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成書研究
《紅樓夢》成書過程的研究，實為紅學研究中的一大重要課題。因為它直接關係到對《紅樓夢》原始作者與文本結構中種種矛盾現象的解釋，乃至對各種早期抄本形成的先後、文字差異及脂批內容、批語時間、脂批作者、後40回與前80回的關係等諸方面問題的考察與認識。正因為其重要如此，故早在20世紀60年代之初，胡適、梁宗之、俞平伯、趙齊平等研究者就已開始對《紅樓夢》成書問題進行了探索。特別是在社會政治衝擊紅學的時代結束之後，「《紅樓夢》成書研究已經開始擺脫附庸的地位，基本成為了一個相對獨立的學術課題」。
當歷史跨進20世紀90年代之際，《紅樓夢》成書研究明顯地有了長足進步，名篇佳作層出不窮，呈現出繁榮的新景象。尤其是年輕一代學人中湧現了一批關注文本史的研究者，他們將自己專攻的課題鎖定在《紅樓夢》成書的研究上。其時任教於中國語言大學的沈治鈞教授，就是他們之中的一位佼佼者。
記得90年代初，治鈞教授在《紅樓夢學刊》上發表過《談「被借閱者迷失」的紅樓夢書稿》(見1991年第4輯)。1999年暑期，他再次寫出《「新寶玉」和「舊寶玉」—紅樓夢成書過程初探》(見《紅樓夢學刊》2002年第2輯)一文，並於同年秋在第二屆全國中青年紅學研討會上發表，受到與會代表們的高度評價。他說:「我對成書問題的興趣，由此更濃。」或許就是從這兩篇論文開始，我隱約地感覺到他將會在《紅樓夢》成書研究方面深人下去，並會取得更豐厚的創獲。果不出所料，前數月治鈞教授登門造訪，送來了他用兩年時間寫成的博士學位論文《紅樓夢成書研究》。我翻著這部厚敦敦的飄灑著紙香墨韻的論文，頓時喜上心頭，突然腦中閃現一位哲人的話:「是太陽總會升起!」
《紅樓夢成書研究》是一部極富學術價值的著作，可圈可點之處很多。限於篇幅，略加概括，我以為下面幾個特點是極為突出的。
首先，《紅樓夢》成書研究選題既具重要性，又富有挑戰性。凡是對《對樓夢》研究史略有常識的學人都清楚，百年以來，紅學研究者關注的焦點或曰研究重心，主要集中在「著者」(包括「著者」的家世)、「本子」(重點是早期脂評抄本)兩大方面。近世多注重小說的主題、主線及人物形象的賞析，而對成書過程這個重大課題則殊乏關注者。同紅學領域的其它課題的熱鬧景象相比，成書研究的沉寂現狀，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儘管前輩學者中有以胡適為代表的一些人做了拓荒性的研究，但由於種種原因卻是後繼乏人。特別是相關的成果缺少系統全面的梳理，散落在一些論文和著作之中，難於引起廣泛的注意和重視。一個重要的學術課題被「擁擠」的紅學世界長期「冷淡」或說有意的「迴避」，原因固然很多，但細察起來與其研究的難度—即與學人缺乏綜合研究的能力不無關係。試想，成書的研究不僅需要研究者熟讀文本，而且還需要豐富的版本校勘、脂評概貌、著者家世經歷相關史料的搜集與研究，此外還需要對以往這一課題的研究歷史有全面的瞭解和認識。這一切，都需要研究者有廣泛的知識儲備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是一種挑戰，也是一種考驗。治鈞教授選取「成書」作為研究對象，既是他的學術責任感所驅使，同時也是他對自身學術能力自信的一種表現。這是我之所以看重本書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