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學者的越位
你可以抨擊劉心武先生的「秦學」是「胡說八道」，可以對他的「不講學術規範」感到憤怒———但是，你不可以居高臨下、越俎代庖地決定劉先生應該在何時何地以及選擇何種方式來表達他的見解，更不可以借口他觀點的錯誤而禁止他走出家門「亂說亂動」。從今天要求劉心武面對全國觀眾「必須」傳達「正確的信息」，到明天勒令廣大讀者不看、不買他的大作，甚至對他的「秦學」著作禁版毀版———歷史告訴我們———二者其實只有一步之遙。所謂「學術規範」，在我看來，首先是綁縛在自己精神上的自律荊條，而決不是砸向別人頭上的沉重板磚。
厚此薄彼的學術
在對劉心武先生展開口誅筆伐的數位專家學者中，胡文彬先生儘管措辭激烈，但在我這個後輩看來，他對於紅學史料的整理和辨析是卓有成就的，不失一位學者應有的嚴謹和犀利；他對劉先生的抨擊出發點是好的，是基於學理而非個人恩怨的，但是胡先生對劉之「謬見」所感到的憤怒卻令人遺憾地使他僭越了學者的本位。
種種公開的學術資料表明，胡先生對於主流的紅學觀點（如「後四十回是續作」）及其論證過程一貫是從「學術規範」的角度持激烈批判意見的，但是我從來沒有看到過胡先生憤而要求或懇請所謂的「紅學權威」不要利用有限的、寶貴的、權威的學術刊物和機構連篇累牘地發表不講學術規範、不實事求是、嚴重誤導廣大讀者的、不負責任的研究成果。
2000年7月，胡先生在《內蒙古民族師院學報（哲社·漢文版）》第26卷第3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高鶚「續書」說考論》的學術論文，以實證批駁「程高續作說」的謬見，他寫道：「無可否認的一個事實是，新紅學派不論是其開山泰斗還是其集大成者，在《紅樓夢》後40回的評價上和所謂『高鶚續書』說上的論斷，都是無法讓人苟同和稱善的。
他們的錯誤論斷和某些偏見影響之深之廣，簡直成了一種痼疾，達到了一種難以『醫治』的程度。這種『痼疾』不僅成了新紅學自身的悲哀，也是整個紅學史上的一種悲哀。正因為如此，今天的紅學研究者應該以一種自省的態度，把以往的史料、論斷加以重新審察。「胡先生在此對持錯誤論斷流毒深廣的學者提出的」自省「的平和要求，對比起禁止劉心武先生」亂說亂動「的嚴峻態度，簡直像是向隅的憤懣和無奈。
2005年5月8日，著名紅學家馮其庸老先生在《解放日報》刊發的訪談報道《傷心最此斷腸辭》中，舊話重提，繼續為醜陋怪誕的假文物「曹雪芹墓石（墓碑）」張目，胡先生並沒有憤而說「不行」；6月29日，著名紅學家周思源教授在接受《新京報》採訪時為曹雪芹爭取《紅樓夢》的著作權，胡先生也沒有憤而批評「胡說八道」；央視《百家講壇》曾播出著名紅學家蔡義江先生於2002年10月5日所作的演講《〈紅樓夢〉是怎樣寫成的》，蔡先生在演講中堅持「曹雪芹寫作《紅樓夢》」這個得不到半點實證支持的論斷，進而以大量主觀猜測和錯誤引證來否認《紅樓夢》是一部作者自傳體小說這一文本明白提示的顯見事實———很遺憾，胡先生更沒有憤而要求蔡先生呆在家裡，不要上電視面對全國觀眾宣揚錯誤的信息。這般厚此薄彼，令人一聲歎息。
究竟誰在誤導
以後輩私心對胡先生的景仰，我相信作為一位嚴肅學者的他自會對自身的瑕疵作一些「自省」。不料，《文藝理論與批評》雜誌社社長吳祚來先生在11月9日的《新京報》上發表《劉心武應直面學術批評》一文，以公開銷售「自製油炸薯條」為比喻，過度闡釋他自以為是的「胡文彬先生的意思」。吳先生自說自話倒也罷了，可我真不知道他這種代別人立言的方式將要置胡先生於何地。
恕我孤陋寡聞，我也不知道吳先生究竟在紅學或其他什麼學術領域有何建樹，他在文中以洋溢紙面的道德和學術優越感，對劉心武先生採取了一種質問和嘲笑的態度，甚至替劉先生害怕「研究價值取向有問題或學術研究無意義，只落得個一時熱鬧，到頭來一場空歡喜」。不幸的是，吳先生所宣揚的紅學「研究價值取向」在我看來也是有問題的。
吳先生認為，「一些紅學家沒有把時間花在紅樓夢文本分析上，而是過多地花在考據上，這是一種學術誤導」。這句話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都是極不通的。簡而言之，當前八十回和後四十回的關係還沒有在考據學上得到徹底澄清之前，我們究竟要拿哪門子的文本來分析呢？我們評價小說的人物形象，評價作品的藝術性和思想性，連一個合理的文本基礎都沒有。不把前後文本的關係從考據學上研究清楚，奢談文本分析才是一種真正的學術誤導。
有人說中國現代學術以「紅學」為開端，也有人將「紅學」與「甲骨學」、「敦煌學」並舉為20世紀中國的「顯學」。有一點我想得很明白：正因為「紅學」之顯，而歷來不少著名的專家學者在研究工作中拋棄了乾嘉考據派以來「實事求是」的治學傳統，「紅學」才不幸成為文化退步的標誌。
□陳林（廣州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