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天」與「輓歌」新議－ 論曹雪芹的審美人格與美...
「補天」與「輓歌」問題，實質上是曹雪芹的審美人格和美感心態，以往的研究較為表淺或牽強。本文認為，曹雪芹並不盾於補封建社會和貴族階級之「天」，而痛心於「人性之天」的毀壞．《紅樓夢》 為人的真情、才華邊受壓抑、扭曲和毀滅而長歌當哭．
【關鍵詞】 倫理人格 自然人格 個性人格 人性之天 狂傲審美心態 心靈的外化物
=《 紅樓夢》 開卷，便寫了「頑石無才補天」的亞神話，女媧煉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單單剩一塊未用於補天，便棄在青梗峰下。脂批提示：「妙！自謂落墮情根，故無補天之用。」（甲戍眉批）研究過曹學的人都知道，曹雪芹寫「頑石」，乃受其祖父曹寅《巫峽石歌》 的啟發。其詩云：「媧皇采煉古所遺，廉角磨石龍用不得」（巫峽石因稜角磨損，無法使用）曹寅嘲諷巫峽石的於世無用：「嗟哉石，頑再礦。礪刃不發硎，系春不舉踵．砑光何堪日一番，抱山泣亦徒潼潼。」頑石不成器，曹寅藉以箴戒後人：「磋哉石，宜勒箴。愛君金剪刀，鐫作一寸深。石上驪珠只三顆，勿平嶮平人心．」曹寅不願子孫成為「頑石」，而期望他們有經世濟國的本領。曹寅對其家族的命運有某種危機感：「人生樂事無不有，華屋高軒豈長久？援系終成車絓\桑，響嚅何異魴穿柳？\\" （《 後觀打魚歌》 ）以被捕獲的魴魚為喻，似乎預感到將受最高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牽連而獲罪。他對統治階級財產和權利再分配的鬥爭局面進行過深人的思考和權衡，看出那沒落的總趨勢。因而，他的詩中頻頻出現不祥的「末路」、「末世」的字眼，曹寅是個思想複雜、矛盾的人。他身受康熙帝的知遇之恩，充當康熙在江南的代理人，自然希望自己和子孫後輩能為封建王朝「補天」。然而，曹寅又井非一般俗吏，他又有追求自由的願望．說到底，曹寅身上存在著倫理人格與自然人格和個性人格因素的矛盾。他嚮往著「世外桃園」，在《恆河》 詩中描繪了那種理想的生活情景，並宣稱：「因悲世路之險，嗟行役之苦，遂賦此篇，以期異日云爾．」他亦曾借蝸牛以寄托逃世避俗之衷，借被籠的孔雀抒發嚮往自由之志．朱彝尊為《楝亭集》 作序道：「楝亭先生吟稿，無一字無熔鑄，無一語不矜奇，蓋欲抉破藩籬，直𨸊古人窗奧；當其稱意，不顧時人之大怪也。」曹寅留給兒孫的啟示是多維的。曹雪芹初歷家世巨變時，已是能獨立思考的十三齡少年。家長為他命名曹霑，出於《詩經· 小雅· 信南山》 （之二）: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谷．」誠如周策縱先生所言：「曹雪芹的父輩取名霑，自然意味著霑了甘霖雨霈之惠，也可能有居了『天恩祖德』之意．」家長期望他報答「天恩祖德」，亦即具備倫理人格．然而，此時，康熙的「天恩」已被雍正的「天威」所代替，曹家被抄，曹頫\遭受奇恥大辱的「枷號」。按周汝昌先生考證，乾隆年間，曹家再度遭厄，以致一敗塗地「詩書家計俱冰雪，何處飄零有子孫．\\" （屈復《 懷荔軒織選）) ）由於災難直接來自「天威」，又異常迅猛、酷烈，因而曹雪芹頭腦中抽像的「天恩」意識，必然被具體的「天威」所帶來的恐怖、痛苦感受一掃而光。忠君是倫理人格的核心，「補天」是忠君報國的表現。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一般都超越不了忠君觀念，因而，在文學中也就往往表現出「補天情結」。明知君昏臣僵，但仍然以拾遺補網（或「補衰」）為已任，要在社會群體中實現人生價值。蘇軾雖身歷滄桑，積極用世的志向屢遭挫折而淡化，嚮往「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的自由生活，並表現出某種「縱浪大化，不憂不懼」的超逸，但由於身受仁宗、真宗、神宗皇帝的「知遇之恩」，直到晚年，還有「君命重，臣節在」的表白（《千秋歲》) ，並駁斥「剛者易折」的論調（《 剛論》 ），表明自已為經世濟國不惜身家性命，即蘇軾後期由於佛、老思想日益濃厚，有明顯的自然人格傾向，但倫理人格因素乃尹是其生命歷程中時起時伏的一條貫串線。吳敬梓出身科第顯宦世家，但經過睿智思考，否定了八股取士，拒絕「博學鴻詞」之薦，並「企腳高臥向栩床」不肯趨奉乾隆帝。《儒林外史》 是一部「公心諷世」的巨著，但就其創作意圖而言，則不能排除為開明君主「理朝庭治風俗」提供借鑒的因素。書中的理想人物王冕否定八股取士，說「這個法卻定的不好」，但其最高的政治理想仍是開明君主以仁義治天下。作家懷著崇敬的心清描寫「真儒」莊紹光、虞博士、遲衡山等人祭吳泰伯祠，並將這一以儒家的禮樂來「補天」的行為作為全書的高潮來描寫，又以相當長的篇幅寫蕭雲仙以儒家的兵農來「補天」的努力．作家雖然從現實出發描寫了他們的失敗與徒勞，但對這些人的「補天」動機是由衷讚美的。在前賢們風流雲散之後，還描寫王玉輝和鄧質夫瞻拜遺址，不勝嚮往之至的情節，包含著作家對祭祠的肯定性評價。杜少卿是作家「自況」的人物，也是祭祠的參與者，真儒們的知己。杜少卿有不少離經叛道的行動、超塵脫俗的品格，但在「補天」問題上卻不能超越．這也意味著作家的不能超越。曹雪芹則不然，在兩度家難中，他看清了兩代君主（雍正、乾隆）的猙獰面目。特殊的身世遭遇使這位天才作家對社會人生有比其他作家更深刻的反思。他沒有被動地接受祖父的遺教，而是有一個認識深化、選擇的過程，第一次抄家後，種也曾人官學，並得到較小的功名——州同（筆者認為曹雪芹即是曹天祐，因《詩· 小稚· 信南山》 中有「受天之佑」）。如果沒有第二次家難他也許會沿著仕途走下去。 然而厄運再次降臨，促使他深刻反思，重新選擇，長輩給他取的「字」是「芹圃」, 「伴水采芹」－ 取得功名之意，亦即要為王朝和家族「補天」．然而，他反思後改以「雪芹」為號，典出蘇軾《 東坡八首》 （之三）: 「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獨在；雪芽何時動，春鳩行可膾」，正如周策縱先生指出的：「含有宿根獨存，潔白、清苦和耐冷諸義」，即意味著一種傲世抗俗、與群體抗衡的人格精神，此時的他，己經絕棄了仕途經濟的路，即不願去「補天」了。因為他在從「錦衣統持」到沉淪下層的過程中，洞察了封建末世的腐敗．《紅樓夢》 中的《 好了歌》 （及解注）、《 護官符》 都十分深刻地揭示了末世的底蘊。曹雪芹認為，封建末世之「天」已破不堪補。從而，對祖父曹寅的《 巫峽石歌》 中所表達的對兒孫的期望反其道而行，自況「無材」的『頑石」，以示無意去「補天」．有的研究者讀到「誰知此石自經緞煉之後，靈性已通，因見眾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材不堪人選，遂自怨自歎，日夜悲號慚愧」，便判斷作者是欲補天而不得。此是較為皮相的見解，脂硯齋在第十二回中借批「風月寶鑒」提示讀者：「觀者記之，不要看這書正面，方是會看」．縱覽《紅樓夢》 的整個形象體系，沒有描寫過類似《 儒林外史》 中的「真儒」形象．探春被論者名日「大觀園裡的女媧娘娘」，她是想補封建貴族家庭之「天」的，然而，她失敗了。她煞費苦心只能每年節約四百餘兩銀子，對於賈府奢侈的開支，無異杯水車薪．曹公對探春無疑是讚賞的，但並非讚賞其補天之志，而是讚賞她的欲與鬚眉競雄飛的陽剛秉性，讚賞她的精明幹練之才，和文彩風流。有的學者認為曹雪芹在探春身上寄托自己的「補天之志」，純屬誤解．如果曹公真讚賞探春的「補天」或欲借她寄托己志，那麼，也該同樣讚賞薛寶釵的「停機德」了．因為，二者是形異而質同的，都是主張為封建貴族家庭謀利益和在衰朽的封建社會群體中求得個人價值．只不過探春「補天」是自己小試身手，而薛寶釵的「停機德」是以賢資的身份寄希望於丈夫。然而，作家對「停機德」冠以「可歎」二字，並讓賈寶玉把寶釵的」勸」斥為「混帳話」「入了國賊祿鬼之流」, 明明是否定．作家對探春「補天之志」的否定要含蓄得多。探春大有孔夫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風範。孔夫子明知周道衰微，還要「興滅國、繼絕世」，積極奔走說教。探春明知賈府財源乾涸，開支浩大，仍要省儉涓滴之財，然而，腐敗透頂的貴族之家己是「運終數盡，不可挽回」。故她無論按祖宗的規矩辦也罷，獨出心裁搞「承包」也罷，一場徒勞，終歸失敗，自己也落得個揮淚遠嫁的下場。十二釵圖冊判詞云「才自精明志自高，生於末世運偏消，，其「志，指「不讓鬚眉」，即女性爭取自身價值的覺醒意識．作家衷心讚美的是探春發起大觀園詩社的見識和勇氣。當然，探春不僅有詩才，更有管理之才，其精明不讓鳳姐。然而，可悲的是，精明之才竟用以補那破不堪補的「天」．這是末世英才的悲劇．有的論者認為，造成探春悲劇的原因在於她是一位庶出的姑娘。這也沒說到點子上．出身名門嫡系的賈府掌家奶奶王熙鳳的判詞是：「凡鳥偏從末世來，都知愛慕此生才。一從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不也是精明之才被毀的悲劇嗎？悲劇的根源在於社會時代而不在於「庶」與「嫡」。封建末世以它的全部腐敗毀滅了英才．探春的不得充分施展，鳳姐只能用才幹作惡，都是毀滅．才幹優長的男性賈雨村身為官吏，做盡傷天害理之事，自己也步人犯罪的深淵。曹雪芹悟透了封建末世將毀滅一切人才，有才也等於無才，因此寫「頑石無材補天」來自況。頑石即是曹雪芹心靈的外化物．對封建末世的清醒認識，使作家不得不以頑石自苦，而迷背了祖義的告誡，苛卷首有愧不天恩（當指康熙）祖德和父引教育之恩的話．「頑石不堪人選，遂自怨目歎，日夜悲號慚愧」是隱捨英才處於末世不可能有任何作為之悲。為證實這種可悲的命運，故撰寫頑石幻形人世而為賈寶玉的故事。經歷了十九年沒落貴族家庭生活的悲歡離合，極為痛苦的心靈磨難，頑石寧願重新回到大荒山青梗峰，寧回歸自然作無知覺、無生命的石，亦不願在惡濁的封建末世為人。這就比其祖曹寅的借蝸牛喻避世、借孔雀抒發自由之思要來得深刻徹底。曹雪芹基本超越了倫理人格的束縛，接近於莊子的自然人格，但起主導作用的是個勝人格因素。個性人格是明中葉以來在資本主義萌芽影響下所產生的新型人格。這種人格明顯是離經叛道的，超越封建三綱五常，不為封建帝王和政權效命，並擺脫封建禮教對個性的束縛，尊重自身和他人的個性，與循封建綱常之規、蹈封建禮教之距的倫理人格判然有別。同時，也區別於道佛的自然人格。個性人格者不走仕途經濟的人生道路或中途改弦易轍，然而並不消極悲觀，不厭世、避世．他們親近自然，到自然中求得心靈慰藉，而又關注現實，直面慘淡的人生，批判現實的醜惡。明中葉的李貨、達觀、袁宏道、湯顯祖都是典型的個性人格者。他們被封建統治者視為異端．李贄、達觀甚至被迫害致死。曹雪芹無疑受到上述諸人的思想影響，這只要看《紅樓夢》 中「牡丹亭艷曲警芳心」便知．同時，也繼承和發展了祖父曹寅的個性人格因素．這只需看曹寅仰慕蔑視世俗的阮藉，而曹雪芹字「夢阮」，並被友人評為「狂於阮步兵」。個性人格在曹雪芹身上得到了發揚光大，他心目中不再有開明君主的幻想。《 紅樓夢》 中雖然皇帝並未露面，但總是作為一個令少、發顫的魔影而存在。賈寶玉不是想做官而不得才與封建政權相抵捂，而是出身豪門、青雲有路卻自覺棄絕的人物。賈寶玉反對「文死諫、武死戰」，正是作家超越料建綱常的折射。在意識形態領城以「情」抗「理」是個性人格的鮮明特徵。個性人格者重視人與人之間的真情，反對壓抑扼殺真情的「理」。提出「情有者理必無，理有者情必無」．他們高舉情的大旗，以情抗理。這也是離經叛道，是在拆封建主義的「天」，而不是「補天」。因而，月旨硯齋所批「落墮隋根，故無補天之用」是相當確切的。順便提及，最近有新論，言脂硯齋距曹雪芹在世時隔甚遠，根本不理解曹公，甚至脂評專與曹著對著幹。此論新則新矣，然而，殊為勉強．難以服眾。
曹公既認為封建社會、貴族之「天」破不堪補、不屑一補，則「輓歌清緒」也就大有重新探討的必要。某些論者把曹雪芹與巴爾扎克相提並論，引用恩格斯《致瑪· 哈克奈斯》 中論巴爾扎克世界觀矛盾問題的話，試圖論證曹雪芹的世界觀也存在與巴爾扎克類似的情況。這種比附是十分牽強的。巴爾扎克與曹雪芹的處境、思想都是大相逕庭的。巴爾扎克比曹公將近晚生一個世紀（1799 一1850 ）。當時法國正在進行著資產階級革命，反動貴族階級已經日暮西山，氣息奄奄。新興資產階級登上了政治舞台。巴爾扎克親眼看到資產階級朝氣蓬勃，勢必取舊貴族階級的地位而代之：「聖瑪麗修道院的共和黨英雄們，這些人在那時（1830 一1836 ）的確是代表人民群眾的．」因而成為巴爾扎克曾在《 人間喜劇》中情不自禁地「經常毫不掩飾地加以讚賞的人物」，然而，出於保皇黨的反動政治立場，巴爾扎克又清楚地意識到共和黨人是「他政治上的死對頭」，而「他的同清都在注定要滅亡的那個階級方面」，所以，恩格斯說：「他（巴爾扎克）的偉大作品是對二流社會必然崩潰的一曲無盡的輓歌」，同時，也肯定了巴爾扎克的現實主義精神：「不得不違反自己的階級同情和階級偏見；他看到心受的貴族們滅亡的必然性，從而把他們描寫成不配有更好命運的人。」在此，「輓歌情緒」是巴爾扎克保皇黨反動立場的派生物。這是切切不可忽視的本質問題。曹雪芹的情況迥異：生活於封建社會末期的「乾隆盛世」，封建專制還有基本控制全局的力量，新興市民階層十分幼弱，雖發生過多次人民（農民及市民）起義，但尚不足以撼動政權。曹雪芹以其特殊身世領教了「天威」，心有餘悸，更多反感，對封建最高統治者「敬鬼神而遠之』，與巴爾扎克的保皇黨立場豈可同日而語？他對貴族家庭不僅失望，而且懷著厭惡。曹氏家族矛盾重重，所謂「鶴鴿之悲，棠棣之威」，以及貴族的種種惡德，使池對筆下的「爺們」（除寶玉）給予無情揶揄和鞭撻。
讀者實在看不出曹公對男性貴族有何「心愛」，誠然，曹公對某些出身貴族的女子傾注了深切的愛，但並非出於階級偏見，而是在歌詠那未被富貴生活磨滅和異化的人之天性。不必諱言，曹公對往昔家庭的風月繁華不無某種留戀。然而，更多的是清醒，意識到「接駕」、「省親」都不過是使貴族階級步人困境的「虛熱鬧」。他十分敏銳地對封建末世的「悲涼之霧」有所「呼吸」和「領會」，但看不到埋葬貴族階級的新生力量，漫漫長夜，不知何時是盡頭。因而，與其說曹雪芹流露了對貴族階級必然滅亡的輓歌情緒，不如說是被禁錮於「鐵屋子」內的開始覺醒者的絕望、哀傷情緒。他也與蘇軾相似，內心迴旋著「對整個人生、世上紛紛擾擾究竟有何目的和意義這個根本問題的懷疑、厭倦和企求解脫與捨棄」, 「無法解脫而又要求解脫的對整個人生的厭倦和感傷」。（李澤厚《 美的歷程》 ）《 紅樓夢》 第一回跛足道人念的《 好了歌》中已表現了這種情緒，而且點明「可知世上萬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須是了．」甄士隱的《 好了歌解注》 更是發揮得淋漓盡致：「陋室空堂，當年笛滿床；… … 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湯，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就十分集中地表現了某種人生價值的失落感和人生目的的茫然感。這種感受，往住導致厭世和皈依宗教。然而，曹公天性癡情，難以超脫塵世之戀。在他對濁世痛絕之餘，尚存留著一縷斬不斷的清絲。正是這情絲牽動了作家藝術構思的閘門：「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何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哉？……我之罪固不免，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也．」從創作的直接動因而言，說《紅樓夢》 是「為十二釵作本傳」，亦無不可。不過，偉大作家並不滿足於作傳，而是要提到人生哲理高度來表現，即通過一代青年男女的悲劇命運，來探索封建末世如何壓抑、扭曲和毀滅人的天賦之性，探索「人性之天」是否可「補」。作者認為人性中影寶貴的就是真情．脂硯齋也點明：「作者欲天下人來共哭此情字」. 「隨事生情，因情得文」（甲戌本第八回批）小說開卷就借空空道人之口宣稱此《 石頭記》 「大旨談情」，甚至空空道人抄錄了石頭故事、問世傳奇，自己也「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人色，自色悟空，遂易名「情僧」，改《石頭記》 為《 情僧錄》 ．這空空道人實際上是作者的化身。由「色」「空」「情」三字組成的四句「繞口令」，是借佛教「色空」的字眼造成某種撲朔迷離之感，而其間又突出了「情」的中介作用。第一個「空」指人生空漠之感，由於有了「情」作中介，「色」便不等於「空」而具存在的意義，生活素材之「色」，變為藝術形象乙「色」。於是，人生空漠之感也昇華為人．生哲理即第二個「空」, 「情僧」寓作家虔誠於情。《 紅樓夢十二曲》 的[ 引子〕便是「開闢鴻蒙，誰為情種？都只為風月情濃．趁著這奈何天，傷懷日，寂寥時，試遣愚衷．因此上，演出這懷金悼玉的《紅樓夢》 。」情被認為是開天闢地以來就存在的一種自在之物，是天賦予人的最為自然而然的本性。然而，「奈何天，傷懷日，寂寥時」- 在冷酷的環境下，人的清受到壓抑、挫傷，即「清」這種最高的美遭到毀壞，令作家徒歎奈何，痛傷肺腑，孤寂無慰。這就是曹雪芹創作時的複雜心態。舊紅學家花月癡人對此有較好領會：「… … 作是書者，蓋生於清，發於清；鍾於情，寫於情；深於情，戀於情；縱於情，囿於情；癖於清，癡於情；樂於隋，苦於情；失於情，斷於情；至極乎情，終不能忘乎情。惟不忘乎情，凡一言一事，一舉一動，無有不用其情．」曹雪芹身兼詩人、畫家．雖頭腦極睿智，但就其氣質而言，不屬於哲學家類型，而屬於藝術家類型。曹公的創作活動，往往是在不可抑制的激情推動下進行的．「… … 曹子大笑稱快哉，擊石作歌聲琅琅．知君詩膽昔如鐵，堪與刀穎交寒光。我有古劍尚在匣，一條秋水蒼波涼．君才抑塞倘欲拔，不妨斫地歌王郎。」（敦誠詩）《 紅樓夢》 絕非沒落貴族子弟的軟綿綿地重溫舊夢之作，而是「百煉鋼化為繞指柔」的偉鑄，是憤世嫉俗「斫地而歌」的產物．「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見此支離．醉余奮掃如椽筆，寫出胸中塊壘時。」（敦敏《題芹圃畫石》 ）曹公的審美心態無疑表現為狂傲型，一腔待洩的鬱憤，借藝術形象傾出．他筆下的嶙峋巨石，正是他憤世嫉俗的心靈的外化物。他身與物化（身與石化），但與莊周的物化（如化蝶）不盡相同．莊周是「忘我」而與物冥合，而曹公則是將石「我化」了．《紅樓夢》 中的「頑石」回到青梗峰，便是寄寓狂傲之情。吳敬梓的審美人格以個性人格因素為主導。同屬個性審美人格、狂傲創作心態，但二者還不全相同．《 儒林外史》 以「審丑」為主，吳敬梓十分冷靜地揮動解剖刀，一刀刀向衣冠人物的靈魂深處剖去，化生活丑為藝術美。作家的創作情感相當內斂，含著淚寫喜劇。他以史官的莊重態度，不動聲色，而以「皮裡陽秋」「繪風繪水」的手法，寓褒貶於客觀寫實之中．往往以一字寓褒貶，惜墨如金，避免使用熱情筆調．如杜少卿贊沈瓊枝只說：「鹽商富貴奢華，士大夫見了就銷魂奪魄，你一個女子視如土芥，這就可敬的極了．」曹雪芹是更富於激情的作家。他不能「含淚著書」，而是「揮淚著書」, 「哭成此書」，書未定稿，他已「淚盡而逝」。他的創作心態相當接近於李贊、袁宏道的「蓄極積久，勢不可遏」「流涕痛哭，不能自止。」可借梁啟超評《桃花扇》 的話：「哭聲淚痕之書」來評《 紅樓夢》 ．正面寫悲劇，縱然寫風月繁華亦是為「食盡鳥投林」的悲劇結局張目．曹公的審美情感深沉而奔放．《 葬花吟》 《 秋窗風雨夕》，特別是《 芙蓉女兒誄》 都是把人物之情、作者之清抒發得酣暢淋漓更應該指出，賈寶玉作為作家心靈的化身，他的「呆」「狂」「瘋」「癡」「怪的複雜．合態，正是作家個性人格的絢麗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