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亞與紅學
流沙河先生新撰的《一部紅樓飯碗多》（載5月2日「筆會」）從敘述他自己讀《紅樓夢》說起，然後又列舉近一世紀紅學主要成就及其代表人物，文如流水恰似作者自來風格。一直到現在《紅樓夢》還是無數讀者最愛讀的書，然而一部未完成的《紅樓夢》卻又是謎團一大堆，正是誰識此中味，誰解其中謎？也因此造就了眾多的紅學家，又因為《紅樓夢》實在太好了，一個普通讀者也能因其所得寫成精緻的小文。於是流先生說：「今日紅學盛況，堪追莎士比亞作品研究，莎翁身上拔一根毛，都可以做學術論文，得個博士學位。」但以我的淺見，《紅樓夢》與莎士比亞的差異，恰好是因為《紅樓夢》有難解之謎，而莎翁沒有。莎士比亞時代早於《紅樓夢》，莎劇存在的不是那種謎而是需要通過歷史文獻詮解，甚至包括文字語言古義與現代語言的差異等等，莎士比亞本人的生平身世都有較翔實的記載可供稽考，反之《紅樓夢》及其作者，其身世背景雖然稍露端倪然而尚不能說完全明朗，造成這種難解之謎的原因除了有關曹雪芹本身及其家世的文字記載極其缺乏之外，更有兩個特殊的因素，首先《紅樓夢》從它撰作開始就是帶著嚴重的忌諱與政治風險；其次脂批是增加《紅樓夢》疑團的又一原因。脂批是這部不朽小說極其巧妙的設計，我的臆測如果曹雪芹完成了這部長篇，脂批是要和小說同時讀的（暫且不論寫脂批者為何人），是一種不僅起著暗示點睛的作用，而且是這部小說的有機組成部分。小說使人喜悲，脂批也使讀者喜悲。但由於原作不全，脂批在增色之餘也加重了謎團和神秘感。莎士比亞情況全然不同，莎劇所牽涉的歷史、天文、人事、迷信、風俗這些層面遠遠大於《紅樓夢》，數百年學者所做的正是這種詮釋的工作，莎劇的註釋本何止一二家，以我作為門外者來看，著名如ARDEN的，每若干年都更新一次，由於主編不同，側重點也隨之而異，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研究是建立在謹嚴的學術範疇之內，這與拔一毛而能成一家之言是不同的。
今天的紅學應當感謝早期學者的努力和一些可以直證曹雪芹生平的文獻（主要同時代人的詩集之類）的發現，我們多少對他有一個粗略的認識。當年渴求揭開更多的謎，這一種遺憾還是存在的。由於當代紅學家的探索，一些雖屬細小仍然是可信的發現，譬如從曹寅集中找到的「樹倒猢猻散」、「西堂」這些可與小說相印證，應當說是可信的。儘管說《紅樓夢》的考證，前景不是很樂觀，但學者的努力依然必須建立在重客觀重證據的科學論證基礎上。逞臆測甚或回歸到舊索隱派老路上是不會有成果的。今天造成這種局面的一個原因是作家的盛名具有一種含金量，所以逞臆說，作無任何歷史文獻供佐證的斷言，儘管南北紅學家俱有異辭，然而依然故我。這使我們不能不敬佩西方的莎學研究，雖然當代文藝思潮有不可估量的變化，一些基本的學術研究的準則卻沒有改變。即以中國為例，周汝昌在胡適之後所作的最大貢獻就是從歷史文獻的發掘中考定了曹家衰敗的真實時期，這是胡適當時所未及見的。所以說拔莎翁一毛而可以成家是不恰當的，《紅樓夢》亦何嘗不如此，更不用說全屬於攀附的臆說呢？這才是當今紅學研究所存在的隱憂。
最後對流文列舉早期紅學家作些補充。關於俞平伯先生，文中但舉其怡紅院夜宴，而沒有提及俞先生所寫《樂知兒語說紅樓》一文，這是晚年的俞先生在經過批判驚怖之後，最後對於八十回後的結局所作堪稱經典的解說。此一說破除了高氏續書和電視劇《紅樓夢》對於讀者的誤導，雖然俞先生所作的還不是文本而是文學的，但對大觀園的急劇的變化以及寶、黛、釵三人的結局所作合乎情合乎理的解說，其細緻精妙一如讀曹雪芹未竟之文，這樣的文字惟有終其一生耽愛紅樓的俞先生才能寫出。我有時會想起讀英國作家德·昆西所撰的《論<麥克白>劇中的敲門聲》情猶勝於文的種種感受，俞先生晚年此作應當說正是如此，文與情的真摯給我們呈現了這位紅學家的暮年生涯。對於流文還有一點可以補充，這就是張愛玲的《紅樓夢魘》，用作者的話說，她不過用最基本的邏輯針對《紅樓夢》的各種版本和抄本進行文本的比勘，同時作者又鮮明地主張《紅樓夢》是創作不是自傳，具有女性所特有的細心和敏銳的感覺。書中勝義多不勝收，當人們以為《紅樓夢》已無可探索時，此書可說另闢蹊徑，足以繼武前人。在歷舉早期紅學學者貢獻之後，《紅樓夢魘》是不容抹煞的後起之作。無論是前輩紅學家或當代紅學家都多少具有學術的規範，當然純粹的文學式的解讀如早期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更另作別論，當代也有新一代的紅學家從文學方面探討（如孫遜君的近作），這些都無可厚非，如果以臆說作索隱式的評說，讀者就有理由要你拿出像周汝昌那樣的歷史證據。然而無疑，高論也擁有讀者，因為人們也喜歡聽戲說，一如電視劇中戲說帝王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