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野史與《紅樓夢》
隨著新舊索隱派的產生和發展，評論派與索隱派的爭論也日趨激烈。其中一個爭論的焦點就是如何認識「正史」和「野史」，以及《紅樓夢》反面是否隱有歷史的問題。自從《紅樓解夢》誕生以來，這種爭論似乎已經到了白熱化程度。近期的劉心武揭秘紅樓夢又掀起了新的熱潮。十年前，《紅樓解夢》第三集（下）有一篇紫軍先生於1996年底寫的文章：「事實證明『解夢理論』基本上是正確的——答《紅樓夢學刊》」。該文針對「學刊」中發表的全盤否定《紅樓解夢》的文章有一段關於「野史」的論述：
「批評者設『節』論述『野史不等於歷史』，力圖說明《紅樓夢》一書和脂批中所說的『野史』即指『稗官』（小說），而『史公』即是小說家的代稱。」文章指出，
「『野史』和『史公』都不能隨意解釋。『野史』相對於官修『正史』，即舊時私家編纂的史類書籍。由於中國古代往往文史不分——記史筆法多有文采，文學所記卻含史實，因此『稗官』（小說家言）與『野史』也就連用起來。正因為如此，曹公和脂硯才擔心讀者會把《紅樓夢》看作單純的小說，把自己看作單純的小說家，而忽略書中隱寫著的歷史，因此便通過脂批，反覆將該書同『野史』勾掛，並把作者說成『史公』。『史公』即記史的人。記史者所寫的書，若與史無關，豈不怪哉！至於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校注本第一回，『野史』條注中所寫『這裡即指小說』一語，顯然是錯誤的，怎可用來作依據？」
最近，清史專家閻崇年先生在《百家講壇》講的「清十二帝疑案」，非常精彩，使我收益匪淺。但同時也產生一些疑問，有些問題沒有弄清楚，欲與閻先生商榷。其中就有關於「野史」與小說的關係問題。
主持人介紹說，「中國最後封建王朝給後人留下了一連串的疑案，也給清王朝十二帝的人生蒙上傳奇的色彩」。閻先生是針對影視界歷史影視作品的「戲說」氾濫，「為了澄清史實，還歷史本來面目，從正史的角度為您揭開清十二帝疑案的神秘面紗」。從閻先生的講演中，似乎並沒有得到滿意的答案。 比如，關於「雍正死亡之謎」，先生把《紅樓解夢》的「曹雪芹與竺香玉合謀殺死雍正」的結論，說成是「說法也很離奇，就是《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有一個戀人，這戀人叫竺香玉，長得很漂亮，能歌善舞，被雍正看上了，雍正把她收到宮裡來。他奪了曹雪芹的所愛，於是曹雪芹就通過秘密的辦法和竺香玉進行聯繫，竺香玉雖然身在皇宮，心還想著曹雪芹，於是見了一個機會，就謀殺雍正。這個也是野史小說之言，沒有任何歷史根據，不可相信。」在這裡，閻先生顯然是把《紅樓夢》與《紅樓解夢》也說成「是野史小說之言，沒有任何歷史根據，不可相信。」即全盤否定。果真如此嗎？我看很值得研究探討。
一，正史的缺憾
首先要搞清楚，什麼是正史？它有哪些缺憾？也就是局限性。《辭海》云：「正史，指《史記》，《漢書》等記傳體史書」。由此可知，像《二十四史》，《清史稿》，和北洋軍閥政府的《新元史》等，都應該屬於正史之列。正史是由官方組織編纂的。在階級社會中，由於正史的階級性，決定了歷朝歷代的封建統治者在編修歷史時，不可能做到實錄其事，而必有嚴格的取捨。其最高準則，就是皇權利益。一切有利於皇室尊嚴和皇權利益的事，他們會大書特書，竭盡歌功頌德之能事。一切不利於或有損於皇室尊嚴和皇權利益的事，他們會不寫或少寫，竭盡刪削篡改之能事。不論是皇帝還是王爺；也不論是皇后還是皇妃，概莫能外。這正是造成「清十二帝疑案」的根本的階級原因和歷史原因。從閻先生的演講中，我們可以看到，清王朝296年的歷史，其歷史檔案全部都是按照封建社會最高統治者——皇帝的旨意編纂和修訂的。這樣編纂歷史的結果，自然就造成了疑案重重，形成了大量歷史之謎。比如，閻先生講的「雍正即位之謎」，「雍正死亡之謎」，「乾隆即位之謎」，「乾隆的兩位皇后死亡之謎」，「容妃之謎」等等。這就是官修正史的缺憾，是歷史檔案的歷史局限性和階級局限性。
對官修正史，我們應該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觀點來科學對待，要採取辨證的、客觀的、歷史的、階級的分析態度，而絕對不能採取簡單化、絕對化、甚至神聖化的態度。正史中記載的東西，歷史上不一定就是這麼回事；正史中沒有記載的東西，歷史上也不一定就沒有這麼回事。所以，對歷史和史料必須進行科學研究，對歷史研究中有成就者，我們稱之為歷史學家或史學專家。歷史學家的任務不僅僅只是解釋正史，更重要的是從正史的那些簡要記載的聯繫中，再結合文物考古和其他有關資料，去揭示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真實面貌。特別是當有些專家已經揭示出某個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的歷史真相的時候，我們也不能用正史中沒有記載，或記載不清，或「沒有歷史根據」，去簡單地主觀的予以全盤否定。而必須進行科學的論證，看其是否真有道理？哪些論述是正確的？為什麼正確？哪些論述是錯誤的？為什麼錯誤？要言之有理，論之有據。簡單的絕對的肯定或簡單的絕對的否定都是不可取的。
閻崇年先生是一位頗有成就的清史專家。但是，在這次講演中，我認為有些問題並沒有講清楚。例如，關於雍正之死，史書記載的非常簡單，雍正的死因也沒有記述清楚。這才造成了雍正之死的疑案。如果僅僅從正史和歷史檔案中去找現成答案，那是找不到的。在「記載不清」的正史和歷史檔案中去找「歷史根據」，來驗證其他理論是否正確？這在哲學上這叫做「二律背反」。
閻先生說，雍正之死，「大家比較感興趣的，就是中了丹毒死的。」雍正中期得了一場大病後，想長生不老，於是開始相信道教。「雍正長期吃煉丹的丹藥，可能汞，鉛，硒一些重的金屬中毒，應當說雍正的死和鉛中毒和丹中毒有一定的關係」 。「現在雍正的死根據宮廷的檔案來說，那就是官方的記載，可能是正常的病死，也可能就是吃丹藥中毒而死，我想可能是多種原因，最後導致了一個結果，所以雍正58歲就死了」。看！閻先生一連用了四個「可能」，說了四種結果：1，可能是「金屬中毒」；2，「可能是正常的病死」；3，「也可能就是吃丹藥中毒而死」；4，「可能是多種原因」。閻先生說，他是「根據宮廷的檔案來說」的，「那就是官方的記載」。既然是「官方的記載」，「宮廷的檔案」，雍正的死因就應該是確定的，就不應該是「疑案」，就不應該是「四個可能」，「四個結果」。其實，閻先生的心裡也沒底。實際上，在雍正的死因這個問題上，閻先生列舉了五種說法：一是被呂四娘砍了頭死的。二是被曹雪芹竺香玉謀殺的。三是被一個宮女給勒死的。四是得了中風死的。五是中了丹毒死的。前四種說法被閻先生以「不是歷史事實」、「沒有歷史根據」給予全盤否定了。後一種說法雖然有「歷史根據」，但還是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說到底，「疑案」還是「疑案」，沒有解決任何問題。這種依據正史中沒有明確記載或記載不清的所謂「歷史根據」，來完全否定野史的「說法」，完全否定《紅樓解夢》的結論的做法，是否妥當？如果閻先生真想要破解「雍正死亡」之疑案，那就首先要轉換歷史學家的思維方式，突破自身的歷史局限性，換一個角度考慮問題，即，把正史與野史結合起來，像《紅樓解夢》那樣，把《紅樓夢》和脂批當作可靠的歷史資料，通過科學的判斷和推理，從《紅樓夢》和脂硯齋的批語中去找答案，從《紅樓夢》和脂批以及清史檔案的蛛絲馬跡的相互聯繫中去找答案。
二，野史的價值
什麼是野史？野史一點價值也沒有嗎？中國的野史與「小說家言」，即小說家們虛構的「假語」和「荒唐言」是一回事嗎？《辭海》云：「野史，指舊時私家著的史書，如，稗官野史」。稗，記載軼聞鎖事的書。軼，散失。軼聞，史書不記載的事。由此可知，野史應該屬於史書之類。正史和野史是一對相反相成的史書範疇，正史的缺憾正是野史產生和流傳的前提和條件，而野史的流傳卻是正史缺憾的必不可少的補充。野史與正史的相同點是：它們都屬於史書的範疇。它們的不同點在於：正史由官家編纂，野史由私家著述；正史代表統治者的意見，野史代表被統治者的看法；正史記載的好事，野史可能記成壞事；正史記載的清官，在野史中可能就是一個貪官。因此說，正史不可不信，但也不可全信，更不可迷信。野史不可全信，但也不是毫無價值。正史中沒有記載的，或被官家刪削篡改的人和事，可能在野史中和民間傳說中很流行。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比如，山海夫先生在「正史與野史」一文中就寫到，「正史裡的好官多，野史裡的貪官多。就拿清史來說，野史裡的那些貪官污吏、勢利小人，到了正史裡都變成了正人君子。這就是正史和野史最大的不同和差別，同一個人，在正史和野史裡簡直成了『兩面人』，不讀野史，不識真面」 。「到底信誰？信正史還是信野史？我覺得寧肯信野史。因為正史是『官方立傳』，粉飾的東西太多。而野史，來自一種『民主』的渠道。」 最有代表性的是崇禮這個人物。「他在官方的政聲就不如在民間的『民聲』更真實」。正史《清史稿》中的崇禮是一個忠於職守、被皇帝賞識的好官，而在野史《述庵秘錄》中，說崇禮是一個行賄要官，巴結權貴，搜刮貪暴，魚肉百姓，貪生怕死之徒。
正史和野史中記載的人和事，之所會出現這種截然相反的結果，其根本原因概出於記史者的階級立場。階級立場不同，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看法也就不同；階級立場相反，對歷史的評價也就會完全對立。
野史的產生和存在，是由正史的缺憾造成的。正史中不能記、不許記、不詳細記載的，記載不清楚的，或被篡改刪削掉的人和事，給野史的創作和流傳提供了土壤和條件。從某種意義上說，野史是正史的不可或缺的必要補充。野史，包括一些民間傳說，並非空穴來風，毫無價值，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全盤肯定，固不可取。全盤否定，是否妥當呢？
我們仍以雍正的死亡原因為例。雍正是怎麼死的？正史中記載不詳。於是就產生了許多傳說，閻先生列舉了五種：一是被呂四娘所殺。二是被竺香玉所殺。三是被宮女所殺。四是中風而死。五是中丹毒而死。對於第五種說法，正史中也沒有給出肯定的答案。其他四種肯定是野史或傳說了。這四種說法有什麼聯繫沒有呢？有。前三種說法可能是由一種說法演變而來的，一、她們都是女人。二、她們都是宮裡人或混進宮去的。她們會不會是一個人呢？會不會就是那個傳說中的「女俠」呢？傳說中為什麼把殺害雍正的兇手說成是一位「女俠」而不是「男俠」？難道一點根據也沒有嗎？殺害雍正皇帝，屬於大逆不道，犯上作亂，依法應該滿門抄斬，株連九族。官修正史和歷史檔案豈能容她？即使位居皇后，也必不能留，而必刪削殆盡而後快！而在民間，在野史中，她卻是一個頂天立地的英雄，是一位女中豪傑。人民稱她為「女俠」。曹雪芹的《石頭記》就是為她樹立的一座「高經十二丈，方經二十四丈」碩大的豐碑！《紅樓解夢》詳細論證了竺香玉與曹雪芹合謀殺死雍正的全過程，而且在《紅樓夢》第七十八回「老學士閒征姽嫿詞」 中設專節介紹「林四娘」的故事。林四娘與呂四娘難道真的毫不相干嗎？把這些問題聯繫起來認識，難道一點價值也沒有嗎？所以，我認為，對於野史和民間傳說的價值，不能一概排斥和否定。更不能把像《紅樓夢》這樣偉大而複雜的作品簡單地歸入野史小說一類，並連同它的史料價值一起而加以否定。
三，《紅樓夢》的史書特質
很顯然，《紅樓夢》肯定不是正史，但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野史。那麼，《紅樓夢》到底是一部怎樣的書呢？是一部純粹的小說，還是利用小說做掩護隱寫的一部歷史？這個問題已經爭論了200多年了，至今毫無結果。《紅樓解夢》雖然解出了這段歷史，但至今還沒有被紅學界和史學界的多數專家學者所認識和肯定。關於《紅樓夢》的史書特質，《紅樓解夢》第一集中「反照《風月寶鑒》」一文作了詳細論述。據此，本人在紅樓藝苑網上也連續發表了幾篇文章，來反覆說明這個問題。有：
１，《紅樓夢》的本質屬性是歷史
２，《紅樓夢》的藝術結構：歷史與小說的奇妙結合
３，從曹雪芹的寫作秘法看《紅樓夢》的史書特質
４，從整體聯繫上認識和把握《紅樓夢》的主線
下面我再簡單歸納一下：
１，《紅樓夢》有正反兩面，正面是小說，反面是歷史。
２，《紅樓夢》似野史，但又不是野史。
３，《紅樓夢》是一部把歷史隱寫在小說之中的奇特的書。
《紅樓夢》又名《風月寶鑒》。作者借跛足道人之口說，此「鑒」有正反兩面，兩面皆可照人，「千萬不可照正面，只照反面，要緊，要緊！」作者又借脂硯齋的批語達知讀者，「凡看書人，從此細心體貼，方許你看，否則此書哭矣！」這條批語把《紅樓夢》與「寶鏡」視為一物。又說，「此書表裡皆有喻也」。「觀者記之，不要看這書正面，方是會看」 。作者自云：《紅樓夢》正面是一部「空虛幻設」的小說，背面則是「按跡循蹤，不敢稍加穿鑿」的歷史；正面是「假語」，背面「隱有真事」；正面是「滿紙荒唐言」，背面是「一把辛酸淚」。
關於《紅樓夢》的史書特質，作者有言：一是告訴讀者書中有「真事隱」在其中。二是將自己的作品與野史相類比，同時指出，野史有三大弊端：一是朝代「無非假借『漢』『唐』的名色」；二是內容「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終不能不涉淫濫」；三是文法的「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而《紅樓夢》則不同，朝代上「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體情理，反倒新鮮別緻」；內容上記述的是「我這半世親見親聞的幾個女子」的「事跡原委」；文法上是「按跡循蹤，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真」，「實錄其事」。
批書人脂硯齋也反覆將《紅樓夢》視為野史，將曹雪芹稱為「史公」。在脂批中有五處將《紅樓夢》視為野史，不只一次將曹雪芹稱為「史公」。這是明確告訴讀者，《紅樓夢》具有史書性質。但同時，脂批又說，《紅樓夢》不同於一般的野史，懇切要求讀者保護它。說「此書不免腐儒一謗」，「凡野史具可毀，獨此書不可毀」，「史公用意，非讀死書之子所知」。當書中寫到若不及早毀掉寶鏡，將會「遺害於世不小」處，脂批說這些人是「腐儒」。脂批還大罵由於看不懂《紅樓夢》的隱情而攻擊誹謗此書者為「腐儒」。在「你們自己以假為真。何苦來燒我」處，脂批告戒讀者「觀者記之」。所有這些脂批，都是在反覆告訴讀者，《紅樓夢》不是一般的野史或小說家言，而是一部很有價值的史書。
早期讀者戚蓼生在他的《石頭記》序言中，稱曹公著書時運用了「史家之曲筆」。也是在提醒讀者，曹雪芹不是在寫小說，而是在用「史家之曲筆」寫歷史。（以上詳見《紅樓解夢》第一集「反照《風月寶鑒》」一文）
《紅樓解夢》用了20多年的時間解出了《紅樓夢》背面所隱的這段真實歷史。
可是，我們的紅學家們卻說，「解夢」理論是「歪理邪說」，「無稽之談」。作者是「走火入魔」。並反覆強調，《紅樓夢》僅僅是一部小說，反面無秘史，「新索隱派之路走不通」，「是考證派誤解了《紅樓夢》」。
我們的清史學家閻崇年先生也說，「解夢」的「說法也很離奇」，「這個也是野史小說之言，沒有任何歷史根據，不可相信」。
我始終弄不明白一個問題，《紅樓夢》和《紅樓解夢》已經把問題說的夠清楚的了，只要是有文化有頭腦的人，一看便知，一琢磨就懂。可是，我們的紅學家和史學家為什麼總是把簡單的問題複雜化和神秘化，同時又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和絕對化？我們看到的只是其「全盤否定」之結論，卻看不到其系統的理論闡述和詳細的反駁文章？至少你要說一個「為什麼」吧。學術爭論要「以理服人」，你總得要講「理」才行。不講「理」，如何「服人」？
我喜歡並欣賞《紅樓解夢》，因為它是一部完全「講理」的作品。它對《紅樓夢》研究中的38 個重要理論觀點，都給予了詳細地論述和論證，並用史料一一進行了驗證。實踐證明，《紅樓解夢》具有客觀的真理性，是近年來不可多得的一部紅學研究專著。我們的紅學家們，歷史學家們，應該認真地研究研究它。其正確做法應該是：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指導思想，克服專業局限性和歷史局限性，把《紅樓夢》和脂硯齋批語作為重要的歷史資料來嚴肅對待和認真研究，把《紅樓夢》和脂硯齋批語與正史和歷史檔案中的蛛絲馬跡聯繫起來，運用超常的思維能力進行辨證思考。當這些工作做完了，正確的結論也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
2006年2月18日星期六於新疆伊寧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