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紅學」以學
承北京大學學報主編龍協濤先生不棄，要我從學術史的角度講講近百年來「紅學」的概況與看法。這個題目巨大，內涵繁富，難點甚多，也極為複雜。我的學力識力都不勝此任。加以身在此「界」，忝為一員，其處境也難為局外知諒，所以講起來不無顧慮。但念此事所關亦非微藐，試為引端牽緒，或許不無用處，故不應因「明哲保身」而避席無言。既是論學，所涉俗事，悉不闌入，一切唯以實事求是與臨文不諱為學術道德準則，閱者鑒之。
杜少陵有云：「不薄今人愛古人」，此論詩也。古語又云：為學若積薪，後來居上。紅學本應如是；如或未能居上，必其原因有在。諫往瞻來，識者所共關切，豈一人一家之得失哉！
本文共分十節，從「紅學」本義起，論及此一學科的諸多方面的歷史要點，而以環顧目前、瞻望將來為結語。
「紅學」二字並不是多麼體面的、惹人喜愛的一個名目，它的起源不過是句玩笑話〔（１）〕，到後來稱用這個名目的，也時常帶著一種輕薄以至奚落的語味，「噢，紅學家呀，哈哈哈！」這個不夠莊重嚴肅的語味何自而來呢？大約在此「界」中的某些人某些事某些文都令社會觀感與群眾輿論有看法，不起敬意，實在也是原因之一端。除去那些人與事與文不在學術範圍之內、不必在此多論而外，紅學卻又是很受關注的一門學問。在我個人感覺上，它很重要，是瞭解與理解中華傳統文化之宮殿的一件極可寶貴的黃金鑰匙。
既稱「紅學」，它首先應當是一門自成體系的學術。時下一般人誤以為只要是談話寫文之時一涉《紅樓夢》小說的一鱗半爪，片言零句，那便都是「紅學」行列中人了。名目一到如此寬泛而混亂的地步，便知真正的紅學必然相對地稀少而可貴起來了。
這門學問本身帶著巨大的悲劇性。
這悲劇性何在？說來令人十分痛心。本文擬從簡略回顧「紅學史」的角度來試行說明這個悲劇性的性質與原由。
（一） 所謂「舊紅學」與「新紅學」
什麼是「舊紅學」與「新紅學」？分別何在？得失若何？
「紅學」本來無所謂新舊之分，今世俗論則以「五四」以前、蔡元培為代表的學派為「舊」的，而以胡適為代表的為「新」的。舊的也稱「索隱派」，新的又呼「考證派」。索隱的結果，由「順治、董妃」說發展為「順、康、雍三朝政治說」，考證的結論則是「自（敘）傳說」。
有一些文學理論批評者，對「新」「舊」紅學都批判得很激烈，特別對胡適新紅學，更是厲害。
也許由於這些批評者大抵只是「小說」文藝範圍層次的人士，他們對中華大文化以及「紅學」在這個大文化中的位置，自然不曾用功夫瞭解與思索一番，因此他們的觀點與結論，就未必十分完善，也會發生一些偏見和誤解，給真「紅學」帶來不小的影響與阻力，以致使這門學問多年來沒有得到正常發展的應有進度與深度。
「舊紅學」的觀點為什麼產生而且至今流行甚盛？簡而言之，可列兩點：
一是中國小說的本體性質，與西方對小說的「虛構」觀念概念並不相同，我們本土小說（未受西方小說理論與方法的影響）是「史」的一個支流，即非官方的對人與事的記載講述，故謂之「野史」「稗史」「外史」「別傳」「外傳」，即《三國》《水滸》起初都是叫「傳」的，傳即史傳，史書的紀傳之義。這個觀念無論在讀者還是作者，是一致的，因此儘管小說要有「煙幕」或「障眼法」，改名換姓，掩去年時，穿插拆借……，但凡一部小說（包括劇本在內）出來之後，讀者首先最為關切的不是別的，就是「本事」，大家一致手口自問互詰：「這是寫誰人誰家的事？」
大家必待這一點討論過了（無論弄清白了還是留下爭論不休），然後才去談論這部書的文筆、才情、立意、主旨……等等之類的事情。
今日之人，已然被那些評論者們弄得不甚瞭然，以為胡適批駁批倒蔡元培，是一場水火冰炭的大「鬥爭」，雙方各執一詞，「勢不兩立」。實際的事情的「本質」，並非如此——他們正是「一丘之貉」：都是在研索《石頭記》這部小說的「本事」，並無根本的分歧——分歧只是蔡先生認為曹雪芹是寫別人〔（２）〕，而胡先生則主張曹雪芹是寫「自己」。如此而已。
對此，我們是應當首先體認清楚的。
胡先生說「寫自己」只是曹家的「坐吃山空」「自然趨勢」，這樣一個研究的結論，能讓蔡先生心悅誠服嗎？那太難想像了！蔡先生明明看到在那書中隱顯透露的許多「政治問題」的蛛絲馬跡，怎麼一概視而不見，硬說是「自敘傳」呢？胡先生說，把劉姥姥的外孫女青兒說成是「一捆韭菜」，外孫男板兒說成是「一枚（銅）制錢」，還有什麼寶玉是「傳國璽」，還有什麼林黛玉就是朱彝尊，妙玉是姜宸英，還有高士奇、徐乾學……大觀園眾女群芳乃是康熙朝的一夥文士和大臣在鬥爭……，這不是一大堆自編自設的「笨謎」而自己以為「猜中」了的自欺欺人，又是什麼呢？
所以，雙方真如「南山秋氣」，兩兩相高，誰也不服氣，不認輸。我們同意與同情哪一方呢？
今日看來，事情的癥結並不屬於「文藝」範圍之內，已十分明顯，這兒理解、認識、爭論的發生，原本就是一個巨大的中華歷史文化的課題。這個「紅學現象」本身便是一種悲劇性，因為當時第一流大學者在這個問題上的爭論被後人掩沒了它的文化意義。
（二） 歷史根源
蔡、胡兩方都不是發明家創始者，而是另有遠源本師。索隱派的真祖師是乾隆皇帝，自傳說的最早立論（指見於文字表達）是富察氏明義。這兩派在清代早已並存而共處，各有信徒門戶。
索隱派的創始人是乾隆，此說傳自常州派學者掌故家宋翔鳳，而由趙烈夫記入他的筆記，宋先生的傳述語氣分明，因為乾隆說是「此蓋為明珠家作也」，於是朝野翕然從風，此說這才大行於世，尊奉者多。
由於明珠是康熙朝早期的一位力主「撤藩」的宰相級大臣，是後來一場政局變故中的重要人物，又是豪富冠於京師而又大有文化藝術品位的家庭環境〔（３）〕，於是乾隆帝的「明珠說」紅學觀遂一步步演變成為「納蘭說」（明珠之子）、「康熙朝政局說」，再演變即發展而為「順治說」「順、康、雍三朝政治說」，等等。其脈絡分明，是可以循按的。
這一脈系，揆之實際，無非是一種揣度、想像、加上附會，內中並無學術實質可言。晚至蔡元培時代，這一派人才將此說裝上了「學」的外衣，但同時又受了辛亥革命運動潮流的影響，隨即又給《石頭記》加上了「反清復明」的「排滿」的「思想」內容——因而這小說的著作權也就歸屬於一位不知何人的「明遺民」了。
乾隆的「索隱」也與「學」無關，他只是為了掩飾這部小說的所暗中涉及的政治涵量，是一種「轉移視線」的策略，而他提此說的年代已經是乾隆朝的後期了，即寵臣和紳掌管文化（包括《四庫全書》的編印任務）的時候了〔（４）〕，而「自傳說」的最早見於文字提出，則比那早得多——為了簡便，就不妨只舉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即有「甲戌本」的脂硯齋評語為證，最是明白不過了〔（５）〕。大約此書在傳抄流布時期，八旗世家子弟私相傳閱，都知此義，到乾隆三、四十年上富察明義題《紅樓夢》詩序稱「書中備記風月繁華之威」即是由於曹雪芹的先人曾任江寧織造，此即「自寫自家」之義；而後吳雲則更為直截了當地一口道破「本事出曹使君家」〔（６）〕。這種種史跡，十分清楚。
在此以外，另有一批略晚的「評紅家」，明白提出了《紅樓夢》一書是作者的「自況」「自道生平」〔（７）〕，時間大抵不出嘉、道之際。
以上這些立論者，都不是由「學」而得出的結論：前一類是旗家子弟親友相知而得悉作者曹家的事跡而遞相傳述（如裕瑞作《棗窗閒筆》記「前輩姻親」傳述雪芹之事，即其一例），後者則是一種「讀書直感」，因為他們都能深深感覺到書中的文心語氣，詞意情懷，都是作者的「夫子自道」，而非敘寫（更非譏罵）別姓別家。他們憑的是靈智所獲的強烈鮮明的直感，也不是靠什麼「研究」「考證」而達到他們的論斷。
清代對《紅》書的題詠、隨筆、批點、專著，多得不可勝數，但其性質均不外乎隨感、議論、欣賞、讚歎，也與學術性研著根本有別，難以牽合。 那麼，夠得上學術的「紅學」畢竟從哪兒才算開始呢？這就不能不明白承認：從胡適作《紅樓夢考證》為始。這是事實，對胡氏有何評價意見，都不能否認這一事實。
這樣看來，史脈分明，從嚴格意義上講，所謂的「舊紅學」原來是一個不曾存在的假想名義。紅學的實體，確自「五四」期間胡氏肇始。
因為「舊」本不存在，所以「新」之對應稱號也就自然成為一個並無實義的假名了。
然而有一件事卻也可作為文史談助：胡適的口述自傳，由紐約市立大學歷史系唐德剛教授從英語譯為中文（已有大陸版），內中就有《新紅學的建立》一個專章。觀其所述，乃知胡先生自己對此津津樂道，不無得意的心情語味。而更有趣的是：他不介意「新紅學」這個名目，還採用了它。這位大學者忘了它已從本來的贊詞變成了「批判用語」了，即變成了不敬的貶詞了。他也忘了尋思一下那名目從一建立就缺少科學性的毛病了。
（三） 「新紅學」的「科學性」
胡適先生把自己的紅學考證的特色標榜為「科學的方法」，這個標榜後來也曾成為批判的對象的重點之一。胡氏的方法到底科學與否？會有爭論，何況「科學」本身也不過是個相對觀念與方法，實際上它原本就是在不斷發展革新，也永無休止之境（換言之，所謂科學只指明在某一特定歷史時期的對客觀事物的研索理解的最大程度，並非絕對的止境）；但相對於「索隱派」的「方法」而言，我以為稱之為「科學的」，那是合理服人的。我們論事不要忘卻歷史眼光與實事求是態度。
兩個例子最能說明問題：一個是魯迅——他不但是位大作家，更是一位大學者，他是中國人創著本國小說史的第一人，而其論《紅樓夢》諸般揣測之說時，獨許胡氏「自傳說」而不宗蔡氏之索隱論（詳見《中國小說史略》第２４篇專章）。再一例就是毛澤東，他與魯迅的見解一致（至少大體一致或基本一致）。此二人皆為中國近百年來所生之上智偉人，他們為什麼捨蔡而取胡？這就必然涉及到了「科學方法」的問題了。
比方說，索隱派為了證成其「反滿」說，便把小說著作權給了「明遺民」。這科學嗎？是之與否，又如何判決？及胡氏從作者家世生平和書之版本入手，搜集可靠文獻資料，加以考訂，證明了作者是曹雪芹，所著傳世只有８０回本。後４０回本為高鶚、程偉元等人偽續，冒稱「全璧」；又考知曹雪芹名ｚｈāｎ＠３，祖父寅，江寧織造世家，曾歷榮華，雪芹本人應為ｆǔ＠４子，年壽以「四十年華」為基數，而卒於「壬午除夕」，即乾隆二十七年（１７６３）。〔（８）〕他又收得了一部乾隆甲戌年（１７５４）的《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並且也論及了另一部脂評抄本「庚辰四閱定本」。這麼一來，我們一個普通人也就不難推斷：庚辰是乾隆二十五年，上面有一條小「附記」說是「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五月初七日對清。缺中秋詩，俟雪芹」。再看敦誠在次年丁丑寄懷雪芹詩中也正是說：「……殘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書黃葉村。」這就完全明確：雪芹直到乾隆丁丑二十二年（１７５７），還在經營寫作之中。那麼，清朝正式「定鼎」北京事在１６６４年，從１６６４到１７５７，已經９３年，而那「明遺民」既能知亡國之痛而發憤著書，那他應生於明亡之前至少一二十年才行。如此，他必須至少是個壽逾一百三十歲而尚未停筆的「作家」才對。只這一點，就使索隱說失去了基本理據。這一點點道理，今人視之，當然是很簡單的了，但在歷史的當時，胡氏的考證方法與論據，就要算是科學的，而不容纏夾詭辯。所以魯迅先生毫不猶豫地接受了胡氏考論，而昌言曰：既知雪芹為漢軍，則反滿之說自不成立矣。〔（９）〕
做學問應該服善——這善，就是歷史時代當時階段所能達到的科學態度與科學方法。
以上做出肯定，然後才可以再問：這樣說來，胡氏紅學就都令人滿意了嗎？
回答不能是一句簡單的話，要分幾個層次方能評議稍公。
（四） 「新紅學」的不足之處
胡氏考證，在當時那種理解認識十分混亂的年代出現，確實貢獻巨大，說是具有科學性，不算誇張。但那畢竟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之最初的事，回顧起來，當然不無遺憾之點，歉然之懷。
第一，上文已述，胡先生晚年自述平生，對「建立新紅學」很覺得意。但揆其實際，這只是一種「馬後課」。胡先生當時作考證，只是為了提倡「白話文學」，選出幾部小說名著，包括《鏡花緣》《醒世姻緣傳》，逐一為之「整理」，標榜「新式標點，分段排版」，然後給每部小說都作出一篇考證，冠於卷首，讓「亞東」印行。他用力甚勤，多屬開創工作，收穫豐富，但他正是「一視同仁」，「平均對待」，初無任何特重《紅樓》一書之意。這種考證，作者，年代，版本……，乃屬於一般性的考據對象的共同內容項目。所以他從來也沒有要建立一個「紅學」專科學術的動機與觀念。
他做了一般性的考訂工作，貢獻不小，但這兒並沒有什麼新的思想內涵與學術體系可言。 因此，從嚴而論，我們稱之為「紅學」，原是有些張皇其詞了，胡先生自己也發生了錯覺，以為自己真曾建立了一種新的什麼「學」。其實並非如此。
第二，我上文舉的那種以考證駁倒「明遺民」的例子，只是一種單層的、直線的邏輯推理而已，這對「有跡」的某些歷史事物是可以應用適用而奏效的。但它一不萬能，二會導誤。考察歷史文化的事，只憑一點點那樣的推理手段，那是太「危險」了。歷史文化不都「有跡」或「具象」，而且總是十分之複雜、曲折、隱諱、重疊、交織，即「文獻」有據，也往往真偽相混、是非顛倒。只憑一個單層的、直線的推理，僅在一般事物考證上也是不行的，更不要說涉及「無跡」「非像」的那些方面的歷程與關係了。
胡先生除了提出「自敘傳」（相對於寫別人而言是不錯的），對曹雪芹這部書的真涵義真價值，可說一無所論，簡單膚浮得令人驚訝——一個真正夠得上「學」的專科學術體系，是不會那麼空虛浮泛的。
也正因此故，他寫了《考證》之後，只由於又得見《庚辰本》而作了一個「補考」而外，再也沒有繼續為「紅學」作什麼事情。即就搜求文獻文物以及有關的各種形態的史料來說，以他的資望地位，以彼時的北京文化結構未經巨大動亂的有利條件下，他卻放棄了努力徵集的重要工作（義務、責任），除了收得《甲戌本》與《四松堂集》，就再也不見他關切此事了。
以上情況表明，他原無建「學」之意，當時關涉「白話小說」的任務一完成，就滿足而止步了。
第三，對曹雪芹的為人，對《紅樓夢》的性質（特點、意旨、蘊涵……），他並未表現出什麼探討興趣。不妨說，單層次歷史考證而外所必需的思力、識力和更高層次的靈智方面的體會尋求，賞音參悟，一概欠缺。而用這種精神態度去對待這一主題，就使得「新紅學」非常貧薄，夠不上一種高級的文化學術的品位。索隱派人士的不服氣，正是與此不無關係。
第四，由於上一點原因，胡先生就連對「版本」的認識也是個模稜兩可、自矛攻盾的「實踐」者。
比如，他收得了價值極高的、可以代表雪芹真面貌精神的《甲戌本》，然而他對這一珍貴文本卻不見發生多大的「整理」流布與深入研究的興致與願望，《考證》寫畢，即將此珍本束之高閣了。相反，他一直對那部程、高二次篡改歪曲原文最厲害的《程乙本》大加欣賞，為之作序宣揚、排印流布，直至他晚年，仍然未見稍改早先的眼光與心情。
原因何在？我看仍然十分簡單：即他對此二本的高下優劣，並不從真偽原篡的原則性大標準去評判，卻只從他奉為至高無上的「白話」的尺碼去稱量。他對他自己的那種「只要是白話就好，越白越高」的主張幾乎已有「迷信」的心態。在他看來，中華文學，只要乙比甲更加「白話化」，其他一切不論，肯定乙比甲「好」！
提倡在他的當時後世寫文要白話，是可以的，但要用「白話化」來衡量中華歷代的文學作品，拿它作為唯一的不可爭議的標準，這就違反了歷史和科學，說得重一點兒，就走入了魔道——大量令人肉麻的庸俗拙劣的「白話」的得流行與受讚美，皆由這個魔道而致成之。
胡先生說，為什麼要推行《程乙本》？因為它「更白話化」了，「描寫」也「更細膩了」。
程、高篡改雪芹的手筆風格境界，不但大量語句點金成鐵，而且不通雪芹文心匠意，連意思都給改走了樣。我在四十年代與胡先生爭論，這樣的「白話化」與「描寫細膩」要不得！不可再為之推波助瀾，貽誤後來。他不聽取。——他的《程乙本》一直流行到解放後１９８１年，而且是個壟斷本。
我不禁深深詫異，這樣一位「國學」大師，對文字筆墨的欣賞鑒別能力竟然如此其鈍而不明，若非親歷，實難置信。
對以上這些，我起初只以為他是受了「意障」，即「白話障」，簡單絕對化的思想方法所致。後來方逐漸明白：問題的根本是他的「西方意識」在指導一切。他是想把中國文化的各方面特點特色都改成西方化——包括語言文字的民族精魂在內！因此，他不尊重雪芹原作的真實，而只是用程高篡本為他的「白話主義」服務而已。
他也不大理會雪芹原著的整體與結構是應當也可以通過研究而得明梗概的（那與偽「全本」１２０回全然不同），卻批評說：「《紅樓夢》不是一部好小說，因為連一個ＰＬＯＴ都沒有。」 所謂ＰＬＯＴ者，即一個整體情節佈局的意思。這正說明了胡先生的文學觀念，都是從西方學來的，一點兒也不去考慮雪芹的書有無它自己的中國式ＰＬＯＴ或ＰＬＯＴ以外的特殊規律。
就從這一點來看，事情也很分明：胡氏之於《紅樓夢》研究，實未建立一個堪稱獨立的新創的「學」。
可知世之所謂「新紅學」，原是一種誇大了的名目和概念。 在「新紅學」項下，必須提到「胡、俞」並列的俞平伯。俞先生是繼胡《考》之後立即出版了專著的人，即《紅樓夢辨》的作者——「新紅學」一名也就是顧頡剛為之作序時提出的。這部書在當時很有貢獻，影響也大，對「紅學」的發展是有其功績的。此書基本上是一部版本考訂的性質。
可惜的是，他在此書出後的數十年間，卻很少有提得起的成就了。今日看來，如可以責賢者以備，不妨指出以下幾點——其版本研究上識力受到限制，這有三點可舉：
（甲）在《夢辨》中運用了有正戚序本《石頭記》，卻看不出那是接近雪芹原文的一個寶貴的抄本。而且其中的脂批所透露的原著８０回後情節，他也悟不出，而以為那是高續以外的「另一種續書」。
（乙）如謂當時識力難周，那麼當他見到胡適所收「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時應該立時曉悟了，可是他一字未之再及，而在為之所作跋語中卻只說到脂批只有一點價值，即證明了他在《夢辨》中推測秦可卿應為自縊身亡，是推得不錯的。此外也沒有任何加以研究的跡象曾顯示出來。
（丙）很多年後，在別人的影響之下，他忽然又作了「八十回校本」，而實際只是庚辰、戚序兩個主要本的校勘，更費解的是他取了二本之一作為底本之後，又大量依二者之另一本改回——如此乃產生了一大厚冊的「校勘記」（學人疑問：既如此大改回，為何不逕取據改之本為底本？）。
以上也可反映出老一輩「新紅學」陣營中主角的建「學」的品位大致是怎樣的了。
至於俞先生最末期的表現，也很奇特，例如：（一）他自己批評說，早年的「自傳說」觀點是錯了；（二）他最後的留言是：把《紅樓夢》分成前８０回與後４０回是一種「犯罪」——這和他在《夢辨》中的論點也正是針鋒相對！
俞先生的不少論點也是這麼反反覆覆。他的真正的確切的意見很難捉摸，因此我們評價起來也感到困難。大約他對《紅樓夢》的看法上比較明晰的仍然是以下兩點——
（一）此小說並非第一流作品，它的聲價只是近年來少數人抬捧起來的。
（二）此小說的主旨乃是「情場懺悔」與「色空觀念」的虛無思想。 綜而觀之，俞先生本來比胡先生的「紅學」更有學術本質與發展的能量，但僅僅開了一個端，以後的學術性著述沒有跟上。這確實是紅學史上令人惋惜的現象。
（五） 王國維與陳蛻
王、陳兩位都是後來所謂的「評紅家」，都在胡氏《考證》之先而撰文申論，其實質也都是較長的「讀後感」，有別於真正的學術性研究著述。兩家中王氏影響特大，尤以在海外為甚。他們二人都沒有做過研究工作，只是讀了《紅樓》的一些思緒感發，因而也就還不是「紅學」的真諦。
王國維先生是大學者，以研究戲曲、詞論名重士林。他對《紅樓》的作者、版本、時代等等真相一切未曾細究，只以流行坊本（程高１２０回本）來就事論事，引來西方叔本華的哲學思想以解釋這小說的（經過篡改了的）意義，認為是為了尋求解脫人生因有欲而產生的痛苦。其終極是通向佛家的涅磐。
這又是一個引進西方思想而套用在《紅樓夢》上的早年的先例。
姑且不說「解脫痛苦」的結論是非短長〔（１１）〕，單就這樣的評論辦法來看，其本身還是感想多於學術，不過拉來一個外國人借題發揮自己的悲劇觀。所以我一向認為王先生的《紅樓夢評論》雖然名高價重，受人推崇，但在「紅學」的嚴格意義上講，卻不佔什麼重要位置，無有自己研究的創獲可言。這樣說，是以學術質素之有無來衡量，不以名望為重輕。（近年所見，有山西大學梁歸智教授在他的論著中表示了同樣的看法。）
王氏《評論》年代還是清末（１９０４）。進入民國之初，另有一位重要的「評紅」大手筆，即陳蛻庵。他享名殊不逮王靜安，實則評紅識見高出王氏遠甚。他首次提出：曹雪芹的史筆超越盲左腐遷，思想勝過法國盧梭（盧騷），其小說應列於「子部」，即推許為大思想家的一部傑構偉著——並且說雪芹是一位堪稱「創教」之人！這種評價與認識，何所未有，可謂石破天驚，駭俗震世之論。我以為陳先生看待《紅樓》的眼光思力，突過所有前人，應當在「評紅史」上大書一筆。所惜者，他也如同王靜安一樣，充其量還只能劃入「讀書感想」的範圍，而未能建立成一個獨樹一幟的學術體系。 王氏評紅，在海外盛行，徵引、研討，迄今不衰；而陳氏則門庭身後，寂若寒灰，絕少追懷紀述。這也很使人感慨系之。有幸有不幸，詎不然哉。
但我在此重提王、陳兩家，正是為了辨明他們都只屬「評」家，而不是「學」（紅學）家。這個分際是要弄清的。王、陳都比胡適作考早得多。這兒就可以看出一個問題：為什麼胡氏對蔡派「索隱」作出反響，而不聞其一字曾涉王、陳之論？
我的拙見是，「索隱」說雖非真「學」，尚有一種（非科學的）論析與引證，所以還能以學術討論對應之商；至於王、陳兩家（以及同性類）的感想評論，胡適是不必也沒有興趣去討究榷的。所以胡氏在眾家之中比較說來，是重「學」而不喜「空談」「高論」。
然而這兒就也顯示出另一個問題：胡先生所偏重所「癖好」的還是歷史考 據，對於更上層的精神靈智方面的體察領悟，就不是十分措意了——即如雪芹著書畢竟是否在「追憶繁華」之外還有其它哲思感發的心靈層次與境界，看起來他就不怎麼有動於衷。因此十分值得認真考慮的陳先生的「子部」與「創教」的高見卓論，也就沒有引起他的絲毫注意。
我以為，所謂「胡適考證派」「新紅學」的最大不足之處就是僅僅陷（限）於歷史考據，而未能向文化高層次的研索方向邁往直前，竿頭進步。
這以上，也就都帶有紅學的悲劇性的「先天色彩」了。
（六） 魯迅大師
胡氏《考證》（１９２２）出來以後的形勢，很是耐人尋味。在他之先，在四大索隱專著行世：孫渠甫《石頭記微言》（１９１４），蔡元培《石頭記索隱》（１９１６），王夢阮《紅樓索隱》，鄧狂言《紅樓夢釋真》；而在他作考之後，又有三大家索隱專著問世：壽鵬飛《紅樓夢本事辨證》（１９２７），景梅九《石頭記真諦》（１９３４），湛廬《紅樓夢發微》（１９４８）。這中間，只有一位大學者在高等學府講演與學術專著中肯定胡考：即魯迅先生。
但在「批胡」時期，評家們卻不揭示歷史實情，而把魯迅說成是與胡考對立的人物。學術史是科學，是不由人隨意變改的。只要細讀《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代人情小說——紅樓夢》，就會看出，魯迅在蔡胡兩家之間，作出了毫不含渾的抉擇：棄蔡而取胡。並且昌言指明，「自傳說」開端最早，而論定卻最晚。
應當體會到，魯迅下了「論定」二字是筆力千鈞，他豈是輕言妄斷之人？可惜他也難料日後又有卮言日出。 更應著重指出的，是魯迅並非照抄別人的文字見解，他自己作了更多的探索，而且有超越別人的識見。這才真正夠得上是「學」的了。略舉幾點，以見先生自己的「紅學」的精義所在——
（甲）在眾說紛紜中，獨撥迷霧，大書標目曰「人情」小說，此誠首創而不刊之論，可謂一針見血，入木三分。他是說，所謂政治說、愛情說、刺謗說、性理說、講《易》說、煉丹說……都是「揣測之言」，皆不足信；雪芹原旨在寫「人情」——而不是俗義的「愛情」。人情者，表面似乎接近於今日之所謂「人際關係」，但沒有那麼世俗味，而特重心靈感情的意蘊。這真是獨具慧眼，那些「解脫痛苦」「色空觀念」「情場懺悔」等等看法，先生用這一筆就都抹掉了，先生之所謂人情，蓋兼包人與人之間同生共處的家庭社會的歷史現實關係與作者所感悟倡導的理想關係，並非俗義（「人情世態」，「人情如紙薄」等成語，皆特指不佳不良的單一面）。
（乙）魯迅原版（《史略》）每章大標題下，列有簡明的「內容重點提示」（現今重排本不知何故擅加刪免了，甚不可解），在本章題下所列的是：紅樓夢——原名石頭記——初本及全本。再結合他在正文中以及《中國小說歷史的變遷》（中間論及《紅樓》的見解，即《史略》本章的初稿性質），即知先生最注重的兩大要點是雪芹此書的本名與改名、初本（原本）與「全」本（即程高偽續１２０回本），而他指的改名也即實指由於程高本改用了此名而大行於世。
（丙）先生凡引小說本文，一律採用《戚本》——即他在那時所能見到的唯一的一部接近「初本」的８０回抄本，而（除一處補缺文之外）絕不引用程高篡文。
（丁）於評議各種續書時，特別強調要看它是否「不背原書伏線」。伏線即小說特有的前文暗示與「預言」後文情事的獨特手法，這雪芹書中運用得最為豐富奇妙。這也就是現今已經建立的「探佚學」的萌芽思想理據。
綜此四端，可見魯迅對《紅樓夢》的識解之高明遠過當時流輩，——我素來以為，這才是夠得上「學」的學者的真知灼見，亦即方能稱為「紅學」的早期模範和圭臬。
魯迅也是個堅決磊落的「自傳說」者，除上述學術論著而外，在雜文中他也風趣地寫出了這樣的話：「賈寶玉的原型是曹雪芹」「曹雪芹整個兒地進了小說」。評家們諱而不言，其實是最能代表先生的風趣的真實見解的「語錄」〔（１２）〕。
（七） 艱難的推進
胡適於１９２２年作《考》，魯迅於１９２４年到西安講學，論及《紅樓夢》時，已然是《中國小說史略》第２４篇的「成竹」。我上一節綜列先生的最重要的「紅學」觀點，是他治學的一種典範示例，實際上已為所有後來人（先生敬稱之為「來哲」）指明的治《紅》的正確方向，奠定了幾大塊康莊大道的鋪路基石，懸起了清華朗潤的一顆照明寶珠。試看，上舉胡、王、俞諸家，誰在辨偽崇真的根本態度與認識上如此明決而略不含糊？先生之治小說，力倡「斥偽返本」「掃蕩煙埃」的原則精神，在治《紅》上尤其顯示得光芒四射！ 可是，「紅學」的歷史命運是悲劇性的。自從先生於１９３６年去世以後，這種以真「學」為質素的「紅學」，竟然毫無發展與進境。
十三個年頭歲月過去了，到了新中國成立。這原本該是「魯迅紅學派」正常繼承發展的極好的歷史條件了，可惜不幸的是學術的事情受到了其它因素的影響——在本文，凡不屬真正學術的複雜情狀，俱不在闌入之列，無法全避（即與紅學史有所關涉而不能不一提及）的略敘數語，亦非本旨，此點讀者鑒之。
按諸實際，有以下幾點應當有所瞭解——
（一）充分的跡象表明：毛澤東主席自１９５３年秋為始，忽然顯示出他對《紅樓夢》的興趣與重視，在此後數年間多次談話中都傳出了他講論「紅學」的看法。海內外都認為這是建國後「紅學」較之前代更為興盛的一個原因〔（１３）〕。
（二）與此同時，１９５４年發起的批俞（發展成為批胡……）運動又給紅學研究帶來了另一種影響。由於執行奉行者的偏差，學術變成了為某一時期政治需要的口號的機械服務工具。上面傳來的一句話，往往即成為「紅學論文」的下一個主題。這樣的結果是大量的評紅論紅文章皆由一個既定概念出發而去尋覓「論據」，片面強調某一論點，而並不是從《紅樓夢》的客觀本體及其特性特點中作具體研析而得到的結論。〔（１４）〕在此情勢下，「紅學」之「學」的質素成份，當然就越來越微了。
（三）再進一步，就衍變而出現了「階級鬥爭紅學」。這種論點的書，以化名「洪廣思」的《階級鬥爭的形象歷史》為之代表〔（１５）〕。這當然就離開學術更遠了，今不必多加評論。至於此類的「影射紅學」「儒法鬥爭紅學」，等等，相繼演出，於是「紅學」掃地盡矣。
當政治局面影響學術達到如此地步之時期，想做真實學問的處境是困難萬分的，這不待多說自明。但也還有另外的學風問題，加重了這種困境。今亦試舉其具有代表性影響的如下——
１．學力欠缺，「功底」太差。這是個近年帶有普遍性的問題，雖名家時時不免。例如，解敦誠挽雪芹詩「上舊□」，不知「□」乃郊原之義，逕指為「舊墳」。解永忠讀《紅樓夢》吊雪芹詩「欲呼才鬼一中之」，不知「中」乃飲酒典故，竟改釋為「一申之」；又「都來眉上與心頭」，不知「都來」為總括詞，此用宋詞原句脫化，而誤以為是「都浮現在」眉上心頭之義。又如解富察·明義題《紅》詩，不知「小紅」乃唐宋詩人用以代指侍女之泛稱，竟以為是指書中的林紅玉。又如不知「骯髒」乃剛直不屈之義，竟解為「腌臢」俗世訛變之混義。（骯髒，音kang zǎng，曹寅詩亦用之。）如此不一而足。甚至連舊時紀歲計年的習俗也不懂，把「閱×年」「越×載」都按「週歲核實」來排年「考證」（實則首尾已見幾個紀年干支，便說已閱幾歲了）。
所以常常把事情攪得一團混亂。
２．逞臆而言，毫無理據。例如「應付（佛、福）僧」乃清代習用常語，校訂者竟妄改為「赴應僧」。曹寅詩中有稱為「竹簡侄」者，實指安徽貴池同宗曹曰瑛一輩人，竟杜撰稱此人名「曹碩」，即「原始作者」「石兄」云云。（按池州曹譜載：宋開寶八年，曹彬至江南，與池州族人相會，敘親，後命次子曹琮會同撰宗譜十八帙。彬即武惠濟陽王，樞密，雪芹之中古始祖也，河北靈壽人。）
３．造假作偽，惡語欺人。這一類略分三種：一是假編「傳說」，凡傳說者必有一定普遍性即有一方一族之人皆大略知之，世代遞述；而假傳說則只有其人一個，絕無共曉，而且傳者如同「說書」，無窮的「細節」，如他身親目睹。二是偽造文字史料，如什麼「集稿」「紀盛」等等，大致與「傳說」有共同點「不倫不類」，而文字則尤為蹩腳（一望可知為民初時期之假「文言」）。三是偽造「文物」，品種不一，而以張家灣「墓石」為其代表（已有知情人在《視角》雜誌上揭偽）。
以上三者，謬種流傳，一般文化水平不足者為其所欺，輾轉引錄，流毒極廣。然而此種作偽者大抵怕人揭露，凡表疑問者即以下流惡語傷之，態度惡劣。
４．學風與學德。 這兒用「學」字已是十分勉強了，因為我不擬涉及「學」以外的不忍言之事，姑且用之以示範圍。
一種學風是自己逞臆妄說，而不許人異議，凡表不同意者，即設詞辱詈，群眾至謂之為「罵街紅學」。一種是巧妙稗販他人學識，而專門以「反戈一擊」為手段，以圖貶人揚己，此種例不勝舉。一種是「霸勢」，企圖壟斷一切，「人莫予毒」。一種是以「手法」代治學。至於不惜歪曲證據，以利己說。〔（１６）〕 …… 由於以上種種不正常的現象，社會群議對「紅學界」的印象是並不十分良好的，而其最根本的癥結就是號稱紅「學」而缺少真學的本質。這種以非學充學之名、占學之位的畸形事態，是我國近年來學術領域中值得引起注意反省的一大問題。
（八） 「紅學」的悲劇性
紅學在我國學術史上是一門特殊的學科，它本身獨特性甚強，卻又很容易被當作一般對像對待。它的文化內涵極豐富，文化品位極崇高，所以需要我國的文學、史學、哲學、美學、科學等多方面的第一流學者通力協作，方能勝任愉快，展現光輝；而那些第一流學者們各有自己的理想事業，如何能以「一部小說」來作為他們的研究目標？於是「紅學」遂落於低層次的人士之手。以我自己為例，如果勉強冒稱一個「學者」，也不過是在三流的層次，還有一些尚不如我，根本不具備研治此學的條件。以上二端，乃是「紅學」悲劇性的最關鍵的矛盾因素，至少在歷史現階段，其情勢實在如是，諱言與美化，是有害無益的。
無視於「紅學」之極大獨特性而總想把它拉向一般化，最好的例子可舉海外的余英時。余教授曾著專文倡言「紅樓夢的兩個世界」與「紅學革命」，並以此而名揚寰宇。在他看來，已有的紅學一無是處，尤其是考證派已是「山窮水盡」「眼前無路」，故必須「革命」，而他的革命口號卻是「回到文學上來」——他認為紅學研究只應是一種文藝方面的事，別的都是錯了路頭的。
這就是我所說的，無視於「紅學」的獨特性而要把它向「一般化」拉挽。其實余英時倒是個研究文化的高層次的教授（如對胡適的思想有所評論等等），連他都那麼看待《紅樓夢》，則其他同類論紅之人可推而知了（有趣的是余先生１９８０年國際紅學會上的論文卻是考證《懋齋詩鈔》與雪芹卒年等等）。文學，文學，它是什麼？離開特定的文化底基涵蘊、歷史環境、作者心靈神智，又能有何等真知約見可以啟迪學人呢？長時期評贊《紅樓》「藝術」的，仍然離不開「形象塑造」「性格刻畫」「心理描寫」「口語運用」等等之類，這倒看起來滿像「文學」了，難道余教授會滿足於這樣的「回到文學」而以此排斥其它層面的研究嗎？
我所列的第二條悲劇性，一方面與第一條有關聯，另方面則是文化學術的普遍水平的事情。前者，至今連這「紅學」的特定含義在大教授那兒都扯不清，則勢必產生真紅學與假紅學的混亂。「文學」範圍的一般析賞評論不必說了，即如對小說作者的生卒與祖籍來作些考證——這其實也是一般從事文史工作者的起碼「基礎課」，可是現在這也成了「著名紅學家」，可見這一「界」的「家」之濫竽之地步了。
在另方面，百年來此界前賢往哲，留下的真正紅學業績，已如上文如實敘明。這個基礎在我們中華的偉大文化傳統的輝煌史跡上來衡量（如與經學、史學、文字學、箋注學……等學術成就相比而觀），實在不能過份誇揚。百年過去了，如今這一輩的人，又有幾個敢與王、蔡、胡、魯的學力識力相比？由這些愧對前賢的今人來「佔領」此一學域，我則感到是一件十分可悲的文化現狀〔（１７）〕，這該不是錯覺與誤說吧？ 歸結一句話：「學」不足而「紅」必虛。
（九） 一點展望
紅學的正常的健康的發展，取決於學術的質與量的提高，而這種質量的提高又取決於人材的培育與選拔扶持。 曹雪芹原著《紅樓夢》本是觸及人類靈智才能的高層文化內容的著作（小說體不過是其外衣而已），因此研究它所需人材即非一般所能充數。但現實情況則距此要求甚遠。第一，比如目下紛紜爭執無休的「熱點」之一是曹氏祖籍問題。此在「紅學」中已屬邊緣考證範圍，已是最低層次的歷史知識的事了，誰知「紅學」歷經數十年之後，來到今日，卻有人在論「紅學」文中說出這樣的話—— 「……其三為北京通縣張家灣「曹霑墓石」的發現。關於『曹霑墓石』，由於專家對其真假執見不一，還引起了一場大的爭論，因而也是轟動了海內外的。曹霑墓石之真偽，雖到目前仍有人持懷疑態度，但終究『石』上有『曹霑』二字，可留待人們日後慢慢地去辨驗。而從去年以來報刊大量刊載的曹雪芹祖籍豐潤說，就連曹霑的名字也找不見了。……」〔（１８）〕
有位青年人讀了這些話，向我提出疑問，他說：「墓石」為了造假，當然上面要刻「曹霑」之名，否則還成什麼「寶物」，又是誰的「墓石」呢？至於祖籍，正因年遠，才需考而知之，若那裡已寫明了二字，還要「考」做什麼？況且，力主「遼陽說」的主據《遼東五慶堂曹氏宗譜》裡以及遼陽的石碑裡，又何嘗有「曹霑」二字？這種論辯邏輯，有什麼科學性？「紅學家」們的這種爭論，豈不太可笑？我們讀者對此很不理解。——以上的反應，可以代表群眾觀感和批評。
我聽了他的話，不禁深自警醒。「紅學」之「學」，目下還只這樣子，良可悲也！
第二，培養人材的「教材」之一就是識辨學風的歪正，亦即論證方法的誠偽問題。
在此，也不妨略舉小例以見一斑，兼存炯鑒：
（甲）１９８０年，有人在《紅樓夢學刊》第×期發文，引來「明監本」《詩經·小雅·信南山》中有「既霑即足」與「受天之祐」兩句，遂謂由此可證曹天祐（佑）即曹霑，亦即曹顒之「遺腹子」，云云。後經研者嚴中同志親檢「明監本」《詩經》此處，正文雖作「祐」字，而其下原有鄭箋，明云： 雲皇群君福也。獻瓜韭於先祖者，順孝子之心也，孝子則獲福。ｈu，音戶。
這充分說明鄭箋古本與所有通行本《詩經》此處一致，皆作「受天之 」，而「祐」乃誤刊字。可見撰文之版本專家特意挖出這個誤刊字，以證成其論點，而於「明監本」之鄭箋本來明明作「 」的事實，卻一字不提——用此隱瞞手法，輕輕掩蓋了版本真相，以誤為正，使一般讀者於不及細察時受其蒙蔽。
（乙）有人著書，以《遼陽五慶堂曹氏宗譜》為據，排斥豐潤祖籍歷史事實。但該譜序文明言「於元以前無所考」，而康熙時江寧府志、上元縣志皆明載曹寅父璽乃宋武惠王曹彬之後，正與豐潤曹氏同祖。該著者無以解此矛盾，避而不言；後來乃又引《五慶譜》藏主曹儀簡為證——據雲尚有「定陶譜」，於是乃下結論云：雪芹上世乃從江西武陽（即豐潤曹之所自遷，等於該著者又默認了此點）遷於山東定陶，又自定陶遷於遼陽，故與豐潤無涉，云云。該著者自以為此即自圓其說之主證了。不料後來幾位同志採訪了曹儀簡先生，曹先生之言正與那位著者所引者完全相反——他說：早年所有者，只系定陶一支族人姓名之極簡略的小冊子，並不是譜；他這曹氏正即由鐵嶺上世遷至遼陽（按此即「豐潤說」所考本由豐潤遷至鐵嶺而後歸旗再遷遼陽的），舊時存有鐵嶺祭祖的日期冊子。而那位著者竟然作了完全相反的引證。〔（１９）〕 按該氏此考是他的成名作，全書數十萬言只為考此一點，許多人奉為新獲與定論。所以當世的「紅學」，即其體貌為學術者，亦有真有假，後來學人於此不能識辨，不唯在個別考證的主題上受愚，即整個治學方法態度，亦將蒙受不良影響。
第三，培育後起人材，須依靠全國高教、社科各校各所的共同的廣泛的努力和關懷，而不是只靠一個機構、組織、團體的事。須謹防某種形態的壟斷與把持，否則將不利於「雙百」方針的貫徹——亦即難有獨立思考研求的新人出現。〔（２０）〕 若能群策群力，兢兢業業，經營締造，庶幾可望還「紅學」以實（學），而不只成為虛名，不致淪為非學術的某些名場利域的附屬工具。
從海外情況看，上文已敘及的余英時提出「紅學革命」，似乎經歷了這麼多年也未見實際成效足以開創一個新的紅學境界，海內目下紛紜爭論的「墓石」真假、祖籍何在、版本先後……等等，這種一度被批為「繁瑣考證」的話題，表明「紅學」不但並未「革命」，反而是在老路上向後退步。這其中的種種主客觀因素有以致之者，也是十分複雜而未便盡言的，茲亦不論，應俟另及。環顧一下，似乎還得推浦安迪教授（Prof.Andrew H.Plaks），他在普林斯頓大學比較文學系任教，精研中國明清小說，著有《明代小說四大奇書》與紅學專著。依我所見，他是一位難逢的紮實而正派的學者，功力深厚，也對中國文化下功夫研求理解，深造有得，又能從敘事美學、接受美學、結構主義分析等角度提出值得重視的創見。我總以為，無論海外海內，多一些這樣埋頭治學、不務奔競的真學者，那麼「紅學界」的情況方能逐步地好轉起來。
還有，培育人材與扶持新生事物是密切關聯的。目下，有誰想在這方面做些事情，卻會引來一片鼓噪之聲，並且把這種扶持斥為「學風不正」「受到唾棄」。其思想心態之保守與自封，遂致很少出現真正的學術進展，意欲大家安於「現狀」，不必前進，不必學術「雙百」，只可一家作主，滿足於為一些瑣末而爭執糾纏，而不悟學術天下之公，不是為哪個個人服務的。新生事物與人材，未必一出來就「完美」「十全」。我們應該持何種對待的態度，卻被置而勿論了。這種情況也須有所改變。
以上種種，歸結到一句話：「紅學」需要的是「學」，而不是別的。只有「學」才能引導「紅學」前進，開闢一個新的階段與局次——這個，不管你叫它是「革命」與否，像余英時所提口號那樣，真正問題是要回到學術上來。
近百年來的「紅學」底基的學術質素本不十分飽滿充足，已如本文粗析；所以在鑒往知來的關節上，只有一條正路，即—— 還「紅學」以學。
這學，應是中華文化之學，而不指文學常論，因為曹雪芹的《紅樓夢》是中華大文化的代表著作之一，其範圍層次遠遠超越了文學的區域。
這學，應是科學學術的研究，而不指一般的文史基本知識的考據。
這學，也必然會引發理解認識的「衝突」——思想的，學力的，文化素養的，審美層次的以及人生閱歷的種種衝突。
胡風曾在《石頭記交響曲》的序跋中將曹雪芹、魯迅並列。魯迅在文章中提到《紅樓夢》時，稱「雪芹」而不加姓氏，又稱之為「佳公子」「文字旖旎」，這充分表明魯迅對雪芹有其深切的文化共識而非一般讀者論者可比。最近出版的一本《被褻瀆的魯迅》中，孫郁先生的長序提到了：魯迅之受到「圍剿」，那些攻擊他的「文章」的文風（「文革大字報」文風的先驅），「不是個人性的問題，而是一個文化問題。巨人出世，開始往往是不被接受的。孔子，耶穌，生前受的磨難，真是不可勝數。阮籍、嵇康、李贄、曹雪芹等，也是被世俗無法容忍的人物。與上述諸人比，魯迅似乎沒有好到哪裡。……」這段話，真是有味乎其言，看似輕輕數語，實則極為痛切！由此可悟，「紅學」（即「雪芹學」）之會引發「衝突」，會發生「真學」與「假學」與「無學」「非學」的衝突，自然是不可避免的文化問題，亦即嚴重的文化衝突問題，而絕不是某個個人性的問題。它本身帶著巨大深刻的悲劇質性。
但無論如何，文化問題是需要文化學術解決的，離開文化學術，「紅學」本身即不復存在，又何用談什麼「健康發展」與「深入探討」？因此必須特別強調——還「紅學」以學！
這就是回顧百年以來「紅學」史跡時所得到的一條經驗教訓。凡在學術界內而又關注「紅學」情況的同仁，都會為此而警醒而激勵。
乙亥暮春三月寫訖於燕京東皋金台北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