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心武回應：講紅樓是我絕不能放棄的公民權利
10月30日，本報刊登紅學家胡文彬批評劉心武的採訪後，不少讀者和專家對作家劉心武「揭秘紅樓夢」引發的文化現象尤為關注。此後，記者隨即聯繫劉心武，想就此事對他進行進一步採訪。但劉心武當時表示，他還未詳細瞭解到各方的批評意見，因此無法做出回應。
前日，作家劉心武在瞭解到部分紅學家對他的批評意見之後，寫了一篇名為《我的初步回應》的文章，對近日紅學家蔡義江和胡文彬的批評做出正面回應(下附《我的初步回應》全文)。
回應全文
我的初步回應
這些天來，接到很多電話，北京和外地不少媒體，都希望我接受採訪，所提出的問題，基本上差不多，就是《藝術評論》雜誌今年第10期，封面上就印著「紅學界反詰劉心武」，裡面有一個專輯，一篇是批評者自己寫的，另外三篇是批評者接受採訪的記錄；還有《新京報》10月30日，胡文彬接受記者採訪，對我提出批評；打電話來的傳媒記者，他們想採訪我，我是非常理解的，但是，直到我寫這篇短文之前，我總是對他們說，抱歉，關於對我在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的講座，以及根據演講稿整理出版的《劉心武揭秘〈紅樓夢〉》一書，各方面的反應，我還沒來得及一一細看，我應該首先是聽取，加以消化，然後再考慮要不要回應，以及如何回應。
現在，我也還沒有把有關的材料讀完，電視台轉來的一大包觀眾來信，我還只看了一半。參加了一個電視節目，出了一本書，能有反響，而且是比較大的反響，是一件好事情。
現在，我想先把蔡義江先生和胡文彬先生批評我的文字中，兩處實在讀不懂的地方，提出來就教於他們，也希望旁觀者，能幫助我弄懂。
蔡義江先生在《藝術評論》雜誌上對我的批評，是接受記者採訪。雜誌刊登前，應該給他看過，並認可。這篇採訪亮出一個身份：「曾是第八、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的蔡義江先生」，我不理解，批評我，為什麼要亮出這樣一個身份來？這讓我很困惑。當然，蔡先生還有「中國紅樓夢學會創始人之一、副會長、紅學專家」的身份。我歡迎批評，但我覺得，大家既然是討論《紅樓夢》，就應該是完全平等地來對話。兩屆政協委員，這和討論《紅樓夢》有什麼關係呢？即使是「中國紅樓夢學會」的「創始人之一」和「副會長」，在討論《紅樓夢》時，也應該平等待人。採訪者對蔡先生的採訪記錄，題目是《請告劉心武：新索引派之路走不通》，這應該是蔡先生的原話。我總覺得，在我名字後面加上「先生」二字，似乎更禮貌一點吧。
再說，我又不是由蔡先生等創始成立的那個學會的會員，不必受其章程和領導班子的約束管理，他批評我，怎麼用這樣的口氣呢？我愛好《紅樓夢》，研究《紅樓夢》，走什麼路是我自己的事，怎麼會被他這樣「叫停」呢？真的很納悶。
胡文彬先生對我的批評，其中一句是：「你在家怎麼猜謎都可以，寫出著作也可以，問題是你不能把猜謎的結論拿到中央電視台上宣傳。」我真的不懂。我在家裡「猜謎」———胡先生這樣概括我對《紅樓夢》的研究，我認為不準確，但就算我是「猜謎」，還好，他恩准我可以在家裡進行，也還可以寫出著作，但他斬釘截鐵地宣佈我不能———不能到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去「宣傳」我的觀點，這話真讓我發愣。我能自己想到中央電視台去「宣傳」就「宣傳」成嗎？是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向我發出邀請，我接受邀請，才去錄製節目的，節目錄製後，經編導剪輯製作，也不是我想讓他們播出就能播出的。那麼，在中央電視台邀請我的情況下，我作為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怎麼就「不能」應邀去錄製節目呢？如果胡文彬先生是認為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節目組不能邀請我去錄製講《紅樓夢》的節目，中央電視台不能播出我的《揭秘〈紅樓夢〉》系列節目，他應該把話挑明，去跟中央電視台說「不能」。但就我自己而言，在這裡，我要明確地回答胡文彬先生：在對方邀請的情況下，我不是「不能」，而是「能」，也就是，我可以接受邀請，去講我個人研究《紅樓夢》的觀點，這是我絕不能放棄的公民權利。實際上，2000年我還曾應英中文化協會和倫敦大學邀請，去倫敦進行過兩場關於《紅樓夢》的演講，我的《紅樓望月》裡，有記載那次活動的相關文章。
有一個情況，應該跟大家說，那就是，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節目組，近幾年來一直在邀請紅學方面的專家去錄製節目，推出了《新解〈紅樓夢〉》等系列節目，2004年《百家講壇》錄製編輯了《紅樓六人談》，播出後都出了光盤，而且，那六人談的六個人裡，有一位是蔡義江先生，有一個就是我。現在出現的情況，可能是出乎他們的意料，就是今年《百家講壇》我的《揭秘〈紅樓夢〉》系列講座，影響比較大，出書後又銷得比較好，其實，這樣的事態也同樣出乎我的意料。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我懇切地希望各方人士，如有興趣，都無妨來研究一下。
來源：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