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祖籍鐵嶺說」商榷
20世紀，關於《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祖籍， 主要有「河北豐潤說」和「遼寧遼陽說」。持曹雪芹祖籍河北「豐潤說」者，始終被一個問題所困擾：史籍明確記載曹雪芹的前六世祖（曹世選）是遼東人，豐潤曹怎麼才能和曹雪芹關外祖先連上線？這一問題不解決，「豐潤說」始終是個沒有史料根據的假說。直到1997年李奉佐先生出版《曹雪芹祖籍鐵嶺考》，提出「曹雪芹祖籍遼寧鐵嶺說」，〔1〕（P2）因為《豐潤譜》中記載曹端廣於永樂二年「卜居遼東鐵嶺」，才算將這根線連了起來。
但是，李奉佐先生的「鐵嶺說」不能迴避一個問題， 即史料明確記載曹雪芹祖籍為遼東遼陽。康熙二十一年《山西通志》卷十七《職官》載：「平陽府吉州知州：曹振彥，奉天遼陽人，貢士，順治七年任。」「大同府知府：曹振彥，遼東遼陽人，貢士，順治九年任。」（按：曹振彥為曹雪芹高祖）康熙二十三年《浙江通志》卷一百二十二《職官》載：「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鹽運使：曹振彥，遼東遼陽人，由貢士順治十三年任。」〔2〕（P10）康熙六十年《上元縣志》卷十六《曹璽傳》載：「其先出自宋樞密武惠王彬後，著籍襄平」（按：曹璽為曹雪芹曾祖）等。〔3〕（P107）這三份史料文獻明確記載曹雪芹的祖籍是遼陽，襄平即遼陽之古稱。李奉佐先生千方百計地將古襄平考證為遼寧的鐵嶺。但是，大量史料記載古襄平在今遼陽一帶。於是李奉佐先生又提出「兩襄平說」，認為秦至前漢的襄平在遼北的鐵嶺，後漢安帝時將襄平「僑置」遼南。
李先生的「鐵嶺說」尤其是「兩襄平說」不斷遇到讀者的質疑。 如李占生先生撰《本是古襄平》（《紅樓》2001年第3期），筆者撰《曹雪芹祖籍襄平考辨》（《紅樓夢學刊》2002年第2輯）等。2003年的《紅樓》第2期劉洋、崔連生《也論今遼陽不是古襄平》（以下簡稱《也論》），則支持李奉佐等先生的觀點。
讓我們結合李奉佐等先生的著作，對《也論》一文中所引用的史料重新加以考察。《也論》中說：「我們認為古代史志及當代人記當代事（按：原文如此。「當代人記當代事」應為「當時人記當時事」，下同）才是史證，後人傳說野史不能作為依據。」這完全正確。考察先秦及前漢的襄平故城，當然應該以「古代史志及當代人記當代事」作為「史證」，後代的種種記載如果與「古代史志及當代人記當代事」不合，自然不能相信。但《也論》一文首先列舉的卻是「明、清史志之證」，也就是說首先相信的是「後代人的史證」，然後才是所謂的兩漢及以後的「當代人記當代事」的史志，與他們自己的說法是完全顛倒的。
最早的史地專著，首推東漢班固的《漢書·地理志》（《山海經》過於荒誕， 難以作為史地考證的史料），其次就是晉人陳壽的《三國誌》。《三國誌》雖無《地理志》，卻記載了司馬懿消滅公孫淵時的襄平之戰，可以作為依據考察襄平的位置。再次，就要數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再後為南北朝宋時范曄的《後漢書·郡國志》、北齊魏收的《魏書·地形志》，以及唐代房玄齡的《晉書》。唐以後，遼東已不設襄平縣。因此《漢書·地理志》、《三國誌》、《後漢書·郡國志》、《水經注》等以及近代考古新發現，必然成為我們討論遼東地理之最高權威。
一、《漢書》記載的襄平位置不在遼北而在遼南
記載襄平城最古的「古代史志」專著就是《漢書·地理志》， 也正是「當代人記當代事」，考察秦漢時期的遼東地理，應該從《漢書·地理志》開始。而強調「古代史志及當代人記當代事」的《也論》一文，卻隻字未提及《漢書·地理志》的記載。
遼東襄平的歷史十分悠久，至少在戰國先秦時期就已經存在於遼河東岸， 自古為遼東地區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中心。《漢書·地理志》對遼東郡的首縣「襄平」的具體位置有明確的記載。在「遼東郡居就」條下注云：「室偽山，室偽水所出，北至襄平入梁也。」〔4〕（P156）「梁」即梁水，又稱大梁水、東梁水， 即現在的太子河。這裡有爭議的是，「室偽水」是指現在的哪一條河？李奉佐先生認為是發源於千山的沙河，這與《漢書·地理志》的記載不合。一是因為沙河主流段不是「北流」之河，而是「西流」之河，進入太子河（梁水）時更是「西南流」，不能稱之為「北至襄平入梁也」；二是沙河是太子河南岸四條河流中最小的一條河，《漢書·地理志》記載的河道都是比較大的河流，如果連沙河這樣小的河流也加記載，則載不勝載。真正「北流」入太子河又最大的是湯河，湯河在今遼陽市以東約十五公里的小屯附近北流入太子河，所以《漢書·地理志》所說的「室偽水」應為今之湯河，這也是大多數史學家的共識。據此，我們可以明確判斷：今之遼陽包括在前漢時期的襄平縣境內。
太子河（梁水）西流至今遼陽以東後，拐彎西北流， 在遼陽北附近畫半弧後再西南流，至三岔河流入渾河。此河北距鐵嶺地區一百二十多公里，中間相隔渾河、凡河等河流。這些河流都是並行自東而西流，太子河（梁水）不可能凌空跨越兩條大河而流經鐵嶺一帶。所以，《漢書·地理志》所說的襄平縣包括它的縣城——襄平故城只能在遼南的瀋陽南、西南和遼陽一帶，不可能在遼北鐵嶺。
即使相信李奉佐先生的說法， 將今天的「沙河」當作《漢書·地理志》中的「室偽水」，則沙河「入梁」處更在今遼陽市西南五六十華里處，所經過的「襄平縣」也在遼南（太子河下游）無疑。所以，不論怎麼說，都與李奉佐先生「襄平前漢在遼北，後漢時僑置遼南」的說法相背離。這樣，順理成章可以得出三條結論：
1.秦至前漢的襄平縣境，包括了今遼陽市一帶；
2.不管「室偽水」是指現在的哪條河， 都說明秦至前漢的襄平縣的位置始終就在遼南的太子河畔；
3.所謂遼東有「兩個古襄平」、「秦至前漢的襄平縣在遼北鐵嶺， 後漢時才『僑置』遼南」的說法，與「古代史志及當代人記當代事」的「史證」相背離，無法成立。
面對《漢書·地理志》如此明白無誤的記載， 李奉佐和劉力群先生在《遼東兩處襄平考》中辯解說：「後漢安帝初年，遼北的遼陽、侯城、高顯縣改屬玄菟郡。……保留建置的遼東郡北部轄縣和郡治襄平均僑置於遼南遼東郡轄境內」，１「《漢書》為後漢人所撰，後漢時襄平已經喬遷於茨榆坨，故雲室偽水『北至襄平入梁也』」。２此說亦明顯有誤。一是班固的《漢書》是我國第一部記載「前漢（西漢）」歷史的斷代史，比之《史記》更加「嚴謹」。《漢書·地理志》怎能是記載「東漢（後漢）」時的地理志？二是班固死於公元92年，東漢安帝即位在公元106年。 李奉佐先生說襄平故城的搬遷是後漢安帝二年（107）將原屬遼東郡的遼陽、侯城、高顯三縣改屬玄菟郡之後，班固怎麼能夠將他死後十四五年的事記載在他的著作中？
二、北魏酈道元《水經注》記載的襄平故城位置
三國時期魏人所著《水經》載：「大遼水出塞外衛白平山，東南入塞， 過遼東襄平縣西。」北魏酈道元《水經注》載：「遼水亦言出砥石山，自塞外東流，直遼東之望平縣西（王莽之長說也），屈而西南流，逕襄平縣故城西（秦始皇二十五年滅燕，置遼東郡治此。漢高帝八年，封紀通為侯國，王莽之昌平也。故平州治），」〔5〕（P1266）「小遼水又西南徑襄平縣為淡淵，晉永嘉三年涸。」〔5〕（P1278）從此記載，我們可以得出四條結論：
1.酈道元於此處所說的襄平縣故城，是自燕、秦、前漢、後漢至魏、 晉的「故城」；
2.大遼水（遼河）「東南入塞」後， 在漢代的望平縣之西境突然拐一直角而西南流，然後流經襄平縣故城西。《水經注》「直遼東望平縣西」之「直」字，任何古漢語字典都解釋為「當、臨」。遼東遼河拐角處，正是今天鐵嶺之地。因此可以肯定，今天之鐵嶺一帶，在前漢時期為望平縣無疑，而不是襄平縣境；
3.從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大遼水（遼河）、小遼水（渾河）、 梁水（太子河）皆流經此襄平縣，則此襄平縣只能在遼南的今瀋陽西南、南部及遼陽一帶。而小遼水（今渾河，距鐵嶺60公里，相隔凡河）、梁水（今太子河，距鐵嶺120公里， 且相隔渾河、凡河兩條大河）都不可能流經鐵嶺縣境，以鐵嶺當成襄平縣，是不符合《水經注》的記載的。
4.《水經注》的記載也並不存在「秦至前漢的襄平縣在遼北鐵嶺， 後漢時才『僑置』遼南」之事。李奉佐和劉力群兩位先生在《遼東兩處襄平考》一文中寫道：「《水經注》的其他水道條下記有『襄平縣』，而在『大遼水』條的『襄平縣』後有『故城』二字，表明大遼水流經的『襄平縣故城』乃是古跡遺址，也證明作者生活的年代，襄平已經僑置於其他地方了。這是遼東有兩處襄平的鐵證。」３
但是，酈道元在這裡說的非常清楚， 這個「襄平縣故城」：「秦始皇二十五年滅燕，置遼東郡治此。漢高帝八年，封紀通為侯國，王莽之昌平也。故平州治。」也就是說，酈道元所說的「襄平故城」既是秦始皇的「遼東郡治」的「襄平縣故城」，也是前漢到前漢末期王莽時代的「遼東郡治」的「襄平縣故城」。更值得注意的它還是「故平州治」的「襄平故城」！這裡提到的平洲，始建於東漢末年的公孫度，此後魏、晉皆沿襲不改。《晉書·地理志》記載：「平州，……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及其子康、康子文懿（淵）並擅居遼東。……（三國）魏置東夷校尉，居襄平，而分遼東、昌黎、玄菟、帶方、樂浪五郡為平州。後還合為幽州。及文懿滅後，有護東夷校尉居襄平。（晉）咸寧二年十月，分昌黎、遼東、玄菟、帶方、樂浪等郡國五置平州」，並在「遼東國襄平縣」條下注「東夷校尉所居」〔6〕（P48）。故此酈道元所說的襄平故城，既是秦和前漢的遼東郡治「襄平故城」，也是王莽時期改名「昌平」而東漢末年公孫度所置、魏晉沿襲不改的平州治所「襄平故城」，根本不存在「兩個襄平故城」。很清楚，《水經注》原文根本不能成為「遼東有兩襄平城」的「鐵證」，反而是「遼東僅有一個位於遼南的襄平城」的「鐵證」。鐵嶺與古襄平城毫無關係。
三、晉陳壽《三國誌》、唐房玄齡《晉書》、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記載的襄平位置
《也論》文中， 引《三國誌》有關司馬懿攻滅公孫淵的記載來證古襄平不是今遼陽。但他們的引文不僅不準確，且地理概念不清，把很多問題混淆了。
《三國誌·公孫度傳》載：「（景初）二年（238）春，遣太尉司馬（懿）宣王征（公孫）淵。六月，軍至遼東。淵遣將軍卑衍、楊祚等步騎數萬屯遼隧（今遼陽西南三叉河一帶），圍塹二十餘里。宣王軍至，令衍逆戰。宣王遣將軍胡遵等擊破之。宣王令軍穿圍，引兵東南向，而急東北，即趨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守，夜走。諸軍進至首山（今遼陽南十五華里），淵復遣衍等迎軍殊死戰。復擊，大破之，遂進軍造城下，為圍塹。會霖雨三十餘日，遼水暴漲，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八月丙寅夜，大流星長數十丈，從首山東北墜襄平城東南。壬午，淵眾潰，與其子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當流星所墜處，斬淵父子。」〔7〕（P31—32）
《晉書·宣帝紀》載：景初二年司馬懿討伐公孫淵進攻襄平城，「會霖雨， 大水平地數尺。……既而雨止，遂合圍。……時有長星，色白有芒鬣，自襄平城西南流於東北，墜於梁水。城中震懾，文懿大懼。……文懿攻南圍突出，帝縱兵擊敗之，斬於梁水之上、星墜之所」〔6〕（P6）。
《資治通鑒·魏紀·烈祖明皇帝下》也記載了此事：「景初二年春正月， ……諸軍進至首山，淵復使衍等逆戰，懿擊大破之，遂進圍襄平。秋七月，大霖雨，遼水暴漲，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八月）壬午，襄平潰，淵與子將數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斬淵父子於梁水之上。」〔8〕（P492—493）
從以上史料的記載，我們有這麼幾點看法：
1.《也論》中因「運船徑至城下」， 即以為「證明襄平城在渾河（即小遼水）岸邊」，並因此認為「遼陽顯然不是襄平所在」，這是斷章取義。因為在此段之前，史料明確記載是「會霖雨三十餘日，遼水暴漲」，「大水平地數尺」，這才使運船得以「自遼口徑至城下」。可見平常是到不了襄平城下的，襄平城並不在「渾河岸邊」。
2.史料說司馬懿軍隊是先進軍首山，隨後包圍襄平； 並且流星是經過首山墜落在襄平附近，這都說明首山離襄平不遠。據清康熙二十年楊鑣編輯的《遼陽州志·山川》載：「首山，（遼陽）城西南十五里，一作手山。」〔9〕（P713）因此， 充分證明這裡的襄平城正是今天的遼陽城。
3.《也論》將《三國誌》和《資治通鑒》關於流星的記載捏合在一起， 說道：「據陳壽之記，公孫淵由襄平城『東南走』，在『流星所墜處』斬淵父子。據《通鑒》記，流星墮處為梁水。這樣，襄平城的位置已明，是在太子河的『西北』方向。今遼陽則在太子河『東南』，顯然不是襄平城所在。」
這種對史料的捏合違背了史料的本來面目。 《三國誌》記載流星是「從首山東北墜襄平城東南」，沒有說「墜於梁水（太子河）」，說明太子河並不在襄平的東南，公孫淵父子「突圍東南走」，被斬於「流星所墜處」，並不能據此判定「襄平城在太子河西北」；《晉書》記載與《三國誌》略有不同的是「（流星）自襄平城西南流於東北，墜於梁水」，則分明說「太子河在襄平城東北」，正與今天遼陽與太子河的位置相合。《通鑒》在將《三國誌》和《晉書》記載編輯合一的過程中，刪去了流星的記載，而將《晉書》記載的「斬於梁水之上、星墜之所」簡略為「斬淵父子於梁水之上」，忽視了兩書因記載「流星」墜落地點的不同而造成的地理概念的差異。所以，根據以上史料的記載，只能證明襄平故城就是今天的遼陽城，而不是相反。
對此，李奉佐、劉力群先生提出疑問：如果襄平故城在今天遼陽的位置， 在梁水南岸，公孫淵父子突圍「東南」走，只會離梁水越走越遠，怎麼會在梁水處斬公孫淵父子？這一矛盾在《三國誌》中是不存在的，因為它本來就記載「流星墜襄平城東南」，所以「當流星所墜處斬淵父子」。而《晉書·地理志》看起來矛盾，實際上當我們瞭解之後，就會明白是怎麼回事。據《三國誌·公孫度傳》記載，公孫度當年在遼東「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就是因為「襄平延裡社生大石，長丈餘，下有三小石為之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之祥，而裡名與先君同（按：度父名公孫延）。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而三公為輔」〔7〕（P31）而決心起事。公孫淵在襄平被司馬懿數萬雄兵圍困日久，本來已經「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將軍楊祚等降」，〔7〕（P32）難以支持，又出現大流星墜落的「天象」，故此「城中震懾，文懿大懼」而突圍「東南走」。所以，當司馬懿在襄平城東南的地方擒獲公孫淵父子之後，並不是在擒獲之地將公孫淵父子就地斬首，而是回到「當流星所墜處斬淵父子」，這是為了「以應天象」，並不是說太子河在襄平東南。
現代考古的發現，也確鑿無疑地證實：襄平故城就是今天的遼陽。 吳非先生在《古襄平與漢魏壁畫墓》一文中說，1983年6 月在遼陽太子河鄉三道壕窯地發現一處晉墓，墓耳室壁上清楚地刻有「襄平」兩個字，墓壁西側還刻有西晉武帝司馬炎「太康七年到十年」的年號。〔10〕（P363）足證自秦漢到西晉，古襄平城就是今天的遼陽。
四、隋、唐、宋（遼、金）、元記載的襄平與遼陽
隋唐的史籍對遼東襄平也有零星的記載。隋煬帝和唐太宗都曾多次出兵遼東， 征伐高麗。最重要的戰爭都是圍繞遼東的首府——遼東城。此事唐代的《隋書》、五代的《舊唐書》、宋代的《新唐書》皆有明確記載。為簡明起見，我們這裡引用《資治通鑒》的記載。《資治通鑒》記載隋煬帝大業八年（612）三月伐高麗， 「大戰於（遼河）東岸，高麗兵大敗，死者萬計。諸軍乘勝進圍遼東城。即漢之襄平城也」。〔8〕（P1206）唐太宗貞觀十八年（644）伐高麗，「軍於馬首山。……上自將數百騎至遼東城下，見士卒負土填塹，上分其尤重者於馬上持之。從官爭負土致城下」。攻克遼東城後，「以其城為遼州」，元代史學家胡三省《資治通鑒音注》曰：「今大元遼陽府。」〔8〕（P1326）元代的遼陽府即今之遼陽。隋煬帝和唐太宗時代相銜接，相距不遠，兩代征高麗所攻打的「遼東城」可以肯定為一城。對此「遼東城」，《資治通鑒》記載「即漢之襄平城也」，胡三省說是「今大元遼陽府」。元代的遼陽也就是後來明、清的遼陽，對這一點，史學家皆無疑義。因此，可以不容置疑得出結論：隋、唐之遼東城即漢之襄平城，即元之遼陽府，也即今之遼陽。
渤海大賀氏在遼東建立渤海國後，唐朝勢力退出遼東，襄平縣建制隨之取消， 再也沒有重置。而遼東城毀於唐末五代戰火，至遼代「於遼東故城重葺遼陽城」，襄平之名被遼陽所取代，金代也沿襲不改。但也同時出現對漢代襄平具體位置記載的混亂。襄平是先秦古城，而遼陽則是建於前漢時期，當時兩地並非一地。漢代之遼陽在今遼陽以東，太子河的上游，《漢書·地理志》在「遼東郡遼陽」條下記載：「大梁水（太子河）西南至遼陽入遼（小遼河，即今渾河）。莽曰遼陰（按：此條「至遼陽」實為「至遼陰」之訛）。」〔4〕（P156）《漢書·地理志》記載各水道的慣例，都是記載入境後首先經過的縣，因此梁水（太子河）進入遼東後，首先經過的是遼陽縣，則當時的遼陽縣應該在太子河的中上游，在今遼陽以東的地方。到了晉代，遼陽被取消建制併入襄平，清楊鑣《遼陽州志·建置沿革》記載：「晉改遼東郡為國，省遼陽入襄平。」〔9〕（P728）遼代在故地重修遼陽（即今遼陽），置東平郡，後改為東京遼陽府，元代沿稱遼陽府。
但問題是，遼代除了在遼南的遼陽置「東平郡」之外，還在遼北的遼州（今遼濱）設「東平府」，在韓州（今鐵嶺市昌圖縣）設「東平軍」，在同州（今鐵嶺市中固一帶）設過「東平寨」、「東平縣」等。〔11〕（P45—47 ）由於金代滅遼的時候，放火將府庫燒燬，檔案一無留存，故此兩百多年後的元代末期修《遼史》之時，不得不敷衍成篇，訛誤甚多。由於元代人已經搞不清楚遼代的東平郡、東平府、東平軍、東平縣、東平寨等的建制沿革是怎麼回事；搞不清楚唐代的「遼州」和「遼代的「遼州」的區別，因都有「東平」、「遼州」之名，遂誤為一地，將遼南的遼陽一帶和遼北的鐵嶺一帶，都注為「本漢襄平縣地」。故此《遼史·地理志》注「本漢襄平縣地」的有四州之多（鐵嶺一帶的同州也包括在內），幾乎包括前漢遼東郡全境的三分之二以上，錯謬顯然。元代所修《遼史》這一錯誤和混亂，對後來的史學，尤其是歷史地理學帶來極其惡劣的影響，最為史學家所詬病。而李奉佐關於「鐵嶺說」的種種考證，最基本的依據不是《漢書》、不是《後漢書》、不是《三國誌》等，恰恰就是被史學界視為錯謬不堪、最不可信的元代人所修的《遼史·地理志》。
五、明、清時代記載的遼陽與襄平的關係
曹雪芹的高祖曹世選、曹振彥皆為明末清初人， 各地方志所記載的祖籍都是他們做官時自己所報，因此遼陽是否古襄平應該以當時人的觀點，也就是以他們本人的觀點為據，這才是考證他們祖籍的最準確的方法。即使退一步，相信李奉佐先生的考證古襄平不在今遼陽，但是如果明、清時代的人包括曹雪芹祖先在內都認為遼陽就是古襄平，那麼他們自己所報的「著籍襄平」也毫無疑問地是指今天的遼陽。這是再明白不過的道理。這裡讓我們先看看《也論》中對明、清一些史料的說法：
清代乾隆四十三年諭修的《盛京通志》卷一百四《古跡五》載：「鐵嶺縣， 漢牧師官。鐵嶺本襄平縣地，於此置牧官。」同書卷一百《古跡一》載：「襄平故縣在遼陽州北……」《方輿紀要》：「在都司北七十里。土人相傳，今遼陽城西北隅，故明定遼左、右、後三衛治即其地。」
明代正統八年修撰的《遼東志》及嘉靖四十四年重修的《全遼志》都記載：「襄平城：遼陽城西北隅，今定遼左、右、後三衛治。」——明定遼左、右、後三衛在今遼中、台安縣境。民國《奉天通志》對此有記載。
清代康熙二十年《遼陽州志》卷二十《古跡》載：「古襄平縣，漢置，魏晉因之，後入高麗，而縣名遂廢。相傳城西北隅明左右後三衛治即其地。」——遼陽人自己也不承認古襄平縣在今遼陽，而在明左右後三衛治，即遼中、台安。
對上述所引明清史料，劉、崔兩位先生沒有認真查核研究，搞清其含義，因此有不少誤解之處。而且他們將明清（後代人「史證」）記載的錯誤的說法和正確的說法混淆，根本沒有注意到其中的矛盾。比如引用的《盛京通志》即說「鐵嶺本襄平縣地」，又說「襄平故縣在遼陽州北」，遼陽北距鐵嶺一百二十五公里，中間相隔瀋陽，根本不可能在一處，完全是自相矛盾。
這裡讓我們對明清記載一一分析之。為了敘述方便，讓我們先看看清代的史料：
1.清《盛京通志·古跡》確實有關於「鐵嶺本襄平縣地」一類的記載， 但該書《古跡》部分的文字，基本上都是摘抄古籍上的文字。經過對比，可以看出是照抄《遼史》和《金史》的錯誤記載。其實，《盛京通志》也不相信《遼史·地理志》，批評說：「《遼史》所志沿革，多附會穿鑿。如以顯州為渤海顯德府、遼州為唐遼城之類，舛謬不可枚舉。」〔12〕（卷一百一葉三）「《遼志》以遼州（即今遼賓）有東平之名，遂謂即渤海東平府。又因州名為遼，遂謂即唐時遼城、新城，皆誤。」〔12〕（卷一百一葉三）可見，《盛京通志》也並不認可遼、金史書的記載。
而《盛京通志》根據自己的考證，也是將遼陽看作古襄平城。 該書在《奉天府州縣歷代建制沿革表》之《遼陽州表》中，依時代前後所列沿革為「漢，遼東郡，襄平縣，郡治」「三國魏，平州，遼東郡，襄平縣，魏時兼置東夷校尉治此」「晉，平州，遼東郡，襄平縣，（遼東）國治。」〔12〕（卷二十三葉八）而《鐵嶺縣表》中僅記為「挹婁國地」，沒有一字涉及古襄平。可見《盛京通志》也認為兩漢至魏晉的襄平城就是清代的遼陽州城，即今天的遼陽，與鐵嶺毫無關係。
《盛京通志》卷五還記載有康熙《巡幸遼陽》詩，詩中寫道：「欲問襄平舊郛郭，千年華表鶴飛翔。」〔12〕（卷五葉三十六）詩中康熙也是在遼陽尋找「襄平舊郛郭」，而不是在鐵嶺。可見康熙也認為古襄平的舊城郭就在今遼陽城。
2.更為清楚的是《盛京通志》卷二十三《歷代建制沿革考》中對「遼陽州」歷史沿革的考證：
漢：遼東郡襄平縣，屬遼東；
三國魏：遼東郡治。魏置東夷校尉，治襄平縣，省遼陽縣；
晉：改遼東郡為國，治襄平縣；
南北朝後魏：襄平，郡治，後入高麗國；
隋：高麗地；
唐：安東都護府。初置於平壤，上元三年徙遼東故城（指襄平城），儀鳳二年徙新城，開元初廢；
遼：東京遼陽府。初置東平郡，天顯三年升為南京，十三年改名東京，置府，治遼陽縣；
金：東京路遼陽府。遼陽、鶴野、宜豐、石城四縣屬焉；
元：遼陽路。至元六年置東京總管府，二十五年改為遼陽路等處行中書省治， 轄七路一府十三州十縣。以鶴野縣省入遼陽，為路治，領遼陽一縣，蓋、懿二州；
明：定遼中、左、右、前、後衛治，洪武中置，並為遼東指揮使司治。東寧衛、自在州皆治焉。又有中左千戶所，左、右、前、後四千戶所；
本朝：順治十年設遼陽府，轄遼陽、海城二縣。十四年省遼陽府， 以瀋陽為奉天府，置府尹。康熙四年升遼陽縣為遼陽州，屬奉天府。〔12〕（卷二十三葉二十六）
以上就是《盛京通志》對遼陽地理沿革的考證。而《盛京通志·歷代建置沿革考》對「鐵嶺縣」的考證結論是：
漢：挹婁國地；
隋：越喜國地；
唐：富州。渤海大賀氏取越喜國地，改富州，屬懷遠府；
遼：銀州富國軍，太祖置，治延津縣，兼領新興、永平二縣，屬東京道。又興州中興軍、雙州保安軍、貴德州寧遠軍、貴德縣，俱屬東京道；
金：新興縣。皇統三年廢州，省延津二縣入新興，徙新興治屬鹹平府。又挹婁、雙城縣俱屬富州，奉宗時廢雙城縣；
元：省，仍隸鹹平府；
明：鐵嶺衛。古有鐵嶺城，在衛治東南五百里，地接高麗界。 洪武二十一年置衛於此。二十六年徙置州地，仍名鐵嶺衛，領中、左、右三千戶所，屬遼東都指揮使司（按：遼東無嚚州，當即銀州）；
本朝：康熙三年改設鐵嶺縣，隸奉天府。〔12〕（卷二十三葉二十九）
由此，《盛京通志》的意思應該真相大白了。
3.明代的《遼東志》、《全遼志》都記載：「襄平城，今定遼左、右、 後三衛治」，李奉佐和劉、崔先生考證「定遼左右後三衛治」是今之遼中、台安縣地，因此認為襄平故城不在遼陽城內。
「三衛治」之「治」字，是指政府機關和軍事指揮機關的所在地。 而這「三衛治」，皆在遼陽（都司）城內。《全遼志》卷一《圖考·遼陽城》記載：「定遼左衛：都司治西南；定遼右衛：都司治西；」「定遼後衛：都司治西北。」〔13〕（P501 ）《遼東志》所附《遼東都司治衛山川地理圖》及《全遼志》所附《遼陽鎮城圖》中的「遼陽城圖」內，可以清楚看到這「三衛治」在城內的位置（按：《全遼志》附圖將城西南的「左衛」誤為「右衛」，致使有兩個「右衛」，可參看《遼東志》之圖）。
《也論》中關於《遼東志》、《全遼志》中古襄平城的引文沒有引全， 《遼東志》卷一《地理志·古跡》、《全遼志》卷四《古跡》記載的全文是：「襄平城：遼陽城西北隅，今定遼左右後三衛治；高麗城：在遼陽城東南隅，今定遼中衛治；渤海城：在遼陽城東北隅，今定遼前衛治；女直城：在遼陽城北，今東寧衛治。以上四城今並為遼陽一城。」〔14〕（P367）既然說古之襄平城、高麗城、渤海城、女直城「今並為遼陽一城」，正說明明代的《遼東志》及《全遼志》所記載的古襄平城，就在遼陽城內，並非「在今遼中、台安縣境」。
還有更為明確的記載。明《遼東志》卷一《郡名》下載：「襄平：漢城名， 即今遼陽。」〔14〕（P354）
如此，我們也就明白了，清代的《遼陽州志》卷二十《古跡》「古襄平， ……相傳城西北隅明左右後三衛治，即其地」的意思是「三衛治即其地」者，「即遼陽城之地」也！並不是如劉、崔所認為的「遼陽人自己也不承認古襄平縣在今遼陽」，清代《遼陽州志》的作者楊鑣（是河南洛陽人，並不是遼陽人）所明確記載的，正是「古襄平城即遼陽城之地」。
曹雪芹的祖先曹世選及曹振彥本人是怎麼看這一問題的？ 著名的《遼陽三碑》之一天聰四年的《重建玉皇廟碑》，碑陰有曹振彥的題名。該碑文第一句話就是「昔襄平西關門外，不越數趾，有玉皇廟焉」〔2〕（P13），十分明確地將遼陽稱為「昔襄平」。曹振彥即使是一介武夫，也應懂得遼陽古稱襄平。而明清時代將遼陽當古襄平的例子很多，如《奉天通志·金石志》所載出土碑記中，明天順六年《明首山重興文殊廟碑》：「夫首山，去襄平郡西一十五里」（首山在今遼陽南十五華里）；〔15〕（P5593 ）明成化七年「發現於遼陽東京城」的《武略將軍副千戶馬公墓誌銘》：「嗣子裕從治，命擇地襄平城東代水河石嘴山祖兆之原而葬。」〔15〕（P5596）《奉天通志》的按語說「所稱代水，即今太子河」（太子河、 石嘴山皆在今遼陽以東）；〔15〕（P5596 ）明隆慶五年《新建龍泉寺後堂碑記》：「都司後學古襄平雲台金良鄉撰文，」「千山，遼左名山勝地也。距襄平南五十里許。」（千山在遼陽西南約六十華里，為遼寧著名名勝）〔15〕（P5647）
可見明代至清代「當時人」，不管是文人墨客還是史家學者， 都是將遼陽看作古襄平城的。作為明末清初人的曹世選、曹振彥也應該和當時人通行的看法一樣，將遼陽看作古襄平！所以，他們在以後的任職中報籍「襄平」，順治十三年《重修大同鎮城碑記》中記載為「襄平曹公諱振彥」。〔16〕（P12）
李奉佐先生一直說：「在漢代至明清兩千餘年的史書記載中， 不見今遼陽為襄平古城的記載，現代的論著中也不見有人出示力證。僅見明清之際的文士的遊記及修撰的碑文中有稱遼陽為『襄平』者。」「文士謂今遼陽為襄平，非史家考證的結論，不足以為證。」〔17〕（P105）從我們前面所考察過的一系列古代史籍的記載看，這種說法不符合事實。《漢書》、《後漢書》、《三國誌》、《晉書》、《隋書》、《唐書》、《資治通鑒》、《水經注》、明之《遼東志》、《全遼志》及清《盛京通志》等正史及官修志書的記載，皆為證實今遼陽為古襄平的「力證」。甚至應該說是確鑿無疑的「鐵證」，並非僅是「文士的遊記、碑記」，而是「史家」的確鑿無疑的記載和考證。
綜上所述，今遼陽即秦、漢、魏、晉、南北朝及隋、唐的古襄平城所在， 歷史記載從兩漢一直延續到明、清，可說是縷縷不絕、無可懷疑。《也論》一文運用史料有誤，李奉佐先生的「曹雪芹祖籍鐵嶺說」無論「舊說」、「新證」至今亦難以成立。筆者先後撰《曹雪芹祖籍襄平考辨》、《鐵嶺凡河腰堡絕非曹雪芹祖籍》二文與之商榷（分別載於《紅樓夢學刊》2002年第2輯和2003年第2輯）。本文未論及的問題，讀者可以參看上述兩篇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