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再見光明
周汝昌字玉言,1918年生,天津人。著名學者、資深紅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1953年版《紅樓夢新證》為其第一部,也是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被譽為「紅學方面一部劃時代的最重要的著作」。其後有《曹雪芹小傳》、《紅樓夢與中華文化》、《紅樓藝術》、《紅樓夢的真故事》等十幾部紅學專著問世,取得了創造性成果。同時,還有《楊萬里選集》、《范成大詩選》、《書法藝術答問》等著作,顯示了其深厚的古典文學功底及超眾的學術見解和境界。歷任全國政協五、六、七、八屆委員。
2005年出版新書三部:《定是紅樓夢裡人》、《和賈寶玉對話》與《我和胡適先生》;再版書三種:《紅樓真夢》、《紅樓無限情》;文集四種:《紅樓十二層》、《周汝昌夢解紅樓》、《周汝昌紅樓內外續紅樓》、《神州自有連城璧》。
幾場秋雨,暑氣褪盡。一個清爽的午後,記者拜訪了周汝昌先生。
「我們拋開世俗的客套,海闊天空地聊天。」周先生拉緊記者在右手邊落座。多年來,老人左眼幾近失明,右眼視力不過0.01,左耳聽力全無,單憑右耳在助聽器的幫助下與人溝通。「秦樓人月,相對不眠,月正淒迷,人猶惆悵,夢中之情,眼前之境,交相引惹……」這是周先生在《唐宋詞鑒賞辭典》中對李白《憶秦娥》的一段品鑒文字。這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風靡一時的辭典,薈萃了諸多名家的鑒賞文章,周先生細膩秀美的文風依舊卓然其間,令人歎服。十多年前記者上大學時曾以讀辭條、猜作者為戲,猜中周先生者竟十之八九,一度頗為得意。不經意間,記者的這段故事正觸動了老人心思。「很多人給我貼上了『紅學家』的『標籤』。其實我真正感興趣的是中國詩詞。」先生自言,平生最佩服三聖人:「詩聖」杜甫、「書聖」王右軍、「稗聖」曹雪芹,而自己在詩詞、書法、紅樓三方面研究用力最專,是因為它們最能體現中華文化的「神」與「韻」。
去年出書7部,今年是9部,近兩年周先生著述頗豐。除了偶爾被會客打斷,老人每天「辦公」三次:晨起後將昨夜睡前的想法記下來;午休小睡後,總要再寫一些;晚飯後,告別白日喧囂,正是寫作的黃金時間,輟筆時經常已過子夜。寒暑不誤。「我沒有節假日,我不愛休息。」先生道。視力所礙,老人寫的字往往疊在一起,只有幾個女兒辨得出大概。因此女兒整理文稿的速度,遠遠趕不上老人寫作的速度。對於自己的文稿,周先生自評只是「中等水平」,「我的年齡、我的眼睛不允許我精雕細琢、打磨潤色,有時有些粗糙、有些簡略。但我勤勤懇懇,不胡說八道。」
儘管視力極差,周先生卻依然堅持自己寫作,不願走口述的「捷徑」。「怎麼說就怎麼記,那是白話,不是文。」當年與胡適先生關於「白話文」的「爭執」,老人至今仍然堅持。在他看來,書面語的音韻美,是口語所不能比擬的。因此,老人更願意享受那種「撲在紙上的感覺」。
談話間,老人手裡一直在把玩一個小葫蘆,「一個朋友送的,我很喜歡。」他解釋道。雖然自言「不會幹別的,只會動筆」,但事實上,吹拉彈唱,都曾是周先生早年的愛好,唱小生曾有過登台表演的經歷,甚至對射箭、武術兩門「武功」亦有所長。只是隨著視、聽漸弱,不但對戲曲的愛好無法延續,就是一生頗為自負的書法也不得不終止。
「如果視力尚好,您最想做的是什麼呢?」記者問。
「我要旅遊。」思索片刻,老人用斬釘截鐵的語氣答道,「親身感受那些滋養了中國文化的名山大川。我不想悶在自己的斗室裡。我要走出去。」
摩挲著友人送來的小葫蘆,老人眼中閃過一絲落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