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是一部開放性的小說
今天講座的題目是「《紅樓夢》是一部開放性的小說」，討論的核心是其中的「開放性」三個字。曹雪芹在小說的正文裡自述他做的工作是「披閱十載，增刪五次，撰成目錄，分出章回」，最終寫成了現在大家看到的《紅樓夢》這部書。但大家同時知道，曹雪芹並未最後完成上述的十六個字所總括的全部工作，早期抄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的一條眉批記錄了這一客觀實際，批曰「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張愛玲女士則把「紅樓夢未完」作為「人生三大恨事」之一，並把這五個字作為她考證《紅樓夢》的專著《紅樓夢魘》的第一章書的題目。「《紅樓夢》是部沒有最終完成的小說」這個結論，已成了學界的共識。
不過，「紅樓夢未完」與「紅樓夢的開放性」兩種提法雖同出一源，即「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但它們討論的卻是兩個完全不同範疇的內容。前者講的是《紅樓夢》未完，尚有些許缺失的情況，如後四十回有可能不是(或不全是)出於曹雪芹之手，第六十四回與六十七回尚缺，第二十二回未寫完(或寫完後破失)，第十七、十八兩回書尚連在一起而沒有分開，第十九回、第八十回尚未擬定回目，「中秋詩」等若干詩文尚缺，等等；而後者則著重闡明，曹雪芹在「披閱十載」的著書過程中，有幾種甚至多種構思全書的「旨義」(甲戌本「凡例」用詞)、不同風格的文字、情節、差異極大的人物年齡體系及故事演進時序……等等，均兼收並蓄於《紅樓夢》一書之中，使此書變成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巨著，但同時也由此而產生大量書文的不接榫及自相矛盾的地方，這些問題困惑著心細的讀者，亦使研究者難於作出一個圓滿的解釋。對上述課題的研究，雖不涉及文藝批評的領域，也不直接影響到對《紅樓夢》一書思想及主題、創作經驗的發掘，但它們卻是研究這些問題的重要基礎，是研究紅樓夢的必要前提。下面從三個方面來闡述《紅樓夢》 一書的開放性。
一、考證與文藝批評
「紅學」在清代僅僅是一句戲言。直到1921年，胡適發表了著名的《紅樓夢考證(改定稿)》以後，他對曹寅、曹雪芹的家史之研究成果及「紅樓夢這部書是曹雪芹的自敘傳」的結論被大多數的研究者所認可了，以蔡元培、王夢阮為代表人物的索隱派在論戰中居於下風。胡適學說在當時能取得對索隱派鬥爭的顯赫勝績，是與他所提出的研究小說的科學性的方法論緊密關聯著的。他說：「我們只須根據可靠的版本與可靠的材料，考定這書的作者是誰，著者的事跡家世，著書的時代，這書曾有何種不同的本子，這些本子的來歷如何。這些問題乃是紅樓夢考證的正當範圍。」
當1923年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辨》出版時，顧頡剛先生寫了一篇「顧序」。在序中顧先生把胡適的理論首次稱之為「新紅學」，而把索隱派稱為「舊紅學」。序中寫道：「我希望大家看著這舊紅學的打倒，新紅學的成立，從此悟得一個研究學問的方法，知道從前人做學問，所謂方法實不成為方法，所以根基不堅，為之百年而不足者，毀之一旦而有餘。現在既有正確的科學方法可以應用了，比了古人真不知便宜了多少」。胡適似乎接受了顧頡剛的提法，在他一些文章或講話中，亦數次把自己的紅樓夢考證工作稱為「新紅學」了。高陽先生記錄了胡適晚年曾「很謙虛地說他的成就，『只是掃除障礙的工作』」。高陽還對胡適的話作了進一步解釋，說「適之先生此話的意思，很明白地表示出來，做紅樓夢的考據，只是研究紅樓夢的必須準備工作，而非研究的本身。」一些做考證工作的學者如周汝昌、吳世昌、趙崗等人也對自己的工作作出類似的界定。吳世昌說得更為形象，他把紅學家做的工作稱為「打地基」，而把文藝批評的工作稱為「建大廈」。而一些文藝批評家亦強調做考證和索隱的紅學家不是屬於他們圈子中的人，如赫赫有名的牟宗三先生，他在1935年寫的《紅樓夢悲劇之演成》一文中，第一段文字就是專談文藝批評與考證之關係。其中牟先生說：「胡先生的考證雖比較合理，然究竟是考證工作，與文學批評不可同日而語。他所對付的是紅學家的索隱，所以他的問題還是那紅學家圈子中的問題，不是文學批評家圈子中的問題。」牟先生還認為紅學家的工作「無論合理與不合理，在我們看來，總是猜謎的工作，總是飽暖生閒事，望風捕影之談」。
通過以上簡述，可知在胡適開創被顧先生稱之為「新紅學」的學說的初期，多數學人他們是把「紅學」與「文藝批評」割裂開來對待的。紅學家認為自己不是在研究《紅樓夢》，僅在為正式的研究打基礎，開開路而已，而《紅樓夢》的文藝批評家亦有不少是瞧不起紅學家的。在新中國成立以後，因周汝昌先生的「什麼是紅學」與「還紅學以學」兩篇文章，學界引起了兩次爭辯的熱潮。奇怪的是和原先的看法相反，新的爭論中，雙方似乎把「紅學家」這頂帽子看成香餑餑了，有部分《紅樓夢》文藝批評認為只有「回歸文本」研究的文藝批評才是紅學的主體，把文藝批評者和紅學研究區別開來的說法是對紅學界的大掃蕩。周汝昌先生則把「紅學」的範圍進一步縮小，把它僅指定為符合胡適自傳說理論的幾個分支。今天為什麼要講一些歷史事實呢？因為「紅學」從古時之戲稱開始，不少人又逐漸把它稱為「顯學」，但從來沒有權威機構或通過重大會議為「紅學」是什麼下一個定義，「紅學」成了一個在人們心中似清楚又不清楚的詞彙。有意思的是，由於粉碎「四人幫」以後，成立了「中國《紅樓夢》研究學會」，它團結了包括搞考證與文藝批評的大部分《紅樓夢》研究者，而在習慣中人們又均把它簡稱為「紅學會」。這樣「紅學」二字的含義在許多人心目中自然會與胡適及其稍後那個時代的人不同了。人們會直觀地用定義物理學、化學、數學那樣的模式來定義「紅學」。這樣，凡是研究《紅樓夢》前期準備工作及對文本本身作具體研究的所有工作都理所當然地屬於紅學這個範疇之中了。但現在整個《紅樓夢》研究的狀況是否已進入到這麼高的程度還是很值得商量的。其實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條件和愛好來對《紅樓夢》做某個方面的研究工作，至於某種研究被別人認為是屬於或不屬於「紅學」範疇是沒有任何關係的。《紅樓夢》的考證和文藝批評兩大方面的研究工作是差不多與此書的誕生同時產生的，下面就此問題作一簡單歷史回顧。
二、紅樓夢研究的四種路數
(1)《紅樓夢》研究的最終目的，毫無疑問應該是對該書的文藝批評。從最早的「諸公之評」，到第二輪的「脂硯齋重評」，再發展到眾多評點派的評批，其主體都屬於文藝批評範疇。當然這些評批，其中亦含有部分考證與索隱的內容。但若說基本上與現代文藝批評已接上軌的工作，則起始於略早於胡適學說的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1904年)。
王國維(1877～1927)借用叔本華的哲學思想，對《紅樓夢》作出是「悲劇中的悲劇」的評價是極有見地的，文中的部分唯心觀點瑕不掩瑜。他可謂是《紅樓夢》文藝批評的一大宗師。其後吳宓、張競生、李辰冬、牟宗三、張天翼、王崑崙、何其芳、李希凡、藍翎、蔣和森……等人不間斷地提出新的見解。但其中大部分學人，均受到了信與不信胡適「自傳說」學說的影響，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關聯在文藝批評家的作品中是歷歷可見的。
( 2)索隱派。其實索隱派和下面將要談到的考證派、《紅樓夢》內在矛盾研究，三者均屬考證之列。胡適把它稱之為「猜笨謎」，但當考證過頭，違背了事實，考證亦變成了索隱了。《紅樓夢》一書，首回就明言「把真事隱去」。索隱就是來索隱去的真事。蔡元培先生的《石頭記索隱》(1917年)，認為《紅樓夢》是一部反清復明性質的政治小說，可稱其代表作。我個人認為，對《紅樓夢》一書作局部索隱或許是有價值的，這相當於尋找書中個別情節的作者藉以構思的原型。但要做一統全書的總索隱則會走入「猜笨謎」的泥潭之中。
(3)考證派。這一派以胡適(1891～1962)的《紅樓夢考證》(1921)為其代表作。胡適以提出考作者、考版本的科學方法，開創了《紅樓夢》研究史上的新紀元。但其研究結論，《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傳及高鶚是後四十回作者兩大成果，雖影響了幾代學人。但現今已遭到越來越多學人的質疑。周汝昌先生是當今胡適派學說的繼承者，我個人以為是周先生已把在這條路上可走的路差不多都走到極端了。其實從原則上講，考證派應是一個研究方法，其結論不一定要與胡適一樣。
(4)以吳克岐(1870～1930左右)為代表的通過研究尋找並試圖彌補《紅樓夢》一書中客觀存在的矛盾的研究。這方面的研究從現存的資料看，可以上推到清代的苕溪漁隱。在他寫的《癡人說夢》的「鐫石訂疑」部分，通過他對比某個他所見的早期抄本與刻本之異，總結出四十多處可議的矛盾或可改進之處，開了這類工作的先河。後道光十二年(1832)，王希廉在《紅樓夢總評》中，指出《紅樓夢》文本中疏漏及有矛盾處數十條。但真正大規模做這一工作的當數與胡適基本上同時代的吳克岐了。
吳克岐一生著作豐富，僅與《紅樓夢》研究有關者，字數超過百萬。其中九成左右文字均為尋找文本之缺失與矛盾。他假托他發現古手抄本「庚午老人修改本紅樓夢」、南京四象橋購得之殘抄本、「午廠本」，並結合當時已影印之「有正書局戚序本」，摘錄了千條以上異於程高本的條目，大規模地尋找《紅樓夢》一書的缺失與矛盾，並用假托古人的方法對《紅樓夢》文本作了具體增補改動，有時一段增文就有數百字之多。由於這些書當時並未刊印，故影響未能波及學界主體。
直至張愛玲女士用了十年時間考證《紅樓夢》文本及版本，並於1977年出版了《紅樓夢魘》，這一領域的工作才開始與《紅樓夢》的成書過程問題緊密地關聯在一起，並由此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觀點。其後戴不凡、朱談文二人也分別在這一領域作出了自己的探索。
今天講的「紅樓夢是一部開放性的小說」，其基本敘述與證明思路走的就是這條路子。每個搞研究的人，總會或多或少地把自己研究領域的重要性加以誇張。我個人認為，這條路過去走的人太少了，而這條路又實在太重要了，因為要解開《紅樓夢》矛盾產生的原因，除此之外別無資料可尋。這種說法對與不對，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評。
三、文本考證與版本考證
下面著重談一下，目前研究《紅樓夢》的當務之急是進行文本考證和版本考證。這兩個考證做好了，做對了，那就會使《紅樓夢》的文藝批評有了一個堅實的基礎。
先講一下文本考證與版本考證的關係。文本指的是《紅樓夢》這部小說正文；版本指的是這同一本書的正文現存的文字彼此略有不同的各種早期手抄本，及由程偉元、高鶚編定的萃文書屋用木活字印刷的程甲本(1791年)、程乙本(1792年)。現存的早期手抄本共有12種，它們分別是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紅樓夢稿本、列藏本、蒙古王府本、己酉本、戚滬本、戚寧本、有正書局石印本、甲辰本與鄭藏本。在這12個本子中，有正書局石印本實際上就是戚滬本的影印本(1911~1912年分兩次石印出版)，但在影印時狄平子貼改了其中幾十個他認為有誤或不合適的文字。而南京圖書館收藏的戚寧本經詳細核對，發現除開頭幾回書是據戚滬本抄錄外，基本上全部是影抄本，即它是用戚滬本作底子，在上復上一張白紙，依樣畫葫蘆描抄下來的。但由於戚寧本的抄手有多人，而且為求描抄速度故抄得不是特別仔細小心，故很長時期以來人們均認為這是兩個不同的本子。所以嚴格地講，現存的早期手抄本僅10種，戚滬、戚寧、有正書局本三個本子實際上是同一個版本。但由於戚滬本的第四十一至八十回原本已遺失，而戚寧本是在這部分失去前忠實地描抄的，而有正書局本在影印時有幾十個字的貼改，故戚寧本變得又有參照價值了。由於戚寧、戚滬兩本的鑒別工作是近期才完成的，所以今天多談了以上一段閒話。
通過對上述十個版本的校勘對比，可以發現所有的本子其故事情節及文字基本上是一樣的，也就是說這些本子均是曹雪芹「披閱十載、增刪五次」工作的結果。《紅樓夢》各種本子的基本同一性為對它的文本考證研究工作提供了一個前提。現存的這些抄本是否有哪一本是曹雪芹手訂的，誰也無法證明，後期的一個印本《增評補圖石頭記》自己號稱為曹雪芹的「悼紅軒原本」，當然是書商的商業宣傳。但我們至少可以知道：１甲戌本是脂硯齋據雪芹第五次增刪稿抄錄而成的；２庚辰本是畸笏叟面對一堆雪芹有破損、有缺失的舊稿艱苦地「對清」而完成的。庚辰本「對清」於乾隆丙子(1756)年，而裡面所缺的回目及部分詩文直到雪芹逝世一處也沒有得到補足，這說明這個著名本子之編輯完成，整個過程曹雪芹既沒有親自參與，而且畸笏、脂硯等人在當時及其後是否與他有過聯絡也是十分值得懷疑的。十個抄本中局部文字之有異部分，其中當然包括著多次轉抄時抄手的誤抄及主持者的改動，但通過具體的考證亦可證明尚有一部分應來自對不只一份的雪芹手稿，或劃改得相當複雜混亂的手稿的文字不同取捨與判讀；這正像乾、嘉時代的裕瑞所說的：「諸家所藏抄本八十回書，及八十回書後之目錄，率大同小異者，蓋因雪芹改《風月寶鑒》數次，始成此書，抄家各於其所改前後第幾次者，分得不同，故今所藏諸稿未能劃一耳。」這樣，各個版本間的不大的差異就為我們提供了瞭解曹芹寫作此書過程中的一些思路之變化過程，這是極其寶貴的或許還是惟一的第一手這方面實證資料。文本考證與版本考證是相輔相成的，今天講座的核心部分就是用這種方法來證明：《紅樓夢》是一部開放性的小說，所以研究《紅樓夢》(主要指文藝批評)時就不能拿研究一般小說的方法來對待它。如果說這樣的提法有點極端，那麼至少在相當的程度上還是合適的。下面用一些具體例子來加以證明。
1．賈寶玉與林黛玉、薛寶釵、史湘雲關係演變歷程之開放性
首先談談林黛玉與賈寶玉。林黛玉是在小說的第三回進入榮國府的。第二回寫賈雨村被罷官後到林家做西席，即家庭教師。書中明確註明黛玉此時年方五歲。「看看又是一載的光陰」，林黛玉六歲時母親亡故了。在很短的若干天時間內，賈雨村欲走門路謀求復職而相求於黛玉之父林如海幫忙，正好這時榮國府派來車船、僕婦要迎黛玉進京去榮府居住，這樣林黛玉就在賈雨村的護送下來到京城。也就是說，林黛玉是六歲(最多剛進入七歲)進入榮府，開始了與賈寶玉的青梅竹馬日子的。林黛玉進榮府的年齡是和第二回書中「冷子興演說榮國府」中所談的賈寶玉的年齡完全對得上的。冷子興說的銜玉而生的賈寶玉，那時是七八歲，林黛玉又說寶玉大她一歲，六歲和七八歲不正好差一歲嗎。
再來看一下薛寶釵，她進榮府是在小說的第四回。按書中的具體描寫，薛寶釵動身去榮國府似乎比黛玉出發得還要早。因為黛進府的第二天去拜見王夫人時，王夫人正在與王熙鳳一起拆看薛家的來信，信中講的是薛蟠打死馮淵並強買香菱的事情，而此時在旁邊的探春等人則是「都曉得是議談」此事。可見薛蟠之事已發生了有一段時間了。而薛蟠打死馮淵的時間，是在他「正擇日已定起身」預備和寶釵一起進京的日子，打死人以後，「便沒事人一般，只管帶了家眷走他的路」了。可見薛寶釵來榮府比黛玉動身得早，但到得卻晚一些，總之是前後腳的事情。薛蟠打死馮淵時書中寫明他是15歲，而寶釵比哥哥小兩歲則為13歲。而寶釵進榮府時的具體歲數，書中沒有寫明，可從後面講她來榮府來後所過的第一個生日是15歲的敘述可知，她進榮府時已14歲了，至於她為什麼從13歲出發而到榮府已是14歲了，書中沒有寫到過。這就有問題了，六歲七歲的林黛玉還是個幼童，十三四歲的薛寶釵已是個大姑娘了，這兩個人爭風吃醋也沒法爭吧！不過在第五回，倒有「如今忽然來了一個 薛寶釵，年紀雖(比黛玉)大不多」這句話。
再看一個史湘雲。史湘雲是到了第二十回才首次出場，按書中描寫，似乎她比林黛玉年齡略為小一點。史湘雲進榮府時就住在林黛玉的房間裡，第二天一早寶玉「披衣靸鞋」來黛玉房中看湘雲，湘云「一把青絲拖於枕畔，被只齊胸，一彎雪白的膀子撂於被外」，寶玉輕輕地替她蓋好被子，歎道：「睡覺還不老實！回來風吹了，又嚷肩窩疼了。」起床後，寶玉央求湘雲替他梳辮子。湘雲發現寶玉的飾物有短缺，說「這珠子只三顆了，這一顆不是的。我記得是一樣的，怎麼少了一顆？」寶玉順手又要吃胭脂，史湘雲又將他手中的胭脂打落，說道：「這不長進的毛病兒，多早晚才改！」也就是說史湘雲與寶玉是從小一塊兒長大的，而且關係十分親密。在文本的後面，還有一段敘述襲人與史湘雲回憶十年前關係的精彩文字，其中寫明襲人在服侍寶玉前是賈母專派她服侍湘雲的，而且那時兩個人在談論著事關男女或婚姻的「不害羞的話兒」。湘雲比黛玉還小，這時不過十一二歲，十年前她連話還不會說呢，那裡出來「不害羞的話」。而且襲人能有多大，十年前已是服侍湘雲的丫頭，再早她還是服侍賈母的丫頭，這怎麼可能呢？再者，從第三回開始，已清楚地寫明寶玉、黛玉是從小青梅竹馬一起長大的；而現在又變成了寶玉從小是與史湘雲一起長大的了。賈寶玉只能有一個童年，他要不與黛玉青梅竹馬，要不與湘雲青梅竹馬，現在寶玉有了兩份童年檔案，這就亂了套了。
按小說的描寫順序，故事一點不亂。林黛玉於六歲時首先進府與寶玉開始了兩小無猜的生活。隨後年齡為十三四歲的薛寶釵為了應選秀女亦來到了榮府。最後，過了幾年，寶玉的另一個表妹史湘雲亦進了賈府。這三個女性成了賈寶玉生活中關係最為密切的異性。大多數的文藝批評者都是按此思路討論寶、黛、釵、湘四人之間關係的，但基本上不談上面所提出的根本性的矛盾。亦有人採用輕描淡寫的說法來迴避矛盾。如有的說，由於雪芹多次降低人物的年齡，而這一工作又沒有做完，所以釵、黛的年齡未得到協調；對史湘雲與寶玉的多次童年經歷的描述，則用此為「倒敘法」來作解釋，認為不存在任何問題。這種種不能自圓其說的解釋，大大降低了文藝批評者所得出的一些結論性意見的可信度，從而使人不能信服。實際上這些問題通過文本及版本考證是可以作出客觀且合理解釋的。原因是《紅樓夢》一書雪芹尚未完成「披閱增刪」工作，他的多種創作構思尚在這些本子中平行地存在，小說還存在著普遍的「開放性」現象。
脂評指出，此書之寫作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細節亦十分真實逼真，這是毫不誇張的客觀評價。上述的一些重大矛盾之產生，是源於雪芹多次對全書大情節構思的改變，但還來不及對早期文稿作全面改寫或調整。
就史湘雲與寶玉的那些往事來說，這是雪芹的早期文稿。這一構思的痕跡在較後的回目中還多次出現過，例如第三十一回的回目「因麒麟伏白首雙星」，清代的大評家話石主人在其《紅樓夢本義約編》中就明確地指出：「白首雙星乃是先石頭記之原目錄也，考石頭記乃是寶湘為夫婦，已是困苦流離之際矣。」而「脂粉香娃割腥啖膻」一回書中，更又一次地明點了寶玉的通靈玉與湘雲金麒麟所構成的金玉姻緣。李嬸問李紈道：「怎麼一個帶玉的哥兒和那一個掛麒麟的姐兒，那樣乾淨清秀，又不少吃的，他兩個在那裡商議著要吃生肉呢！」把寶、湘的這些情節與點睛之筆聯起來看，其結局也只能是他二人結為貧窮夫妻為故事的總結局了。對這一考證，張愛玲女士明確指出，早先的《石頭記》或許並不是一部悲劇。但今天的《紅樓夢》，既然雪芹已重新確定了以寶黛的木石前盟還淚悲劇為故事主線，又配合以寶玉、寶釵的通靈玉與金鎖的不幸的「金玉姻緣」婚姻，來達到「白茫茫一片大地真乾淨」的總結局。那麼寶、湘「白首雙星」的結局一定要刪去或改掉，寶湘二人的關係必須排除在情愛與婚姻的架構之外。但極大多數的讀者，在讀到「白首雙星」一回時，一定會與俞平伯先生一樣，發出「『因麒麟伏白首雙星』一語，若非寶湘結合，則任何說法終不圓滿也」的感想。從來不提《紅樓夢》存在內部矛盾的脂批作者，或許明白讀者一定會這麼想並提出疑問，故在庚辰本的回前總批中用「金玉姻緣已定，又寫一金麒麟，是間色法也，何顰兒為其所惑」來引開閱者的思路。而此回的回末總評「後數十回若蘭在射圃所佩之麒麟，正此麒麟也。提綱伏於此回中，所謂草蛇灰線在千里之外」。這至少說明，他們看到過的曹雪芹的某一稿中，確實已把金麒麟的故事引向另外一個大家尚不大熟悉的人物衛若蘭身上去了。
在這一個例子中，上面已講過薛寶釵從第四回進入榮府(14歲)，直到第二十二回她過來榮府後的第一個生日(15歲)，薛寶釵僅僅長大了不到一歲的年紀。但在他的周圍卻已發生了賈寶玉從初識秦鍾直到秦鍾夭逝黃泉路的故事、王熙鳳毒設相思局直到治死賈瑞的故事、秦可卿淫喪天香樓(後已改為病故)的故事、賈府修建大觀園和元妃省親的故事。這其中的每一件事所需的時間均至少在一年以上，累加起來少說也得四五年，可薛寶釵確確實實才長大了不到一歲。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當我們一個字一個字地細看所有現存的本子後，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除了元妃省這個故事中有薛寶釵出場之外，所有故事不僅與薛寶釵毫無關聯，而且這些故事中連順帶提及一下薛寶釵的文字亦不存在。在這近二十回書中，薛寶釵主要就是與黛玉之間發生過有數的幾件因黛玉使小性而產生的摩擦，及與寶玉、賈母、王夫人等人有過不多的交往描寫。所以，最大的可能性是，曹雪芹在把寶玉、湘雲情愛婚姻關係割捨掉後，所建立的寶玉、寶釵故事中，本來是沒有上列的一連串的風月故事的。林黛玉其實與這些風月故事本也沒有什麼瓜葛，她進榮府的年齡原來亦是如紅樓夢稿及己卯本裡所自述的那樣是「十三歲了」而不是六歲。黛玉六歲進榮府的寫法應是後期所改動的，這樣可以使讀者更加同情木石前盟的悲劇結局。大家知道甲戌本第一至五回與後面回目的正文中有大量雙行小字脂硯齋批語不同，僅有行側批而沒有由更早的行側批轉化而來的雙行小字批。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似是在告訴我們甲戌本的頭五回改定成書的時間較晚，可能比甲戌年(1754)早不了多少。那麼寶釵的年齡為什麼不能在第四回中把她改小呢？那是因為薛寶釵的故事中，她本來是為選秀女而進京的，若她那時只有六七歲，那麼選秀女的情節就不成立了。
其實僅僅用這一個例子，已完全可以證明《紅樓夢》一書是一部尚未最後完工的開放性很強的小說了。為了增加說服力，下面再舉幾個顯例。
2．在曹雪芹著書的時段內《紅樓夢》一書已存在五個書名
它們分別是《石頭記》、《風月寶鑒》、《情僧錄》、《金陵十二釵》、《紅樓夢》。甲戌本的開頭是一篇特有的「凡例」，「凡例」的第一句話就是：「紅樓夢旨義。是書題名極多，紅樓夢是總其全部之名也。又曰風月寶鑒，是戒妄動風月情。又曰石頭記，是自譬石頭所記之事也。此三名，皆書中曾已點睛矣。」這段文字至少告訴我們，《紅樓夢》一書要著重反映兩種思想：其一是「戒妄動風月之情」，是規勸世人走正路的；其二是記錄一批閨閣裡面優秀女孩子的生活。但極大多數的文藝批評家，基本上是不談或基本不談第一條旨義的，因為「戒妄動風月之情」的思想似乎與他們所發掘《紅樓夢》之進步思想是不合拍的。但當我們仔細閱讀甲戌本所存的那十六回書(一至八回；十三至十六回；二十五至二十八回)後，即可發現，在這個本子的範圍之內，曹雪芹是盡力想把這旨義的兩個方面都照應到的。
例如：在賈寶玉神遊太虛境的第五回中，曹雪芹用十二釵的冊簿中的判詞，和《紅樓夢曲》中的十二支曲子，把書中重要角色的悲劇命運和關鍵情節作了一番朦朧的預示，這一切為人們所津津樂道。但極少有人重視過，實際上這整整一回書的總體故事演進架構，是對「戒妄動風月之情」的具體註釋。「神遊太虛境」的故事是怎麼來的呢？書中寫道，警幻仙姑原本去寧榮二府是請黛玉(即絳珠仙子)來太虛幻境做客的，但她在賈府宗祠前遇到了寧榮二公之靈，二公之靈深感賈府「運終數盡，不可挽回」，僅賈寶玉一人「略可望成」。但賈寶玉從小不愛讀書，最愛在年輕女性群中廝混，但在賈府又「無人規引入正」。所以寧榮二公之靈希望警幻幫忙，採用以毒攻毒，以淫戒淫的方法，「先以情慾聲色等事警其癡頑，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然後入於正路」。警幻仙姑答應了二公之請求，「故發慈心，引彼至此，先以彼家上、中、下三等女子之終身冊籍，令彼熟玩」，但寶玉看了她們的簿命冊薄後「尚未覺悟」，所以警幻又用「千紅一窟(哭)」之茶及「萬艷同杯(悲)」之酒讓寶玉享用，並讓十二個舞女為寶玉演唱新制的紅樓夢曲十二支，可寶玉還是「癡兒竟尚未悟」。警幻在以數種方法之規勸均失敗後，只好拿出她的最後一手，以淫攻淫，把自己的妹妹給了賈寶玉，並秘授了賈寶玉「雲雨之事」。並以「不過令汝領略此仙閨幻境之風光尚然如此，何況塵境之情景哉！」欲點化於他，希望寶玉今後別再留戀風月之情，「改悟前情，將謹謹有用的功夫，置身於經濟之道。」可寶玉還是不悟，反而「柔情繾綣，軟語溫存，與可卿難解難分」。最後警幻也沒有辦法，只能用被稱為「迷津」的萬丈深淵來警示寶玉，寶玉則喊著「可卿救我」而嚇醒了。返回塵世的寶玉不但沒有覺悟，反而和襲人初試了雲雨情。
此回書中，雖然完整地表達了「戒妄動風月之情」的思想，但警幻對「意淫」之讚揚，則表達了雪芹深層想法與說教的不協調與矛盾。但在第十六回的結尾，文本通過賈寶玉的第一男知己秦鍾因風月過度而亡時的臨終遺言「我今日才知自誤了。以後還該立志功名，以榮耀顯達為是」的提法，似乎在向讀者預示，既然《風月寶鑒》一書是「戒妄動風月之情的」，那麼作為主角的賈寶玉最後應是成功地戒掉了風月之情。若真是這樣，那麼作為《紅樓夢》的源頭之一的「雪芹舊有(的)《風月寶鑒》之書」原來也不應該是一部悲劇。
前面我們已談到了，寶釵故事甚至黛玉故事均和賈瑞、鳳姐、秦鍾、秦可卿等風月故事無甚關聯，而這裡又知道了「戒妄動風月之情」的主旨在《紅樓夢》裡並未得徹底之貫徹，而且秦鍾死後，這條線在《紅樓夢》中似已基本被雪芹所遺忘了。雖然書至六十幾回，又大寫了一個二尤的風月故事，但這似乎與前面之描寫已是另一個味道的東西了。《紅樓夢》中兩大主旨的未能融為一體，且存在大量各自為政的種種客觀表現，是該書尚處於「開放性」狀態中的一個突出現象。
3 ．「金陵十二釵」構想尚未全盤實現，還存在許多缺失與矛盾
在《紅樓夢》的第三十七回開頭處，現存的大部分版本均有一段關於賈政外放學差的文字：「這年賈政又點了學差，擇於八月二十日起身。是日，拜別過宗祠及賈母起身，寶玉諸子弟送至灑淚亭。卻說賈政出門去後，外面諸事不能多記。」緊接著，本子中就開始講述寶玉在大觀園裡過著「富貴閒人」般的風月繁華的自在日子：「單表寶玉每日在園中任意縱性的逛蕩，真把光陰虛度，歲月寶添」。但抄本中的《紅樓夢稿》、《列藏本》都不存在開頭那一小段賈政放學差的文字，而是以「卻說寶玉每日在園中任意縱橫……」為此回的開頭。相當多的研究者在談到這一現象時，均說是列本與夢稿本抄漏了這一段文字。但張愛玲等少數幾個人則認為列本、夢稿本是雪芹的早期文稿，而其他本子這一段話是為了某種構思的需要而後加上去的。其實張愛玲的說法是正確的，而且通過文本的研究是較容易證實的。其一，賈政作為外放的一省學差，應是一個三品或四品的官員，外放時間又長，但他連一個家眷都不帶這是不可能的；其二，第六十四回賈敬暴亡，在早期文本的喪儀描寫中賈政數次露面。可見在那個時候，文本中根本就不存在他放學差這一情節。雪芹在這裡後增這個情節，其目的與添建大觀園與省親是極為相似與一致的。增加大觀園與省親，是使賈寶玉有一個與十二釵一起能過上風月繁華日子的場所；增加賈政放學差，則可以排除干擾，使賈寶玉能無顧忌地「任意縱性的逛蕩」。這不，賈政前腳走，後腳海棠詩社就熱熱鬧鬧地辦起來了。不僅如此，賈政放學差的情節是補了之後又進一步修改。書中寫到，賈政來信說在那年六七月他就要外放結束回家了，寶玉便忙著寫字補功課，以便接受父親的檢查。但為了另一次詩社能順利舉行，書中又插入一段賈政改為年底才回來的情節。但這時雪芹尚來不及改寫後面的情節，結果就出現了賈政尚在外放，而榮國府裡賈政已在籌備八月份的賈母大壽了。賈雪芹在披閱增刪中所採取的每一個重大步驟都是為他創作思路的改進與拓寬服務的。
以上僅僅舉了三個例子，其實類似的情況尚有許多。如，為了突出後成為十二金釵之一的巧姐的故事，書中王熙鳳的女兒由兩個同時並存而改為一個，而且年齡忽大忽小；為了以曹寅為核心的家事在書中有所反映，曹雪芹後加了甄寶玉一家的故事，讀者可以核對一下，凡是與曹寅家事對得上的大事(如四次接駕、抄家轉移財產、所送之禮大多均為職造權限範圍的特殊產品)基本上均發生在與甄家有關的故事中，為使全書前後較為對稱，在六十至七十回之間插入了大段二尤的風月故事，但由於二尤故事太長打斷了全書的情節線，故又在第六十四、六十七兩回中插入的兩段黛玉思故里之類的文字，而插入的黛玉情節又與全書的時序等產生了矛盾，造成庚辰、己卯等版本中這兩回文本的暫缺，可以想見這是雪芹要對這兩回書作較大的修改。另外，對賈寶玉到底是石頭下凡變的，還是神瑛侍者投胎到人間，或兩者均是，全書未達到統一。假如對文本考證、版本考證的工作做細做深入了，那麼正如張愛玲所言，曹雪芹這個「天才的橫剖面」就會清晰地盡現在我們的面前。
綜合以上所講的這些內容，我們覺得把《紅樓夢》這部小說說成是「開放性」的小說並不為過。下面小結一下由「開放性」所能引出的部分結論：
(1)曹雪芹的「披閱十載，增刪五次」就是一個創作過程，故《紅樓夢》的作者就是曹雪芹。但對披閱、增刪前的原始素材或雛形作品的作者是誰？目前基本上無任何過硬的材料可以作出證明。不管這些東西是出雪芹之手還是出於非雪芹之手，或者部分出自雪芹之手部分出自他人之手，均不影響到確定曹雪芹為《紅樓夢》的作者。因為《紅樓夢》已是一個新作品了。
(2)由於《紅樓夢》的開放性，使得全書得以保留或部分保留了曹雪芹創作過程中均難以割捨的精彩構思和思想傾向，使得《紅樓夢》成為一部既深刻又範圍相當廣泛的反映我國封建社會實際面目的巨著。或許雪芹有可能把全書的所有矛盾與不接榫均修改好了，《紅樓夢》的偉大反而會變得小一些，因為思路較單一了，難以成為「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
(3)文本考證、版本考證說明，《紅樓夢》一書的情節及總體構思是經歷過數次重大變化與調整的，所以《紅樓夢》不可能是曹雪芹(或另外一個人)的自傳，若是自傳則情節是不可能來回改變的。但這並不影響到可以對《紅樓夢》一書作局部自傳性質的考證及局部的歷史索隱。
(4)由於《紅樓夢》一書的開放性，在對此書作文藝批評時不應只論其一而不顧及其他。更不應該為了建立單一的理論而人為地刻意掩飾書中客觀存在由於「書未成」而出現的大量矛盾和不銜接的地方。
(5)《紅樓夢》的「開放性」特徵，至少在我國的文學作品中到今天為止尚是獨一無二的，所以應當加強這一方面的研究。「紅學」能成為一門人們公認的顯學，其核心必定是研究有關這部書的一些特別的問題。有一些學人總想把「紅學」一詞的定義引向基本上與文藝批評相等同，這既不符合《紅樓夢》研究的歷史，實際上也是對《紅樓夢》一書特殊性的否定。正像沒有民族性就沒有國際性一樣，若把《紅樓夢》研究等同於一般小說學的研究，那麼「紅學」也就是不復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