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的大作總是很有趣
也不是我一定要跟周汝昌過不去，只是我訂《文匯報》，而他的大作常常見諸報端，於是我就多了不少樂趣。
比如三八節這天，就看到了周汝昌的鴻文《重建大行宮》。文章的主旨表面上看起來是表彰南京那些愚蠢的官僚們偽造古跡，其實是誇讚自己對紅學的偉大貢獻，即把胡適那個假說性質的「《紅樓夢》作者是江寧織造曹家後人」變成了「定論」。
這篇文章鮮明地體現了周汝昌同志的學風，即：胡說八道，無理取鬧。
我哪有功夫像賈母那樣一件一件地掰謊，只能在給兒子揩屁股的間隙順手給他一槍。先抄一段原文：
（康熙）賜了一個「特許諭旨」：曹家上上下下，從此不必再諱那個「玄」字了－－雪芹本生祖父不是就因名「宣」而改名「荃」了嗎？這是一道「解諱令」，非比尋常。若明此義，方不致疑惑：雪芹寫書，為何公然寫出「三宣牙牌令」的「暄」「喧」「宣」都出現於中秋聯句呢（按，此句文理不通）？
真是莫名其妙。曹家有了「解諱令」，所以不必避「宣」，那麼，別的人都得避「宣」字嗎？都不能「公然」寫出「暄」「喧」「宣」嗎？根本就是胡說嘛，清人何嘗避諱「宣」字？！清代的最後一個年號叫什麼？
喝高了喲。
這是在文匯報電子版上查到的原文，請
各位參詳一下，這位優秀的紅學家和清代歷史專家有沒有把常識搞錯。
重建大行宮
■周汝昌
南京大行宮的重建，標誌著什麼？這個提問讓我想到很多很多，從古代六朝往事直到近世史跡，文化的多次消亡和再蘇，人民的苦難和振作……因為秉**詩嗜曲，又想起不少人的名篇佳句，就中最屬難忘的是杜牧之的絕句和王安石的《桂枝香》，那寫得真好！「千里鶯啼綠映紅……多少樓台煙雨中」；「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征帆去棹殘陽裡，背西風、酒旗斜矗……」令我擊節傾倒，令我神馳意遠。
如今，我卻為南京重建大行宮而填詞抒感，其詞云：
行宮輪奐映朝陽，新美舊輝煌。金陵佳麗千年事，邁風流，來續齊梁。織錦江南黼黻，藝芸薊北縹緗。
治隆唐宋筆非常，萱瑞奉高堂。恩深保育迷青史，誦紅樓，祠語微茫。萬壽禪林鐘磬，西池台榭梨堂。
拙詞的要緊一句，端在「恩深保育」之句。若問為何單單此句要緊？我就爽直地回答說：若無此句，大行宮的意義和重建，也就根本無從談起了。
若問這話又是何邏輯道理？再答：一，建大行宮為了紀念中華文曲巨星曹雪芹，而曹雪芹怎麼會生在南京？由此引出織造署的前因後果，來龍去脈。二，曹家為何會來到南京做織造？由此引出康熙與曹璽夫婦的重要關係。三，這個重要關係是怎麼知悉的？為何以前未聞此說？由此引出拙著《紅樓夢新證》，在此書中首次揭明：曹璽是雪芹的曾祖父，其曾祖母孫氏封一品夫人者，乃是康熙幼年的教養嫫嫫（亦寫作嬤，與「媽」不同，是滿語）。康熙之得以成長，得以立為繼位（順治）人，全由嫫嫫的辛勞和求治痘疹，帶養撫育，教導啟興。以故，康熙因生母佟太后早逝，即視孫嫫嫫為真慈母，終生難忘，即位後破格報恩。也就是說，曹家在江南的近60載的興衰榮辱，陵谷滄桑，悉由此起——也就是說，雪芹所撰作《紅樓夢》，這才是總根源。
當上世紀20年代之最初，胡適先生即開始了紅學的考證，此考證即由作者本人及其家世入手。他當時得其門人顧頡剛之助，搜閱史料，頗多建樹。然而，他們師弟二人的識見卻不及魯迅先生。是魯迅第一次提出了「不知何因，似家遭巨變」；又第一次引用了陳康祺的《郎潛隨筆》指出康熙為孫夫人題「萱瑞堂」並賞賚甚厚的史實。這就為研究雪芹打開了一個新境界（不同意「坐吃山空」、「自然趨勢」的觀點）。
但先生未及再去尋檢陳氏所記的原書與全貌。到《新證》創稿，這才根據《永憲錄》抉示了這個關係曹家最最重大的皇家內幕的真情實況。
所以，今日來講「大行宮」，是因為康熙多次南巡，除首次外，皆駐蹕織造署，以為行宮。
我先要講及此一歷史經過，而無法「迴避」那是自己的考證成果。如果不明上述一義，那麼重建大行宮畢竟對紀念曹雪芹又有何干涉？
南京織造官署與官署住宅（俗稱府）原先是合在一處的，自康熙首次南巡後，於二十八年方將署、府分開，以便皇帝駐蹕。府即移往「操江衙門」的府址去了。那麼有人會問：既是紀念曹雪芹，應是幼年誕生之「府」，與官署何涉，亦即與大行宮何涉？我答：這叫做「直線單行邏輯」推理。講文化的事，這種思維模式是不合用的，那太簡單化了。事實上，曹家自到江南的一切高層的文化活動，地點都是署內而非府中。眷口住宅是另一回事。到曹寅時期，子侄們（包括豐潤原籍的族兄弟侄輩）也都是住在署內讀書學習的。到雪芹時也還是祖風家數，一切如舊。他的「文化基地」是署不是府。
如照上述那種「邏輯」，把大行宮拋掉，只在其旁建一處無圖無考的所謂「故居」住宅，試問這還有何重大深遠的文化涵義可言？論事應明通，所見者大，所慮者周，方為可取之道而不陷於流俗的淺見之列。
「萱瑞堂」一匾，是考證織造署方是大行宮的前身，亦即它與曹家的關係，重建大行宮才是紀念曹雪芹的真正紐帶。這一點明確了，還應敘一敘早在1948年我搜尋雪芹家世史料時的往事。
我對清人詩文集的查閱和摘錄工作，其所據線索有三：一是張伯駒先生珍藏的《楝亭圖》四巨卷中豐富的題跋之作者署名，二是向史學大師鄧之誠先生請教，親聆其指點。從第一項線索中我最早查閱的諸家包括了尤侗的著作，從中發現他的「萱瑞堂」所題的頌讚。然後方從毛際可、馮景兩家文集中找到了十分珍貴的《萱瑞堂記》各一篇，史跡的實況，得以盡明。
拙著《新證》著錄了這兩《記》，而將尤侗之頌詞略去未收（無助考證）。我看到，毛《記》文筆甚奇，但有疏失，如歲次「己卯」竟寫成了「癸卯」，而將「署」又寫成了「府」。這都不足為據：第一，康熙三十八年己卯，不是癸卯；第二，皇帝駐蹕，其規模制度，隨侍官員、人役之眾多，俱非常人所能想像，那是不可能住在一個官眷住宅中的。由此而知，馮《記》明文，書作「署」是正確的，毛公有誤。
但毛公之誤，署為府，與今日之考辨署、府之爭又不必「同日而語」，因為，毛公曰「府」者，是個尊稱泛詞，比如「宗人府」、「詹事府」、「內務府」，此官署是也，而轉稱曰府者，尊其皆為皇家之事務衙門也。所以具有欽差性質的織造署，俗話中則可以「府」稱之。然而這是另一義，那種主張大行宮是「府」的錯誤主張，卻不容引毛《記》以為借口。
那是康熙三十八年的夏四月，康熙到達南京是初十日。他在織造署（行宮）略一休息，即南下杭州，是為南巡終點地。由杭州返回南京，那天正是四月十五日。康熙回到南京後，即拜謁了明孝陵，並以特號「斗筆」親書「治隆唐宋」四大字，交巡撫宋縈、織造曹寅制匾敬懸。這次留下的「御筆」，至今保存無恙——而同時書寫的「萱瑞堂」三大字，卻早已難覓了。
康熙之書賜此匾，純為表其孝思，毛《記》開篇專明此義。但以我的愚見揣度當時實際，萱花本未「先期」「盛開」，不過是皇帝運用《詩經》典故，藉以為喻罷了——那時只是四月方中（望日），天氣尚未甚暖，有時是有寒意，而萱花是五月中方才「抽莖開花」的。節氣相差了一個月之久，而發生「先期盛開」的異事，恐怕是本無其實，無非是文臣們的渲染誇飾而已。
康熙帝本名玄燁，於織造署行宮，老嫫嫫（保育之母）孫夫人先要到署去行國禮，而然後康熙又到織署（住宅）去行家禮，這是規矩：先君臣，後母子。康熙喜見幼年慈母，向隨侍人等說：「此吾家老人也」，那「吾家」指皇家，因那時是把僕役侍從都看作是「家裡人」的，今日讀者恐怕就覺「吾家」之稱太「奇怪」了吧？
不僅如此，這個頒賜不止是一方大匾的榮耀，而且還隨帶著又另賜了一個「特許諭旨」：曹家上上下下，從此不必再諱那個「玄」字了——雪芹本生祖父不是就因名「宣」而改名「荃」了嗎？這是一道「解諱令」，非比尋常。若明此義，方不致疑惑：雪芹寫書，為何公然寫出「三宣牙牌令」的「暄」「喧」「宣」都出現於中秋聯句呢？
我在此想要指明的，是今日重建大行宮，復現江寧織造署的多層次、極深厚的中華文化意義，那絕不是修造一處「古建築」的「旅遊項目」。
再以小詩結束此文：
說到江寧織署尊，行宮駐蹕萬馬屯。萱花獻瑞須參悟，識得深涵文化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