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脂偽論」考證上的重大失誤－－與歐陽健等先生商榷
歐陽健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明清小說研究家，他於1993年前後提出「脂批」和「脂本」都是為迎合胡適的「新紅學」而偽造的，而《程甲本》才是曹雪芹「正宗真本」的觀點，引起紅學界的極大震動和激烈的爭論。二○○三年，歐陽先生又出版巨著《還原脂研齋》（以下簡稱《還原》），都四五十萬字，從各個方面多層次地闡述自己的觀點，可謂集「脂偽論」之大成。歐陽先生不棄末學，與筆者兄弟相稱，並熱心為筆者查找複印資料，在下感激不盡。但套用西方哲人亞里斯多德的話：「吾愛吾友，但吾更愛真理」。筆者細讀歐陽先生所贈《紅樓新辨》、《紅學辨偽論》以及《紅學百年風雲錄》、《還原脂研齋》諸書，不能不認為其「脂偽論」無法成立。
「事實勝於雄辯」，無論你說什麼、怎樣說，最後都要憑事實說話。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說，根本在於考證是否成立。而「脂偽論」在論證過程中出現了重大的、不應該有的誤考誤證。篇幅有限，本文僅列舉要者略加辨析：
一、關於《甲戌本》不避康熙帝「玄」字諱的問題
歐陽先生對「脂本」以及「脂批」產生懷疑，發端於《甲戌本》的不避康熙帝「玄」字諱。1993年，歐陽先生在《關於〈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諱字》一文中寫道：「由諱字鑒定版本時代絕無例外」（1）[P92]，「康熙是清代的聖祖，他的諱，乾隆時要避，嘉慶、道光要避，咸豐、同治、光緒、宣統時也要避，終清之世，統統要避??何時可以不在避了呢？惟有清亡之後的民國」！（1）[P94]。以此作為「脂偽」的「一個硬證」。清朝避康熙帝「玄燁」的名諱，「玄」字或「敬缺末筆」或改寫為「元」字， 而且舉凡「玄」的組合字如「眩、泫、炫、鉉、弦、痃、舷、?、蓄」等字中的「玄」都要「敬缺末筆」。在《還原》一書中指出《甲戌本》第七回側批：「攢花簇錦文字，故使人耳目眩亂」中的「眩」字不缺筆（2）[P369]，云云。
其實，海內外學者如日本石雷、香港梅節先生以及筆者，都發現了清朝民間的「抄本」和「刻本」中「玄」字不避諱或者避諱不嚴、不全的實例，證實了這種「避諱絕對論」的觀點不能成立，此不贅引。
令人感到好笑的是，被歐陽健等先生視為「正宗真本」的《程甲本》避諱也不嚴格。比如，《程甲本》卷首「繡像」第二十二幅「女樂」後「調寄菩薩蠻」讚辭：「?管無情，竟作晨鐘侶」中的「?」字（3）[P54]，就不避諱（見附圖）。另外，如第十回尤氏和璜大奶奶談論秦可卿的病情：「話也懶怠說，眼神發眩」（3）[P311]，張先生說秦氏的病症「頭目不時眩暈」（3）[P321]，第十一回尤氏說吃了張先生的藥「今日頭眩的略好些」 （3）[P328]，這幾處的「眩」字都沒有缺末筆，也就是說沒有避諱。那麼根據歐陽先生「絕不例外避諱」的觀點，難道可以認為《程甲本》也是「民國以後為迎合某人需要」而「偽造」的嗎？
二、關於「造化主」是否「現代詞彙」的問題
《甲戌本》第一回有脂批「今而後，惟願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書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於九泉矣。甲午八月淚筆」。《還原》中根據《漢語大詞典》等資料認為「造化主」一詞是梁啟超光緒二十八年（1902）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首先使用的「現代詞彙」，因此說「梁啟超既是中國最早使用『造化主』一詞的人，則下這條批語決不會早於光緒壬寅（1902）」（2）[P180]。
筆者在給歐陽先生的信中指出，《漢語大詞典》學術水平較低，不能作為追尋「語源」的根據。實際上，魏源《海國圖志》卷二十五《各國回教總考》中就已經記載：「《西域圖志》：回人尊敬造化之主」，稱天主為「大造化主」（4）[P528]；卷二十六《西印度如德亞國沿革》記載：「《坤輿圖說》：亞細亞最西有名邦，曰如德亞。……因造物主降生是邦，故人稱為聖主」等等（4）[P537]。按：魏源的《海國圖志》五十卷本初版於道光二十二年（1842），百卷本初版於咸豐二年（1852），至少比梁啟超使用「造化主」一詞要早半個世紀以上。而其所引用的《坤輿圖說》為明末清初來華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1623?1688）所著，《西域圖志》則為乾隆二十一年（1756）敕修。這都證明在曹雪芹和脂硯齋之前，「造化主」和「造物主」（兩者同意）已經在中國大量使用。更早的例子則出現於唐代，唐代的傅奕《請廢佛法表》一文中有「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 （5）[P591]；著名的邊塞詩人高適《鯤化為鵬賦》一文中有「一朝乘陰陽之運，遇造化之主」 （5）[P1241]等等。也就是說「造化主」一詞及其概念，唐代就已經出現，根本與梁啟超無關，也根本不是梁啟超首先使用，到曹雪芹時代已經使用了上千年了。
三、關於「妮子」和「千伶百俐」詞彙問題
《甲戌本》第三回有脂批曰：「最厭近之小說中，滿紙『千伶百俐』，這『妮子亦通文墨』等語」。《還原》一書中認為：清代小說中使用「千伶百俐」一詞的「除了《續金瓶梅》，成書都比《紅樓夢》晚。脂硯齋所謂『近之小說』，肯定不會指《續金瓶梅》」 （2）[P130]，又說清代小說中使用「妮子」一詞的自《鏡花緣》起到《孽海花》「寫得都比《紅樓夢》晚。最有意思的是，將『千伶百俐』、『這妮子』寫進同一書中的，是曾樸的《孽海花》。脂硯齋之所嘲，莫非即此書乎？若真是這樣，這條脂批就批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之後了」（2）[P131]。
按：「妮子」、「伶俐」作為口頭文學語彙，大約起源於唐、宋。如《新五代史作》卷十七《晉高皇后李氏傳》：「吾有梳頭妮子，竊一藥囊以奔於晉，今皆在否？」（6）[P19]朱熹《朱子語類》卷三九《論語》二十一《柴也愚章》：「有一等伶俐人，見得雖快，然只是從皮膚上略過」（7）[P17]。作為著名明清小說的研究家，歐陽先生應該知道：「妮子」和「伶俐」語彙，在宋元明清的詞曲小調及小說雜劇中早已大量使用。「伶俐」之加「千、百」等數詞，不過是漢語口語中為強調語氣經常使用的修辭手法，如「奇怪」做「千奇百怪」、「姿態」做「千姿百態」、「錘煉」做「千錘百煉」、「嬌媚」做「千嬌百媚」、「了當」做「千了百當」等等，不勝枚舉。清代中前期小說使用「妮子」和「千伶百俐」語彙的，如丁耀亢《續金瓶梅》第五十一回：「月娘心裡想：『這妮子離家久了，見我出了家，有些二心』」（8）[P496]；第四十八回：「孔寡婦道：『桂姑娘，你平日千伶百俐，又和我女兒比親生姊妹般同』」 （8）[P462]；李百川《綠野仙蹤》第七十二回：「於冰道：『這小妮子懷恨於我，非一年矣』」 （9）[P719]；第十八回：「胡監生道：『娘子千伶百俐，難道還不知小生的意思麼？』」（9）[P159]，等等。這都是「妮子」和「千伶百俐」見於同一部小說中的例子。無論曹雪芹、脂硯齋等人是否見過這些小說，可以肯定的是：曹雪芹同時代的清朝中前期，「妮子」和「千伶百俐」是文學作品中大量使用的語彙。更不要說那些我們今天已看不到的，當時大量產生的粗製濫造的「才子佳人」等「近之小說「，比如《紅樓夢》中提到的《鳳求凰》以及賈母所痛批的彈詞、戲曲、小說之類。依此來推斷「脂批」是民國以後偽造，根本不合邏輯！
四、關於「省發」一詞和「黛玉葬花圖」
《庚辰本》第二十三回有畸笏叟的一段眉批，《還原》一書中斷句為「丁亥春間，偶識一浙省發，其白描美人，真神品物，甚合余意。奈彼因宦緣所纏無暇，且不能久留都下，未幾南行矣。余至今耿耿，悵然之至。恨與阿顰結一筆墨緣之難若此，歎歎。丁亥夏，畸笏叟」。《還原》中引《元史‧選舉志》進行一番考證，認為「『省發』乃官員委任的一種制度」（2）[P140]，眉批中的「浙省發的《美人圖》」就是《黛玉葬花圖》，而「嘉慶六年（1801）李佩金《蕭湘夜雨》所詠《題葬花圖》，是最早產生的葬花圖」，「批中所云丁亥，肯定不會是乾隆三十二年丁亥（1767），而只能是嘉慶年間《葬花圖》盛行之後的道光七年丁亥（1872）、甚至光緒十三年丁亥（1887）」云云。
按，元代以前因中央機構設三省六部（元代僅設一中書省，為太子兼職），官吏的任免根據官品高下分別由「中書省」和「吏部」任命，故此有「省發」和「部發」之說。但是，明代初年，朱元璋嫌三省權力太大，為集中皇權，下令撤消中央機構「省」的建制，僅保留「六部」，因此「官員任免制度」中沒有「省發」一說。而「清承明制」，比明代的權力更加集中，中央機構也不設「省」的建制，故此清代的「官員任免制度」中，也沒有「省發」一說。因此，畸笏叟批語中的「省發」二字，並不是指「官員任免制度」，根本購不成一個詞彙。歐陽先生對此批的斷句是有問題的，也必然影響到對這條批語的理解。正確的斷句應該將「省」、「發」二字斷開，為「偶識一浙省，發其白描美人，真神品物，甚合余意」。所謂「浙省」是「浙江省人」的省略語，而「靖批」中作「浙省客」，可證。「發」為動詞，為「打開」、「展示」之意。
那麼批語中的「美人圖」是否就是《黛玉葬花圖》呢？細讀批語，其中「無暇」二字，傳給我們幾條信息：畸笏叟確實曾求過「浙省客」畫《黛玉葬花圖》，否則談不上什麼「有暇」還是「無暇」，這是一；其二，「奈彼因宦緣所纏，無暇」，「浙省客」忙於公務，沒有時間來細研《紅樓夢》、精繪《葬花圖》；「未幾南行矣」，根本就沒有畫成。如果「美人圖」就是《黛玉葬花圖》，並且畸笏叟十分滿意，稱之為「神品」。則「與阿顰一段筆墨緣」應該是早已如願「了結」，根本就不會因「浙省客」「無暇」、「未幾南下」而徒喚「奈何」，「耿耿至今，悵然之至」，「恨恨」不已，再三「歎歎」了。因此，可以肯定歐陽先生將「浙省客」之「美人圖」當成《黛玉葬花圖》的理解是錯誤的，所做的考證是既不合邏輯，也文不對題，根本不能成立。
五、關於關於「西堂產九台靈芝」的問題
《庚辰本》第二十八回有眉批曰：「大海飲酒，西堂產九台靈芝日也。批書至此，寧不悲乎？」。《還原》中引克非先生《紅樓霧瘴》中的話：「未見過，也未聽見采芝出售的山民說過疊成若干層的（靈芝），連類似的傳說也沒有。事實上也不可能有這樣的靈芝」（2）[P169]，稱「將此說駁得體無完膚」（2）[P168]。
世上許多事情，歐陽先生和克非先生「未見過」或者「未聽說過」的多之又多，並不能因自己「未見過」或「未聽說過」就可以斷定「不可能有」！事實上，這種克非先生連「聽都沒聽過」的「疊成若干層的靈芝」，不僅自古就有，而且紅學界經常使用的一種史料??曹寅《楝亭集》中就有明確的記載！《楝亭詩鈔》卷七《栗花歌》小序云：「栗花，栗樹所產菌。其大逾常，不時見。偃蓋七重，色紺赤。友人云，即紫芝。因戲為此歌」（10）[P2]。這種「疊成若干層的靈芝」（即「偃蓋七重」也），因為「其大逾常，不時見」，十分稀罕，因此也分外珍貴，被視未奇珍異寶，祥瑞之兆。故爾曹寅長歌歌之，而脂硯齋也必當銘記在心，破家之後，每一憶及此事，自然「寧不悲乎」了。正因為它的「不時有」，歐陽先生和克非先生「未見過」甚至連聽也「未聽說過」，這本來並不奇怪，但就因此而斷言「事實上不可能有這樣的靈芝」，恐怕是厚誣古人了。無論如何，不能將曹寅的《楝亭集》也視為「偽書」吧？
六、關於「燕山竇公」的典故問題
《有正本》第四回前有題詩云：「請君著眼護官符，把筆悲傷說世途。作者淚痕同我淚，燕山仍舊竇公無」。一般認為這裡的「燕山竇公」指五代時期的竇禹鈞，但《還原》一書經過長篇考證，認為是漢代的竇憲（2）[P343]。並因此而說題詩為狄葆賢所作，「有正本的坐標，只能定在公元1911年」（2）[P347]云云。
但是，不管《還原》中如何考證，始終提不出任何一個將「燕山竇公」當作竇憲典故的例子。這毫不奇怪，因為在宋元明清科舉盛行的年代，「五子登科」的典故幾乎人人皆知，而這個典故就是指竇禹鈞，毫無疑問。比如明清時代作為兒童識字課本的《三字經》中就有「竇燕山，有義方；教五子，名俱揚」（11）[P3]；《幼學瓊林》卷四《花木》：「竇禹鈞五子齊榮，人稱五桂」，並有註釋：「竇禹鈞為人素稱長者，年三十無子。往延壽寺燒香，拾得遺金持歸。名旦詣寺，見一人涕泣，公問所因。其人告曰：『父犯大罪，貸百金將贖父罪。昨日昏睡失去』，公以金還之。夜夢祖父曰：『汝有陰德，延壽二紀，賜五子，皆顯擢』。後公至左諫議大夫致仕。生五子儀、儼、侃、?、僖，俱登第。人稱『燕山五桂』耳」（12）[P211]。題詩中正是以竇禹鈞的「教子有方」來反襯《紅樓夢》中賈府的「子孫不肖」，非常貼切。
而且竇憲是漢代人，竇禹鈞是五代人，對於宋以後的人來說都是典故，無論「燕山竇公」是指竇憲還是指竇禹鈞，都不能判定用此典的是哪代、哪朝人。那是不合邏輯的。
七、關於脂批中三個「特殊詞語」：「懸崖撒手」、「恆河沙數」及「常山之蛇」
吳國柱先生在2004年《紅樓》第四期發表《脂批「承襲型」舉例》（以下簡稱《承襲》）一文，其中有關「考證」問題，今也一併在此討論。
吳先生《承襲》一文中認為「脂批」中的許多詞彙「承襲」自嘉慶以後的點評派。令人感到很奇怪，所列舉的三條脂批的「特殊詞語」：「懸崖撒手」、「恆河沙數」、「常山之蛇」，實際上都是唐宋之前的典故，對清代人來說是根本談不上「誰承襲誰」的問題，更談不上是「直接承襲（清朝中晚期）歷代各家之批的」。而吳國柱先生卻在《承襲》一文中硬說「從以上『懸崖撒手』、『恆河沙數』、『常山之蛇』三個例子來看，脂硯齋在評點《石頭記》時，很可能讀過二知道人《紅樓夢說夢》和王希廉、張新之、姚燮『三家評本』」（13）[P16]，因此甲戌、己卯、庚辰諸脂本「絕非乾隆年間的批本」云云（13）[P17]。請看事實：
（1）「懸崖撒手」一詞，在佛教的唐宋禪宗語錄中是經常遇見的詞彙。因為禪宗不主張長期對佛教經典的潛心修為，而講究「明心見性」的「頓悟」，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所以「懸崖撒手」一詞是經常掛在嘴邊的。比如宋代紹隆等編《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三有云：「上堂云：……方論照用，直下懸崖撒手，便可承當，還有恁麼人麼？」（14）[P229]，「上堂云：古佛有通津，當陽亙古今。懸崖能撒手，一語直千金」（14）[P233]；卷第七有「萬仞懸崖撒手，要須其人」（14）[P250]；卷第八有「更說甚衲僧巴鼻，爭如撒手懸崖去」（14）[P254]；卷第十有：「向萬丈懸崖處撒手，百尺竿頭進步，且道此事畢竟如何委悉？」（14）[P262]等等，這位宋代禪師反覆叮嚀弟子「懸崖撒手」，可謂不厭其煩。
（2）「恆河沙數」也是佛教經典中常用的詞彙，喻數目之多。如南北朝鳩摩羅什所譯《金剛般若波羅密經》之《無為福勝分第十一》云：「須菩提，如恆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恆河，於意雲何？是諸恆河沙，寧為多不？……我今實告言汝：若有善男子、女人，以七寶滿爾所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佈施，得福多不？須菩提言：甚多」（15）[P167]。同為鳩摩羅什所譯《妙法蓮華經》卷第三《化城喻品第七》云：「千萬億恆河沙那由他等眾生，亦以不受一切法故，而於諸漏心得解脫」（15）[P896]；卷第三《授學無學人記品第九》中云：「為十方無量千萬億恆河沙等諸佛如來所共讚歎，稱其功德」（15）[P919]等等。
（3）「常山之蛇」也是在用典，而且出典更早。春秋之際的《孫子兵法》第十一卷《九地篇》云：「故善用兵，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16）[P189--190]。《晉書‧桓溫傳》記載：「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溫見之，謂『此常山蛇之勢也』」（17）[P300]。文人中常用此典，如南北朝庾信《哀江南賦》中云：「昆陽之戰象走林，常山之陣蛇奔穴」（18）[P220]等等。
從上可知，認為脂硯齋、畸笏叟諸人只有讀過「二知道人」等人的批語，才知道、才能夠使用「懸崖撒手、恆河沙數、常山之蛇」這類「特殊詞語」，完全是考證上的嚴重失誤。真不知從何說起！
以上諸考證問題，談不上艱深，筆者所引用也皆為常見古籍和古典文學作品，甚至有的淺顯如《三字經》、《幼學瓊林》之類。除了克非先生是小說家而外，歐陽先生和吳先生都是我國專攻古典文學的著名學者，以他們真實的學術水平而論，應該絕不會出現如此重大的卻十分低級的失誤。之所以然者，是他們陷入「竊斧之疑」的心理怪圈，千方百計強扭曲解以符合己說，因此出現不合邏輯的粗疏輕率的考證和論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