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紅樓夢》與《石頭記》題名問題
俗話說：題名是作品的眼睛。細想起來，它雖然只有寥寥數字，卻往往反映出作品的神采和靈魂，所以常常需要作者反覆推敲，匠心經營才能得就。此中甘苦，凡為文者大概都多少會嘗到一點的。
曹雪芹的八十回稿本在命名藝術上格外地講究，細微至一人一地，都費過一番心思的。在第一回楔子中單是書名，就一氣排出四、五個，使人殊費揣測。早期評紅者的見解姑置勿論，近人也是眾說紛紜。魯迅先生以為是「多立異名，搖曳見態」的一種手法，俞平伯先生又有過「大名小名」的說法，其他諸論，則多以為是曹雪芹增刪改動的痕跡。其中因為《紅樓夢》一名影響最大，《石頭記》一名出現最早，所以尤其引人注目。最近劉夢溪同志著文將「政治主題說」推衍到題名問題上，主張《石頭記》「具有政治寓意」，而《紅樓夢》「含義不確定」導致了對全書主題的「歪曲」，甚至進而斷言《紅樓夢》之名是一不相干的「懵懂之人」所妄加，取代《石頭記》是「歷史的誤會」，[1]等等，有意無意間將這兩個題名對立起來了。文章或有其發人思索之處，但上述說法，卻有簡單武斷之嫌，我是期期以為不可的。
我以為作品的題名都有其確定的內涵，它不但為作品的客觀內容所決定，也受著作家藝術修養的限制。不相干人所妄加的題名，往往不能經久。在《紅樓夢》的流傳上，《金玉緣》、《大觀瑣錄》之類就是例子。我們對《紅樓夢》和《石頭記》的題名問題，也應當從作品和作者的客觀實際出發，把思想和藝術兩方面的原因結合起 來探究考察，或許不失作者的真意。所見不敢自是，願以此就正於專家和讀者。
《石頭記》題名探
在《石頭記》題名上，有兩點是劉文提到過的，我略加補充，說明一下。
第一點，《石頭記》的名稱是切合全書開頭所述，書中所記的乃是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下一塊大石上「字跡分明，編述歷歷」，鐫刻的「歷盡離合悲歡、炎涼世態的一段故事」。左思《吳都賦》中有「鳥策篆素，玉牒石記」一句，《昭明文選》劉淵林注為「石記，刻石書傳記也。」梁簡文帝的「昭玉牒於章史，覽石記而照情」，就是這類意思。
第二點，是聯繫到曹雪芹思想性格的一些特點，「石頭」命筆所「記」的含義也不能忽視。不僅敦敏的《題芹圃畫石詩》寫出了曹雪芹卓犖傲岸，不同俗流的品貌性格頗有些像石的地方，有時借畫石抒胸中憤懣不平之氣，敦誠的《佩刀質酒歌》裡寫到他飲酒放達時的豪舉，也有「曹子大笑稱快哉，擊石作歌聲琅琅」之句，聯繫下史的「君才抑塞倘欲拔」看，或許曹雪芹擊石為歌，內容也與石有關』含著才能抑塞，壯志不舒的感慨。這些思想情感，都和《紅樓夢》開篇中那個「無才補天，自怨自歎」的石頭相一致，不會是偶然的。石頭在古人眼中一向具有堅質、耿介的品格，很受推崇。《宋史》和《梁谿漫志》都載有米芾「設席具衣冠拜石，呼之為兄」的事，「石兄」一典本源於此。到明清之際，取與石相關的字或號，簡直成了文人學者的一種時尚。據《中華大辭典》有關條目粗略統計竟有二百人以上，較著名的如明朝哀宏道、張岱都號「石公」，清初詩人胡天游室名曰「石笥山房」，畫家王原祁號「石師道人」，王暈字「石谷」，髡殘號「石谿」，原濟號「石濤」，他們兩人又並稱為「二石」，筆記小說家紀昀號「石雲」，等等。而且一些著名畫家也常以畫石來寄寓自己對現實的不滿。曹雪芹是否還曾有過類似的名號我們不知道，但並不能排除他以石自況的可能。
但是，曹雪芹的命意決不會止於此。他筆下的這塊石頭，並非普通那種專供勒碑銘記的狼猶巨石，而是充滿著神奇色彩的寶物。它本是女媧補天煉就未用，靈性已通自怨自歎，經茫茫大士渺渺真人點化攜入紅塵，造歷一周。在塵世間它的「幻相」是「通靈寶玉」，「大如雀卵，燦若明霞，瑩潤如酥，五色花紋纏護」，繫在賈寶玉脖子上須臾不離，道是「莫失莫忘，仙壽恆昌」，儼然他的「守護神符」，或如賈母口口聲聲說的「命根子」，通靈玉和賈寶玉簡直就是密不可分的整體形象。而作為全書中心人物的賈寶玉命運中的很多重要情節，都是圍繞著這塊玉石展開的，脂批也屢屢提示了這一點。例如賈寶玉是「銜玉而生」的，初見林黛玉時「摔玉」是「不是冤家不聚頭第一場」，會見薛寶釵時的「識玉」是「大關節處」，魘魔法時有癩頭和尚來用「通靈玉除邪」，這些地方，作者都是以特筆書出，加以詩讚的，第二回回前脂批也說：「通靈寶玉於士隱夢中一出，今於子興口中一出，閱者已洞然矣。然後於黛玉、寶釵二人目中極精極細一描，則是文章鎖合處」?道出作者的良苦用心。另據脂批透露，散佚的後文中還有「誤竊」[2]，王熙鳳「拾玉」[3]，甄寶玉「送玉」[4]等情節，也頗引人注目，更不用說這塊玉石本身，還是賈寶玉愛情婚姻問題上「金玉良緣」和「木石前盟」兩種尖銳對立觀點的象徵了。從大的結構看，全書也是起於石頭，收於石頭，一以貫之的。其實所謂石頭「歷盡離合悲歡、炎涼世態的一段故事」，就是賈寶玉的經歷。可以說，這塊玉石在很大程度上通過賈寶玉的命運經歷提動著通部作品的線索，顯然這是曹雪芹整個藝術構思中一個十分重要的環節。
這倒使我們想起了元明以來短篇小說、戲劇傳奇家們所擅長的，正是這類手法，用以減少頭緒，嚴密結構，「一線到底」。這樣的例子是很多的，如湯顯祖將唐人的傳奇小說《霍小玉傳》改編為《紫釵記》，就是突出了小玉所寶愛的紫玉釵作為關合全劇的主要線索。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曾經提到過的《釵釧記》、《荊釵記》、《玉簪記》等，也是這類手法。小說和戲劇本來同源，馮夢龍《三言》中蔣興哥的珍珠衫，陳御史巧勘的金釵鈿，都是用來貫串全文的關節。曹雪芹寫石上一偈云：「此系身前身後事，倩誰記取作奇傳」。他是有意識地將這種手法運用到長篇小說的創作中來，這樣就完全改變了從前小說結構鬆散，缺乏主幹，「雖雲長篇，頗同短制」[5]的缺陷，使全書結構嚴整集中，一線到底。這不能不說是曹雪芹的一大創新。而元明戲劇傳奇的題名，就是以《××記》這種形式最為普遍。我作了一個粗略的統計，在明閱世道人編「汲古閣」版的六十種曲目中，有五十七種；在清李斗《揚州畫舫錄》卷五所收「明人傳奇」目錄一百五十八種中，有一百四十種題名是這類形式，而其中以關合人物命運的物件命名的至少占三分之一。曹雪芹對戲劇顯然是非常熟悉的，他既然汲取了戲劇傳奇的這類結構方式，在題名上沿用這種形式也應當是情理中事了。這恐怕是曹雷芹題《石頭記》名的主要原因。
劉夢溪同志文章中對於《石頭記》題名含義有兩種解釋是我不能苟同的。
劉文說：「《石頭記》也揭示出故事發生的地點在南京，而不是在北京。南京素有石頭城之稱，《石頭記》可理解為發生在石頭城裡面的故事。」我們知道，曹雪芹雖然聲稱過故事的「地輿邦國失落無考」，但又屢言是在「長安」，「京都」。這並不是猜謎遊戲，因為故事發生的地點，是構成環境背景的一個重要因素，決不是可以隨意挪移掉換的。如元春歸省事，就很難想像會發生在京城以外，再如五十八回至六十三回寶玉黛玉等一干人在大觀園中恣情嬉鬧，是《紅樓夢》中很重要的一大段文字，也是因為賈府有職銜的人都去送老太妃的葬才成為可能，也不會是外地的事。至於書中有景物器具南北兼雜的情況，既可以從曹家搬遷，仍保留著許多南方生活習慣的情況說明，也可以從康、乾南巡，讚賞南方風物而形成的風尚有關。更重要的是作者筆下的庭園建築是經過高度概括的藝術典型，不可拘泥於一地一隅的。
劉文又說：「明義的《題紅樓夢》詩有句云：『石歸山下無靈氣，總使能言亦枉然』。……他對《<紅樓夢》的政治寓意是瞭解的，因而在題『紅』詩中用了『石能言』典。《石頭記》之名與『石能言』典故在內容上是相通的，同樣具有政治含義。」這樣的推論，也大有商榷的餘地。
我們先來看看「石能言」的本事：
八年春，石言於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左傳·昭公八年》)
很清楚，這裡的「石不能言」而言，被認為是「作事不時」引出的「災異之象」，師曠藉以進諫，是諷勸晉侯節儉以愛惜民力，含義非常具體。後人用「石能言」典，也並非「均為諷刺時事，揭露統治階級的貪殘侈靡和對勞動人民剝削慘重」。如劉文所舉白居易《新樂府·青石》中「石不能我代言」句，題後就有作者自注「激忠烈也」，全詩是譏刺時人濫立碑碣而文人之虛為諛詞的。這些內容都有相當的局限，遠不能和《紅樓夢》所反映的內容相提並論。如果僅僅依據全書開篇石頭「口吐人言」的描寫，就說是用「石能言」的「政治內容」，顯然是難於使人信服的。
再說明義的詩，他是《紅樓夢》最早的傳閱者之一，又和敦氏兄弟有過往還，因之題詩有某種史料研究價值，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我們卻決不敢恭維他是曹雪芹的知音，證據之一，是他在這些題詩的小引中，分明表述了他對一部《紅樓夢》的看法，在於「備記風月繁華之盛」。《隨園詩話》中袁枚沿用了這個說法，並特為說明「明我齋(按即明義)讀而羨之」，能為乾隆上駟院侍衛明義艷羨的，不會是「家亡人散各奔騰」吧?證據之二，是明義和袁枚頗有交往，談起「紅」來並無顧忌。袁枚《八十壽言詩選》裡收有明義的七首祝壽詩，其末有「隨園故址即紅樓，粉膩脂香夢未休」之句，輕浮淺薄極了。這樣的議論，能使人相信他「瞭解《紅樓夢》的政治寓意」嗎?不信的話，我們還可以把他那二十首題紅詩從頭讀一讀，看有哪一星半點的內容帶著政治的氣味呢?我以為，舉例倘不能顧及全人，至少也須顧及全篇，如果單抽出一句半句話來按照自己的想法加以發揮，然後套在《紅樓夢》上，算是一條硬證，似乎有點太失於輕率了。
《紅樓夢》題名探對《紅樓夢》題名最早作出解釋的，是甲辰本夢覺主人的序。他說：「紅樓富女，詩證香山；悟幻莊周，夢歸蝴蝶。作是書者藉以命名，為之《紅樓夢》焉。」這恰好投合喜歡看「艷情」故事的一般文人的心理，遂成百年不易之定論。其實，這種解釋未必盡當。甲辰本距曹雪芹逝世相去有年，而這位「夢覺主人」也似乎不是曹雪芹的相識，我們為什麼要輕易相信他呢?
查「紅樓」一詞的出典，原不必拘泥於白居易《秦中吟·議婚>篇，唐時人們所用，含義就不相同。它的本意，是指「塗朱色之樓台」。《酉陽雜俎》載「長樂坊安國寺紅樓，睿宗在藩時舞榭。」但後來似乎改為「以詩供奉」的場所，卻與美人無關了。沈佺期有《紅樓院應制詩》云：「紅樓疑見白毫光，逼近盛居福盛唐。」李白在《侍從宜春苑，奉詔賦龍池，柳色初青，聽新鶯百囀歌》中說：「東風已綠瀛洲草，紫殿紅樓覺春好。」說的都是這個地方。《白居易集》卷十五中也有一首詩，題為《廣宣上人以應制詩見示，因以贈之。詔許上人居安國寺紅樓院，以詩供奉》詩曰：
道林談論惠休詩，一到人天便作師。
香積筵承紫泥詔，昭陽歌唱碧雲詞。
紅樓許住請銀鑰，翠輦陪行蹋玉墀。
惆悵甘泉曾侍從，與君前後不同時。
李白詩「美人一笑褰珠箔，遙指紅樓是妾家」，則和自居易《秦中吟》中「紅樓富家女」的用法相同，使紅樓成為富家閨閣的代稱。韋莊《長安春詩》云「長安春色本無主，古來盡屬紅樓女」，也是此意。而《翦燈余話·洞天花燭記》中說「詎謂紅樓富家女」，《故事成語考·婚姻》說：「紅樓是富女所居」，則專用此解，有「後來居上」之勢。但也有轉意，如韋莊《菩薩蠻》云「紅樓別夜堪惆悵，香燈半卷流蘇帳……勸我早歸家，綠窗人似花。」孔尚任《桃花扇·傳歌》中李貞麗唱；「深畫眉，不把紅樓閉」，指的都不是良家，而是妓館了。
最近讀陳寅恪先生的《元白詩箋證稿》，又發現一種用法，這是在元稹的《夢遊春七十韻》中出現的，其中一段是這樣的：
當年二紀初，嘉節三星度。朝蕣王珮迎，高松女蘿附。韋門正全盛，出入多歡娛。甲第漲清池，嗚𡦅引朱輅。廣榭舞委蕤，長筵賓雜錯。青春詎幾日，華實潛幽蠹。秋月照潘郎，空山懷謝傅。紅樓嗟壞壁，金谷迷荒戍，石壓玻闌干，門摧舊裡桓。雖雲夢覺殊，同是終難駐。
元稹的這首詩，是追思雙文、韋惠叢一棄一死的「上乘精心之作」。白居易曾有《和夢遊春詩一百韻並序》，也談到「紅樓」：
……因尋菖蒲水，漸入桃花谷。到一紅樓家，愛之看不足。池流渡清沘，草嫩蹋綠蓐。門柳暗全低，簷櫻紅半熟。轉行深深院，過盡重重屋……
陳寅恪先生認為，這兩首詩正如元稹自白「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宛」那樣，「實非尋常遊戲之偶作，乃心儀浣花草堂之巨製，而為元和體之上乘，且可視作此類詩最佳之代表者也。」
值得注意的第一點，是前引元稹詩中描寫的情景。元稹娶太子少保韋夏卿幼女時，「韋門正全盛」，所以自「甲第漲清池」以下。是鋪寫韋門盛況的。但曾幾何時，韋惠叢就病亡了，所以自「紅樓嗟壞壁」以下數句，就是寫韋氏家族轉瞬破敗的景象。「金谷」指石崇著名的金谷園，是歷史上著名的人死園破的事例之一。這裡「紅樓」和它對用，並不是專指女子居處，而同樣是指家族衰敗而導致園林的殘破。白居易和詩中的「紅樓家」，雖然是寫「雙文」居處，但已不儘是元詩所敘「長廊抱小樓，門牖相回互」的景象，而是著重鋪陳庭園的宏大。可見他們這裡所用的「紅樓」，顯然是富貴人家庭園的代稱。
值得注意的第二點，是元稹詩中曾敘與雙文遇合事，正是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屬曾道及，非常推崇喜愛的著名戲劇《西廂記》的本事。以曹雪芹那樣深厚的文學修養，不可能不知道這些詩的。
《紅樓夢》所描寫的，正是一個富貴之家由全盛到衰敗的具體過程。那宏大富麗的大觀園，就是這個家族興衰的象徵。這和元詩所寫韋門的角度很有相通之處。說「紅樓」一詞取意於此，恐怕也不能說是毫無道理的臆測吧!
至於「夢」字，其實也是書中屢屢道及的。脂硯齋四十八末也有一長批說：
一部大書起是夢，寶玉情是夢，賈瑞淫又是夢，秦之家計長策又是夢?今作詩也是夢，一併(柄)風月鑒亦是夢中所有，故「紅樓夢」也。余今批評亦在夢中，特為夢中之人特作此一大夢也。
他的列舉瑣細了些。但寶玉神遊太虛境和秦可卿托夢卻的確是書中的大關節處。甲戌本第一回石頭與僧道對話多出的一段文字中，有四句話頗能點睛：
那紅塵中有卻有些樂事，但不能永遠依恃。況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磨八個字緊相連屬，瞬息間則又樂極悲生，人非物換，究竟是到頭一夢，萬境歸空。
脂批這裡有「四句乃一部之總綱」的批語。這是僧道對石頭有言在先，結末自然是應驗了的。這些思想，和李後主詞「往事已成空，還如一夢中」，蘇東坡詞「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是夢」很相似。而且從作者開卷的自敘以及他的家世生平結合起來看，慨歎興亡，追思往事的味道是很濃的。敦誠、敦敏的詩中也屢言「秦淮舊夢人猶在」(《懋齋詩抄》)，「廢館頹樓夢舊家」、「揚州舊夢久已覺」(《四松堂集》)等語，不會是泛泛之談。在曹雪芹的思想中，恐怕總不免有些「色空」觀念的影響，他最後給賈寶玉安排了「懸崖撒手」的出路，多少反映出他苦悶之下的思想歸宿。這既是作者階級、時代的局限所致，也帶著鮮明的階級、時代的特點。但可貴的是曹雪芹的追憶並非惋惜和留戀，更多的是指斥和鞭笞，這就超越了個人興衰際遇的狹小範圍，成為對整個時代和社會的控訴書了。對這一點，我們也應予以充分的估價。
劉夢溪同志說，《紅樓夢》起初僅僅是指十二支曲子或第五回，並不足以概括全書。但他在另一篇文章《論<紅樓夢>前五回在全書結構上的意義》中，又說「第五回是全書的一關鍵」，十二釵簿冊是「全書的寫作的提綱和閱讀的提綱」，既然如此，題名由此概括而來，也應該是可以想見的了。其實，即以第五回中十二釵簿冊及「紅樓夢」曲子所反映的思想而論，也決不只是對紅顏薄命的悲歎，而同樣是通過她們個人的悲劇命運反映了家族的衰敗。如「紅樓夢」曲子中《恨無常》裡的「喜榮華正好，恨無常又到」，《分骨肉》裡的「自古窮通皆有定，離合豈無緣」，《樂中悲》中的「塵寰中消長數應當，何必枉悲傷」，《虛花悟》裡的「這的是昨貧今富人勞碌，春榮秋謝花折磨」，《聰明累》中的「家富人寧，終有個家亡人散各奔騰」，《好事終》裡的「箕裘頹隨皆從敬，家事消亡首罪寧」，等等。最明顯不過的是《收尾》的《食盡鳥投林》，描繪出「落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的淒涼場面，遠非兒女私情，風花雪月所能包攬得進的。這些內容，又都和僧道對話、好了歌及注中表現的思想情緒是一致的。所以，即使是把第五回「紅樓夢」曲子的名稱擴大為全書的題名，也是很自然的事。
當然，曹雪芹聲言過『使閨閣昭傳』，書中的主要人物也是一群富貴之家的青年女子，所以夢覺主人說「辭傳閨秀而涉於幻者，故是書以夢名也。夫夢曰紅樓，乃巨家大室兒女之情，事有真不真耳」的話，也並非無因之談。但既然大家都充分認識到《紅樓夢》所描寫的題材範圍，已遠遠超出了個人愛情悲劇的界限，實際上它是通過一個家族的悲劇反映出整個時代、社會的悲劇，那為什麼不尋求對《紅樓夢》題名所蘊含的廣泛深刻的社會內容作出更加合理的解釋，而非要限制在那未必盡當的「紅樓富家女，嬌癡二八初」之類的話題上，而要把它打入冷宮呢?
《石頭記》與《紅樓夢》題名關係探
《石頭記》和《紅樓夢》題名的先後次序，應該說是比較易於判明的，顯然是《石頭記》在先。第一回楔子中的順序和脂批「本名」都說明了這一點。現在需要解決的問題，是《紅樓夢》一名出於誰意，似及為什麼會取代《石頭記》流傳於世。
先來說第一點。首先，從現存幾種早期脂本的情況看，《紅樓夢》一名很早就已和《石頭記》混雜使用了。甲戌本的情況我們放在後面談，但即如劉文指出的那樣，列寧格勒藏本第十回回首和六十三、六十四、七十二回回末，都赫然標明著「《紅樓夢》X×回」的字樣。脂批也是兩名並用。如果己卯本是怡親王府直接從原稿過錄抄存的說法可信的話，那麼證明《紅樓夢》的題名在曹雪芹生前即已和《石頭記》通用了。即此一端就可說明「懵懂人妄加」的揣測是難以成立的。
甲戌本因多出的凡例有「紅樓夢旨義」及「紅樓夢是總其全部之名也」的說法，楔子所列書名中又多出「至吳玉峰題曰紅樓夢」一句，價值受到劉夢溪同志的懷疑。我以為種種證據表明，甲戌底本晚於己卯、庚辰底本的說法確有一定道理，所謂「至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仍用石頭記」本也可解釋為題名變化的年代，並不一定指底本的年代，況且這裡的「再評」和全書題的「重評」說法也不完全一致，庚辰本「四閱評過」，書前題的也是「重評」。判明甲戌本的年代，是一個複雜得多的專門問題，這裡不須枝蔓。但也不能因甲戌底本晚於己：庚底本，就縮小、貶低甲戌本的價值。甲戌本文字稍繁，而且一般來說也優於其他諸本。突出的例子是第一回楔子中僧道與石頭對話多出的那四百多字，不僅十分重要，而且文氣銜接也更緊密，再如以石頭口氣批駁野史傳奇的陳詞濫套時，甲戌本也多出一句批「淫穢污臭」的「風月筆墨」的話。這些文字，顯然只能是曹雪芹自己所增補的，不可能是旁人代庖。同樣，「吳玉峰題曰紅樓夢」一句，也應該是他有意增補進去的。甲戌本文字稍繁而優的現象，即使還不足說明它是曹雪芹生前的最後一個改定本，至少也說明和其他各本文字的差異，是他後來的意見，我們更需加以特別的注意。至於「凡例」，論者多以它對「金陵十二釵」的解釋極其含混而指其為偽，我以為也未必妥當。因為十二釵有正、副、又副等冊的區分，確為「上中下女子豈止十二人哉」，而雖然讀者可以考探出某系某某，但書中畢竟「未嘗指明白」，話雖含混，意思卻並不含混。其他諸條，也和楔子中的敘述相吻合。既然我們不以甲戌本為偽作，那麼，也不應輕易判定「凡例」為偽作，何況持此論的，往往又是以甲戌本為晚作的同志呢?甲戌本「凡例」提到的《紅樓夢》題名的情況，我以為還是值得重視，並應作出合理、充分的解釋的，不應一筆抹煞。陳仲屜和潘重規教授曾認為「曹雪芹生前確曾一度用《紅樓夢》作為全書的總名[6]」，潘先生還在分析了列寧格勒藏本六十四回回後題詩情況後，提出它「保存更接近《紅樓夢》原稿(按，應為早期稿本)的文字，而接近原稿的《紅樓夢》，是用《紅樓夢》做書名的[7]。」他們的意見，是值得考慮的。
另一條線索是最早的「題紅詩」，永忠和明義的兩首都是題為《紅樓夢》，而他們也都和敦氏兄弟有過交往，所見稿本不會是訛傳的。永忠題詩的年代容易確定一些，是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即雪芹逝後的四、五年，題為《因墨香得觀紅樓夢小說吊雪芹》，其中瑤華(弘晤)手批有「紅樓夢非傳世小說，余聞之久矣」的話，如批和詩作在同一年，則《紅樓夢》一名的傳世，就和雪芹逝年差不多了。明義題詩年代尚有爭論，吳恩裕先生判為1761年左右[8]，即在曹雪芹生前，周汝昌先生要寬一些，判為「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或稍前」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之間[9]。但據明義詩題小引中「曹子雪芹出所撰《紅樓夢》一部……惜其書未傳，世鮮知者」的話來看，不像是距雪芹逝去太久的情形。當然，對明義的話，我們也不能信之過實。但他看到的鈔本，卻應當是很有價值的，決非書賈謀利置諸廟市者流。即使按周先生推的下限算，明義的題詩也當在最早題書名為《紅樓夢》的甲辰本(1784年)之前。要說他是受了甲戌本「凡例」的影響，也斷無看的本子題名為《重評石頭記》，但他卻非要寫作「曹子雪芹出所撰《紅樓夢》一部」之理，如是，明義不就成了「開歪曲《紅樓夢》政治主題先河」的始作俑者了嗎?這又怎麼能和他深知《紅樓夢》「政治寓意」的說法接得上筍呢?一張嘴畢竟難說兩家話的。
不知為什麼，談《紅樓夢》題名的同志往往忽略了「後因曹雪芹在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這樣一句重要的話，這是全書正文中唯一一次提到作者真實姓名的事例。而「悼紅軒」的命名，正與「紅樓夢」相通，又是和曹雪芹的名字連在一起，不是很明確地說明《紅樓夢》一名之立，正和曹雪芹本人有關嗎?同時也正如我在「石頭記題名探」一節前所指出的那樣，《石頭記》的題名卻多是和脂硯齋的名字連在一起的。這種現象耐人尋味，我猜想應當和成書過程有關，不過已非本文探討範圍了。
話要說回來，《石頭記》為《紅樓夢》所取代，也許要從曹雪芹所推崇的湯顯祖那裡找找根源。我們知道，湯顯祖生平名作，是《牡丹亭還魂記》，《紫釵記》，《邯鄲記》，《南柯記》，是謂「四記」。但因此公善於以夢做關鍵或托之於夢，所以「四記」竟以「玉茗堂四夢」聞名於世。《石頭記》之變為《紅樓夢》、其意正與此相彷彿，不謂無因。
《紅樓夢》題名佔上風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它更符合曹雪芹對題名藝術的見解。我們知道，曹雪芹對書中大大小小的各種命名，都是非常講究的，不落俗套。在第十七回「大觀園試才題對額」中，他通過賈寶玉比較系統地表述了自己的見解，總結起來有三點：一，是要「新雅」。如進園時見到橋亭建築，賈政要題為「瀉」，寶玉就說「粗陋不雅」，主張「莫若沁芳二字，豈不新雅?」二，是要「蘊藉含蓄」，如在蓼汀花漵，諸清客題為「武陵源」或「秦人舊舍」，寶玉認為「這越發過露了，秦人舊舍說避亂之意，如何使得」，不願帶上批評政治的明顯色彩，也可見雪芹未必會給全書題名帶上「石能言」這樣明顯的故典。三，是要「概括無餘，」兩全其妙，如在怡紅院有人題為「崇光泛彩」，寶玉批評說：「此處蕉棠兩植，其意暗蓄紅綠二字在內，若只說蕉則棠無著落，若只說棠蕉亦無著落，固有蕉無棠不可，有棠無蕉更不可」，「依我題紅香綠玉四字，方兩全其妙」。稍微深入地考求一下，這三點也的確是全書命名的基本特點。以此觀之，《石頭記》之名比較平庸，又側重於結構著眼，而《紅樓夢》則十分新雅醒目，既照顧到全書結構，又隱括了全書內容，而且餘味無窮，《石頭記》當然要稍遜一籌了。一部文學史在題名藝術上能超過《紅樓夢》的，恐怕是屈指難數的。
周汝昌先生曾說：「作為專門要用『假語村言』來寫的小說，取上《紅樓夢》這般一個文裡文氣的名字，細品起來，就越品越覺得不甚對頭，因為它們並不『合套』，倒是『石頭記』三個字，顯得平實，諧調，和通俗小說的體例更能配合得好。」[10]恐怕只是周先生個人的感覺。《紅樓夢》雖然用的是「假語村言」，但那只是語言的通俗性，並非內容也是「下里巴人」，它所描寫的，是貴族家庭的日常生活和情趣，這就決定了它在審美趣味上和當時通行小說的差異，也是它首先在上層社會，隨後又在一般文人中流傳不衰的重要原因，「細民」的接觸，則是更後的事了。語言的通俗和題名的「新雅」畢竟是兩回事，丫環起名曰「梅香」，該是最通俗易曉的了，可是《紅樓夢》中的丫環，偏偏取名為「襲人」，「晴雯」這樣「刁鑽古怪」的名字。可見曹雪芹的本意，也未必是要和通行小說的體例協調一致，恰恰相反，倒很有點有意標新立異的味道，這本來在第一回借石頭之口批評流行小說的濫套中就表明得很清楚了，脂批裡也曾多次道及。《紅樓夢》之所以為廣大群眾接受，恐怕也正因為它的「新雅」。周先生的意見，我以為是失於詳察的。
一九八○年七月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