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熙鳳如何操縱專政機關
一 回私宅去也
《阿Q正傳》裡趙太爺式的藝術形象，在傳統的中國文學裡，也往往是以不光彩的姿態出場的。《詩》，《離騷》和《史記》且不說，在許多小說、戲曲、笑話、傳說，特別是戲曲裡，他們顯然不太可能取得作者的尊敬。譬如元代戲曲《竇娥冤》裡的那位太守老爺，雖不姓趙，卻也或明或暗地受到應有的諷刺。
太守 我做官人勝別人，告狀來的要金銀；若是上司當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門。下官楚州太守桃杌是也。今早升廳坐衙；左右，喝攛廂。
祗候 (喝)
張驢兒(拖竇娥、蔡婆上) 告狀，告狀。
祗候 拿過來。
太守 (跪下) 請起。
祗候 相公，他是告狀的，怎生跪著他?
太守 你不知道，但來告狀的，就是我衣食父母。
俗話說「做官不愛財，枉自戴紗台。」太守這種邏輯雖然滑稽，卻很坦率。但他的邏輯不只滑稽，而且的確可怕。
竇娥 ……大人你明如鏡，清似水，照妾身肝膽虛實。……不是妾訟庭上胡支對，大人也，卻教我平白地說甚的?
張驢兒大人詳情：……這媳婦年紀兒雖小，極是個賴骨頑皮，不怕打的。
太守 人是賤蟲，不打不招。左右，與我選大棍子打著。
他那清而明的理論根據，在於「人是賤蟲」。太守雖屬人類，卻沒有把自己包括在賤蟲之內。他的理論變成實踐，竇娥被打得「恰消停，才甦醒，又昏迷。」被打得「一杖下，一道血，一層皮。」結果屈打成招，竇娥被判死刑。太守退場，作者再刺他一筆。不只張驢兒「謝青天老爺做主」這台詞包含了作者的刺兒，就是太守自己那句彷彿所謂「水詞」的台詞，譏諷的份量也並不輕微。
左右，打散堂鼓，將馬來，回私宅去也。
行家論念白的重要性，說「講是骨頭唱是肉」。只要演員能夠進入角色，這句「水詞」可以念出骨頭來。可以認為，這種平淡而滑稽的台詞，表明作者就是太守的原告。作者沒有一一指點出太守的罪狀，而是信賴觀眾或讀者去裁判是非。這樣的「原告」，對太守老爺的諷刺是無情的。當然，這樣的台詞對於懶怠動腦子的人來說，也許不過是「水詞」而已。烏鴉的叫聲和雲雀的歌唱，不也可能被當作沒有多大差別的東西對待嗎?太守大人這樣把人命當兒戲，卻熱衷於「回私宅去也」，正如他把原告稱為「衣食父母」一樣，封建官僚重視什麼和輕視什麼的立場和態度，沒有逃過眼光銳敏的劇作者或演員的眼睛，而是給予了不留情面的嘲笑。
在小說《紅樓夢》裡，封建官僚賈雨村等大大小小的老爺，儘管不像《竇娥冤》裡的太守老爺那麼漫畫式地自己暴露自己，但是就鄙視和憎恨他們這一點來說，這部小說是傳統文藝民主性的繼承和發展。就怎樣再現這些「明如鏡，清似水」的大人們的德政的藝術形式來說，這部小說有一個顯著的特點；他們大多不是直接「升廳坐衙」地與讀者見面。當讀者知道他們的德政時，也許他正在「私宅」裡清閒著呢。
二 便告我們家謀反也沒事的
有些傳統的中國文學，主觀動機不像《竇娥冤》或《紅樓夢》那樣，是要諷刺封建統治階級的上層人物。可是它所反映的封建官僚的實際生活本身，往往帶強烈的譏諷性。《世說新語》的主觀動機不是要「干涉廊廟」，它的客觀效果卻往往和它要歌頌統治者的願望對立。例如：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發早白。簡文曰：「卿何以先白?」 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經霜彌茂。」[1]
顧老爺這種借清談以奉承人的口才無可挑剔。他以輕賤的蒲柳自喻，他以高尚的松柏比主子，這種對比手法用得頗為自然。由生理現象一躍而涉及人的品質，真有「腦袋特別靈」的長處。不過這種貶抑自己而抬高主子的態度，和賈政門客詹光之流沒有本質的差別。藝術裡的生活，它自身也會「說話」，所以讀者和作者對它的社會意義的理解，可能形成尖銳的對立。
比《紅樓夢》問世早些的《官場現形記》或《儒林外史》且不說。「雖間雜猥詞，而其他佳處自在」[2]的《金瓶悔》，也可當作「譏刺仕途」的作品來讀。它的「作者之於世情，蓋誠極洞達」，因而他的作品「凡所形容，或條暢，或曲折，或刻露而盡相，或幽伏而含譏……」[3]。媒婆為了打動一個官僚的遺孀，誇耀西門慶富豪的那一段話，可以當諷刺文學來讀。
縣門前，西門大老爹，如今見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戶。家中放官吏債，開四五處鋪面——緞子鋪、生藥鋪、綢絹鋪、絨線鋪。外邊江湖走標船，揚州興販鹽引，東平府上納香蠟。夥計主管，約有數十。東家蔡太師，是他干爺，朱太尉是他舊主，翟管家是他親家，巡撫巡按多與他相交。知府知縣，是不消說……
慣會耍舌頭的媒婆，這番話不過是說能和西門慶打交道，就是一種光榮。其實這些話集中反映了西門慶這個惡霸地主兼商人和官吏的罪惡和醜惡。單是說西門慶給蔡太師做乾兒子的這一句，媒婆以為是歌頌，作者和讀者則可能當作諷刺來讀。
當然，和《紅樓夢》相比較，《金瓶梅》在這方面的具體描繪，其深刻程度差得多。
落魄的賈雨村找榮府認同宗，所用筆墨不多，更不顯得是在故意譏刺的樣子，卻產生了越讀越覺得可笑而且又可惡的效果。至於賈赦操縱賈雨村訛詐石呆子的古扇，雖不像描寫賈雨村包庇薛蟠人命官司那樣，是直接描寫，也沒有《竇娥冤》那種虛構的和漫畫般的手法，但當讀者用想像給情節作了補充時，就越是感到這樣的情節真實可信，越是感到作者對封建官僚的譏刺的無情。
聽說受她侮辱而上吊死了的鮑二媳婦娘家親戚要告狀，鳳姐冷笑道：「這倒好了，我正想要打個官司呢。」「只管讓他告去，告不成，到問他個『以屍訛詐』。」鳳姐這些大話，不過說說罷了，並不這麼真要自找麻煩。但在這些只是說來示威的話裡．流露了對她所隸屬的階級的法律和官吏的不敬。儘管法律和官吏都是為地主階級服務的，鳳姐在依賴它的同時，又藐視它。官吏和法律，統治階級的工具，它對鳳姐來說是可敬的。鳳姐作為官僚地主階級的成員，把維護地主階級利益的衙門當成可以任意支配的工具，這是當然的。俗話說： 「衙門深似海。弊病大如天。」鳳姐的大話，在一定意義看來，它也是一種老實話。
第六十七回到六十九回，是慣於弄鬼的鳳姐一生裡的重要篇章。第六十八回，她當眾說出這樣的鬼話：
……誰知偏不稱我的意，偏打我的嘴，半空裡又跑出一個張華來告了。只得求人去打聽，這張華是什麼人，這樣大膽。
大膽的是張華，還是支持張華的鳳姐?張華不是半空裡跑出來的，而是鳳姐派旺兒鼓動出來的。她聽了旺兒的匯報，嫌張華是一個扶不上牆頭的死狗，嫌他不敢大膽按照她的導演擔任原告。便吩咐代理人旺兒，要竭力鼓動張華：「便告我們家謀反也沒事的。」
鳳姐的口氣真不小，卻不是毫無把握的吹牛皮。作為作者諷刺地主階級專政機關的黑暗來讀，以刻畫鳳姐為主的這些話實質上是很尖銳的。
三 陰陽並無二理
有些熱心的讀者，給《紅樓夢》人物編排了一個名單。一般人物之外，只有警幻仙子上了榜，秦鍾臨死出現的那位判官卻落了榜。曹雪芹寫鬼判，不是為了宣傳迷信，也許不怕談鬼。反正這不簡單是一種筆墨遊戲。在結構上似乎是節外生枝，在效果上有「譏刺仕途」的作用。魯迅用辯證觀點對待小說《何典》，認為它「談鬼物正像人間」，它的作者是「在死的鬼畫符和鬼打牆中，展示了活的人間相，或者也可以說是將活的人間相，都看作了死的鬼畫符和鬼打牆。便是信口開河的地方，也常能令人彷彿有會於心，禁不住不很為難的苦笑。」[4]這對於把現實主義看得過於簡單，認為它必須排斥一切虛構，武斷說它是假中不能見真的觀點，也是一種有力的駁斥。為了認識曹雪芹所寫的判官小鬼那一場小糾葛的社會意義，認真讀一讀魯迅的上述論斷也是恰當的。
臨終的秦鍾靈魂出竅，向都判和他的部下討人情：「列位神差略發慈悲，讓我回去，和這一個好朋友說一句話就來。」對此，都判和他的部下政見不一。秦鍾魂魄回答他們誰是他的朋友這問題時，抬高別人也抬高了自己：「不瞞列位，就是榮國公的孫子，小名寶玉。」眼睛不是長在眉毛之下，而是長在腦門兒之上的都判官一聽，嚇慌了，連忙罵鬼使，於是引起一場爭論。
判官 我說你們放了他回去走走罷，你們斷不依我的話。如今只等他請出個運旺時盛的人來才罷。
眾鬼 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電雹的，原來見不得「寶玉」二字。依我們愚見，他是陽，我們是陰；怕他們，也無益於我們。
判官 放屁!俗語說得好，「天下官，管天下事。」自古人鬼之道卻是一般，陰陽並無二理。別管他陰也罷，陽也罷，還是把他放回去，沒有錯了的。
雙方爭論的結果，是都判得勝。這不是因為他的理由充足，而是因為小鬼們「不怕官只怕管」。在都判那做官經的詭辯跟前，小鬼們不服也得服。都判堅信放回秦鍾魂魄的決定正確，其實他不是在奉承人而是在奉承錢，在他看來， 「寶玉」二字是貨幣的代稱。他被「寶玉」二字嚇得心軟了才不拘形跡，對秦鍾魂魄奉個人情。他為了表示自己一貫正確，自己改變了主意，反而責怪別人說話是「放屁」。這麼短短的幾句話，活畫出封建社會下層官吏那種蠻橫而又虛弱的嘴臉。對於上層官吏貪戀銀錢等特點，這也是一種生動的概括。
《紅樓夢》第七十八回，小丫頭向寶玉講述她探視晴雯的過程，也是作者不加掩飾的虛構。其中有對晴雯的歌頌，也有對「世態」的暴露。小丫頭說：
……世上凡該死之人，閻君勾取了過去，只差些小鬼來捉人的魂魄。若要遲延一時半刻，不過燒些錢紙，澆些漿飯，那些鬼只顧搶去了，該死的人就可以多待些個功夫。
讀者脂硯齋稱讚作者這一虛構情節的政治作用，著重指出是「借此小女兒一篇無稽之談，反成無人敢翻之案，且又寓意調侃，罵盡世態」。敬「寶玉」(貨幣的代稱)如敬財神，又自詡一貫正派的判官，其出場雖屬無稽，其言論卻很現實，所以這部小說才有「罵盡世態」的社會效果。
恩格斯論野蠻民族的宗教觀念與神話的關係時指出；「他們已經給自己的宗教觀念——各種精靈——賦予人的形象。」[5]這就是說，神話的虛構，是社會實踐中人的生活經驗，作用於想像活動的產物。《紅樓夢》裡的判官或小鬼，是封建時代的社會生活，在人們頭腦中變相的反映。思維與存在的關係並不簡單，《紅樓夢》寫鬼不等於信鬼。儘管出現在秦鍾恍惚的精神狀態中的都判官，不過是曹雪芹的想像活動的產物，讀者卻有可能把自己直接或間接的生活經驗作為依據，從而認識產生都判官這些虛構出來角色的現實根據。「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的都判官，當成人來看，這個形象是有現實性的，他可能還會傳宗接代，他可能還是某些爭權奪利的角色的老祖宗。
四 和他打官司
比起判官與小鬼的上下級關係，官老爺賈雨村和門子之間的上下級關係，顯得更融洽些。這個曾在葫蘆廟當過小沙彌的門子，把自己對官場的知識，拿出來向新上任的賈雨村表忠心。還摸不準當官兒訣竅的賈雨村，全虧門子的提醒，才一舉兩得：既報答了賈王兩家的提攜，也避免了得罪「衣食父母」的風險。這兩位現實世界中的都判與小鬼，在私室密談有關做官經的訣竅的對話，是這部小說比某些缺乏戲劇性的戲劇更像戲劇的長處之一。
雨村 方纔，何故有不令發籤之意?
門子 老爺既榮任到這一省，難道就沒抄一張本省「護官符」來不成?
雨村 何為「護官符」?我竟不知。
門子 這還了得!連這個不知，怎能作得常遠?如今凡做地官者，皆有一個私單。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有勢極富極貴的大鄉紳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了這樣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連性命還保不成呢。所以綽號叫做「護官符」。……
這位賈老爺還較為虛心，未敢冒充做官的內行。但他仍然裝腔作勢。分明懂得「大丈夫相時而動」，「趨吉避凶者為君子」的大道理，卻又要假裝說「蒙皇上隆恩，起復委用……正當殫心竭力圖報之時，豈可因私而廢法?」賈老爺說的這話，並不完全虛偽。他不是表示審理案件要「壓服口聲」嗎?也正因為要「壓服口聲」，他才怕「貪賤之交」揭他的老底，所以，後來到底找了個借口，把門子打發了。「貪賤之交」有礙賈老爺「雄飛高舉」，門子終於成了賈老爺的犧牲品。賈老爺這樣的形象，就他所體現的極端反動的剝削階級的你欺我詐，踩著別人肩頭往上爬的思想意識這一點來說，《紅樓夢》作者對「仕途」的「干涉」，其範圍不算太小。
人物眾多的《紅樓夢》，除了四大家族的主子、奴才、奴隸，還寫了皇帝、皇妃、王爺、公、侯、太監、官吏……數以百計。大明宮內監戴權，六宮都太監夏守忠，忠順親王長府官，長安節度使雲光，都察院頭頭，……或有名有姓，或無名無姓，或直接出場，或間接出場，都有一番程度不同的出色的表演。其中那些統治階級的上層人物，和鳳姐之間，有直接或間接的聯繫。作為社會寄生蟲和吸血鬼，在剝削、壓迫人民方面，鳳姐和他們之間，利害並無二致。在地主階級內部矛盾中，鳳姐被他們利用，他們也被鳳姐利用。鳳姐不具備賈政之流那樣的條件，直接和大官們交往，但她為非作歹的陰謀詭計得以實現，譬如說，她能得到了長安節度使雲光的支持，她能得到了都察院頭頭的支持。正因為鳳姐在賈府之外，能夠得到為賈府所支持的官吏的支持，所以她才有可能在賈府內部搗鬼。鳳姐那「憑是什麼事，我說要行就行」的大話不完全是一句沒有份量的空話。
鳳姐以賈璉名義，讓主文相公修書一封給雲光，雲光「久見賈府之情，這點小事，豈有不允之理?」這對於「護官符」來說，是一種生動的照應。都察院給鳳姐當傀儡，這既是「錢可通神」的結果，也是特權人物鳳姐善於利用當時賈府的特權，從而利用衙門的特權的結果。
在鳳姐實現殺尤陰謀的過程裡，傀儡張華之於鳳姐的陰謀，正如小沙彌之於賈雨村的徇情枉法，不過「為他人作嫁衣裳」罷了。張華的結局雖然與小沙彌的結局不同，但他差一點象門子那樣倒了大楣。鳳姐密令旺兒：「遣人尋著了他，或說他作賊，和他打官司，將他治死，或暗中使人算計，務將張華治死。」鳳姐所說的「說他做賊」或「和他打官司」，這並非只是鼓動旺兒的大話。這其實是以封建地主階級的國家機器為後盾的老實話。《紅樓夢》塑造鳳姐這個典型人物，也是這麼牽一髮而動全身地再現了封建的國家機器的醜惡。
五 我這裡自然能夠平息的
鳳姐的行動以至鳳姐的談話，雖然她自己無心，其實諷刺了她所依賴的官僚機構。列寧引證恩格斯「官吏既然掌握著社會權力和徵稅權，他們就作為社會機關而駕於社會之上」等重要論述，並指出「於是制定了官吏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特別法律」[6]。而小說《紅樓夢》的重要好處之一，就是形象地反映了封建官吏的性質及其社會職能。
鳳姐派遣旺兒收買尤二姐未婚夫張華往有司衙門告狀，「就告璉二爺國孝家孝之中，背旨瞞親，仗財依勢，強逼退親，停妻再娶」。旺兒回報，說張華「深知利害，先不敢造次」。鳳姐生氣，罵張華沒出息，重下一道命令：
癩狗!扶不上牆的種子。你細細的說給他：便告我們家謀反也沒事的。不過是借他一鬧，大家沒臉。若告大了，我這裡自然能夠平息的。
鳳姐說這些話，不是藐視國家官吏，更不是真要謀反，無非為了表明，她有力量操縱官吏，事鬧大了也不要緊。然而如今竟有人認為，這是鳳姐「目無王法」的表現。她既「目無」封建的「王法」，說明她有「革命精神」。是「生活的主宰者。」很好，鳳姐有知，不知道她會不會領情。
鳳姐這一次所說的大話，和她在老尼淨虛面前或在鮑二媳婦被迫上吊之後所說的大話一樣，恰恰是她那目有王法的表現。封建國家的王法，代表著地主階級的利益，所以璉二奶奶有恃無恐。應該執行王法的都察院官吏，卻聽使喚地讓她牽著鼻子走。和她能夠調動長安節度使打贏一場官司一樣，這是與四大家族有共同利益的專政機關，應該為貴族地主階級服務的另一種表現。六十八回這樣的情節，和十六回有關描述相照應。「……自此鳳姐膽識愈壯，以後有了這樣的事，便恣意的作為起來，也不消多記。」而六十八回，對這樣的描述不只是一種補充，而且是一種發展。「便告我們家謀反也沒事的」，多麼得意忘形。
《紅樓夢》寫鳳姐打倒尤二姐的鬥爭過程，有兩條交織在一起的情節線。一條是她在賈府內部，親自出馬，冒充賢良，利用賈府上下可以利用的條件，把尤二姐誘入圈套，孤立起來，走投無路，被迫自殺。一條線是她不惜花錢，派人在賈府外面按計劃調唆張華，利用一場假假真真的官司，把尤二姐的後台賈璉，以及可能支持她的寧府勢力徹底打垮。第二條情節線雖然多是間接的描寫，它對頭一條情節線來說，不只具有配合作用，而且有支配作用。這就是說，鳳姐發動的這一場官司，雖是一場假官司，但是，既然官府把她當作「衣食父母」，這場假官司就具備了威脅尤二姐、賈珍一家的強大力量，就成為鳳姐鬧寧府借用的力量。
當鳳姐還沒有改變主意，還沒有打算留下尤二姐，「自己相伴著」，以免賈璉回來， 「再花幾個錢包佔住」之前，她曾一心要促使張華領回尤二姐。她出於賈府「體面」的考慮，要張華領人也並非真要都察院作出張華當堂領回尤二姐的判決，而「那些個察院，都和賈王兩處有瓜葛，況又受了賄」，所以他們的審理過程，就是具體執行鳳姐決定的過程。他們的審判，伴隨著鳳姐主意的變化而變化著。一會兒是「只說張華無懶，以窮訛詐，狀子也不收，打了一頓趕出來」，一會兒是「批張華所欠賈宅之銀，令其限內按數交足，其所定之親，仍令其有力時娶回。」都察院這些活著的人，在鳳姐調動之下，成了走馬燈裡的紙人兒。「人有幾等，官有幾品」，都察院老爺們比出現在秦鍾精神恍惚時的都判官的級別高得多。但他們對於「運旺時盛的人」的態度，卻是「陰陽並無二理」的。都察院「當堂批准」的「有力時娶回」，卻成為張華父親「便去賈家領人」的法律依據。這就成為鳳姐假戲真做，進一步威脅尤二姐的政治環境。
六 說不得快來套上與無限廣闊、無限長遠的現實相比較，不論篇幅多麼浩大的長篇小說，其實不過是現實生活的局部和片段，不過是一種很有限的側面的彙集。但是，因為讀者對長篇小說的要求，不
同於對所謂廿四史的要求，因此，只要它把作者最關心、最熟悉、最感興趣、最有見地、而且符合讀者需要的現實生活創造性地反映出來，讀者就有可能由點到面地認識特定歷史時期的總畫面，也就不必顧慮有些求全責備的批評家那種「完整」論的要求。把《紅樓夢》各別人物和情節聯起來讀，越讀越會感到它作為一幅總畫面，使趨於沒落的封建社會的各別局部互相照應著，也更加感到作者那「滿紙荒唐言」的說法是一種缺乏知音者的牢騷。只要聯繫著賈雨村的徇情來讀，來瞭解鳳姐怎樣操縱都察院的情節，讀者就會更加感到，寶玉那憎惡「鬚眉濁物」的癡話，並非「無故尋愁覓恨」的廢話，而是「那管世人誹謗」的作者，不得不說出來的真話、老實話。
不論是影影綽綽，躲在幕後的都察院，還是踱著方步，在前台搖來擺去的賈雨村，這些「你方唱罷我登場」，往往把人命當兒戲的「束帶頂冠的男子」，十足證明那些「民之父母」究竟是什麼東西。不論曹雪芹是否已經明白地主階級專政的實質，明白「朕即國家」的君主制代表哪個階級的利益，但作者似已明白，在這種形式之下的官吏，不過是包括缺少權力的小地主馮淵或尤二姐這樣受害者的迫害者。儘管《紅樓夢》沒有著重描寫軍隊、警察、法庭等項國家機器——階級壓迫的工具，但它已經描寫出這些工具中的法庭、官吏的罪惡和醜惡，證明它並不是什麼「仁慈」的東西。不論如何，那些所謂「民之父母」的好話，不過是愚弄好百姓的空話，是用來掩飾封建制度的腐朽性的謊話。老爺們越是把自己打扮得「明如鏡，清似水」，越是躲不過《紅樓夢》這面鏡子的威力—一照出了他們那「鬚眉濁物」和「國賊祿鬼」的原形，讓他們由他們自己來諷刺自己。都察院規規矩矩地聽憑鳳姐任意支配，不就是他們自己也在和「清正廉明」的幌子開玩笑嗎?
倘說曹雪芹對都察院的「徇情枉法」是虛寫，他們那「清正廉明」的表演是從他們的行為的社會效果(尤二姐的被迫自殺等等)間接表現出來的，那麼，實寫的賈雨村在薛蟠打死馮淵一案的「德政」，也就是對於都察院的「德政」的補充。當然，這並不是說，曹雪芹取消了這兩個案件的人物、情節和場面的特殊性，只不過是說出現在相距幾十回書裡的這兩位青天大人有共性。賈雨村按照門子的主意辦事，與都察院按旺兒或王信的提議辦事遙遙呼應。門子對賈老爺說：「老爺明日坐堂，只管虛張聲勢，動文書發籤拿人。原凶自然是拿不來的，原告固是定要將薛家族中及奴僕人等拿幾個來拷問，小的在暗中調停，令他們報個『暴病身亡』，令族中及地方上共遞一張保呈……」賈老爺如法炮製，事完急忙作書信二封與賈政並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不過說「令甥之事已完，不必過慮，等語。」而都察院之於張華告狀一案的處理，雖不雷同化，在政治上頗有點像「一個衣胞裡爬出來的」。區別也是有的：倘說賈雨村是真戲假做，那麼，都察院就是假戲假做。都察院接了受旺兒慫恿的張華遞的狀子，次日昇堂，又得傳旺兒對詞。而都察院青衣來傳旺兒對詞，簡直近於鬧劇：青衣不敢擅入賈府，只命人帶信給旺兒。旺兒已盼著他們來招呼，早已在街上等候。見了青衣，反迎上去笑道：
起動眾位兄弟！必是兄弟的事犯了，說不得快來套上。
青衣不敢，只說「你老去罷，別鬧了。」「別鬧」這北京話的意思，是不必開玩笑。其實他們和支使他們的官老爺都是在開玩笑。都察院和賈雨村的「虛張聲勢」一樣，既要顧朝廷體面，又要顧賈府體面。都察院一會兒唱白臉，一會兒唱青臉，基調都是以開玩笑見長的三花臉。「被告」旺兒輕鬆愉快的表演，對於真正原告的鳳姐來說，有相對的代表性。曹雪芹不管是否「打了梅香，丑了姑娘。」他寫青衣捕快的醜態，也就是寫都察院的醜態。曹雪芹利用曲折、多樣的藝術手段，再現地主階級必然沒落的總畫面，這是符合歷史發展的基本趨向的。
七 也只見一半不見一半罷了真是「天下老鴰一般黑」，外國小說裡也不乏賈雨村、都察院之流的「民之父母」。《復活》裡的官吏說：「法律，在我看來是階級利益的維持，只是維持對於我們的階級有利的現有秩序的一種行政工具。」[7]這樣的官吏不比賈雨村之流缺少文化，他們的靈魂卻同樣醜惡。妓女馬斯洛娃吃了冤枉官司，不像竇娥那樣被判死刑，而是被流放到西伯利亞。但「好女色的庭長」因為和情婦約好三點到六點在意大利旅館見面，所以他只求「這個案子可以四點鐘完結」，草草結束審判，嫌疑犯就定成謀財害命的兇犯。他較之當著觀眾聲言「回私宅去也」的楚州太守，「好像特別有禮貌」，卻同樣是一個彷彿尊重法律，其實是在玩弄法律的東西。
曹雪芹描繪為鳳姐所操縱的官僚，在藝術上的共同特點，是他們不直接出場。譬如鳳姐鬧寧府，直接利用來嚇唬尤氏和賈蓉的，是她所發動出來的一場官司。這場假官司雖假，但賈璉，賈珍，賈蓉所犯的「兩重罪」是真。都察院接受原告張華的狀子，接受鳳姐的支使而受理官司的情節是轉述而不是直接描寫。儘管是這樣，它的判決卻成了鳳姐的鬥爭武器。
……半空裡又跑出一個張華來告了。只得求人去打聽這張華是什麼人，這樣大膽。打聽了兩日，誰知是個無賴的花子。我年輕不知事，反笑了說，「他告什麼?」到是小子們說，原是二奶奶許了他的。他如今正是急了，凍死餓死也是一個死。現在有這個理他抓著，他縱然死了，死的到比凍死餓死的值些。怎麼怨的他告呢。這事原是爺作的太急了。兩重孝在身，就是兩重罪。背著父母一重罪，停妻再娶一重罪。俗話說：「拚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他窮瘋了的人，什麼事作不出來，況且他又拿著這滿理，不告等請不成?
鳳姐這些話，是她鬧寧府的許多台詞的一部分，是作者為了著重表現這個陰謀家的狡猾特徵的。鳳姐說原告「拿著這滿理，不告等請不成」，為的是加重那「兩重罪」的威懾力量，為的是掩蓋她是這場官司的發動者的真象。但這些話之所以具有威懾力量，是都察院所掌握的法律。熟悉鳳姐支使旺兒支使張華告狀的情節的讀者，熟悉鳳姐支使王信到「察院私第安了根子」的情節的讀者，很容易聯想到為鳳姐所操縱的，執行法律其實玩弄法律的都察院。因而包括鳳姐這樣的台詞，其實就是作者在間接抨擊著都察院，是作者有意「譏刺仕途」的一個環節。如果沒有接受鳳姐操縱的都察院的作用，鳳姐用來征服賈蓉等人的這些台詞就沒有威懾力量。這些描寫再一次證明，藝術所反映的客觀事物互相聯繫的規律性本身，給作家提供了怎樣創造性地運用藝術手法的較大限度的自由。
都察院接受鳳姐的操縱，也像長安縣接受鳳姐的操縱那樣，都與「護官符」相聯繫。鳳姐支使王信打點官司，「那察院深知原委，收了贓銀」，於是完全按照鳳姐的操縱辦理。有趣的是：都察院為賈府內部矛盾中的鳳姐服務，他們以為只不過是在替賈府鎮壓張華。如果他們也像包庇薛蟠罪行的賈雨村，事了之後「急忙作書信二封，與賈政並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不過說，『令甥之事已完，不必過慮』等語」，那就會產生一場鬧劇。他們為鳳姐服務還以為是為賈府服務，這就不只寫出了這些老爺們的無恥，而且也寫出了這些老爺們的昏庸。作者虛寫他們的昏庸，就是實寫鳳姐的狡猾。實寫鳳姐的胡作非為，就是虛寫老爺們的昏庸。這些「民之父母」雖不像楚州太守那麼直接登台表演，讀者也會感到他們那狡猾的嘴臉。作者曹雪芹揭示封建統治者的腐朽，就是這麼運用多樣化的手法進行的。遭到高鶚刪改的情節——林之孝關於旺兒的兒子問題的台詞，其實可以當作實踐「護官符」的官吏們的自供狀來讀的。
豈只吃酒賭錢，在外頭無所不為。我們看他是奶奶的人，也只見一半不見一半罷了。
倘若林之孝也能像賴嬤嬤的孫子那樣被提拔為州縣官，他這以「奶奶」劃線的原則，大有一番作為也未可知。
[1] 《世說新語·言語》。
[2]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第9卷，第828頁。
[3]同上，第325頁。
[4]魯迅：《<何典>題記》，《魯迅全集》第7卷，第715--716頁。
[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88頁。
[6]列寧：《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8卷，第180頁。
[7]托爾斯泰：《復活》，第52l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