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與清代民俗
19世紀中期，法國著名文藝理論家、史學家丹納曾經說過：「要瞭解一件藝術品，一個藝術家，一群藝術家，必須正確的設想他們所屬的時代的精神和風俗概況。這是藝術品最後的解釋，也是決定一切的基本原因。這一點已經由經驗證實；只要翻一下藝術史上各個重要的時代，就可以看到某種藝術是和某些時代精神與風俗情況同時出現，同時消滅的。」[1]丹納的這一精闢見解，雖然當時是就繪畫藝術而言，但作為一種藝術理論的概括，它對作為「藝術品」的小說的「解釋」，是具有同樣理論意義的。 如果我對丹納的話沒有理解錯的話，那麼當我們研究我國古典名著《紅樓夢》的「時代精神」的同時，就不能忽視它「所屬時代」的「風俗概況」。因為，「風俗」[2]（或稱為「民俗」）同樣是「決定」《紅樓夢》成為千古不朽的古典名著的「基本原因」。
一、清代的民俗及其特徵
《紅樓夢》「所屬時代」，即18世紀中葉的清代社會。要瞭解這個時代的「風俗概況」，首先就要明曉清王朝建立的一些過程和它的社會成分的構成。 歷史學家告訴我們：朱明帝國末年，正當「天崩地解」，先是李自成率領農民大起義以勢如破竹之勢攻入北京城，後是發源於我國東北白山黑水間的少數民族——滿族，經過緩慢的發展建立起後金政權，在遼東一帶攻城掠地，打敗明王朝的防禦軍隊，逐漸向山海關一帶逼近。1644年，當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浩浩蕩盪開進北京城，推翻明王朝的時候，後金政權在漢族地主階級的勾結下打開了東部防線的山海關大門。不久，滿洲貴族統治者打敗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進入北京城，建立起以滿洲貴族為最高統治者的清王朝，是為清代之始。清王朝，既是中國封建專制制度的延續，又是中國封建社會走向崩潰瓦解、最終走向滅亡的一個王朝。
民俗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是隨著人類社會的產生、發展而逐漸形成的生活文化事象。由於它在自身發展過程中受到時代、地域、民族等諸種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因此清代的中國民俗在內容和形式上都必然在巨大的社會變動之中受到它賴以生存的物質的和精神的條件所影響並發生變化。從這一歷史視角來觀察、探討，清代的民俗事象就不僅具有一般民俗的集體性、變異性、神秘性、地域性、民族性、傳承性等共有的特點，而且還出現了一些具有時代特徵的新特點。這些新的特點概括起來，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在民俗的民族性方面，滿漢民族相互交匯，互相吸納，走向融合。滿洲貴族統治集團入主中原以後，「從龍人關」的滿洲軍隊、家屬，除一部分定居北京以外，還被派駐到許多重要的城防地區，例如浙江的乍浦、廣州、揚州及西部邊陲，都有滿洲旗士兵駐守。數以萬計的滿族人，將滿族的民俗民風帶到全國各地——從南到北，從東到西，無處不有。 清初期，最高統治者順治、康熙、雍正三朝皇帝，對滿族軍民保持古樸的民風民俗都極為重視，三令五申不准滿漢通婚、講滿語書滿文，甚至開設官學、宗學，以強化滿族意識，防止「漢化」。統治者的政令、諭旨，在今日故宮「清代檔案」中可以找到大量的例證。對滿族是一套，對漢族則採取兩套做法：一是以開科取士網羅漢族知識分子，大唱「滿漢臣工為一體」的高調；另一方面對漢民男子強迫「易服蓄髮留辮子」，對具有反抗意識的漢族知識分子實行嚴酷的文字獄，鎮壓反清志士。因此，這一時期的滿漢民族雜處、交匯，各行其俗，互不相擾。但是，隨著大清平定三藩之亂，社會逐漸走向安定並進入繁榮時期後，「漢化」的潮流勢不可擋。出身於滿族家庭的王公貴族首先以說漢語、穿漢服、看漢戲為時尚，競相倣傚，防範「漢化」的大壩也就開始坍塌了，這時實際上是滿漢民俗互相吸納。到了乾隆中期以後，滿族人的「漢化」成為大勢所趨了。特別是在北京，滿漢風俗的融合形態更為明顯，其痕跡在今日老北京人的品質、性格、生活習慣、思維方式，乃至服飾衣著、節日禮儀諸方面還深刻地保留著。人們常謂「京味」小說，實質上是滿漢文化（包括民俗文化）融合的產物。
2.南北民俗的互動與融合。民俗有鮮明的地域性，南北地域不同，出現北方的粗獷、南方的柔弱等多方面的差異性。清代伊始，滿洲八旗軍隊南征北戰，北方的民俗隨著征戰的部隊和家屬傳到了南方，使南方的民俗逐漸揉進了北方的風格。這僅是南北民俗互動、融合的一個方面，而且早已有之。清代為了發展經濟，開通南北大運河，作為南北貫通的主要通道，商貿往來日繁，文人不斷北上參加科考，又將南方民俗帶到了北方，這是南北民族融會的第二條渠道。第三，康熙、乾隆兩帝喜歡出遊，祖孫數次南巡，對南北民俗的融合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南方的戲曲、飲食、園林在這兩代皇帝時期不僅被帶進了京城，而且真正達到了「開花結果」的目的，使北京城呈現出南北民俗大融合的新景象。
3.西學東漸，中外文化碰撞，外來民俗文化滲透到華夏民俗之中。自漢唐以來，外來民俗文化一直不斷地輸入中國，為古老的華夏民俗文化所吸納。例如，印度佛教的傳入，日本、朝鮮僧人、留學生的來華，絲綢之路的貿易，大量傳教士的傳教活動，無不為華夏民俗文化注入新的內容。時到明朝中後期，鄭和七下「西洋」，中外文化交流出現了新時期。待到清中葉，從宮廷內部到民間大眾，都能接受西方文化的沐浴。西方民俗的滲透力已穿過那座古老的城牆，在中華大地上擴散。
從上述三個方面，人們可以清楚看到：清代的民俗所具有的典型性，亦即多元性是前所未有的。例如，元朝也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並同樣定都北京（元大都）。但是，元代的中國民俗特徵卻不像清朝那樣明顯。究其原因：１元朝歷史短暫，蒙古族大軍南征北戰，始終沒有出現一個較長時間的「穩定期」。或許由於這個原因，儘管蒙古族軍隊把自己的民俗民風帶到東南西北，四方傳播，但卻沒有產生有力的影響和被吸納；２元朝統治者缺乏對漢文化的認同感，殘酷的攻掠激起了漢族地主階級和普通大眾的普遍惡感，所以蒙古族的民俗文化也遭到廣大漢民族的拒絕吸納，更談不上「融合」了。在這兩點上，滿族統治階級初期走了同樣的路。但滿族統治者待天下稍定之後，很快改弦更張，對滿漢文化（當然包括民俗）採取「雙軌制」，走向滿漢「一體」之路。所出版的書籍「滿漢對照」，稱作「合璧」，在飲食方面有了「滿漢全席」。凡此種種，恐怕也是滿洲貴族為什麼會以一個少數民族統治中國達三百年之久的一個原因。對此，我們在研究清代的中國民俗文化時，應該特別注意，並給予實事求是的科學「解釋」。
有人把清代的中國文化說成是滿族文化，或是把滿族文化說成是清代的中國文化，這都是錯誤的。以民族而言，清代的民俗既不是單一的滿族民俗，也不是單一的漢族民俗，即使在北京城也是如此。例如，蒙、回、藏等少數民族民俗也滲透和影響著中原漢民族的民俗。但是，從總體上來說，這一時代的中國民俗文化受到滿族民俗的影響較大、較多、較深。反之，這一時代的漢民族的民俗對滿族的民俗的影響也較大、較多、較深，這都是歷史事實。 總之，綜觀這一時代的中國民俗文化的構成是極為複雜而豐富的。它既有中國民俗構成、發展中的共同性，又有它所處歷史時代的特殊性。偉大作家曹雪芹在《紅樓夢》這部偉編巨製中對這一時代的獨具特色的民俗文化作了充分的、藝術的展示，被譽為18世紀中葉中國封建社會的風俗畫卷。他為我們後人瞭解和認識這一時代的風俗民情的全貌，提供了一面珍貴的「風俗寶鑒」。
二、《紅樓夢》中的民俗描寫與特點
在中國古典長篇小說中，《紅樓夢》中的民俗描寫，蘊含的民俗文化之豐富，具有典範意義。 翻開《紅樓夢》，民俗風情撲面而來：從「女媧補天」的神話到「絳珠還淚」的傳說；從冷子興酒肆演說榮國府到林黛玉別父進京都；從葫蘆僧亂判葫蘆案到王熙鳳協理寧國府；從劉姥姥一進榮國府到賈元春省親大觀園；從品茶櫳翠庵到壽怡紅開夜宴；從「揀佛豆」、「結壽緣」到群芳「放晦氣」；從傻大姐誤拾「繡春囊」到抄檢大觀園，回回可以找到民俗事象。在《紅樓夢》中每一個動人的故事中，曹雪芹都把民俗事象作為一種背景，作為一種烘托，揉進藝術的構思之中。一部《紅樓夢大辭典》，就是一部《紅樓夢》的民俗描寫的最有力的證明。試看《紅樓夢大辭典》開列的細目：語詞典故、服飾、器用、建築、園林、飲食、醫藥、稱謂、職官、典制、禮俗、歲時、哲理宗教、詩歌韻文、戲曲、音樂、美術、遊藝、紅樓人物（命名）、文中人物、地理，等等，共21項。[3]在這眾多的門類中，又有哪一門類中沒有民俗的內容呢？ 《紅樓夢》中的民俗描寫，數量之大、範圍之廣、描摹之細，獨秀於林。正因如此，我們簡直無法在這樣一篇論文中一一細述。但為了說明本文的意旨，又不得不撮其要者列十例，以窺一斑。
1.小說開卷第1回講了一段「女媧煉石補天」的神話，接著作者又講了一個美麗的傳說——「絳珠還淚」。這兩個神話故事，都能找到它們的所本，追根溯源又都屬於「民俗」的範疇。在整部小說中，這兩則神話故事是貫穿始終的兩條重要線索。前者，那塊補天不成的遺石是遠古傳下來的「石頭」崇拜的風俗。它幻化為寶玉脖子上的那塊晶瑩的玉墜，隨身而藏，是「護身符」。「石頭」（玉）在，寶玉就聰明靈秀，「石頭」（玉）不在，寶玉則渾渾噩噩、瘋瘋顛顛，最後歸於青埂峰下。出於青埂歸於青埂，有始有終。以往的研究中，人們沒有重視，忽略了這條線索。後者，「絳珠還淚」的故事，從西方靈河岸（神界）寫到現實（紅塵）的賈府，幻化（投胎）成林黛玉以淚水還報神瑛侍者（賈寶玉）的澆灌之恩。這則故事取之於舜死，其妃娥皇、女英哭舜而淚化斑竹的傳說。林黛玉居處以竹掩映瀟湘館，以瀟湘妃子為號，就是暗示這段姻緣，最終黛玉淚盡而亡，欠債的還了債。民俗（神話傳說），在曹雪芹的生花妙筆下敷演出一段美麗動人的小說故事，民俗資料成為了曹雪芹創作的源泉之一。
2.小說第2回，作者借冷子興之口又講出一個剛滿週歲的賈寶玉「抓周」的故事。所謂「抓周」，又曰「抓取」、「睟盤」，這就是民俗的藝術再現。早在南北朝時期，民間就有了這種民俗活動。如顏之推的《顏氏家訓·風操》中，已經有了「抓周」的記載。又如小說第3回，賈寶玉與林黛玉初會時，他身上戴的「寄名鎖」、「護身符」；第8回寫到的「長命鎖」、「記名符」；薛寶釵胸前掛的繡有「芳齡永繼」、「不離不棄」八字的「金鎖」和史湘雲佩帶的「金麒麟」，都屬於民俗事象的藝術描寫。這種「民俗」，世代皆有，《清稗類鈔·風俗》類中就作過記載。
3.小說中寫了不少死人的情節，前四十回有秦可卿、秦鍾、賈天祥、金釧兒、晴雯等人；中四十回有尤氏姊妹、賈敬等人；後四十回有林黛玉、賈母等人。所有這些死人的喪葬之禮，均以其人身份、地位、年齡的不同而各異。例如第13回秦可卿之死到第14回大出喪，有敲雲板報喪、停靈、守孝、弔唁、擇壽木、捐龍禁尉、誦經、出殯、沿路弔奠等細緻的描寫。這是中國古典小說中寫喪禮的「樣板」，連今日影視劇的導演們都要作為參考之根據。
4.小說中寫婚俗，以寶釵出閨成大禮、探春遠嫁為典型代表。寶釵出嫁之時正值寶玉瘋瘋傻傻，賈府借成親來「沖喜」，這是至今在民間尚可找到的「民俗」。在這場成親的鬧劇中，諸如找薛姨媽「議婚」、下聘禮、迎親、「坐床撒帳」等，具按「金陵舊例」，即「金陵舊俗」。探春遠嫁時，也有議婚、認親、迎娶、拜別、上船等一系列的「風俗」規矩。這些細節，正是中國婚俗在小說中的再現。
5.具有遊戲性質的放風箏、揀佛豆、結壽緣等，有原始的迷信成分。但作為一種民俗，在中華大地上傳播了數千年之久。所謂「放晦氣」、「結佛緣」至今在一些落後地區仍然有人在重演、在相信。
6.小說中寫飲茶喝酒的場面最多，有關茶俗酒風的描寫俯拾皆是。諸如以茶酒待客、贈送、論婚、作嫁妝、祭祀等等。第41回櫳翠庵品茶一回中大寫特寫茶的品類、煮茶用水、茶具、飲法，還有「梯己茶」等，都滲透著民俗的意蘊。拙著《曹雪芹與中國酒文化》與《茶香四溢滿紅樓》對小說中的酒風茶俗作了全面的探討，[4]這裡不再重複。
7.小說中寫到大量的詩謎、酒令和各種節日遊戲，其中民俗事象意趣橫生，妙不可言。諸如「斗葉」、「猜謎」、「說笑話」、「投骰子」、「解九連環」、「擊鼓傳花」、「賞雪尋梅」，還有元宵燈節、除夕祭宗祠、端午貼符、中秋賞菊吃蟹等等，無不是突出民俗文化的魅力。
8.小說中寫到許多寺廟景觀，和尚道士尼姑，他們唸經說法、布道化緣、僧道度緣。從水月庵、饅頭庵、鐵檻寺、地藏庵、清虛觀到大觀園內的櫳翠庵；從小尼智能兒偷情到老尼淨虛的圖財害命；從王姑子說法、馬道婆的魘魔法到賈敬煉丹燒汞、妙玉的帶髮修行，把宗教迷信之風俗散佈在世俗的賈府內外。
9.小說寫蓄優伶、養戲班，搭台唱戲、觀戲撒錢、點戲賞封等情節，充分反映了封建社會貴族階級的奢糜之風。通過點戲、唱戲的總目，我們又看到了那個時代的某些「禁忌」之風俗。[5]例如，喪禮中唱什麼戲，省親時唱什麼戲，生日壽辰唱什麼，都十分注意「禁忌」的。我們不僅從舞台的表演中看到民風民情，而且從蓄優伶養戲班中看到一個時代的風氣。
10.小說中的建築和園林，其式樣、風格中也透露著大量的民俗信息。《大觀園》、《大觀園就是自怡園》、《紅樓夢中的建築研究》[6]等專書，對此進行過全面系統的探討，可作參考，本文不再詳加引述。 總之，上列十個方面，僅是《紅樓夢》中民俗描寫的部分內容，諸如服飾、語言、稱謂、地理、典制等方面，同樣有大量的民俗性的描寫。由於篇幅所限，在舉例中沒有引述小說原文，也沒有面面俱到。好在大家對《紅樓夢》都比較熟悉，引述原文太多，反倒容易干擾正題，故略加提示。
當我們開列十個方面的內容時，人們不禁要問：從這些方面或更多方面來觀察、探討《紅樓夢》的民俗描寫，究竟能夠看出些什麼樣的特點呢？我認為至少有以下五點值得我們重視和思考：
1.亦古亦今的民俗。曹雪芹在《紅樓夢》一書開卷即申明，此書無朝代紀年、地域邦國可考。脂硯齋在點評中又一再聲稱此書「半遵古制」、「亦古亦今」。今日讀者和研究者並沒有被作者、評者的「煙雲模糊法」所蒙蔽，大家都一致認為《紅樓夢》描寫的故事是反映18世紀中葉清代的社會現實。從民俗描寫的角度看，小說中的民俗絕大部分是中國古老的民風民俗的延續和繼承，也有18世紀中葉所流行的民風民俗。所謂「古」即指延續和繼承的古代（歷代）的民俗；所謂「今」即指小說誕生時代所產生、流行的民俗。例如，小說中所寫的「抓周」、「放晦氣」之俗和一些重要的年節風俗，即是所謂的「古」，而在稱謂、典制、語言、園林建築方面，又有了一些新的民俗形式和內容。古今民俗在曹雪芹的筆下異彩紛呈、水乳交融，成為有機的一體，相映生輝。
2.亦滿亦漢的民俗。從總體上來研究，《紅樓夢》中亦滿亦漢的現象遍被全書。僅就民俗而言，如服飾方面出現梳辮子的頭飾，又有「箭袖」、「小朝靴」、香包等佩飾；在飲食方面有「烤鹿肉」、「奶子」、「餑餑」、「牛乳蒸羊羔」等；語言方面突出的是「克什」[7]。所有這些描寫，都屬於滿族習慣。有人以大腳、小腳之描寫提出或為漢或為滿的結論，實際上十分片面。《紅樓夢》中既寫了大腳又寫了小腳，竟出現了「金蓮」[8]二字。因此以大腳小腳來定曹雪芹是滿族還是漢族的作家或《紅樓夢》的民族性，是徒勞無益的。既有漢又有滿，這是18世紀中葉的清代社會現實，《紅樓夢》藝術地再現了這個社會現實而已。
3.亦南亦北的民俗。由於清代南北文化的互動對作家的影響，《紅樓夢》中的飲食習慣、戲曲形式、園林建築風格、工藝種類和形象，有南有北，南北兼用，渾然一體。例如大觀園中的植物有桂花、竹林，一派南方景色；又如園內河中行舟採蓮，也是南方的風情。但小說中寫到園內有炕，冬日賞雪、烤鹿肉，烏進孝的進租方物及行程又都是北國風光。再如，大觀園建築中用了虎皮牆，這在京城園林建築中只有康熙以後才出現，這又為大觀園的民俗打上時代的烙印。
4.亦中亦外的民俗。《紅樓夢》中寫了大量的舶來品，有的是貢品，有的是貿易中來的。諸如陳設中的自鳴鐘、自行船；醫藥中的依弗那、洋藥膏；飲食中的西洋葡萄酒；日常用的汪恰洋煙、鼻煙壺，還有煙盒上繪的西洋女孩兒畫。此外如俄羅斯的雀金裘、暹羅國的豬、茶等等。這些中國以外所產的方物進入大江南北、宮廷內外，同時也帶來了異國的風情，這就是小說中呈現的亦中亦外的民俗事象。儘管描寫不是很多，但這是「春」的消息，它為《紅樓夢》的民俗描寫增加了一縷鮮艷的色調。
5.亦雅亦俗的民俗。民俗並非都是「俗」，它同樣有雅俗之分。《紅樓夢》在當時社會裡是作為通俗小說出現的，由於是作家的個人創作，寫的又是貴族之家——「詩禮簪纓之族」，因此小說中的民俗描寫呈雅俗相間，雅中有俗，俗中有雅，達到雅俗共賞的精妙境界。例如，賈寶玉和金陵十二釵，個個才華橫溢，吟詩填詞，唱曲猜謎，彈琴下棋，都表現出一種高雅的情趣。但是，來自鄉間的積古婆子劉姥姥、皇商出身的薛蟠，出口就是「大火燒了毛毛蟲」、「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或是「一個蚊子哼哼哼，兩個蒼蠅嗡嗡嗡」、「繡房竄出大馬猴」等俗而又俗的笑話。《紅樓夢》中的人物因地位、身份、年齡的不同，從他們身上所透露出來的民俗表現也有差別，體現的民俗意趣迥異。這就是曹雪芹從民俗寫人物、寫他們性格的妙處。 這五點並不一定把《紅樓夢》中的民俗描寫特點都全部概括進來了。但是，研究《紅樓夢》中的民俗描寫特點卻不能忽略這五點。惟其如此，我們才能夠真正認識到《紅樓夢》中民俗描寫的深刻意義和它的藝術價值。
三、《紅樓夢》民俗描寫的藝術價值
民俗是構成民族生活文化史的主體與核心，文學家利用小說這種載體來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生活時，必然地在自己的作品中程度不同地熔鑄那個時代的民俗事象。曹雪芹歷經10年不尋常的辛苦創作《紅樓夢》，巧妙地運用民俗的特殊功能，把它創造性地轉化為藝術細胞。儘管小說中的民俗描寫並非是處處「匠心獨運」、按頭制帽，有不少地方是隨文而出，隨筆點染，但都成為了小說有機體上不可能少的血肉。那麼，《紅樓夢》中的民俗描寫在哪些方面起到了作用，具有珍貴的藝術價值呢？
1.曹雪芹運用民俗描寫揭示小說主題、深化主題。曹雪芹的創作宗旨，就是調動一切藝術手段為實現他的主題理想服務。小說中的民俗描寫目標沒有脫離這一創作宗旨。《紅樓夢》是通過以賈府為代表的封建貴族之家的興衰際遇來揭示封建制的黑暗、腐朽，說明封建貴族階級不配有更好的命運。他們最終的下場，必然是「好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不論是「白玉為堂金作馬」的賈家，還是「龍王來請」的王家；不論是「金陵住不下」的史家，還是「珍珠如泥金如鐵」的薛家，他們儘管連絡有親、互相遮飾扶持，但終究逃脫不了「一損俱損」的厄運。曹雪芹為達到自己的創作目的，運用了大量的俗諺口碑、詩謎小令，乃至冷眼演說、冊圖判詞、托夢示警、戲曲關目，以此來暗示賈家的大廈將傾直至滅亡的悲慘命運。小說是以「三重奏」的形式來預示這種頹勢的。首先，小說用「女媧煉石補天」和「絳珠還淚」的神話傳說來統攝全書，說明賈家第五代接班人不過是一個被「遺棄」在青埂峰下「無才補天」的頑石而已。儘管有僧道點化，歷經幾世幾劫，但仍然是一個「於國於家無望」的「蠢物」。這一曲奏出了「五世而斬」的悲音，始終在榮寧二府內外繚繞。第二曲是賈寶玉夢遊太虛境，讓他看到金陵十二釵的命運結局，讓他聽「悲金悼玉」的「紅樓夢曲」，又讓他領受風月之情，結果是「癡兒尚未悟」。這個「命根子」竟是一個「累及爹娘」的「孽障禍胎」，賈家的未來的振興已經注定敗亡了。第三曲是在賈家的男子均不能擔承興家的大任之後，只好寄托在不讓鬚眉俗物的三個年青女子身上。第一個是當家少奶奶王熙鳳，她雖有殺伐決斷之才，卻是一個貪心不足、只為自己打算的雌鳳而已，最終是「哭向金陵事更哀」。第二位是全府皆說好的重孫媳婦秦可卿，可惜她情孽太重，生壽不永，年輕輕的竟一命嗚呼了；第三位是那位鎮山太歲、具有政治家風度的賈探春，她在「理家」時嶄露才幹，搞興利除弊、「包產到戶」的改革，但好景不長，在嫡庶之爭中只能還權於王熙鳳，自己最終也是「千里東風一夢遙」。曹雪芹通過這第三曲強調的是這個封建制度之「天」已是千瘡百孔，不管是什麼人上台執政都無可挽回了。這「三重奏」中，曹雪芹充分地運用了民俗事象，使故事情節、人物性格，直至全書結局，都圍繞全書的主題展開、發展到完成。
2.曹雪芹運用民俗描寫暗示小說的歷史背景，增強其時代感。《紅樓夢》誕生於18世紀中葉，正值康乾盛世。但是曹雪芹卻在這個時代寫了一個貴族之家「末世」的大悲劇。這在客觀上無疑是在猛烈地抨擊封建的專制制度的不合理，把批判的鋒芒直指封建統治階級的心臟。小說中儘管再三申明「不干朝政」、「無朝代紀年」可考，但「成者王侯敗則賊」、「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一類話，則把隱藏在「假語」後面的「真事」全盤端了出來，在這樣創作意旨的指導下，小說中的民俗描寫出現了時而漢裝時而滿裝，時而大腳時而小腳，時而讀五經四書時而又要習「試帖詩」。這是哪個時代才有的特色呢？「試帖詩」出現在何時呢？稍有歷史常識的人一下子就感受到了它的「時代脈搏」的跳動，從而對小說所描寫的故事，人物的歷史背景有了清晰的瞭解和認識。
3.曹雪芹運用民俗描寫營造故事氛圍，推進小說故事情節的展開和發展。《紅樓夢》寫賈府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寫出各種遊藝活動，寫出逢年過節、生日壽辰、演唱戲文，通過民俗氛圍的營造，使小說中的喜慶透著悲涼，熱鬧中寓含著冷清，興盛中寓藏著衰敗。例如，清虛觀打醮、元妃省親、制燈謎悲讖語、除夕祭宗祠、壽怡紅開夜宴、強歡笑蘅蕪慶生辰等回，故事情節迭宕起伏、矛盾交織，最終是「家散人亡各奔騰」、「運終數盡」。
4.曹雪芹運用民俗描寫加強生活環境的典型性。《紅樓夢》中的典型環境是榮寧二府和大觀園，這是小說中數百個人物表演的舞台。從榮寧府的建築格局到府內重要廳堂居室的陳設；從庭院內的曲廊甬道到大觀園的規模風物；從瀟湘館的鳳尾森森到稻香村的田園風光，所有的描寫都使人有一種強烈的民俗氣息，具有時代的、民族的、地域的印記，構成一種典型化的環境。作品中的每一個細節描寫都是為加強這種典型性的真實感。小說的前四十回，賈府是「烈火烹油，鮮花簇錦」之盛，民俗描寫使盛的氣象瀰漫在賈府內外，炙手可熱。後四十回寫賈府走向敗落，賈府禍事環生，接二連三，各種矛盾都暴露出來，此時此刻榮寧二府門前冷落車馬稀，大觀園內一派荒涼。同時典型生活環境，前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民俗描寫所營造的兩種不同的氛圍，再現榮寧二府由盛而衰的全部過程。
5.曹雪芹運用民俗描寫豐富人物形象，深化人物性格，使小說的人物形象更生動、更富有立體感。《紅樓夢》中描寫的數百個不同人物，個個栩栩如生，堪稱古典小說的典範之作。曹雪芹描寫這些人物時，以「按頭制帽」的筆法，運用不同的民俗事象使人物形象更生動鮮明。冷子興演說榮國府中的冷子興、賈雨村，葫蘆僧亂判葫蘆案中的賈雨村和拿出「護官符」的小沙彌，櫳翠庵品茶時的妙玉，說話逗人發笑的劉姥姥，醉罵的焦大，唱曲的薛蟠，「放晦氣」的林黛玉，清虛觀的張道士，潑醋的酸鳳姐，撕扇撒嬌的晴雯，撲蝶的薛寶釵，唱戲的芳官……，每一個人物無不是在一種民俗氛圍中展現其形象、其性格，而在展現這些人物形象、性格時又離不開民俗事象的描寫。民俗事象的描寫，氛圍的營造，都是巧妙地寓示人物的悲劇命運和全書的悲劇結局。 民俗的描寫是為了寫人物，而人物又在民俗中完成自己的塑造過程。
《紅樓夢》是小說，雖然許多評論家稱譽它是「形象的百科全書」、「風俗畫卷」，但它畢竟不是一部清代的「中國風俗志」。小說中的民俗描寫完全是作家創作的需要，目的是為了編織故事，刻畫人物或刻畫人物的背景。它的藝術價值就在於達到了深化主題、烘托環境、豐富人物形象的功用。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曹雪芹與《紅樓夢》之所以偉大，就在於他抓住了作品的生命之本——「時代精神和周圍風俗」。從總結的角度看，《紅樓夢》中的民俗描寫不僅具有珍貴的認識意義，更重要的是它為當代的小說家們提供了一份十分寶貴的創作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