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民族鬥爭與紅樓夢
一般認為，紅樓夢是一部具有初步的民主主義思想的作品，而不是一部反對民族壓迫的民族主義作品。但是，在階級社會裡，民族關係是一種階級關係，一種壓迫、歧視和不平關係。馬克思、恩格斯指出：「民族內部的階級對立一消失，民族之間的敵對關係就會隨之消失。」[1] (p.270)毛澤東同志也指出：「民族鬥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鬥爭問題。」[2] (p.4)因此，既然作品反對階級壓迫、主張自由平等，那麼它也應該反對民族壓迫，主張民族平等，否則就不是真正的民主主義，不是真正的自由平等。因此，反抗民族壓迫，應該是紅樓夢民主主義的應有之義。
那麼作品的民族主義表現在哪些方面呢？要理解這個問題，必須瞭解清初的民族鬥爭。
清貴族以少數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受到以漢族為主的各民族的激烈反抗。為了鞏固其統治，除了軍事鎮壓以外，清朝統治者在清初還在政治上、思想上採取了一些列措施。而民族主義者與清統治者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從而形成了清初的民族鬥爭。而紅樓夢反映了這場鬥爭，是這一鬥爭的產物。
一、應仕與反應仕
清初，清統治者「采鄂爾泰奏議，取士復用八股，以牢籠志士，驅策英才（時八股之廢且數年矣。滿大學士鄂爾泰奏復之有非不知八股為無用而用以牢籠志士驅策英才其術莫善於此等語）」。[3] (p.38－39)
可見科舉是清統治者為了籠絡人心，維護其民族統治而實施的一項重要國策。因此，應仕與反應仕，就成為清初民族鬥爭的重要內容。堅定的民族主義者是堅決不仕清的。如顧炎武、王夫之、傅山、呂留良等都堅決拒絕應仕。顧炎武累拒應仕，說：「繩刀俱在，勿速我死」。[2] (p. 26)表達了絕不仕清的民族立場。他痛斥那些投降清朝貴族的人是「狐鼠」[2] (p. 31)，「是閹然媚於世者」[2] (p.32)，是民族敗類。他還作《精衛》一詩，表達了矢志不移的救亡復國抱負和決心。而紅樓夢塑造的鄙視功名的賈寶玉，正是一個堅持不應仕的民族主義者形象。
首先，從作者暗示來看。賈寶玉和他的知己林黛玉的前世今生的名字、住所，都與紅色有關，如「怡紅公子」、「怡紅快綠」（「怡紅院」）、「赤瑕宮」、「絳洞公子」、「絳珠仙子」等等。而紅色在當時有映射「朱明」的意義，是犯禁的。所以在當時的背景下，作者犯朝廷的禁忌，冒殺頭的風險，把主人公與紅色聯繫起來，是有深意的。
據書中描寫，「怡紅快綠」的意思是「蕉棠兩植」，「紅」指海棠，「綠」指「蕉」。但把「紅」理解為海棠，則無法解釋「千紅一窟」和「悼紅軒」的含義。因此「紅」是另有含義的。
如果我們把「紅」理解為暗指明朝，引申為民族主義，「綠」暗指清朝，問題就明白了。因為「綠」可讀成「虜」音，意又與「青」相近。而「快」與「膾」同音，「膾」指把魚、肉切成薄片。因此，「紅」映射「朱明」，「綠」映射滿族貴族。「快綠」即「膾虜」。而「悼紅」就是吊明之亡；「千紅一窟」就是對廣大漢族婦女悲慘命運的同情，屬於「揭清之失」。
而玉（石）代表的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氣節。書中林黛玉就說：「至堅者玉」。因此，紅色和石頭代表了堅貞不屈的民族精神。所以作者暗示，賈寶玉是一位民族主義者。他拒絕走仕途經濟道路，是不仕清的民族主義立場。
其次，從賈寶玉鄙視功名的的思想基礎來看。把熱心功名者稱為「祿蠹」和「國賊祿鬼」，是他鄙視功名的的思想基礎。斥把熱心功名者稱為「祿蠹」和「國賊祿鬼」，顯然與顧炎武斥仕清者為「狐鼠」是一個意思。
第三，從作者交代賈寶玉出家原因來看。後四十回一直被看作續書，但是，它交代了寶玉出家的原因，與前八十回賈寶玉的民族主義立場是一致的。作者寫道：
寶玉點頭笑道:「堯舜不強巢許，武周不強夷齊。」寶釵不等他說完，便道:「你這個話益發不是了。古來若都是巢許夷齊，為什麼如今人又把堯舜周孔稱為聖賢呢！況且你自比夷齊, 更不成話……。」（第118回）
「夷齊」是古代不忘故國的代表人物。而賈寶玉「自比夷齊」，並強調「不失其亦子之心」，以「堯舜不強巢許，武周不強夷齊」來明志。很顯然，寶玉出家不是什麼「悟仙緣」或看破紅塵，而是一種不忘故國的反清清立場。
在賈寶玉出家以後，作者寫道：「聖上」聽了賈寶玉的事情後，旨意說，「他既不敢受聖朝的爵位，便賞了一個『文妙真人』的道號。」
「不敢受聖朝的爵位」，即不受清朝的爵位。這暗示賈寶玉不做官是因為不仕清的民族主義立場。
「離塵歌」暗示了賈寶玉離家出走後的志向。《山海經‧大荒北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鹹，有肅慎氏之國」[4] (p. 226)。不鹹山即今長白山，肅慎氏即滿族人的祖先，「大荒山」是滿族人的發祥地。因此「歸彼大荒」即「歸彼滿洲」。「離塵歌」表達了與顧炎武《精衛》一詩相同的救亡復國抱負和決心。
作品裡描寫賈寶玉出家及披著的大紅猩猩氈的斗篷的情景也有象徵意義。這一行為，與當時反清人士的行為是完全一致的。如為了反抗「剃頭令」，傅山當了道士，並著紅色衣服以明志。呂留良等一大批反清人士都以出家來對抗「剃頭令」。所以說賈寶玉的出家行為與傅山等民族主義者的行為是完全一致的。
可見後四十回的民族主義思想與前八十回是一致的。很難想像，像「自比夷齊」、「不敢受聖朝的爵位」這樣的話會出自熱心功名的高鶚之手。因此把後四十回看作續書的觀點值得重新審視。
二、尊理學與反理學
清統治者維護其統治的另一項重要措施是尊理學。面對激烈的民族抵抗，清統治者在清初就尊孔，把儒家的綱常思想作為維護其統治的工具。到康熙時期，把程朱理學抬出來，奉為官方哲學，以維護其統治。康熙十六年親自編定《四書解義序》。康熙稱朱熹「立億萬世一定之規」[5] (p. 316)，於五十一年下令朱熹配享孔廟。[2] (p.101)雍正七年，程濟世因「註釋大學誹謗程朱」[3] (p. 73)而受到懲處。
理學對於維護清朝統治的作用，在雍正的《大義覺迷錄》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在雍正時期，發生了呂留良案。呂留良案是由呂留良的華夷之辨思想引發的。雍正為此頒布《大義覺迷錄》，利用理學的綱常思想，反駁華夷之辨思想，以泯滅人民的民族意識。他在《大義覺迷錄》說道：
「夫我朝既仰承天命，為中外臣民之主，則所以蒙綏服愛育者，何得以華夷而有殊視！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為君，則所以歸誠效順，盡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夷華而有異心。」[6] (p.3)
「夫人之所以為人而異於禽獸者，以有此倫常之理也。故五倫謂之人倫，是闕一則不可謂之人矣。君臣居五倫之首，天下有無君之人，而尚可謂之人乎？人而懷無君之心，而尚不謂之禽獸乎？盡人倫則謂人，滅天理則謂禽獸，非可因華夷而區別人禽也。」[6] (p.8)
可見清統治者是利用所謂的「臣民之道」、「君臣居五倫之首」的封建禮教思想、「君臣之義」來反駁華夷有別論。因此要反清，就必然要批判否定程朱理學，否定「君臣之義」，揭露皇權的罪惡本質。所以，反理學與尊理學，就成了民族鬥爭的一個重要內容。反清的思想家對封建禮教、程朱理學進行批判，從而形成了清初民主主義高潮。
為了打破封建綱常思想的束縛，清初反清思想家首先批判、否定程朱理學的「君臣之義」。如黃宗羲在《原君》中揭露了皇帝「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的罪惡本質，作出了「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結論，並用孟子的思想否定「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綱常思想。他指出：
「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仇，名之為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7] (p.228)
唐甄在《室語》中揭露了皇權的罪惡本質。他指出，「殺一人而取其布匹斗粟，猶謂之賊；殺天下之人而盡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謂之賊乎？」文章歷數了歷代封建統治者屠城的暴行，矛頭直指製造「嘉定屠城」、「揚州十日」慘劇的滿族貴族，論證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的結論，並且表達了「吾不忍為之臣也」[7]( p.315)的反抗思想。
而另一些思想家則直接從民族立場出發，否定「君臣之義」。如顧炎武指出：「君臣之分，猶不敵華裔之防」[2] (p.32)；王夫之提出：「不以一時之君臣，廢古今夷夏之通義」[2] (p.72)。這說明清初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
清初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內在聯繫，還反映在清初民主思想家批判程朱理學空談誤國。早在宋代，與朱熹同時的主戰派思想家陳亮和葉適，為了實現抗金中興的目標，就對空談心性的程朱理學進行了批判。陳亮批判了程朱理學「低頭拱手以談性命」[5] (p.318)，對民族危機麻木不仁的學風。葉適也指出：程朱理學偷竊佛教的學說，教人輕視事功，是中國遭受外族侵略，「使中國胥為夷狄，安存轉為淪亡而不能救」[8] (p.288)的重要原因。
清初反清思想家批判程朱理學，同樣因為它空談誤國。他們認為，程朱理學空談心性，是導致亡國的重要原因。如顏元指出：「誤人才，敗天下事者，宋人之學也。」 [2] (p.81)程朱教人閉目修養，「斥佛老之虛無而終蹈虛無」 [2] (p.81)， 「分毫無益於社稷生民，分毫無功於疆場天地」，[2] (p.81)是亡國亡天下的罪魁禍首。
顧炎武在《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中也說：
「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復，宗社丘墟！」[9] (p.502)
這一思想與陳亮、顏元的思想如出一轍。他與黃宗羲提出的「經世致用」、「明道救世」的思想，是對空談誤國的程朱理學的批評和否定，是民族主義的反映。
可見圍繞程朱理學的鬥爭，實質是擁清和反清的民族鬥爭在思想戰線上的反映。黃宗羲晚年於出處大節未能堅持早年原則，其哲學思想也由早期的唯物主義轉向唯心主義。這也說明，清朝的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
紅樓夢是一部公認的把理學批駁得體無完膚的作品。賈寶玉說，除四書外，別的書都應該「焚了」。他平生厭惡八股之道，而八股的標準答案就是朱子理學。可見他要焚的書，是朱子理學的書，而不是農、醫、史、詩的書。作品還通過反映勞動人民的悲劇，揭露封建禮教「以理殺人」的罪惡本質。因此說作品是一部反理學、反禮教的書。作品的反理學思想，與清初的反清鬥爭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
在紅樓夢創作時期，雍正在《大義覺迷錄》中用「臣民之道」等封建綱常思想來反駁華夷之辨思想。因此，紅樓夢的反理學思想具有更為直接的政治意義。
在作品第2回，作者借冷子興之口，把皇帝與優伶並列，稱他們是「易地則同之人」。也就是說，皇帝與優伶都是常人，並不是什麼「天子」。那麼皇位又是如何來的呢？作者用「成則王侯敗則賊」來結束冷子興與賈雨村的這段對話。也就是說，皇位是搶來的，皇帝是賊。這是對雍正「『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蓋德足以君天下，則天錫佑之以為天下君」[6]（p.3）的封建神學思想的批判和否定。
書中的「群芳髓」一詞，明顯脫胎於黃宗羲在《原君》中關於皇帝「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的思想。元春的悲劇，是對皇權的揭露和批判。作品第十六回寫道：
賈璉道：「……在兒女思想父母，是分所應當。想父母在家，若只管思念女兒，竟不能見，倘因此成疾致病，甚至死亡，皆由朕躬禁錮，不能使其遂天倫之願，亦大傷天和之事。」
這段話好像是為皇帝歌功頌德，實際是抨擊皇帝「大傷天和」。元春把皇宮稱作「不得見人得去處」，說道：
「田舍之家，雖齏鹽布帛，終能聚天倫之樂，今雖富貴已極，骨肉各方，然終無意趣！」
因此元春這個悲劇形象是對皇權的批判。
脂批說：「借省親事寫南巡」。一般的研究也就把「寫南巡」理解為曹家「接駕」，而不去理解「借省親寫南巡」的真實用意。其實「借省親事寫南巡」是對皇帝南巡的抨擊。
康熙、乾隆南巡，地方官員、商人將南巡辦差費用部分轉嫁到百姓身上，修建行宮、御道、遊玩景點，拆毀了許多房廬屋舍，致使許多百姓流離失所，百業凋敝，使百姓承受了巨大的苦難，以至朝中也不乏反對之人。直到晚年，乾隆對此才有所悔過。百餘年間十二次大規模南巡，給百姓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是不容置疑的。「康乾盛世」也從乾隆後期開始走下坡路。
作者「借省親事寫南巡」，正是要抨擊南巡勞民傷財。作者在書中用「銀子都花的像倘海水似」、「堆山塞海」、「罪過可惜」、「虛熱鬧」等語來評價康熙、乾隆南巡，說明「借省親事寫南巡」的真正用意不是要顯示賈府之榮耀，而是譴責和抨擊南巡勞民傷財。
此外，林黛玉把「聖上親賜」的念珠「擲而不取」，還罵皇帝是「臭男人」；鴛鴦大罵「寶天王」、「寶皇帝」。這些思想，與黃宗羲、唐甄對皇帝強盜本質的揭露是一樣的，體現了對清朝皇帝的極其憎恨之情和強烈的反清傾向，而「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這一口號，則表達了堅定的反清決心和大無畏精神。
可見紅樓夢對封建禮教和皇權的批判，與清初民主主義、民族主義一脈相承，是作品民族主義立場的反映。
三、「末世」與「盛世」
一般認為，作品把當時社會稱為「末世」，是因為作者已經預感到封建社會即將滅亡。人們得出這樣的看法，主要是由於清朝是中國最後一個封建朝代。但是，從清朝是我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這個事實，並不能得出紅樓夢誕生時期，人們已經預感到封建社會即將滅亡的結論。馬克思、恩格斯指出：「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捲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1] (p. 255)
所以，一個國家，無論處於哪個歷史發展時期，無論有沒有產生資本主義萌芽，在世界資本主義的影響下，也會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中國就是這種情況。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會過渡到資本主義，但時間要慢得多。因此，根據清朝是中國最後一個封建朝代，就認為資本主義萌芽在紅樓夢誕生的時代就已經強大到足以讓人們產生中國封建社會即將滅亡的預感，是缺乏充分依據的。
從歷史上看，在同時代或稍後時期的思想家身上，也找不到任何關於新社會的朦朧的預感。如比作品誕生稍早的進步思想家顏元，主張復井田。井田制是古代一種土地國有制的思想，是古代人們對土地平均分配的一種幻想，是對地主階級土地兼併的一種反抗。因此與新社會沒有什麼關係。作品誕生一百年之後，那時中國已經面臨資本主義侵略的威脅，但龔自珍也只是能提出回到「三代」去的復古口號。因此，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在紅樓夢時代是否足以讓作者產生封建社會即將滅亡的預感，是要打個大問號的。
從作品本身來看，作品沒有任何有關新社會及市民階級（工、商業者）生活的描寫，賈府破敗是統治階級內部鬥爭的結果（抄家）。從作品看不到任何新社會的影子。
因此，把所謂「末世」理解為封建社會的末期是牽強的。要正確理解「末世」的含義，必須聯繫當時民族鬥爭的背景。
中國封建神學的天命觀，一方面把皇帝看作至高無上的「天子」，另一方面也要求統治者講「仁義」。「天命靡常，惟德是輔」，「有德」之君才會得到「上天」的保佑。因此一切封建統治者一方面把封建綱常思想說成「天理」，同時把自己說成「有德」之君，把自己的統治時期說成「盛世」，以論證其統治的合法性。這兩方面對於維護封建統治，麻痺人民的反抗思想，都是不可或缺的。如雍正說：
「蓋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為天下君。……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蓋德足以君天下，則天錫佑之以為天下君。」
「本朝定鼎以來，掃除群寇，寰宇乂安，政教興修，文明日盛，萬民樂業……。是以德在內近者則大統集於內近，德在外遠者則大統集於外遠。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6] (p.5)
「況我朝奉天承運，大一統太平盛世，而君上尚可謗議乎？」[6] (p.7)
可見承認不承認清朝是「盛世」，是關係到清朝政權穩固的重要問題。清統治者把清朝皇帝說成上天「錫佑」的好皇帝，把清朝說成是「太平盛世」，以論證清貴族入主中原的正統性和合理性，強調臣民應遵守「君臣之義」，「不得以夷華而有異心」。而對於「詆毀」清朝的人，則進行殘酷迫害。如胡中藻因「『一把心腸論濁清』，加濁字於國號之上」[3] (p.100)而受到迫害。
而對於民族主義者來說，清朝是不能接受的，因而不是什麼「盛世」，而是「末世」、亂世。如孔尚任說，他創作《桃化扇》的目的是「懲創人心，為末世之一救矣」 [10] (p.89)。唐甄也說：「末世學者不純」 [10] (p.89)。明遺民毛先舒在《與洪昇書》中也說：「末世風氣險薄」[10] (p.89)。據《大義覺迷錄》載：
「而逆徒嚴鴻逵等，……恣為譭謗。至謂八十餘年以來，天昏地暗，日月無光。」[6] (p.4)
可見反清人士認為，清朝不是什麼「盛世」，而是「天昏地暗，日月無光」的「末世」。把清朝稱為「末世」，實質是民族立場的反映。圍繞「盛世」與「末世」的鬥爭，是清初民族鬥爭的一項重要內容。
因此，我們沒有理由把紅樓夢的「末世」一詞，理解為封建社會的末期，因為那是的人們還沒有社會形態的觀念，不可能知道封建社會將會被新的社會形態所代替。所以聯繫時代背景，紅樓夢的「末世」思想，以及對清朝的黑暗腐敗進行的全面、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並不是指封建社會已經進入末期，而是反映了作者對清朝的否定態度，是對清統治者所謂「盛世」謊言的批駁，是民族主義思想的反映。
四、華夷無別論與華夷有別論
前面已經指出，在階級社會裡，民族是不平等的，民族之間的關係表現為民族壓迫、民族歧視和民族不平。這種敵對關係只有在階級消滅以後才能消失。因此，列寧指出：「反對民族壓迫，是絕對正確的。」[11] (p.19)
清統治者一方面實行民族壓迫，另一方面又用「華夷無別論」來掩蓋民族壓迫的事實，企圖泯滅漢族的民族意識，緩和民族反抗。如雍正說：
「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為君，則所以歸誠效順，盡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夷華而有異心。」
而反清的思想家從民族主義立場出發，主張華夷之辯思想，反對投降異族。如顧炎武認為：「君臣之分，猶不敵華裔之防」。如果投降異族，就是民族的罪人。
因此，華夷有別論與華夷無別論的鬥爭是清初民族鬥爭的一個主要內容。而我們可以看到，紅樓夢是站在民族主義立場上的。
（一）、「中華之患」
在第六十三回，有寶玉這樣一段話：
「……況且這兩種人自堯舜時便為中華之患，晉唐諸朝，深受其害。幸得咱們有福，生在當今之世，大舜之正裔，……我們正該作踐他們，為君父生色。」
在這裡，作者稱契丹人和匈奴人自古就是中華之患。這明顯是站在中原漢民族的立場上。作者說「這兩種人自堯舜時便為中華之患」，實際是譴責一切入侵中原的少數民族，包括金人、滿人。作踐小番是抒發一種民族仇恨。
而「大舜之正裔」是反駁雍正的華夷無別論。因為雍正用「舜為東夷之人」來說明華夷無別。他在《大義覺迷錄》中說：「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
但「東夷之人」最先與炎、黃部落融合，成為華夏族的組成部分，因此自古以來，堯、舜就是華夏民族祖先的代表，是華夏民族的驕傲和象徵。陳亮《水調歌頭‧送章德茂大卿使虜》中「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應有，一個半個恥臣戎」[12] (p.321)的詩句就是例證。
可見只有漢族才是真正的「大舜之正裔」。既然漢族是「正裔」，那麼滿族就是非「正裔」。這正是朝廷禁止的「華夷有別論」。
（二）、「割腥啖膻」
作者在第38回螃蟹詠之後寫道：「這些小題目，原要寓大意才算是大才，只是諷刺世人太毒了些。」可見紅樓夢的詩詞，絕非我們一般想像的那樣，是貴族青年的玩弄辭藻，而是有深刻寓意的。那麼份量很大的「蘆雪廣即景聯句」，其思想內容是什麼呢？
「蘆雪廣即景聯句」因吃鹿肉而起。該回回目叫「脂粉香娃割腥啖膻」。表面上看，「腥膻」是指鹿肉，其實是有寓意的。因為北方少數民族是遊牧民族，食物以牛、羊等腥膻動物為主，故古代以「腥膻」喻之。
如陳亮在《水調歌頭‧送章德茂大卿使虜》一詞中寫道：「萬里腥膻如許，千古英靈安在」。
張元干在《水調歌頭》中也寫道：「戎虜亂中夏，星歷一周天。干戈未定，悲吒河洛尚腥膻。」[13]（p.1401）
「腥膻」都是指金兵。而金人正是滿人之祖先。
朱元璋在告北方官員、人民的檄文中也用「膻腥」喻「胡虜」。他說：「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擾擾，率群雄奮力擴清，志在逐『胡虜』，除暴亂，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國之恥。」[14] (p.128－129)
可見紅樓夢中的「腥膻」暗指滿族貴族無疑。而「鹿」與「虜」同音，故「腥膻」與「鹿」都是暗指滿族貴族。「割腥啖膻」表達了與岳飛「壯志饑餐胡虜肉」相同的思想內容，是紅樓夢民族主義思想的鐵證。
而「蘆雪廣即景聯句」正是一首抒發亡國悲痛的詩。聯句用滿天大雪和北風形容入侵的清兵，用大雪中的酷寒形容人民遭受的苦難。「一夜北風緊，開門雪尚飄」形容清兵入侵。
古代多用「北風」、「北人」來形容北方少數民族。如虞集《挽文山丞相》：「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奈北風吹。」[12] (p.360)
南宋汪元量的《錢塘歌》：「西塞山前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 南人垂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15]（p. 1392）
顏元：「宋人苟安日久，聞北風而戰慄」。[9] (p.345)
元代的張鳴善《落梅風‧詠雪》則把元朝統治者比如為「凍殺吳民」 [12] (p.375)的雪，用雪來形容元朝統治者對人民的壓迫。
在清朝也有這樣的例子。如在胡中藻案中，胡詩中的「雖然北風好，難用可如何?」[3] (p.101)等句，被扣以南北分提，別有用心之罪。
因此作品用北風和雪形容清兵入侵是沒有疑問的。
「賜裘憐撫戍，加絮念征徭。」描寫的是戰爭場面。
「鰲愁坤軸陷，龍斗陣雲銷」是暗指抗清鬥爭失敗，國家淪陷。「龍斗」形容大規模戰爭。「坤軸陷」與「女媧補天」出自同一典故，意即「天崩地解」。
「天崩地陷」在古代經常被用來形容亡國。如張元干在《賀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中寫道：
「夢繞神州路。悵秋風、連營畫角，故宮離黍。底事崑崙傾砥柱。九地黃流亂注？」[12]（p.294）
「崑崙傾砥柱」即是「天崩地解」之意。顏元也這樣說道：
「宋人苟安日久，聞北風而戰慄……遂群以苟安頹廢為君子，而建功立業欲榰柱乾坤者為小人。」[9] (p.345——356)
「柱乾坤」即補天之意。
而清初愛國思想家黃宗羲直接把明朝滅亡比如為「天崩地解」。[2] (p.13)， 《清史稿》也載道：「天命既定，遺臣逸士，…尤不惜九死一生，以圖再造。及事不成，雖浮海入山，而回天之志，終不少衰」。[16] (p.62) 「回天」與「補天」同義。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紅樓夢作者是把明朝滅亡比喻為「天崩地解」，「補天」就是指挽救民族危亡。「蘆雪廣即景聯句」中的「坤軸陷」即暗指抗清鬥爭失敗，國家淪陷。
「葦蓑猶泊釣，林斧不聞樵」等句是借柳宗元《江雪》所描寫的酷寒死寂景象來形容清兵燒殺擄掠後的慘象。查繼佐在《國壽錄》中寫道：清兵陷嘉興時，「城中被屠，郭外數十里無人跡至者」。[17] (p.119)朱彝尊的「夏墓蕩」一詩，描寫了夏墓蕩在清兵燒殺虜掠數月後，仍然是「飛遍蘆花不見人」[17] (p.119)的慘景。上述兩句詩的含義與他們的描寫相同。因此說「蘆雪廣即景聯句」是一首反清詩。
（三）、對清朝不承認的態度
作者說：故事「無朝代年紀可考」。是不是說「朝代年紀」不重要呢？不是。前面已經指出，「大荒山」是滿族人的發祥地。因此，「女媧煉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中的「演大荒」是指演繹清朝的故事。所以故事的「朝代年紀」並非不重要，只是作者不願直說而已。
在第十一回、十七、十八回出現清初洪升的《長生殿》裡的節目，則明白地告訴人們作品的「朝代年紀」。可見作者並不懼怕人們知道作品的朝代年紀。那為什麼又不直稱清朝呢？原因只能有一個：那就是對清朝的不承認態度。對於民族主義者而言，清朝是不能接受的，而稱其名則意味著承認。如呂留良稱清朝「或曰清，或曰北，或曰燕，或曰彼中」就是不稱清朝國號。對此雍正極為憤怒。所以說紅樓夢用「大荒」來暗示清朝，是避免稱清朝之名，是不承認清朝的體現。
（四）、「萬里安能制夷狄」
作者在「五美吟」中的「明妃」一詩的後面，引用了歐陽修的詩句：「耳目所見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這是作者對「明妃」和「青塚懷古」兩首詩的解釋。也就是說，這兩首詩與歐陽修的詩一樣，是站在民族主義立場上抨擊昏聵無能、不能「制夷狄」的封建統治者，抒發對統治者昏庸誤國的憤慨。
縱觀中國歷史，造成中原王朝危機的原因是複雜的，但統治者的昏聵無能、驕奢淫逸卻是共同的。因此，愛國人士在民族危亡時總是把批判的矛頭直指統治者。如林升的《題臨安邸》：「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遊人醉， 直把杭州作汴州。」[12] (p.312)
因此，紅樓夢的「明妃」、「青塚懷古」以及懷古詩中的「廣陵懷古」、「馬嵬懷古」等詩詞都是通過抨擊統治者的腐敗無能來抒發愛國感情的。
（五）、「馬援自是功勞大」
「國難思良將」。每逢民族危亡時刻，愛國人士一方面抨擊統治者的腐敗亡國，另一方面緬懷和呼喚英雄，寄托民族解放的願望。如辛棄疾《永遇樂 京口北固亭懷古》「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12] (p.319)的詩句，感歎時無可以抵禦外侮的英雄。「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則是頌揚劉裕北伐的功績。趙孟頫\《岳鄂王墓》和朱彝尊的《岳忠武王墓》是懷念民族英雄岳飛。可見在民族危亡時刻，人們總是懷念那些抵禦外侮的英雄。
紅樓夢的「交趾懷古」，很顯然是緬懷穩定邊疆的英雄馬援的功績。馬援西擊羌族，南征交趾，北逐凶奴，功勳卓著。通過緬懷馬援，抒發的是對英雄的追思之情。
作者把岳飛墳前之松與孔子廟前之檜並列，而秦檜被稱為應劫而生的人物。對歷史人物的臧否，表達了作者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感。
綜上所述，紅樓夢不僅是一部反對封建禮教，反對階級壓迫的民主主義作品，還是一部繼承了我國古代以陸游、岳飛、文天祥等為代表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光榮傳統的偉大作品，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由於思想的極端敏感性，作者只能「以寫兒女之筆墨唐突朝廷」，用「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方法來表現。如果我們因為作品的反清思想表現得極其隱晦而忽略它、把作品的偽裝當作作品的真實思想，專注於作品的「大旨談情」方面，甚至把作品變成宮廷秘史，那就誤入歧途，永遠不能正確理解作品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