以及「你只管你，你好我自好」的真心真意得到充分的說明。所以，當寶玉後來遭賈政狠狠的毒打時，黛玉是「眼睛腫的桃兒一般，滿面淚光」「心中雖然有萬句言詞，只是不能說得」；而寶玉則是見了他便說道：「你又做什麼跑來！雖說太陽落下去，那地上的餘熱未散，走兩趟又要受了暑。我雖然捱了打，並不覺疼痛。…你不可認真」（均見於第三十四回）這兩位女性文化世界中的代表，用他們無時不體貼的方式，最後終於相互走進了對方的心靈世界。
在女性文化世界中的「體貼」方式，可說超越了現實的利益與人我之間的份際拿捏的。因為，此中人一心只在對方的處境與需要上用心，付上自己的關懷，此中是不計利害得失的，黛玉的教香菱作詩即是一很好的說明。第四十八回便敘述香菱學作詩的過程。當黛玉面對香菱向她求作詩之法時，便展現了她對對方需要的完全盡心，此中可說是沒有任何的利益可言的，而黛玉卻是極有耐心地一一從對方學作詩的不同階段來教導：先是以「什麼難事，也值得去學」來去香菱心中之怯，而後再指點他作詩以「立意」為上之理，再借之以大家之詩集，使其玩味揣摩，而後再不厭其煩地與之討論，黛玉說：「正要講究討論，方能長進」，最後再鼓勵他試作詩：「只管放開膽子去作」。
此中值得注意的是，在香菱學作詩的這件事情上，小說另有著耐人尋味的對比。那就是詩才其實與黛玉不分軒輊的寶釵，才是就近教導香菱的最好人選，因為，香菱是進園來與他作伴的。當香菱央求道：「好姑娘，你趁著這個工夫，教給我作詩罷。」寶釵的一句：「我說你『得隴望蜀』呢。」便拒絕了她，寶釵在意的是要她「先出東角門，從老太太起，各處各人你都瞧瞧，問候一聲，…回來進了園，再到各姑娘房裡走走。」（第四十八回）而這正是寶釵與黛玉的最大分別。寶釵看重的是如何「合宜地」經營她在所處環境的人際，所以，與此並無直接相關的事，寶釵是沒有興趣的，反觀黛玉，她則只單純著眼在他人的需要上。這兩種價值的對比，也可在寶釵的收服黛玉上，見出分別。對寶釵這位大得賈府上下人心的人而言，她對黛玉從間隙到收服的過程，可說明了二人價值傾向的不同，寶釵藉由私下規諫，以免黛玉出糗，以及以送燕窩來穩固彼此的關係，換得了黛玉對寶釵的剖心告白：
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極好的，然我最是個多心的人，只當你心裡藏奸。從前日你說看雜書不好，又勸我那些好話，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錯了，實在誤到如今。…（第四十五回）
寶釵以經營人際的關係來妥貼地收服了黛玉的心，但對黛玉而言，她所感受到的卻是寶釵的「體貼」之情，所以黛玉方會說出「東西事小，難得你多情如此」（第四十五回）的話來。
同樣的對比，也可以丫頭身份的晴雯與襲人來說，晴雯可說是和黛玉一流的人物（註：說在人物的設計上，將寶釵與襲人歸屬較具世道人情價值的人，而黛玉與晴雯則是同屬自尊心強，較不合世道規範的女子，所以，讓黛玉與晴雯在外貌上有些神似，如王夫人口中的「有一個水蛇腰、削肩膀、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第七十四回）即指晴雯。舉凡寶黛關係中的重要發展，都和晴雯有著密切的關係，無論就黛玉的含淚葬花事件的誤會，使得二人關係更進一步，以及寶玉對黛玉的定情之帕，刻意支開襲人而讓晴雯去傳達等，甚至後來的晴雯死，寶玉為他作的「芙蓉女兒誄」，黛玉聽了，亦以其對像彷彿自己而心中悄然變色。），所以第五十二回敘述到，當他仍在病中，而寶玉的孔雀金裘又燒了一個洞時，他把全心都放在寶玉的需要上——「明兒是正日子呢，老太太、太太說了，還叫穿這個去呢。」她那掙扎著坐起補裘的過程是：
只覺頭重身輕，滿眼金星亂迸，實實撐不住。若不做，又怕寶玉著急，少不得恨命咬牙捱著。…補兩針，又看看，織補兩針，又端詳端詳。無奈頭暈眼黑，氣喘神虛，補不上三五針，伏在枕上歇一會。（第五十二回）
一旁的寶玉全心放在晴雯生病滾燙的身體，所以，體貼地邊嚷著歇歇，又遞茶拿枕的，而晴雯則是全心在寶玉身上，所以急得他體貼地央求道：「小祖宗！你只管睡罷。再熬上半夜，明兒把眼睛摳摟了，怎麼處！」此二人對對方的體貼，可說是一片純真心意，但襲人卻有了「目的論」的解讀，且見她後來拿話取笑道：
倘或那孔雀褂子再燒個窟窿，你去了誰可會補呢。你倒別和我拿三撇四的，我煩你做個什麼，把你懶的橫針不枯，豎線不動。…怎麼我去了幾天，你病的七死八活，一夜連命也不顧給他做了出來，這又是什麼原故？你到底說話，別只佯憨，和我笑，也當不了什麼。（第六十二回）
對照這兩個例子，頗能見出女性文化世界的體貼，是展現在當下對方的需要上的，這是一種體貼者以對方為主體的全心挹注與付出，而這是超越人情份際、審估對方需要、付出的時機與要達成的果效等的層面的。
由於女性文化的「體貼」和男性文化所強調的世道人情智慧的「拿捏份際」不同，所以，此中人所可能產生的挫敗也源於此，特別是有著男兒身的寶玉，當他以真心真意的體貼之情發送出去時，若此對像女兒顧忌著社會上男女授受不親的價值標準時，寶玉的體貼之情便容易受傷了。例如，他見紫鵑在風口裡坐著，穿著單薄，便一面說一面向他身上摸了摸：「穿這樣單薄，還在風口裡坐著，看天風饞，時氣又不好，你再病了，越發難了」，他的真心意，換來紫鵑的喝叱：「從此咱們只可說話，別動手動腳的。一年大二年小的，叫人看著不尊重。…」所以，寶玉是「心中忽澆了一盆冷水一般，…一時魂魄失守，心無所知，隨便坐在一塊山石上出神，不覺滴下淚來。」（以上均是第五十七回）女兒的防他，讓他覺得被排除在女兒世界之外，對於恨不能為尊貴品格女兒的寶玉來說，那是最委屈的事了，同理，他覺得最幸福不虛此生的時刻便是真已身為女兒國中之人，而得姊妹們的關懷、憐惜，如此，「一生事業縱然盡付東流，亦無足歎息」（第三十四回）。
基本上，在女性文化的世界中，體貼與關懷是人與人之間的一個互通交往方式，所以，此中人常常會感受到網絡關係相連的美好與溫暖。這份體貼與關懷，並不是所謂的得到此中人推崇的一種「德行」，而是自然而然以純真心意出發，彼此互為主體的相濡以沫。丫鬟之間，或小姐之間倒不足為奇，而是它最難得地在不同社會等級，甚或原男尊女卑的性別階層上被實踐著。
五、結語
《紅樓夢》的「女性文化」呈現了一個「審美」的生命面向，他們的存在或者是從事的活動，都帶著一種當下的、偶興的，以及充滿意趣的審美性。他們也用這樣的美感來觀照自己與他人，所以，群聚本身並不明顯地通向一個具有如傳統儒家價值的目標意義。而也在這樣的審美特質上，他們彼此之間也發展了一種超越功利性與實用性的「體貼」關係。在這種關係裡，他們構作了一個平面網絡關係，彼此互為主體，當他們以對方為主體而全心挹注在對方身上時，溫暖的情誼便在其中流動。
《紅樓夢》的大觀園所呈現的女性文化是和園子外面的父權價值是成對比的，當然此中亦有著內化父權價值較多的女兒，所以，小說在此鮮活地呈現了一個存在於父權結構現實之下的女兒文化狀態，也就是說，在大觀園內的女兒，並不是每一位都呈現了絕對的女性文化特色，如小姐身份的寶釵，或者是丫鬟身份的襲人，就是個例子，他們的生命價值傾向，是較接近父權名位序列層面的。但無論如何，紅樓夢以寶玉、黛玉為準的女兒國所呈現的女性文化，對比著男性文化總帶有較多的理想色彩，因為那是一個超越了名位階級的人人為主體的平等關係，以及不帶功利與道德價值判定的審判世界。自然，我們也可從中解讀作者對於傳統文化的反省，以及對於女性文化的嚮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