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本何曾作偽
《紅樓夢》「脂本系統」一詞的含義，被紅學界普遍接受的不是用來說明各種脂本之間的抄承、演變的源流關係的，因為這種關係相當錯綜複雜，研究者們完全可以也必然會有不盡相同的看法；但它作為在底本文字上早於程高刊本、未經程高改動過（當然，被以前的整理者、抄手也作過一些有意無意的改動，但遠不及程高改動之大）的前期各種抄本的總稱，卻是公認的。後期的各種坊本則是據程高刊本文字或再加批印行的，即所謂「程本系統」。時間上的前與後，也是沒有疑問的。
現在歐陽健要把紅學史的時間順序顛倒一下，把前期的本子說成是後期的，全盤否定脂本系統的存在，說脂本是篡改程本而成的，不顧事實地把足以否定他奇談怪論的多得不勝枚舉的證據都加以曲解或說成是偽造的，還連累那些對保存脂本很有貢獻的收藏者、鑒定者、發現者，只要他們的存在不利於自己立論，一概毫不容情，幾乎都被他說成是製造假古董、假文物的騙子。在歐陽健筆下，脂本作偽者是一支龐大的隊伍。
「脂本系統」本在《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匯校》一書中列出的、不算程甲本在內，就有十一種，它們彼此間都有聯繫，共同之點大於差異，而且總體來看，它們彼此之間的差異又比它們與程甲本的差異要小得多。最晚的甲辰本（仍早於程甲本好幾年）較其他諸本接近於程甲本，諸本大體上的先後，有跡可尋。真正對《紅樓夢》版本稍有研究的人都知道，其中不可能有哪一種是能夠單獨偽造得出來的。
但是歐陽健偏說能偽造。他首先集中攻擊底本最早，提供我們研究資料最豐富，因而也最有價值的三脂本：甲戌、己卯、庚辰本。說什麼「為了迎合胡適考證的需要，在民國以後製造甲戌、己卯、庚辰三脂本」，還發揮想像力說：「甲戌、己卯、庚辰所謂『三脂本』，是在各不相謀的條件下炮製出來的。」這怎麼可能呢？聽聽胡適在《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一文中是怎麼說甲戌本來歷的：「去年（1927）我從海外歸來，便接著一封信，說有一部抄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願讓給我。我以為『重評』的《石頭記》大概是沒有價值的，所以當時竟沒有回信。不久新月書店的廣告出來了，藏書的人（按：後來胡適另文說明『可惜我把他的姓名地址都丟了』。）把此書送到店裡來，轉交給我看。我看了一遍，深信此本是海內最古的《石頭記》抄本，遂出了重價把此書買了。」文章接著交代此本殘存的回數、「首頁首行有撕去的一角，當是最早藏書人的圖章」；介紹書中今存的五六條題跋和十餘枚圖章，從題跋上知道「劉銓福得此本在同治癸亥（1863）」；然後又仔細地說明「此書每半頁十二行，每行十八字。楷書。紙已黃脆了，已經了一次裝襯。第十三回首頁缺去小半角，襯紙與原書接縫處，印有『劉銓福子重印』圖章，可見裝襯是在劉氏得此書之時，已在六十年前了」。這裡說得清清楚楚，劉銓福得到此書和怕它再破損而加以裝襯是在胡適得書的六十年前，即同治二年「癸亥」。（按：我以為更確切的說法還應加「以前」二字，因為劉得書之時是否便即加題跋還難說。）怎麼在歐陽健筆下忽然變成「民國以後製造」的呢？是不是以為胡適在蒙騙人，或者胡適被書賈、被製造假貨的人給蒙騙了？
怎麼認為都可以，但總得說出個道理來。你說「此本來歷，胡適始終未作具體交代」（《脂批年代辨析》），胡適「並未對抄本的來歷以及紙張墨色、字體行款、題署諱字等緊要關目進行鑒定」（《脂本辨證》）。胡適對此書來歷不止說過一次，有時間、地點甚至登廣告一起辦新月書店的人，還要他怎麼個「具體交代」？是不是非要找出那位已找不到了的賣書人的姓名地址，問個一清二楚才算「具體交代」？我想即使找到也未必真能弄清，最後還得憑鑒定得出結論。胡適說「紙已黃脆了，已經了一次裝襯」，有「朱評」，有「墨筆眉批」，難道說的不是「紙張墨色」？「每半頁十二行，每行十八字。楷書。」難道說的不是「字體行款」？書名、題跋都一再說了而且對照了筆跡，作了無可辯駁的鑒定，怎麼說他沒有對「題署」等「進行鑒定」呢？寫文章總得據事實、講道理，對讀者掩蓋真相總不大好吧。
當然，歐陽健自有其苦衷：胡適的鑒定，尤其是對此書紙張和收藏者劉銓福筆跡的鑒定，歐陽健是非掩蓋不可的，哪怕是掩耳盜鈴，也只好硬說沒有了。否則，他遍地開花的那些文章，立即就會變成海外奇談。
「為了迎合胡適考證的需要」剛剛製造好的本子，怎麼能「紙已黃脆了，已經了一次裝襯」呢？實物今天還在，有幸的紅學家都見到了，豈能說假話？劉銓福（字子重，號白雲吟客）的題跋有四條之多，且是行草，蓋的許多印章不說，這筆跡又誰有這麼大的本領能偽造得出呢？胡適說：「我在台北得看見陶一珊先生家藏的劉子重短簡墨跡兩大冊，其中就有他在辰州寫的書札。一珊在民國四十三年影印《明清名賢百家書札真跡》兩大冊（也是中央印製廠承印的），其中（四四八頁）收了劉銓福的短簡一葉，是咸豐六年（1856）年底寫的，也是辰州時期的書簡。這些書簡真跡的字都和他的《石頭記》四條跋語的字相同，都是秀挺可喜的。」（《跋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影印本》）這還有什麼話可說呢？那些完全無關情況下別人收藏的書札，總不是迎合誰的需要偽造的吧？其實，要證明劉銓福的字是真跡，也不必去台灣出版的畫冊中找，馮其庸先生告訴我，他那裡就藏有好幾幅劉銓福的字，甚至還有他父親劉寬夫的真跡。字是真的，本子是假的，同治年間的跋語，為胡適需要而親筆題寫於民國十一年之後，天下有這樣的怪事嗎？
這種荒唐事還真有。歐陽健一面認定甲戌本是在胡適考證發表後的短短幾年內炮製出來的假貨，一面又再三引用他認為假貨上署有同治年月的劉銓福跋語和孫小峰（桐生，綿癡道人）的署名眉批，不說明它為何又可當作真的史料，而據此推斷劉、孫六十年前的動機行為，作為自己立論的根據，讓矛與盾同時取勝，把讀者搞得稀里糊塗。
劉銓福化名脂硯齋？
他的論點是：「脂硯齋從來就不是獨立的存在，他是與很晚以後才出現的脂本相伴而來的。」他談到台灣一篇文章中提到光緒二十一年（1895）王雪澄日記粘箋上記有「脂硯堂朱批紅樓原稿，其目如『林黛玉寄養榮國府』、『秦可卿淫喪天香樓』，與現行者不同。聞此稿僅半部，大興劉寬夫位坦得之京中打鼓擔中；後半部重價購之，不可得矣」等語，便又發揮想像，製造出三代脂硯齋說：第一代是劉寬夫所得的「十有八九也是書賈的偽托」的「脂硯堂本」；第二代是其子劉銓福，「他在這個本子上做了手腳」，「他將『脂硯堂』改為『脂硯齋』」，「脂硯就是劉銓福自己」；第三代是「在1927年賣給胡適的時候，顯然經過了一次重新抄寫」的甲戌本。
我現在要來證明那條箋記所記的「脂硯」不是歐陽健所說的什麼「最早記錄」，脂硯齋也絕非由「脂硯堂」改成的劉銓福，確實感到喪氣。這跟要我證明司馬遷早在班固之前就已存在有什麼兩樣？歐陽健沒有讀過裕瑞的《棗窗閒筆》吧？或者即便讀過，在創作「作偽說」時也想不起來了吧？裕瑞是高鶚同時人，其前輩姻親與曹雪芹還有點關係。他在那本書中說：「余曾於程、高二人未刻《紅樓夢》板之前，見抄本一部，其措辭命意與刻本前八十回多有不同。抄本中增處、減處、直截處、委婉處，較刻本總當，亦不知其為刪改至第幾次之本。」「曾見抄本卷額，本本有其叔脂硯齋之批語，引其當年事甚確。」裕瑞的話不可能每個字都有事實依據，比如「脂硯齋」前的「其叔」二字，就有可能只出於揣測或傳聞，但他在程、高未刻板前就見到抄本上「脂硯齋之批語，引其當年事甚確」，卻是已被今存之「三脂本」證明了的千真萬確的事實。《棗窗閒筆》成書於1814年至1820年，其時，那位所謂改「脂硯堂」為「脂硯齋」而作為自己代號的劉銓福還沒有出生呢。這又該怎麼說？歐陽健現在發現自己的奇談原來有這麼大的漏洞，他準備作怎樣的辯解呢？我也能猜到幾分，他大概會說，「劉銓福化名脂硯齋」，就是受到那個胡編亂造的裕瑞的啟示呀！
我並不想故意挖苦歐陽健，他確實玩過這種手法，比如劉銓福在甲戌本一條跋語中說：「《紅樓夢》紛紛效顰者，無一可取；唯《癡人說夢》一種及二知道人《紅樓夢說夢》一種尚可玩。」這本是十分正確的見解，因為事實上苕溪漁隱和二知道人的眼光確實大大高出於當時紛紛效顰的流俗輩。我隨便引幾句二知道人的話，看是否如此：「蒲聊齋之孤憤，假鬼狐以發之；施耐庵之孤憤，假盜賊以發之；曹雪芹之孤憤，假兒女以發之，同是一把酸辛淚也。」你還能舉哪一位舊紅學家說過如此精闢的話？再如：「大觀園之結構，即雪芹胸中丘壑也：壯年吞之於胸，老去吐之於筆耳。」我以為這與運用當今文藝理論而得出的最公允的結論也沒有什麼兩樣。再如：「寶玉懸崖撒手，寶玉之夢覺矣，寶玉之情了矣。」「懸崖撒手」四字，我想是歐陽健最不願意看到的，因為這是乾隆時的二知道人用它來指寶玉出家，卻又偏偏出在歐陽健硬說是很晚很晚才出現的偽造的脂本的脂評中，如說「寶玉有此世人莫忍為之毒，故後文方能『懸崖撒手』一回……」（第二十一回）「歎不能得見寶玉『懸崖撒手』文字為恨。丁亥夏，畸笏叟。」（第二十五回）等等。有些對自己立論不利的證據，所以非貶低不可。苕溪漁隱列舉小說人物年齡大小前後不一致處（有的是續書中的用編年表的方法，雖然有點多餘，但畢竟不是《林黛玉日記》），怎麼就用「對小說人物和『史事』將無作有地予以考訂校讎」的罪名，將此書貶得一錢不值，說劉銓福「作偽」是從中得到「啟示」呢？原來苕溪漁隱還做了件有礙歐陽健立論的事，他把新刊行的程甲本與「歸抄本」作了對照，花了一番「考訂校讎」功夫，列舉出一些重要異文都見之於甲戌、己卯、庚辰、戚序等脂本的，其中如「護官符」四句口碑之下，舊抄本便有各家房次的小字注文。而這些注文恰恰是歐陽健以為萬萬不可能有的，是他用來證明「民國以後製造」的甲戌本中「後人妄加」，又故意在行側加批作偽證的得意的例子。現在居然又在乾隆時人的著述中找到（其實，批有「蘭墅〔即高鶚〕閱過」字樣的夢稿本和早於程甲本的戚序本中也都有此注文，只是歐陽健不敢提及罷了），豈非重重地打了自己耳光？所以非預先斷喝一聲不可。歐陽健隨口罵劉銓福為「狡猾伎倆」，我們又該如何來說歐陽健呢？其實，根本不存在什麼「三代脂硯齋的嬗變史」，本子只有一個，就是今存的甲戌本。對於前述那條日記中的箋記，歐陽健自己也承認「王雪澄對於此事的追記，已遠在50年以後，看來並未親見劉寬夫所得之本，一切當來源於其後之傳聞」。要知傳聞走樣的事可太多了。就說曹雪芹吧，從同時的袁枚到清末的俞樾，有多少人說他是曹寅的兒子或者曹寅自己（所謂「雪芹，字子清」即是），劉銓福被傳為其父劉寬夫又有什麼奇怪呢？胡適就發現過這種情況，他說：「《百家書札真跡》有了念先先生撰的小傳，其中劉銓福小傳偶然有些錯誤（一為說『劉字銓福』；一為說他『鹹同時官刑部，轉湖南辰州知府』，是把他家父子認作一個人了）。」（《跋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影印本》）至於「脂硯堂」更顯然是「脂硯齋」的訛傳，因為小說本子以「堂」稱的本來不少，如《水滸》之有容與堂本、貫華堂本等等。《石頭記》稱作《紅樓夢》，也沒有什麼文章可做，脂本脂評中本來就常見兩個書名通用；俞平伯先生當年輯錄脂評，五種本子倒有四種原稱《石頭記》的，但他卻不妨題作《脂硯齋紅樓夢輯評》。箋記只是據傳聞記下有這麼一種本子，卻無從核對原書題名是什麼，記作「原稿」也不過是傳聞而已，哪可真作書名看？回目「林黛玉寄養榮國府」不就是甲戌本回目「榮國府收養林黛玉」的誤記嗎？「秦可卿淫喪天香樓」，也是甲戌本脂評中所提到的本來回目。箋記所引朱評，都只簡說大意，只要不故意挑剔，全與甲戌本合榫。總之，就是劉銓福所藏、後歸了胡適的甲戌本。憑什麼厚誣做兒子的在父親留下的本子上「做了手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