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構《紅樓夢》的四個世界
一部《紅樓夢》專寫鶯鶯燕燕的閨閣閒情，似乎離來來往往的江湖羈旅越來越遙遠了。果然嗎？《紅樓夢》中，這一大筆寫就的「情」字，以及由「情」演繹出來的女兒世界究竟意味著什麼？也許我們需要重新走入《紅樓夢》的世界。
從小說的空間來看，一部《紅樓夢》實際上分成了四個世界——由裡及外，分別是大觀園、榮寧兩府，榮寧府外，太虛幻境。同時，《紅樓夢》又分別被命名為《石頭記》、《風月寶鑒》、《金陵十二釵》、《紅樓夢》。這四個不同的命名以某種象徵意義分別對應了這四個世界，而喻示了一個精緻的寓言。透過這一寓言，我們發現，《紅樓夢》的女兒世界實際上是一個立體的架構，在它後面，隱隱綽綽的是歷史傳奇、神魔傳奇、市井傳奇的影子。
早在清代，張新之在《紅樓夢辨》中曾為《紅樓夢》的成書下了這樣一個斷語：「《石頭記》脫胎在《西遊記》，借徑在《金瓶梅》，攝神在《水滸傳》。」可以說，《紅樓夢》大旨談情，並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這一大旨談情的傳奇《紅樓夢》與《三國》、《水滸》、《西遊》、《金瓶梅》等歷史傳奇、神魔傳奇、市井傳奇一脈相傳。它以神話起，以神話結，通過繡闈歡愛（「淫」與「色）這一中介，達到了對歷史傳奇（江湖事業）的否定之否定，最終書寫了一則拒絕成長的寓言。
一 榮寧府外：《石頭記》，歷史的消解
當早期小說將筆墨集中於江湖事業時，無論歷史傳奇、神魔、世情，都顯示了對歷史（尤其是亂世）的濃厚興趣。然而，《紅樓夢》一開始就明確以淡化歷史的面目出現。在那一塊石頭上，敘著「墜落之鄉，投胎之處，以及家庭瑣事，閨閣閒情，詩詞謎語，倒還全備。只是朝代年紀，失落無考」（1回）。直到第78回，當賈寶玉寫《芙蓉女兒誄》時，於年月也仍然是虛晃一筆：「太平不易之元，蓉桂競芳之月，無可奈何之時。」也許正是為了有意識地淡化歷史，小說從天上的一個神話寫起，從不知歷了幾千幾百劫的一個石頭說起，而推出一個極為空靈的時空。
不過，當石頭隨著一憎一道迤邐來到人間；或者說，當敘述者的一支筆從天上走向了人間，這一篇寓言也漸漸剝落了靈幻的色彩，而露出幾分亂世的真實來。小說明確點出：楔子故事發生在姑蘇閶門外十里街。（註：《紅樓夢》只在楔子中明確點過故事發生的地點，姑蘇與揚州。而正文中的故事，榮寧兩府與大觀園究竟在哪，是南是北，一直都描寫得十分模糊。）在這裡，元宵節的一天，甄士隱丟了女兒英鏈，這與《水滸傳》朱仝失落小衙內頗為相似，而禍起元宵，一直就是英雄傳說中常見的母題。接著，小說以甄士隱的家難推出一個亂世背景：「偏值近年水旱不收，賊盜蜂起，官兵剿捕」，而百姓流離。這一亂世背景與《金瓶梅》是驚人的相似。後者在第1回寫道：「天下大亂，黎民失業，百姓倒懸，四方盜賊蜂起，罡星下生人間，攪亂大宋花花世界，四處反了四大寇……」而《金瓶梅》的亂世背景來自於《水滸傳》，所謂四大寇就是宋江、王慶、田虎、方臘。可見，「盜賊蜂起」四字，實際隱喻了一部與《水滸》相似的英雄傳奇。我們的主人公石頭正是在這樣一個亂世中，稟天地間正邪兩氣，下生人間的。
當敘述者的敘述從楔子進入正文時，小說幾乎將筆墨都集中在榮寧兩府中，而對府外的世界完全採取虛寫的方式。例如，柳湘蓮在平安州外義救薛蟠，賈璉兩次奉命去平安州辦事，這兩個情節都只是從書中人口中敘述出來的；而且柳湘蓮從哪而來，為什麼能三拳兩腳救了薛蟠，他究竟是什麼身份，賈璉辦的是什麼事，小說都敘述得十分糊塗。唯余的，是讓我們在滿紙溫柔富貴、花柳繁華後，感覺到一絲亂世的氣象。平安州並不平安，這一個命名已點出了一個與楔子背景相似的「亂世」。透過這兩個情節，我們依稀能夠品出《水滸傳》裡「強梁們」行俠仗義的氣息、也能夠看到《金瓶梅》中大小官吏上下交結的影子，但這一切在小說中都是虛寫的。（註：唯一的例外是，小說後四十回中，有一處筆墨逸出了榮寧兩府外：97回至102回直接追蹤了賈政在江西提督學政時的官場經歷。）江湖紛亂、官場酬酢，都成了隱隱綽綽的背景，在這一背景上，濃筆塗沫的是家庭瑣事、閨閣閒情。「空間的一趨一避，一虛一實，在敘事技巧的表層下面，實際上隱藏著文化心理的趨避和選擇」，（註：楊義《中國古典小說史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第462頁。）小說是有意識地淡化了歷史，將府外的世界與府內的世界相對，而將《紅樓夢》的女兒世界與《水滸傳》、《金瓶梅》中的男性世界對立起來。
在小說正文中，隱喻了一個重要的故事，即一段關於王室叛亂、亂世變遷的故事。這可以從兩個細節說起，第13回，秦可卿所用的棺板來自於潢海鐵網山，原是忠義親王用的，因為親王壞了事，所以才撇下了，第26回，馮紫英說他曾去鐵網山打獵。不少探佚者已指出，小說後半部的叛亂就是圍繞著鐵網山展開的。蔡條《鐵圍山叢談》曾道：《水滸》中王倫起義實有其事，只是王倫實際上還是一個頗有影響力的起義領袖，他起義的據點即是鐵圍山。（註：《水滸研究論文集》，北京：作家出版社，第240頁。）在當時英雄傳說中，鐵圍山似乎已經成為起義地點的一個代名詞。鐵網山與鐵圍山是驚人地相似，很難說《紅樓夢》在命名這一地名時，沒有假借傳說中命名的慣例。看來，鐵網山是一個有意的點綴，它直接將人情小說《紅樓夢》與英雄傳奇《水滸傳》聯繫起來。
我們還可以從一個敘述母題來發現《紅樓夢》與四大奇書的關係。四大奇書都是在宋元說話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宋元說話，一個重要的母題即是描寫了各色人等發跡變泰的故事，主要包括文人、英雄、市民三類，這些人因為某種機緣，或為將（相）、或中舉、或發財、或得道成仙，總之，改變了自己以前位低身貧的狀況。四大奇書，無論是歷史傳奇、神魔傳奇、市井傳奇，寫的都是英雄與市民發跡變泰的故事。《紅樓夢》在楔子裡，則首先書寫了一個典型的文人發跡變泰的故事——這就是賈雨村的故事，關於賈雨村，人們大都持鄙薄的態度；這樣，他們對小說寓意的理解也便有了一定的偏差。其實賈雨村的故事顯然是用英雄傳奇的筆墨來書寫的。賈雨村一出場就寫得聲色動人，「敝巾舊服，雖是貧窘，然生得腰圓背厚，面闊口方，更兼劍眉星眼，直鼻權腮」。以至於嬌杏一個丫頭，也說他「必非久困之人」。賈雨村未曾發達時，在甄府偶得嬌杏垂盼。中心眷眷，發而為詩，這才有了甄士隱的一番勸進與資助；可以說，嬌杏的偶然一次顧盼，預兆了賈雨村發跡變泰的開始。賈雨村與嬌杏的一番遇合，顯然也屬於英雄傳說中「英雄與女兒」的母題。（註：在英雄傳說中，書寫了不少有關英雄微時得女兒垂青，從此發跡變泰的故事，如韓世忠遇梁紅玉，趙匡胤遇韓素梅。）在初時，賈雨村為人灑落，進時恃才侮上，退時則浪跡閒遊，教得黛玉、識得寶玉，作者更特借他之口發表一番「正邪」的議論，已可見其人的不俗了。只是這以後，由於對人世的癡迷，使他一步步學會了適應人生、適應官場的規則，而飛黃騰達起來。這實際也相當於英雄傳奇中「英雄的墮落」一節。在墮落後，便是英雄的死亡與再生，或者是醒悟——這相當於一種精神上的再生。賈雨村歷經一場仕途夢幻，在甄士隱的點悟中悵然醒來，最終與甄氏相會合——這不過是明萬曆間《南柯記》、《邯鄲記》的另一版本。賈雨村的宦途沉浮與賈府相始終，顯然在敘述者的筆下，他是作為一種隱喻而存在的。甄士隱呢？他與世無爭，但命運的播弄似乎是對他的一種嘲弄，同時也賦予了他一種人生的智慧。甄士隱在世事無常、人情冷暖中最早意識到了好即是了，了即是好。他的飄然出塵成為小說的另一種隱喻。一回楔子，以甄、賈並提，一個樂以隱居，一個熱衷仕進，仕與隱對文人來說，不過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二者實際上是一身而二體的，這從甄士隱對賈雨村的賞識與資助亦可看出。小說透過甄賈的故事傳達出這樣一種人生哲學，所有雄飛高舉、富貴功名都只是假，悟到好即是了、了即是好，飄然歸隱這才是真。甄士隱的早悟也罷，賈雨村的遲悟也罷，都綽綽地浮著寶玉的影子，更確切他說分別是石頭（作者？）之化身——賈寶玉與甄寶玉的影子。 「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一首《好了歌》與《好了歌注》，其實不僅僅註解了後來的一部《紅樓夢》，也註解了所有曾經經歷過的歷史傳奇、市井傳奇與文人傳奇，從列國、兩漢、三國、隋唐、兩宋，直到元明，一幕幕江湖煙雲，諸如英雄角逐、市井發跡、官場沉浮、情緣離合……到頭來，都不過是甄士隱所唱的：「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做嫁衣裳。」 更為重要的是，《紅樓夢》借焦大之口，直接推出了一個歷史傳奇的背景——這就是賈家的興起。當年也是一個群雄並起、逐鹿中原的亂世情境。賈氏祖宗在金戈鐵馬中出生入死，終於成就了一方天下，也成就了一代家業。
石頭為什麼要這樣來記錄一段故事，為什麼要在重筆塗抹女兒世界的同時，卻又隱隱約約地透露出一個歷史傳奇的背景？女兒世界特地與男性世界對立起來，大旨談情特地與角逐功名對立起來，這是一種內在的悖論嗎？
大荒山中、無稽崖前、青埂峰下，石頭追憶著逝去的紅樓一夢：「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仔細玩味這一番話，石兄對自己拒絕「留意於孔孟之間，委身於經濟之道」（5回），最終「一技無成、半生潦倒」，實在有著很深的無奈與傷痛。在他慇勤寫下的文字中，石頭忽而現身說法，忽而隱身記錄，它（敘述者）的評釋與評釋之間或評釋與客觀描述之間往往並不吻合，所以有些研究者把石頭稱為可信與不可信的敘述者。可信與不可信，不過都是敘述者心底不同的聲音，統一於石頭對那一場夢幻，在痛定思痛之後，既慚愧追悔更眷戀低徊的矛盾心態。於是，石兄在小說分化成了賈寶玉與甄寶玉。賈與甄，一實一虛，一擠身於名、一遁跡於情，最後以送玉一節會合，這二者，也已構成一種隱喻——他們的對立，一如甄士隱與賈雨村的對立，依然折射著《紅樓夢》二元世界的對立。
二 榮寧兩府（大觀園外）：《風月寶鑒》，或隱或現的繡闈歡愛
在《紅樓夢》中，歷史傳奇只留下了淡淡的痕跡，但《金瓶梅》的影子卻處處可見。有不少論者在很早就提出《紅樓夢》全脫胎於《金瓶梅》（註：參見曼殊《小說叢話》、張其信《紅樓夢偶評》、諸聯《紅樓評夢》等。）。相似在哪裡呢？張新之說：「《金瓶梅》演財色，此書也演財色。」
眾所周知，一部《紅樓夢》遺留著大量的風月筆墨。例如，賈珍與秦可卿，秦鍾與薛蟠與香憐、玉愛，秦鍾與智能兒，鳳姐與賈蓉、賈瑞，賈珍、賈璉與尤氏姐妹，賈璉與鮑二家媳婦……這些故事都發生在大觀園外，確切他說，大部分發生在大觀園尚未建成之時的寧府中。
這些筆墨或隱或現，但在小說中總留下了不少蛛絲馬跡，以至於一些地方與全文總有點銜接不上：於是後來的讀者紛紛猜測，也許在《紅樓夢》成書前，先就有一部《風月寶鑒》；也許創作者一開始本來只是想寫一部象《金瓶梅》一樣的「戒財色」的書，所以命名為《風月寶鑒》。戒之在財色，有的研究者將小說對「財色」的描寫看作是對賈府荒淫奢糜生活的揭露；所以他們對「秦可卿淫喪天香樓」的刊落十分遺憾，以為這樣一刪，對賈珍等人的抨擊就不夠淋漓盡致了。也有的研究者將「財色」二字，一味看作是對《金瓶梅》的模擬，而以為曹雪芹對《風月寶鑒》最後的刪改，使《紅樓夢》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這實際上是將「財色」與「情」對立起來，而將《風月寶鑒》僅僅看作是一部游離於《紅樓夢》之外的書。
不論持哪種觀點，這些研究者在比較《紅樓夢》與《金瓶梅》時，都發現了秦可卿之喪與李瓶兒之喪、李瓶兒之死與尤二姐之死有著明顯的承襲的痕跡。可是，僅僅是文字上的承襲嗎？仔細推衍，《紅樓夢》中的風月筆墨主要以「秦可卿之死」為核心，集中在前二十回，正是賈府如火如荼的時候；後一個尤氏姐妹的故事則從賈敬之死開始，賈敬之死恰恰處於一部《紅樓夢》由盛轉衰之時；另外，賈璉與鮑二家的故事又恰恰發生在鳳姐最受信寵、最威風的日子。可以說，之所以說《紅樓夢》的風月筆墨脫胎於《金瓶梅》，更重要的是，這兩部書的「色」都構成了性與死亡、盛極必衰的寓言。因色而身死、家亡、國破，這一「色」字也折射著歷史傳奇的影子。正如前面提到的，第13回，通過一塊棺板，小說特地將因淫喪身的秦可卿與壞事的忠義親王，與鐵網山（後來的叛亂）聯繫起來，而秦可卿本身的身份在《紅樓夢》中就撲朔迷離，在某些研究者眼裡，她一生的命運很可能就是一場王室鬥爭的結果。由秦可卿隱喻的叛亂故事直接關係了朝廷的興亡、賈府的盛衰。 如果我們進一步意識到，小說對賈府祖先的故事的敘述是頗有深意的，這一故事被敘述成了一個典型的英雄傳奇（詳見下文）；那麼，我們會進一步理解《風月寶鑒》的意義。明代後期，激進的文人鼓吹「好色人皆所欲」。這一句口號意味著什麼呢？在這些文人眼中，「色」首先被看作是天下太平、英雄得志，「不可不為之樂事；同時，當英雄不得志時，也假借女色「經行其痛哭而消洩其無可如何之感憤」。（註：曾異撰《卓珂月〈蕊淵〉〈蟾如〉二集序》，轉引自吳承學李光摩《晚明心態與晚明習氣》，《文學遺產》1997,6。）他們以一「色」字，最終無可奈何地否定了對傳統儒家的理想（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英雄事業），而向個體慾望——繡闈歡愛逃逸，這一逃逸在另一方面卻透露出追求個性解放的進步意義。「女色」是英雄得志不可不受享之樂事，更是英雄後人坐守富貴，不可不受享之樂事。（註：在歷史傳奇中，往往寫的是英雄在功成名就後，沉湎於女色，以至於身死國亡。）然而，後人對女色的沉湎，最終摧毀了在英雄傳奇中打下來的祖先基業。小說大筆書寫賈珍等人的風月筆墨，著眼點正在於「不肖」二字，「漫言不肖皆榮出，造釁開端實在寧。」正是因為這一點，小說才會在一開始，寫寶玉進寧府初會秦鍾時，添上一段焦大的醉罵：而一個因淫喪身的秦可卿，也能在小說的一開始就說出一番「盛宴必散」、早尋退路的道理來。
另外，值得提出的一點是，在榮寧府外，小說的主角實際上是賈璉與王熙鳳。（註：有人指出，在這部書中，賈璉實際上是賈寶玉的前身，這一點在《紅樓夢》中還可以看到一點端倪，例如，賈璉很奇怪地也被稱做是二爺，鳳姐與寶玉之間的感情既純粹又暖昧。）他們在《風月寶鑒》中的位置大約相當於《金瓶梅》中的西門慶與潘金蓮。在大觀園外的王熙鳳顯然是由《金瓶梅》中潘金蓮深化而來的，她的身上充滿了市井中人對權、財、色的慾望。不過，《風月寶鑒》並不是《金瓶梅》的翻版，這一部書的第一主角是王熙鳳，而不是賈鏈。就像小說中所說，賈璉原是家中理事的，可自從娶了鳳姐以後，「倒退了一射之地」（2回）。畢竟，潘金蓮在一書中的位置還處在西門慶之下；而王熙鳳顯然就頗有點坐視群雄的意味了。她對男性的挑戰，不僅僅在於她協理寧國府、獨傲鬚眉的一面；恐怕也在於她對情色的放縱上。《金瓶梅》一書與明代嘉靖間的《如意君傳》有著密切的關係。《如意君傳》恰恰寫了一個「男人萬不及一」的女人——武則天縱淫的故事。王熙鳳顯然與武則天有幾分相似，她們都是以對自身慾望的放縱來挑戰傳統的男性社會。想來黃訓如果讀了《紅樓夢》，也會像他讀《如意君傳》一樣驚詫：「敢淫者，豈王熙鳳耶？」（註：這一推理並不是附會的，小說後文就明確點出了「女性與色」叛逆內涵。第65回，尤三姐捉弄賈珍、賈璉，小說特寫了一句話：「竟不是男人淫了她，倒是她淫了男人。」從這一點來理解「秦可卿淫喪天香樓」一節，也可以推測，秦可卿可以說是王熙鳳的前身，她所扮演的，恐怕並不像一些人所說的那樣，僅僅是一個軟弱的被害者。如果秦可卿真的如某些研究者所說的那樣身份尊貴，那麼，她的身上倒真隱隱透露出幾分帝后「荒淫」的影子來。）這樣，王熙鳳在榮寧府中的意義，就權、就財、就色來說，都與西門慶有更多的可比的地方；也正是王熙鳳，她的所做所為直接關係了賈府的盛與衰。
一部《風月寶鑒》潛藏了一部《金瓶梅》，曹雪芹重新篡改了《風月寶鑒》，最終建構了一個女兒純情的世界，命名為《金陵十二釵》。風月筆墨不過是介於英雄傳奇與兒女真情之間的一個隱喻。這一隱喻包括兩點內涵，一是因「色」而身死、家亡、國破；二是「色」以一種挑釁傳統道德，追求個性解放的叛逆姿態出現。
三 大觀園內：《金陵十二釵》，大旨談情
在大觀園中，賈寶玉大旨談情，他將兒女真情發展到了極致，從而建構了一個靜止的、潔淨的、純真的、烏托邦式的女兒世界，與慾望橫流的男性世界相對抗；或者說，他固守了一份童心，與成人的世界相對抗。（註：《紅樓夢》與《金瓶梅》，很明顯地隱喻了一個童年世界與成人世界的對立。在《紅樓夢》中，寶玉與黛王等人年齡小得出奇；而《金瓶梅》，所有與西門慶真正相與過的女人都是年齡較大的婦人，這是一個很有意味的對立。）
有關這一點，研究者的論述已經很多；問題在於，大觀園的「情」究竟是什麼呢？小說借警幻之口，罵盡了「世之好淫」者，「此皆皮膚濫淫之蠢物耳」；而以「癡情」重新命名了「淫」字，稱為「意淫」。張新之《妙復軒評石頭記》道：「暗《金瓶梅》，故曰意淫。」《紅樓夢》一定要將「情」與「淫」聯繫在一起，稱為「意淫」。這是什麼心態呢？它難道僅僅意味著小說在榮寧兩府也寫了一部「金瓶梅」——《風月寶鑒》？警幻鼓吹「好色即淫、知情更淫」，而極力鄙薄自古以來所謂「好色不淫」、「情而不淫」的托辭，以為都不過「飾非掩丑之語」，即假道學也。以「情」與「淫」相對，這實際意味著對真「淫」的肯定，也就是說對明後期以來不諱言好色者的肯定。在明後期，文人是以好色來書寫自己破舊立新的叛逆姿態：只不過這一「淫」字到後來已逐漸失去了叛逆性，而真正成了「皮膚濫淫」；同時，人們逐漸意識到以「好色」來鼓吹叛逆的虛幻性，於是，在明末清初開始出現新的思想傾向，「情」字逐漸從「淫」字中脫穎而出。
情是淫的淨化，確切他說，《紅樓夢》中與童心說密切相關的情字，也是從前人所謂繡闈歡愛中的「情」中淨化而出來的。「情」不過是男性厭倦了仕途功名後，繼「色」之後又一個心靈的憩息地。關於色是「酒色藏孤憤」，男性沉湎於色，不過是以之「經行其痛哭而消洩其無可如何之感憤」；那麼，情同樣也是一種感憤以及由感憤上重新建構的一個理想世界。
於是，《紅樓夢》的女兒世界同樣構成了一個情與理二元世界。
其中，王熙鳳是一個特殊的人物，她是穿梭於大觀園與榮寧兩府的兩棲人。當王熙鳳叱吒於榮寧兩府時，如前所說，在她的身上，更多地突出了慾望的內涵，而殘留著某種市井氣息。欲成為情與理之間的一個中介，以欲為主體的王熙鳳，對賈府的繁華來說，既是一個建構者，也是一個破壞者。
薛寶釵、賈探春等人繼王熙鳳之後重理家業，卻已揉入了儒家理性的思考。不過，這一儒家應該說是「新」儒家。一味將薛寶釵視為封建思想的衛道者，實在是一種誤解，她的仕途經濟說其實早有了某種變通，薛寶釵出身於皇商世家，她的思想明顯帶有來自於邊緣的積極的時代意義；正是這一邊緣意義，使薛寶釵在冷眼旁觀中，對位於中心的滿口詩書禮義的男性世界表達了最辛辣的嘲諷。在第42回中薛寶釵有這樣一段勸導林黛玉的話，「所以咱們女孩兒不認識字的倒好，男人們讀書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讀書的好，何況你我？連做詩寫字等事，這也不是你我分內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內之事，男人們讀書明理，輔國治民，這更好了，只是如今並聽不見有這樣的人，讀了書，倒更壞了。這並不是書誤了他，倒是他把書遭塌了，所以竟不如耕種買賣，倒沒有什麼大害處。至於你我，只該做些針線紡績的事才是……」。這一段話常常用來貶薄寶釵為人，其實，寶釵是大觀園女兒中最博學的一個，她偏偏說出這一番話來，並不是為了鼓吹「女子無才便是德」，而是另有深意。薛寶釵不過借此表達了對男人們讀書卻不明理，不能輔國安民的激憤，與其如此，不如不讀書。正是在對男性的嘲諷中，寶釵將女性世界與男性世界直接對立起來。這樣來看，薛寶釵說「不讀書」，這與賈寶玉將「文死諫，武死戰」一筆抹倒後也主張「不讀書」相比，二者在本質上其實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說，前者是積極的，後者倒是有些消極的意味。只是在大廈將傾時，寶釵等人的清醒與積極無不充滿了一種悲愴的意味。
對賈府的盛衰、大觀園的聚散，林黛玉也始終是個冷眼旁覷者。例如當探春理家時，第62回也閒閒點綴了這樣一筆， 黛玉道：「……我雖不管事，心裡每常閒了，替他們一算，出得多，進得少，如今若不省儉，必致後手不接。」寶玉笑道：「憑他怎麼後手不接，也短不了我們兩個人的。」然而，與寶釵等人相比，後者在理性的支配下，主要採取補天的積極姿態來表示自己對男性世界的失望；黛玉卻採取了一種徹底不合作的摒棄的態度——也實際上對賈府的盛衰並不特別著意，而始終將自己置身事外，一生以詩書為伴，因情而生，也因情而死，以「質本潔來還潔去」對抗著碌碌紅塵。黛玉對賈府的注視，不過是透過賈府的種種來看沉浮其間的寶玉而已；對寶玉叛逆的失敗、對自己與寶玉情感的渺茫，她顯然要比寶玉清醒得多。這就使黛玉以「情」來支持寶玉這一方式充滿了悲劇意味。
「玉在櫝中求善價，釵於奩內待時飛」，大觀園裡的女兒世界，情與理的對立，分別以林薛二人為代表，她們的對立實際也是甄士隱與賈雨村、甄寶玉與賈寶玉的對立，因此才又有「釵黛合一」說。這樣來看，無論情也罷、理也罷，都不過是對男性世界的一種隱喻。這一種隱喻，可以說是一種女性男性化，套用女性主義的概念，叫做「花木蘭境遇」。
這一以「花木蘭境遇」為表徵的女性世界的存在，反應了男性世界本身的弱化。有意味的是，這一弱化卻又是以男性的女性化為標誌的。當劉姥姥游大觀園時，在她眼裡，寶玉的房間好像是哪個小姐的繡房，而黛玉的房間又好像是哪個哥兒的書房，這一個小小的錯覺細品起來卻是饒有趣味。
由此可見，「情」不過是在否認男性事業後無可奈何的一種理想。就像性與死亡總是聯結在一起一樣，賈寶玉寧願一生為情所役，他的「情」字也籠罩著死亡的陰影。寶玉幾乎是十分清醒地懷著一種死亡期待。他明確貶斥了所謂儒家遵奉的「文死諫、武死戰」，而只要有女兒的眼淚相伴，有女兒的情相慰，「便是我死得其時了。」（36回）寶玉無時不在的死亡期待令人聯想到了杜麗娘的死亡選擇。如果說《牡丹亭》以男性世界與女性世界相對，在大旨談情中仍然掩映著無法擺脫的懦家情結；（註：參見李舜華《陰陽內外，花園兩界——試論〈牡丹亭〉中男性世界與女性世界的分與合》，《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0年。）那麼，一部《紅樓夢》也可以作如是觀，只不過表達得更為晦澀罷了。
由此可見，賈寶玉的大旨談情、唯女兒是尚，也仍然是從歷史傳奇中江湖事業與繡闈情愛這一組矛盾深化而來。大觀園女兒世界情與理的對立，就她們的意義來說，也大致對應著歷史傳奇中「同在江湖上」與「獨處繡闈中」的兩組女性群。
四 太虛幻境：《紅樓夢》，空而不空的寓言
回過頭來，我們發現，小說灑脫靈動的時空，顯然來自於孫悟空大鬧天宮時的敘事時空（註：大鬧天宮的時間也是虛設的，直到進入西天取經的正文時，才以追憶的方式點出大鬧天宮發生在相當於人間王莽亂政的時期。），例如，在第13回秦可卿發喪時，小說閒閒一筆，就虛設了這樣一段話： 榜上大書，「……四大部洲至中之地、奉天承運太平之國，總理虛無寂靜教門僧錄司正堂萬虛、總理元始三一教門道錄司正堂葉生等，敬謹修齋、朝天叩佛」以及「恭請諸『伽藍』『揭諦』『功曹』等神……」等語字裡行間，都跳脫著《西遊記》的痕跡。
一部《紅樓夢》，處處若有意若無意地將賈寶玉與孫悟空聯繫在一起。第5回，王夫人向林黛玉介紹時，把寶玉說成是家裡的混世魔王；第29回，張道士說，「前兒我們四月二十六，我這裡做遮天大王的聖誕」；有人指出，遮天大王指的就是寶玉，四月二十六就是寶玉的生日……（註：參見周汝昌《紅樓夢與中華文化》論及有關寶玉「三王」的綽號。）只是一切都寫得十二分的飄渺空靈。小說虛構了一個以大鬧天宮為藍本的時空，虛構了一個總攝於太虛幻境的警幻以及奔走於人間的僧道，（註：如前所說，《紅樓夢》中的警幻與僧道都不過是英雄傳奇、神魔傳奇中類似形象的幻形。）虛構了一個石頭出世、情鬼歷劫的神話，虛構了一個似乎以孫悟空為前身的主人公……可以說，敘述者是有意識地淡化了歷史，將一部《石頭記》，寫成了一則夢中之夢、寓言中的寓言。
《紅樓夢》也罷，《西遊記》也罷，都不過是明中葉李贄童心說的一種演繹，它們從不同角度書寫了一則關於人生、關於成長的寓言。元明以來，民間廣泛流傳著一句俗語，叫做「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這一句話表達了人類在成長過程中必然遇到的一對永恆的矛盾。究竟是要「自在」呢？還是要「成人」？（這一對立實際隱喻了個體慾望與社會慾望、傳統儒家價值體系與新興市民意識之間的對立）。東海龍王勸孫悟空道：「大聖不可只圖自在，誤了前程。」相反，寶玉卻極力虛構了大觀園裡的自在，而以決絕的態度摒棄了所謂前程，他固守了一份童心，而拒絕了成人的世界。完成於明中葉的《西遊記》，努力以喜劇的形式彌合了英雄傳奇中個體與社會、成人與自在之間的矛盾；而出現在清中葉的《紅樓夢》，卻以一個空前的悲劇空出了二者之間的矛盾。 《西遊記》自號「悟空」，實際上空而不空，孫悟空毫不隱諱地說：「老孫好的只是名利二字。」一部《西遊記》不過是一部以神魔形式寫就的歷史傳奇。在大觀園的女兒世界後，也始終浮現著歷史傳奇的影子。說什麼好即是了，了即是好，一部《紅樓夢》也仍然是一部空而不空的寓言。
賈府先人的故事——這一個百年前的英雄傳奇統攝了一部《紅樓夢》。這些先人們始終在雲端注視著他的子孫。君子之澤，五代而斬，當賈寶玉一干人上場時，卻已是一個無可奈何的末世了，祖先辛苦掙下來的世襲將軍只不過成了一個虛銜。賈珍等人，不事騎射、不務功名，一味濫施富貴，追逐於聲色之中。賈珍等人以風月傳奇消解了英雄傳奇中江湖角逐；而賈寶玉則以兒女真情消解了風月傳奇中的繡闈歡愛。然而，在一部《石頭記》中，寶玉的選擇只是一個否定後的否定。在他為情而歡呼時，卻流露了不可掩飾的悲涼。而賈氏祖先說，「吾等子孫雖多，竟無可繼業者。唯嫡孫寶玉一人……略可望成。」（5回）賈母說：「只這一個孫兒，」這些話都不是閒筆，可以說，（作為敘述者的）寶玉仍然追慕著當年創世時的豪情，他的大旨談情不過是以一種偏激的態度，表達了男性對自身世界徹底的絕望；也正是因此，他重構了一個女性世界，讓女兒去支起這一個傾頹的大廈。男性毀壞的天，讓女性來補？「才自清明志自高，生於末世運偏消」，不可排遣的末世感，為女兒的補天塗上了強烈的悲劇意味。小說中在末世虛幻的繁華中不時閃回當初，當初祖先創業的艱難、當初真正的繁華，石頭在敘述時，充斥了對自己不肖的自怨自艾，對祖先憂慮的虛構，這不僅僅是一種敘述的姿態，它同樣是一份真實心情的流露。
與《西遊記》一樣，《紅樓夢》在一開始也推出了一個開天闢地的神話。在這一神話中，小說重新演繹了石頭的故事，石頭與主人公寶玉合二為一。這一塊石頭，是當年女媧所煉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石頭中的一塊，是三萬六千五百塊補天石外的一個零餘者，被女蝸遺棄在青埂峰下。這裡，創世神話已成為一個背景，神話的主體是一塊被遺棄的石頭，這一塊石頭因為未能實現補天的志願，一日裡偶然想到「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去受享一番。將歷劫的「寶玉」與這一創世神話聯繫在一起，這正如小說一開頭所說的，「說來雖近荒唐，細玩深有趣味」。石兄寂寂地倚在青埂峰下，追想當年……從開天闢地起，一代代王朝的更替，三國、隋唐、五代、兩宋、水滸、元末明初……所有的江湖煙雲、英雄角逐都已成了一段遙遠的記憶。這一情境細想起來十分熟悉。早在《西遊記》中，當年的石猴、或者說孫悟空，被壓在五行山下，便在五百年風霜雪雨中，遙想了當年大鬧天宮的英雄豪情。早就有人指出，孫猴大鬧天宮正是王莽亂政的時期，《西遊記》不過是以妖魔的寓言重新演繹了歷史……江湖角逐已成了無法追憶的夢，於是，作為一種心理的補償，他們慇勤地走入一種心性的思考（《西遊記》）、走入繡闈歡愛（《金瓶梅》）、走入女兒真情（《紅樓夢》）。「因空見色、因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西遊記》中是一個「空」字，《金瓶梅》是一個「色」字，而《紅樓夢》則是一個「情」字，而更在「空」以前，是不空，是書寫在《水滸傳》等歷史傳奇中的種種江湖角逐。可見，《紅樓夢》沿襲了石頭這一意象，但這裡已不再是一個開天闢地的英雄神話；而是假借這一神話，賦予了石頭「無才可去補蒼天」的意蘊，以「枉入紅塵若許年」的悲涼消解了當年歷史舞台上英雄（男性）奔競的叱吒聲；最終也因情極之毒，以「千紅一窟、萬艷同杯」消解了大觀園裡以真情真性真才寫就的女兒世界。然而，我們知道，寶玉在最終看盡雲起雲落後的飄然出塵，也未嘗是真正的醒悟，不過是情極之毒後的無可奈何。寶玉並沒有成佛成祖（象唐僧師徒那樣？），他只是回返了當年的頑石本相。歷盡紅塵的「寶玉」仍然回到了寂寞的青埂峰下，依然是一塊無言的頑石。他將自己一生的辛酸和淚鐫成文字，等待著後人的讀解：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
魯迅說：「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後，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從整個中國小說史來看，魯迅這一評價是極為精當的。近百年來，人們紛紛撰文論述《紅樓夢》假借女性所建構起來的近代意義。這裡更多地側重於《紅樓夢》女性世界作為男性世界隱喻的一面，側重於《紅樓夢》中在男性與女性的二元對立中所折射出來的四大奇書影子。這樣一種論述並不是要削弱《紅樓夢》進步性；與其這樣說，不如說，在《紅樓夢》中，「女性」與「情」所隱喻的近代意義並不是曹雪芹天才的書寫，它直接可以追溯到早期的章回小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