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祖籍問題
一、曹雪芹祖籍的初步記述與研究
司馬遷的《史記》首開「本紀」「列傳」「世家」等體例，這些體例在介紹人物時總是首先介紹其祖先、遷徙蹤跡、姓氏變更等。這種史述體例體現了中國史官文化的價值觀，並延伸到史書以外的其他著述對於人物的介紹之中。祖籍成了個人歷史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描述起點。祖籍描述並沒有規定要上溯多少代，關鍵在於所得材料之詳略。
當人們要為《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撰寫生平傳略時，往往感到直接材料如此之匱乏，就連曹雪芹生平好友敦誠、敦敏兄弟在談及曹雪芹與江寧織造曹寅的關係的時候也存在著自相矛盾之處。敦誠在《寄懷曹雪芹霑》一詩裡註：「雪芹曾隨其先祖寅織造之任。」 由此可知曹雪芹與曹寅的祖孫關係。然而這一記述與敦敏詩中所說的「四十年華」相衝突，故又有誤記的可能。富察明義指出曹雪芹的「先人為江寧織府」 ，周春則首次點明曹雪芹的籍貫為「滿洲人」 ，但他與袁枚一樣，認為曹雪芹是曹寅的兒子。曹雪芹的祖籍究竟可以上溯多遠呢？祖籍研究，其前提當然是父籍問題已經解決。這是祖籍研究的第一環節。然而，恰恰在這第一環節上，「曹雪芹的父親是誰？」這至今仍是一個未能確證的問題。當然，敦誠等人關於曹雪芹與曹寅的祖孫關係的相關記述使得今天的研究者有理由跳過這第一環節的模糊。胡適以來的研究者認為，只要曹雪芹與曹寅的血緣關係可以確定，那麼曹雪芹上世的遷徙蹤跡還可以由曹寅繼續往上溯。
20年代的曹雪芹祖籍研究以胡適的觀點為代表，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並未正面討論曹雪芹的祖籍問題，他在考證其他問題的時候引用的一些材料涉及了曹寅的籍貫問題，如吳修《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十二說曹寅是「奉天人」、李斗《揚州畫舫錄》卷二的記載，曹寅是「滿洲人」。在胡適看來，曹寅是奉天人，曹雪芹的祖籍是奉天。
二、「曹寅祖籍豐潤」的提出及問題的實質
1930年前後，李玄伯於故宮懋勤殿查得一個朱批奏折小匣，內有曹寅、曹顒、曹頫\的奏折，根據這批奏折，再加上尤侗的《艮齋倦稿》，李玄伯對曹氏家世進行新的考證，寫成了《曹雪芹家世新考》 一文（下稱「李文」），作出一系列重要的推斷，他提出曹氏非旗人而是漢人，並指出曹寅與河北豐潤之曹沖谷為同族弟兄，提出了「曹寅實系豐潤人而占籍漢軍」的論斷。
關於曹雪芹的祖籍，李玄伯並沒有把「知為豐潤人」和「世居瀋陽地方」對立起來，因而在他的觀念中並沒有「遼陽說」與「豐潤說」的對立，他只是從「世居瀋陽地方」再往上溯，用「占籍漢軍」把兩者統一起來。
可以說，從李玄伯開始，胡適的「曹雪芹祖籍問題」就被轉換成「曹寅祖籍問題」。
尤侗的這則材料能否證明曹寅是豐潤人呢？這在後來的曹學中引起了持久的爭論。守常和萍蹤都重複了李玄伯的觀點和材料，並且試圖以此說明「《紅樓夢》為一具民族色彩之說部」的觀點。 楊向奎讀到萍蹤的文章之後，開始意識到遼陽曹與豐潤曹的關係。他認為明末滿人入關，豐潤為必經之地，被虜人民必多，曹家或即在此時被虜為包衣。為了隱瞞被虜這一不光彩的經歷，曹家可能便「遂稱瀋陽人」。他們的意思是，遼陽曹並非土著，而是來自豐潤曹。
署名「適之」的文章《曹雪芹家的籍貫》 則不以為然，認為萍蹤讀錯了這篇文字。尤侗並沒有說曹寅（荔軒）是豐潤人，只是說一位曹沖谷是豐潤縣人。如果曹沖谷與曹寅真是兄弟，尤侗就用不著等到「既交沖谷」之後才知道他的籍貫。這樣的解釋是很具說服力的。但適之總結說：「曹雪芹的家世，倒數上去六代，都不能算是豐潤縣人。」這卻誤解了「豐潤說」的基本觀點，持「豐潤說」者一般都承認曹錫遠以下的曹家行蹤，只是對遼陽曹的本籍作出推斷，認為是來自豐潤。
適之在文章的最後說：「曹錫遠是否從豐潤去的，我們現在無法考定了。」至此，「豐潤說」的核心問題就彰顯出來了。「豐潤說」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曹錫遠的祖籍問題。曹錫遠究竟來自何方？「豐潤說」在探索這一問題時所展開的思路有兩條：一是解釋曹寅與曹鋡的兄弟關係，二是解釋豐潤曹入遼後的去向。李玄伯開啟了前一條思路，守常開啟了後一條思路。
在持「豐潤說」者看來，只要論證了曹寅與曹鋡的兄弟關係，那麼曹錫遠的本籍也就不證自明瞭，但是，其唯一的支持文獻尤侗的序文卻可因理解而產生歧義，適之的理解便符合其文意。後來趙岡也說，康熙間「豐潤的曹鋡（字沖谷）及曹鈖（字賓及）結識了曹寅。曹寅稱二人為『四兄』，『二兄』，頗有聯宗之意。但是，直到光緒年間，豐潤曹氏的宗祠碑記尚宣稱遼東這一支族譜仍無法補齊，足證曹寅與曹端廣的關係還是無從坐實。」 看來，曹寅與曹鋡間的「骨肉」關係仍然無法找到有力的證據。所以，「豐潤說」的癥結依然是在曹錫遠的祖籍上。
三、「豐潤說」的集大成者周汝昌
周汝昌把李玄伯的思路與守常的思路結合起來，一方面繼續論證豐潤曹鋡與遼陽曹寅有「骨肉」同宗關係，另一方面繼續從曹端廣往下描述至曹錫遠。為了解決遼東的盲點，周汝昌試圖通過論證豐潤曹鋡與遼陽曹寅有「骨肉」同宗關係，從而證明遼陽曹與豐潤曹一樣都是曹彬之後。 另一方面，周汝昌從曹彬往下尋蹤，指出豐潤曹鼎望、曹鈖、曹鋡一族是宋濟陽王曹彬之後，而根據後來發現的《曹璽傳》，曹錫遠、曹振彥、曹璽、曹寅、曹顒、曹頫\一族也是出自宋武惠王曹彬。於是，他以清晰的筆觸描述了曹彬衍生出豐潤曹再衍生出遼陽曹的歷史線索：北宋開國良將曹彬在趙匡胤取得中原之後封魯國公，由第三子曹瑋四傳而至曹孝慶，在南宋時官知隆興府（今江西省南昌市），卜居武陽渡，原本真定靈壽（在今河北）人的曹氏成為南方人。江西武陽渡的曹孝慶，四世傳至一對兄弟：曹端明、曹端廣。兄弟渡江北上，流落豐潤縣；端明留在豐潤，端廣則北上闖關外至鐵嶺衛。後曹端廣流落遼東。在奴爾哈赤二三十歲的期間，鐵嶺曹氏生有一個七代孫：曹世選（後改錫遠）。後曹世選為金兵所俘，曹世選跟隨滿洲主子移居於遼陽城內。周汝昌的「豐潤說」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支持。
「豐潤說」所描繪的曹氏世系圖自曹彬至曹端廣，其輪廓、線索是清晰的。但鐵嶺曹端廣的後人究竟如何與曹世選（錫遠）發生關係的，則毫無清晰的輪廓、線索可言。關於曹錫遠的先人是如何入遼的，「豐潤說」至此便出現了盲點。周汝昌推測說，曹錫遠是「鐵嶺曹氏」的七代孫，是在努爾哈赤攻陷鐵嶺時被俘的，是跟隨滿洲主子進駐遼、沈的。
賈宜之指出周汝昌所描繪的曹家世系圖有十幾處錯誤。他的結論是：「曹雪芹的祖籍問題，由父而祖，祖而曾祖，曾祖而高祖，都是世居遼陽。再者從《八旗通譜》裡，我們知道曹雪芹的祖先自可能追考的始祖起，一直是世居遼陽地方的，文獻足征，鐵證如山，故遼陽者，其雪芹之祖籍也。」 實際上，賈宜之只是重申了胡適的觀點，他並未與周氏的「豐潤說」形成對話，因為周氏的「豐潤說」是針對曹寅、曹錫遠而言的。賈宜之的所謂「文獻足征，鐵證如山」只是在曹雪芹以上、曹錫遠以下這一範圍裡才是有效的。賈宜之的觀點還不能算是「遼陽說」，但他的這種論證方法卻為後來的持「遼陽說」者所繼承，這一方法的特點是：用曹雪芹以上、曹錫遠以下的「文獻足征，鐵證如山」去論證「曹錫遠祖籍遼陽」。
四、「曹錫遠祖籍遼陽說」的產生
「曹錫遠祖籍遼陽說」的產生在70年代中期，以《江寧府志》和《上元縣志》中的兩篇《曹璽傳》的發現為契機。其基本材料則包括60年代初發現的《五慶堂遼東曹氏宗譜》。1963年，《宗譜》展出後，立刻引起了一批研究者的重視，馮其庸指出，《江寧府志》和《上元縣志》中的兩篇《曹璽傳》第一次直接提出了曹家的遠祖是「出自宋樞密武惠王彬後」，即宋代的開國大將曹彬之後的問題，以及「著籍襄平」及「宦瀋陽，遂家焉」等曹家的祖籍問題。 吳新雷引述了《曹璽傳》中「其先出自宋樞密武惠王彬，後著籍襄平」一句，指出曹家在遼東的遷徙路線是：從遼陽、瀋陽到北京。 《宗譜》和兩篇《曹璽傳》的意義在於，它們為曹智至曹錫遠的關係的論證提供了依據。「曹錫遠祖籍遼陽說」由此而誕生。
但此譜的準確性與真實性歷來受到懷疑。朱南銑指出這部宗譜中房次不明部分，即曹邦一房。根據《豐潤縣志》，曹邦一房是由豐潤遷往遼東的。其存在問題是它與《浭陽曹氏族譜》的記載不一致。 朱南銑懷疑《宗譜》關於曹錫遠祖籍的記述，而相信該譜關於曹錫遠以下的記述。他始終並未超出胡適的範圍。
周汝昌於1963年就對《五慶堂重修曹氏宗譜》提出了五點疑惑：第一，譜中所載，自錫遠往上，即從八世上溯到四世，共有五世，完全是空白，而突然上接於四房曹智之系下。既然五世二百年間的情況一無所知，那支派關係卻是怎樣銜聯在一起的？第二，譜中所載曹錫遠一系，全部見於《八旗滿洲氏族通譜》，且「一個也不多，一個也不少」，《通譜》是官書，《宗譜》是家譜，官書可以挑選有官職的收錄，無官職者則不錄，家譜則一般不出現這種情況。第三，譜中載曹寅生二子：曹顒、曹頫\，這是《通譜》的錯。但《宗譜》是一部家譜，如何也有此錯？這不能不令人懷疑《宗譜》的修訂者把《通譜》有關曹錫遠至曹天祐一系抄錄入《宗譜》。第四，家譜通例往往載妣氏、生卒年月日時、字號、子女婚嫁姓氏等等，但《宗譜》對於曹錫遠一系卻並無一字涉及，唯一例外的是曹寅，但《宗譜》說曹寅「一字楝亭」。可見作譜者對曹錫遠一系很不熟悉。第五，《宗譜》後所列曹寅資料，竟然不出《熙朝雅頌集》一類外間習見書籍，而如封建時代的封誥，御賜詩文等等反而一字皆無。
根據這五點值得疑惑之處，周汝昌說：「從種種跡象看，這第四房的支譜來源很晚，或主要只是由掇拾當時可見資料（包括官書）而加入的亦未可知。」 （P237）
遼陽曹的源頭何在？這卻是「遼陽說」的盲點所在。「遼陽說」否認曹寅與曹鋡之間存在著「骨肉」關係，但曹彬與曹錫遠之間究竟是如何連接起來的？持「遼陽說」者繞過了這個問題，而從「世居遼陽」談起，像賈宜之所做的那樣，用曹錫遠以後的證據去論證曹錫遠以前的歷史。
正是在遼東這一點上，「遼陽說」表現為「來無影」，「豐潤說」表現為「去無蹤」。它們各自的盲點正好在遼東這一點上相疊合。胡適所認為的「曹雪芹祖籍遼陽」，可謂「鐵證如山」，因而得到歷來的研究者的認同；但在「曹錫遠祖籍問題」上，「遼陽說」卻並未提供比「豐潤說」更為可靠、更為直接的證據。
五、「曹錫遠祖籍問題」大論戰
1978年以來，在「曹錫遠祖籍問題」上的「豐潤說」與「遼陽說」的對立，由於兩說的代表人物周汝昌與馮其庸之間的對立（不僅僅是學術觀點的對立）而以空前尖銳的白熱化狀態呈現出來。由於周、馮是這一時期紅學界的領袖人物，他們的一舉一動、「豐潤說」與「遼陽說」之間的每一次交鋒，都牽動了整個紅學界和新聞傳媒界。儘管「曹錫遠祖籍問題」在整個紅學體系中處在一個極為次要的位置，但是雙方的交鋒卻吸引了其時的主要視聽。一大批研究者加入了這一行列，形成了一支龐大的隊伍。他們用以論證「遼陽說」的文字有數百萬，所發表的論著，僅是專著就有馮其庸的《曹雪芹家世新考》、吳新雷、黃進德的《曹雪芹江南家世考》、劉世德《曹雪芹祖籍辨證》、王暢《曹雪芹祖籍考論》、李奉佐《曹雪芹祖籍鐵嶺考》等等。至於單篇的論文，則更是一個龐大的數字。此外，還有一些論爭集出版，如《曹雪芹祖籍在豐潤》 、《曹雪芹祖籍在遼陽》 、《曹雪芹祖籍論輯》 等。
（一）「遼陽說」的迅猛發展及其難題
馮其庸於1975年借得《五慶堂曹氏宗譜》的一個舊抄本，通過兩年的研究，對曹氏家世作出了詳盡的考證，提出一系列論斷。在曹錫遠的祖籍問題上提出了「遼陽說」。他試圖證明曹錫遠與曹智的關係，以填補《五慶堂譜》上自曹智至曹錫遠之間五代的空白。
據1979年1月15日《文匯報》，繼遼陽喇嘛塔《大金喇嘛法師寶記》（刻於後金天聰四年1630四月）碑發現之後，又在玉皇廟、彌陀寺發現兩塊刻有曹振彥名字的石碑：《東京新建彌陀禪寺碑》（建於崇德六年1641）和《重建玉皇廟碑》（刻於天聰四年九月）。這三塊碑被研究者視為證明「曹雪芹祖籍遼陽」的鐵證。實際上，這三碑可以證明「曹雪芹祖籍遼陽」，卻不足以證明「曹錫遠祖籍遼陽」。反「遼陽說」者正是看準了「遼陽說」在「曹錫遠祖籍問題」上的證據不足而咬住不放。
王暢在《曹雪芹祖籍考論》 一書（下稱「王著」）中指出，馮其庸在論證曹俊與曹錫遠一系的關係的時候，把《五慶堂遼東曹氏宗譜》中所記之二世始祖曹俊與孫磐為其母曹氏所立「壙記」中所說的孫磐的外祖父曹俊說成是一個人。馮其庸在論證其「遼陽說」的過程中存在著大量的關鍵性失誤，在使用材料的過程中存在著一些強扭材料的做法。王著著重提出了「兩個曹俊」的論斷：「就《五慶堂譜》本身來說，如果曹雪芹上世一支，確如馮先生所考據的那樣，屬於『五慶堂』曹族，那麼是得不出曹雪芹祖籍『遼陽說』的，因為該譜所記述的『五慶堂』曹族祖籍為『揚州儀真』。儘管馮先生考證後認為『揚州儀真』是誤記入譜而並非『五慶堂』曹族上世的曹義的籍貫，但馮先生卻又沒有考證出這個『五慶堂』曹族的真正的『入遼之始祖』曹俊，究竟從何地而入遼，亦即馮先生沒有能夠考證出此『入遼之始祖』曹俊的籍貫。」（P121）也即是說，即使退一步說，曹俊是曹雪芹的祖先，但曹俊入遼之前也有自己的祖籍，這個祖籍是哪裡？所有持「遼陽說」者都無法回答。這是「遼陽說」這座輝煌大廈的一大盲點。這座輝煌大廈的另一個盲點是：從《五慶堂譜》看，三世曹智至九世曹錫遠之間是空白的，只寫著「因際播遷譜失莫記」字樣。這一點成為人們懷疑《五慶堂譜》中關於曹錫遠至曹天祐一系的排列的真實性的理由之一。
那麼曹家的「著藉襄平」又如何解釋的呢？王著說：「由於馮其庸先生把《曹璽傳》中的曹璽『著籍襄平』，上移到他的祖父曹錫遠身上，這樣就把曹錫遠說成是『著籍襄平』，而他的『宦瀋陽，遂家焉』倒成了從襄平（遼陽）而『後遷瀋陽』了。」馮其庸在使用《八旗滿洲氏族通譜》與兩篇《曹璽傳》等材料時存在著「恣意改制」之處。《曹璽傳》的開頭是：「曹璽，字完璧。其先出自宋樞密武惠王彬後，著籍襄平。大父世選，令瀋陽有聲。」馮氏在《〈五慶堂重修遼東曹氏宗譜〉考略》 中則對上述材料作如此引述：「康熙六十年刊《上元縣志》《曹璽傳》說：『著籍襄平，大父世選，令瀋陽有聲。』」（P184）把「著籍襄平」的行為主體曹璽省略掉，於是句意就變為：曹世選著籍襄平，令瀋陽有聲。曹家的行蹤就變成了：「遼陽（襄平）→瀋陽」。
立足於遼東，「遼陽說」和「豐潤說」無法對曹寅上世在遼東的來龍或去脈作出合理的解釋。
（二）「豐潤說」與「新豐潤說」
1993年5月8日，在豐潤發現了曹鼎望的墓誌銘和曹鋡的墓碑，曹士直墓誌銘、曹雲望夫人墓誌銘、曹邦祖父曹登瀛制誥碑、曹墓碑等文物。6月6日的《光明日報》對此作了報道 ，並稱：「據著名清史專家楊向奎教授研究認定，曹鼎望為曹雪芹祖父，曹鋡為曹雪芹的父親，但研究他們的資料一直極少，其中曹鼎望生卒年，死後葬地，曹寅稱曹鋡四兄，與家譜載鼎望三子不合等疑難問題，一直難以說清。這些志碑的發現不僅可以解決上述問題，對浭陽曹氏歷史的研究也將有重大作用。」1994年1月8日《文藝報》同時登載王家惠的《曹淵即曹顏——曹寅曾過繼曹鈖》 一文（下稱「王文」），在周汝昌的「豐潤說」基礎上更推進一步。王家惠注意到《浭陽曹氏族譜》在介紹曹鈖時是這樣寫的：「鈖 字賓及，……子四：漢、淵、湛、泳，淵出嗣。」又介紹了曹淵：「淵 字方回，行二……嗣子樹深。」王文由此提出兩個問題：「第一，曹淵曾嗣與誰為子；第二，他為什麼又回歸本支。」王氏借助1984年新發現的曹寅家世檔案材料《總管內務府為曹順等人捐納監生事咨戶部文》，認為根據咨文，曹寅之子曹顏長於曹顒；但是，曹寅死後卻由曹顒繼任，曹顒死後又由曹寅嗣子曹頫\繼任，曹顏被排除在曹寅的兒子之外。這一矛盾現象究竟應該如何解釋呢？
關於這篇咨文，馮其庸指出其中的幾處錯誤：一、把曹宣的長子曹順誤為曹寅之子——曹順是曹寅的嗣子。二、把曹宣的第三子曹顏誤為曹寅之子。三、把曹寅之子顒誤為曹荃之子。 （P162-164）
王氏顯然並未作過這樣一番考證，他相信了咨文的說法，然後把這一矛盾現象解釋為曹顏是曹寅嗣子。於是，他的思路便集中於這樣一個斷點上：豐潤曹鈖出嗣兒子曹淵，遼陽的曹寅入嗣曹顏為子，一進一出，豐潤的曹淵與遼陽的曹顏也許就是同一個人。
但是，王文在排除曹鈖的豐潤同族兄弟向他過繼曹淵的可能性時的唯一依據是：這些同族兄弟都有兒子。那麼遼陽的曹寅不也是有兒子嗎？對此，王文的解釋是，曹鈖卒於康熙二十八年左右，「彼時曹寅念『骨肉』親情，伸出援手，嗣其一子，代為撫養，也是情理之中事。」但是，曹鈖的豐潤同族兄弟為什麼就不能像曹寅一樣「伸出援手」呢？可見，王文這種出嗣的推論的依據是非常脆弱的。
楊向奎撰文 在他40年代的推斷的基礎上作進一步的推斷，指出曹邦是曹璽的同族近親，但卻同時入於《浭陽曹譜》與《遼東曹譜》。《浭陽曹譜》是可信的，而《遼東曹譜》則是不可信的，它抄自《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在浭陽豐潤曹氏中，曹寅與曹鋡是五服內緦服親。《紅樓夢》中榮府之原型是曹寅一系，而寧府之原型，當在曹鋡一系中求之。
王家惠等人的觀點被稱為「新豐潤說」，其實並非新說，它是30年代李玄伯觀點與思路的進一步延伸。在曹寅與曹鋡的關係上，「新豐潤說」並未提供比李玄伯更加有力的證據。
《紅樓夢學刊》1996年第1輯刊出了姜德輝抄錄的《曹鼎望墓誌銘》全文和曹鋡墓碑內容，劉世德指出：「曹鼎望墓誌銘、曹鋡墓碑的文字內容與曹寅、曹雪芹全然無關。在曹鼎望墓誌銘和曹鋡墓碑中，竟沒有一字一句涉及曹雪芹祖籍問題。在曹鼎望墓誌銘和曹鋡墓碑中，也沒有一字一句涉及曹寅、曹雪芹一家和曹鼎望、曹鋡一家的任何關係（宗族、血緣、過繼……等等）。」 馮其庸指出：「或曰：此『移花接木』法也。其目的是要把原來的遼陽曹，嫁接到豐潤曹上去。這樣一來，不是連曹寅也成了豐潤曹鼎望的弟弟『曹熹』之子了嗎？如此一來連曹寅也變成了豐潤籍！」
可以說，「新豐潤說」融合了更多的想像、推測的成分。
結語：為什麼一定要「移步換形」？
當祖籍研究探討至「曹錫遠祖籍」問題時，問題就轉化為：「祖籍研究」究竟要上溯多少代？持「遼陽說」者紛紛擺出工具書關於「祖籍」「籍貫」的解釋，強調上溯至曹錫遠即已足夠了。我們甚至可以說，「曹雪芹祖籍問題」也無必要上溯至曹錫遠，上溯至曹雪芹的祖輩即可矣。如果線索清楚，不妨繼續上溯；如果某一環節不清楚，那麼象《八旗滿洲氏族通譜》那樣，寫上一句「來歸年月無考」即可。
難道祖籍研究者不懂得「祖籍」一詞的「眾所周知」的含義嗎？難道他們缺乏起碼的古代文化常識嗎？有人說：「有些學者，還有一些作者，他們主張曹雪芹的祖籍是豐潤，他們不是豐潤人，就是河北人。」 （P550）出於「祖宗崇拜情結」的研究者自然不乏其人。然而，在持「豐潤說」的研究者中，周汝昌卻有一個獨特的潛在意向。對於周汝昌來說，一旦「豐潤說」得以確立，那麼，曹雪芹與魏朝的三曹（尤其是曹植）的血統關係就得以確立；再進一步說，《紅樓夢》與魏晉「氏族文化」的內在聯繫就可以在一個更加「內在」的層面上得到闡釋。周氏後來所說的「氏族文化」可以視為對這種「血統論情結」的總結。他關注的是自魏朝以來曹氏歷代的輝煌。這種輝煌所蘊含的文化底蘊，周氏稱之為「氏族文采」（或叫「詩禮簪纓」）。 如果《紅樓夢》的文化內涵是這樣一個氏族文化，那麼它的文化價值也就大可商榷了。
在閱讀了關於「曹雪芹祖籍問題」的數百萬字的論著之後，當我們發現70多年以來關於「曹雪芹祖籍問題」之爭原來是一場關於「曹錫遠祖籍問題」之爭時，我們不必為之沮喪。胡適不是曾經為了《水經注》考證而花了數十年的寶貴時間嗎？對於研究者來說，有時候科學精神的價值比問題本身的價值更重要，這會使研究規模產生「滾雪球」效應。當然，這實在是一個個人學術興趣的問題，只要研究者願意，他還可以考證曹彬的祖籍，而且也不妨以「曹雪芹祖籍問題」為名而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