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的祖籍、家世 和《紅樓夢》
（一）曹雪芹的祖籍
近幾十年來，關於曹雪芹的祖籍是豐潤還是遼陽，一直在爭論中，近來又有了鐵嶺說。他們認為曹雪芹的祖籍與曹雪芹的家世、與曹雪芹的《紅樓夢》是沒有什麼內在的關係的，因而可以任意擺佈的。然而，事實正好相反，曹雪芹的祖籍、家世和他的《紅樓夢》是有著密切的互為因果的內在聯繫的，並不是可以任意擺佈的。本文就想說一說這三者之間的關係。
上世紀的30年代，李玄伯提出了曹雪芹的祖籍豐潤說。50年代，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問世，亦主此說。70年代中，《紅樓夢新證》修訂重版，仍持此說。從30年代到50年代，豐潤說基本上為大多數人所接受，但當時也有少數的反對者，胡適就是一個，他說：「曹雪芹的家世，倒數上去六代，都不能算豐潤人。」１為什麼大多數人會接受豐潤說？因為當時還未見到曹家的直接的歷史文獻資料。從60年代的曹雪芹文物展覽開始，有關曹家的資料就陸續出現。
（一）關於《五慶堂曹氏宗譜》
曹展時，展出了《賜序遼東曹氏宗譜》，也即是《五慶堂重修曹氏宗譜》，該譜明載曹錫遠、曹振彥是遼陽人。大約是與此同時，朱南銑先生對此譜有考。但此文當時只在內部傳觀，未曾發表，我根本不知道，因我那時還未涉足紅學，只是在故宮奉先殿參觀展覽時，隔著玻璃櫃看到了陳列在展櫃裡的此譜。
1975年，我開始校注《紅樓夢》的工作，要覓此譜，無奈此譜據說已在文革中迷失，可是意外地有位友人告訴我曹儀策先生家尚有此譜的更原始的抄本，並且願為我去商借，果然經他介紹後，我即與曹儀策先生見面。曹先生是五慶堂曹氏三房的後人，他非常熱情地願意將此譜借我研究，但當時此譜不在他手邊，他說過幾天即給我送去。果然，沒有幾天曹先生即將此譜送到我家。我將此譜研究了一個月左右，抄錄了副本，準備作進一步的研究，後來通過北京市文化局，又將迷失的那部找了回來，借給了我一併研究。經過比較，才知道迷失的那部是清抄本，曹儀策先生手裡的是原始底本，內容完全一樣。不久，我即將原始底本還給曹儀策先生。歸還曹先生時，我告訴他我認為此譜是可靠的，由此可知曹雪芹的祖籍，確是遼陽。曹先生非常高興，要我為此譜寫一跋，由此我又為此譜寫了一跋，書於譜後。此跋共寫八條意見，現轉錄如下：
五慶堂重修曹氏宗譜跋
一九七五年冬，余識曹儀策先生，獲睹此譜，檢讀數月，決其為五慶堂舊物，了無可疑。今試釋如次：
一、此譜封面為乾隆宮用庫瓷青紙，外間絕少流傳，今故宮尚存，內鴻文齋紅格紙，亦為乾隆時物。
二、此譜首有順治十八年曹士琦敘，後有同治十三年衍聖公孔祥珂題記，可證此譜首次重修為順治十八年，末次重修為同治十三年左右，此譜蓋即同治五慶堂重修時用乾隆舊紅格本繕錄者。
三、此譜凡「玄」「弘」「寧」等字均缺末筆，蓋避清諸帝之諱，其「」字未避，「寧」字亦有三處未避，乃抄手疏忽。此種避諱為歷史產物，非作偽者所能夢想也。
四、此譜為三房所修，故三房各世均全，其餘數房上世均斷而不連，蓋如譜所云：「因際播遷，譜失莫記」也。此種斷缺，適足證其非偽。
五、余查《清實錄》，得三、四、五各房凡三十人，其敘述與譜中所記大略均同，此尤足證此譜之絕無可疑。
六、曹寅《楝亭詩集》載《過甘園詩》自敘與甘文，國基為表親，周汝昌《紅樓夢新證》考之甚詳確，並云：「這個瀋陽指揮使曹全忠，可能是和雪芹家同宗的，該和曹振彥同輩數」云云。周氏所論，確鑒無疑。今此曹全忠（譜作「權中」）為瀋陽指揮使及其女嫁甘體垣（譜誤抄作「恆」），有子甘國圻等等，均載之譜中三房之下，則尤足證四房曹錫遠一系，確係原譜所有，決非他譜竄入者。
七、余又得讀康熙抄本《甘氏家譜》，及嘉慶九年刻《瀋陽甘氏家譜》，道光二十六年刻《瀋陽甘氏家譜》三種。康熙抄本於甘體垣下云：「元配曹氏，瀋陽衛指揮全忠曹公之女，生一子如柏。」嘉慶本云：「配曹氏，瀋陽指揮使曹公全忠女，生萬曆庚戌年八月初五日，敕贈孺人，生子一如柏，國璋系體仁公次子過繼。」道光本同（文字有小異）。據此又實證遼東曹（五慶堂之上祖）與甘氏確係親家，從而確證四房曹智以下錫遠至楝亭一支確與三房曹禮以下為同宗，無可懷疑者。
八、此譜所謂曹良臣、曹泰、曹義者，雖史有其人，而各有所淵源，余已另為文詳考之，以良臣書入此譜為始祖者，蓋攀附也。
以上數端，其犖犖大者，余無論矣。余以為即此可證此譜決為五慶堂上世遺物而重修者，無可動搖。抑又進者，此譜既堅實可靠，則曹氏真正之始祖實為曹俊，於明初移居瀋陽者，明矣。夫然則曹氏籍貫非河北豐潤無可疑矣。世之治紅學者，於曹氏上世籍貫，皆宗豐潤說。此譜出，數十年之爭論可息，而曹氏上世之籍貫昭然明於世矣！故余以為此譜實為有關曹雪芹上世之至寶至貴之文獻也。
一九七六年五月廿五日
馮其庸識於寬堂
此跋後來放在我寫的《〈五慶堂曹氏宗譜〉的重見和曹氏祖墓的發現》一文裡，收入《夢邊集》。之後不久，我又看到了朱南銑先生的《關於遼東曹氏宗譜》的打印稿，朱先生對此譜作了詳細的考證，結論是：「若就曹雪芹上代來說，遠至明初，祖籍仍是東北。」２
（二）關於兩篇《曹璽傳》
也是在1975年的下半年，可能還比我借到《五慶堂譜》早一點，我與李華同志一起發現了兩篇康熙年間的《曹璽傳》。李華是清代經濟史研究的專家，我人大的同事。他每天都到圖書館查抄清代的經濟史料，而我每天都要上班，所以有一次我與他說，你在查閱史料時，如遇到曹家的資料，請告訴我。過了幾天他來看我，閒談間，他說看到一篇《曹璽傳》，估計這類材料你們早看過了，所以沒有抄。這立刻引起我的注意，我說下次你還是抄一段回來，看看是否看過。果然第二天，他就抄回來一段，我一看，這篇《曹璽傳》以前從未見過，所以第二天，我就與他同到科學院圖書館查看了原書。這是康熙二十三年的未刊稿本《江寧府志》，是抄本，細明體。初一看，幾乎當作是刻本，我們隨即請圖書館拍了照片。接著他又在北京圖書館看到了另一篇《曹璽傳》，他又約我去看，這是一個膠卷，是康熙六十年刊的《上元縣志》。後一篇《曹璽傳》剛好是接上一篇的，合起來恰好是從康熙二十三年到六十年曹家全盛時期的實錄，至為可貴。
康熙二十三年的一篇關於曹家的籍貫問題，提到「曹璽，字完璧，宋樞密武惠王裔也。及王父寶宦瀋陽，遂家焉」。後一篇則說：「曹璽，字完璧，其先出自宋樞密武惠王彬後，著籍襄平，大父世選，令瀋陽有聲。世選生振彥，初，扈從入關。」這兩篇《曹璽傳》的發現，應該說是治紅學的重大收穫。
（三）《清實錄》裡的重要記載
在這之前，我因研究《五慶堂譜》，查閱《清實錄》，於《清太宗實錄》卷十八，天聰八年甲戌，查出：「墨爾根戴青貝勒多爾袞屬下，旗鼓牛錄章京曹振彥，因有功，加半個前程」一條。這是現知曹家清代官史中最早的一條文獻資料，其意義十分重大。
我結合新發現的兩篇《曹璽傳》，於1975年12月，寫成了《曹雪芹家世史料的新發現》，於1976年第一期《文藝研究》和《文物》雜誌同時發表，將這些最新的重要資料提供給紅學界和學術界。我在這篇文章裡，再次提出曹雪芹的祖籍遼陽說，這是繼我在《五慶堂譜》跋文裡的意見。另外，我在此文裡對曹家上世的一些有關的歷史問題也作了考論。
（四）關於遼陽三碑
此文發表後，很快得到遼陽文物部門的反映，他們來信告訴我遼陽現存《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碑陰題名有曹振彥的名字，並將照片寄我。我立即到了遼陽，在遼陽文管所驗看了此碑，並拍了照片。此碑署年為「大金天聰四年歲次庚午孟夏吉旦，同門法弟白喇嘛建。欽差督理工程駙馬總鎮佟養性。」碑陰署名為「喇嘛門徒……，侍奉香火看蓮僧……，西會廣佑大寧慈航寺僧……，總鎮副參游備等官……，教官高應科、朱□□、鄭文炳、冉啟、王之哲、馮志祥、曹振彥、蔡一品……，千總房可成……。」這塊《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最初著錄於日本稻葉君山著《清朝全史》，民國四年（1915）中華書局版。但著者只注意喇嘛教傳入後金的時代，並未注意碑陰的題名。所以這次曹振彥題名的發現，仍是一次新的發現。特別是發現了他當時是屬佟養性的部下，這對我們研究曹雪芹上祖入關之前，也即是明末時的情況是至關重要的。
此後不久，又發現了天聰四年九月的《玉皇廟碑》，碑陰題名於「致政」下有曹振彥的名字，碑文曰：「重建玉皇廟碑記。昔襄平西關西門外，不越數趾，有玉皇廟焉，其來雲舊，（下略）念我皇上貝勒駙馬總鎮佟養性，匪惟敬神立祠（下略），又勒之碑以垂不朽焉，是為記。」末署：「天聰四年歲次庚午秋九月上浣之吉立」。為此，我又到遼陽，驗看此碑，此碑已殘，幸有關曹振彥的文字，完整無損。而他的職銜已改為「致政」。按「致政」的意思略同「致仕」，也即是退休。當時曹振彥正當壯年，不是退休的年齡，則可能是工作變動後尚未定新職，故暫用此稱。
驗看了此碑以後，他們又告訴我在紅光小學門外，還有一塊直立的大碑，是否與曹家有關，希望我去看看。這樣我又去驗看了此碑。此碑尚存原址，碑名《東京新建彌陀禪寺碑》。此碑很高，我借了小學的課桌，站在課桌上，才能仔細查看碑文。碑文中有云：「按孔王諱有德，恭順其封號也。……叨寵榮於北闕，作藩翰於東京，東京□（乃？）太祖定鼎之區，人臣何幸，獲守茲土！……銘曰：神祖創基，於遼之陽，千峰巖巖，岱水湯湯。……」碑文末署：「大清崇德陸年歲在辛巳仲秋吉旦，功德主信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智順王尚可喜，秘書院大學士樂郊範文程。」碑陰題名中有副將曹得先、曹得選、參游曹世爵，三人都是《五慶堂譜》上三房的人。另外，題名中有28人是孔有德降後金時「東來各官名單」裡的人，內含曹得先、曹得選，可見此二人亦是孔有德的舊部。此碑的發現，證明了遼東曹氏是一大族，曹俊後人三房四房（即雪芹上祖曹錫遠、曹振彥的一支）均在遼陽。
《五慶堂譜》是三房一支後人所修的族譜（也即是其上世是跟隨孔有德的一支），故此譜於三房一系的人特全。同時也譜入了四房的一支，今三、四房的碑記都在遼陽發現，證明《五慶堂譜》的記載是可信的，也證明曹雪芹祖籍確是遼陽。
以上就是遼陽三碑的情況，其時代都在清入關以前。
（五）地方志的記載
除了以上這些新發現的歷史資料外，地方志裡也保留了不少曹振彥任職和祖籍的資料，如：
1、 《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卷七十四：附載滿洲分內之尼堪姓氏：曹錫遠，正白旗包衣人，世居瀋陽地方，來歸年分無考。
2、 康熙二十一年（1682）刻本《山西通志》卷十七《職官志》：年任。
3、 吳葵之《吉州全志》卷三《職官》：曹振彥，奉天遼東人３，七年任。
4、 嘉慶《山西通志》卷八十二《職官》：吉州知州：曹振彥，奉天遼陽人，貢士，順治七年任。
5、 康熙二十一年（1682）刻本《山西通志》卷十七《職官志》：大同府知府，曹振彥，遼東遼陽人，貢士，順治九年任。
6、 乾隆《大同府志》卷二十一《職官》：大同府知府：曹振彥，遼東人，貢士，順治九年任。
7、 康熙二十三年刻本《浙江通志》卷二十二《職官志》：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鹽運使，曹振彥，遼東遼陽人，由貢士順治十三年任。
8、 乾隆《敕修浙江通志》卷一百二十二《職官》十二：都轉運鹽使司鹽法道。
9、
《重修兩浙鹽法志》卷二十二《職官》：曹振彥，奉天遼陽生員順治十三年任。以上是官修氏族志和地方志對曹錫遠的旗籍居住地及曹振彥任職年份和籍貫的記載。
（六）小 議
從上世紀30年代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有關曹家的歷史資料還沒有多少發現，根據尤侗《艮齋倦稿》的一段並不準確的記載，誤以為曹雪芹的祖籍是豐潤，那是可以理解的。自從1963年曹展展出了《五慶堂重修曹氏宗譜》，朱南銑先生又寫了考證文章，指出曹雪芹的祖籍是遼陽而不是豐潤，雖然這篇文章當時沒有發表，但紅學界內部不少人是看到的。所以我認為從上世紀的60年代初開始及以後，曹家的家譜、傳記、碑刻、履歷的不斷發現，而且一次次地證明曹家自敘的祖籍是遼陽，而不是什麼豐潤。
在這樣的情況下，上世紀90年代初，主張豐潤說者竟然還利用豐潤發現《曹鼎望墓誌銘》的機會，再次發動宣傳豐潤說的攻勢，報紙上竟然說由於《曹鼎望墓誌銘》的發現，「為曹雪芹祖籍研究又增添了新材料」４，「為考證、研究曹雪芹家世提供珍貴實物資料」５，「曹雪芹祖籍考證有重要進展」６，甚至說「曹雪芹祖籍豐潤已成定論」７，等等等等。其實《曹鼎望墓誌銘》根本未涉及曹雪芹及其家族一字，因此他們不公佈碑文，想不到竟被河北大學的一位大學生揭了底，他認真地抄錄了墓誌銘的全文，寄《紅樓夢學刊》發表，並且自己寫了一篇文章，認為《曹鼎望墓誌銘》與曹雪芹祖籍毫無關係。這樣，這一次規模空前的宣傳才算結束。
最近，有些人又換了一種說法，提出了曹雪芹祖籍「鐵嶺說」，甚至說，古代的襄平不是指遼陽而是指鐵嶺，也有人說《紅樓夢》裡的潢海鐵就是指鐵嶺。面對著這樣的奇聞，而又面對著上述這許多史證，我真不能理解這種思維方式。
但是我還想講兩句話，一是：我希望人們記住：歷史永遠是歷史，歷史是由史實組成的，而不是由謊言組成的，謊言是永遠變不成歷史的。二是請大家讀讀現今尚存在遼陽的《重建玉皇廟碑》的碑文，這篇碑文的開頭就說：「昔襄平西關西門外不越數趾，有玉皇廟焉，其來雲舊……」。他們說襄平不是遼陽的古稱而是鐵嶺的古稱，但是這塊天聰四年，明崇禎三年，公元1630年立在遼陽西關西門外的玉皇廟碑卻稱遼陽為「襄平」。
應該說明，當時的遼陽已通稱「遼陽」而不稱「襄平」了，在官書裡稱遼陽一律是「遼陽」，如《大清三朝事略》天命六年說：「六年。春三月，上統大軍水陸並進，征明，取瀋陽，攻遼陽，合城官民發歸順」。「七年。春正月，上征明廣寧城，城中迎謁上入城，大兵向山海關。三月，上還遼陽，築城於遼陽東，創建宮室，遷居之，名曰東京。」特別是在《清實錄》裡，一律都是稱遼陽。可見當時稱「襄平」，已經是用遼陽的古稱了。如果襄平是指鐵嶺，那末這塊碑怎麼立到遼陽來了呢？
所以我的第二句話是：歷史也不是可以用詭辯術加以扭曲的，也不是可以用化裝術加以改扮的！因此，曹雪芹的祖籍，宗譜、家傳、碑刻、文獻，記載得清清楚楚，都是遼陽，根本用不著那麼多煩瑣的考證。實質上，那些「考證」，不過是要把原本十分清楚、十分明白的事情故意弄模糊，以便於妄說通行而已！我曾說過，除非能證明曹雪芹的老祖宗自己把自己的籍貫搞錯了，否則是無法否定曹雪芹祖籍遼陽的歷史事實的，可惜至今沒有人出來考證曹雪芹的祖宗弄錯了自己的籍貫，卻在拚命「考證」曹雪芹的祖籍是豐潤、是鐵嶺。可是人們不禁要問，曹雪芹的上祖既然沒有弄錯自己的籍貫，那末還要考個什麼呢？如果說，他們確實是搞錯了自己的籍貫了，那又為什麼不首先來證實這個錯誤呢？因為這是論證「豐潤說」和「鐵嶺說」的前提，前提尚且不能確立，則遑論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