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遊戲一場「夢」「劉心武現象」揭出紅學百年積弊
在「劉心武事件」的採訪過程中，新近出版《紅學通史》的復旦大學教授陳維昭告訴記者，由胡適開創的「新紅學」，名義上是「考證派」，但其研究方法卻是「實證」加「實錄」。所謂「實錄」，其實質和「索隱」所差無幾。而「新紅學」作為紅學研究的主流，其歷代都使用這樣的研究方法。從紅學史的角度來看，漫漫百年紅學路，始終流淌著「實錄」的洪流。
由此看來，劉心武研究過程中所謂的「治學不嚴」，並非「秦學」一家的問題，而是紅學研究的「百年積弊」。陳維昭把劉心武揭秘紅樓引起轟動、紅學界群起批判稱之為「劉心武現象」。
「紅學索隱」只能作為遊戲
「劉心武這種索隱方法雖然不科學，但是他所引起的轟動和關注卻並不是他個人的問題，而是大眾文化和傳媒的問題。」陳維昭認為，「以索隱的方法研究《紅樓夢》，在紅學史上並非僅蔡元培與劉心武而已。他們每一次出現都會引起一些轟動和爭議，但很快就會銷聲匿跡。這次『劉心武現象』之所以影響範圍那麼大，完全是因為大眾文化的獵奇心理左右了媒體，放大了他的影響力。」
「但是，索隱確實是一種非常有魅力的智力遊戲。從歷史上來看，真正懂得索隱的人都是很博學、很聰明的。」陳維昭說，「我們發現，只要你學習並且善用索隱的那套方法，你可以將一部小說當中的某一個人物『索隱』為與其有哪怕只是一點點相似之處的任何一個人。所以說，遊戲畢竟是遊戲，拿來治學是不科學的。雖然每個人都有權利用自己的方式來解讀《紅樓夢》，但劉心武作為作家———一個公眾人物，應該要承擔起自己的社會責任。」
劉心武承襲了「新紅學」積弊
當記者告訴陳維昭，在閱讀《紅學通史》的過程中，很難去區分考證派的「實錄」方法與「索隱派」的區別時，陳教授會心一笑，答道：「確實如此。只是『實錄』的方法更少用到『諧音』而已。」
考證派自胡適以來，經過俞平伯到周汝昌，始終堅持了胡適當年「實證」與「實錄」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實證」的科學性毋庸置疑，但「實錄」由於始終想從「經典」當中還原出「真實的歷史」，認為「經典作品是對其歷史時代的一種照實記錄」，因此，難免文學想像的成分。陳維昭說，由於開創了「新紅學」的考證派一直佔據著紅學研究的主流，所以「紅學研究的歷史上，始終流淌著一股『實錄』的洪流。」而在陳維昭看來，周汝昌也在紅學研究上走了兩極，「一方面他把『新紅學』的『實證』做到了極致，另一方面，也在『實錄』之路上越走越遠。」
按照陳維昭從紅學史角度得出的判斷，以及用「實錄」與「索隱」這兩種極度相似的研究方法共同尋找小說中的歷史原貌，作家劉心武的紅學研究所受到的指責，似乎可被判作紅學研究的「百年積弊」，其遭遇指向了紅學研究的內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