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曹雪芹藝術創作研究
曹雪芹的文藝思想博大精深，二十年來關於曹雪芹藝術創作研究成果又十分豐富，本文限於篇幅只能對其中的幾個重要問題進行述評，即對二十年來曹雪芹藝術創作研究成果中所涉及的曹雪芹創作動機與心態、《紅樓夢》藝術結構、曹雪芹的美學思想以及對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展等幾個方面的問題進行簡要的回顧與評論。本文以下所列舉的各種觀點均是研究者對曹雪芹的藝術創作的某個或某些方面作出的屬於自己的表述，它們或就已提出的問題進行深層次的研究，或以新眼光發現新問題，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見。當然，這其中的任何一種觀點和對文本的讀解，都會提供給當代學人新的思考視角和新的線索。並且均有一定的啟發意義，可以啟迪人們的理性思考，使我們真正地理解什麼是有價值的東西，什麼是無價值的東西。可以認為，這些觀點均有助於我們更深入更準確地把握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藝術規律與藝術價值。
一 創作動機與心態論
創作動機與心態問題的探究，有助於更深入地把握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真實而潛在的創作目的，進而更真實地解讀原著。曹雪芹說自己的創作是為「閨閣昭傳」，而紅學研究者卻從中發現了曹雪芹更複雜的創作動機與心態。他們或從曹雪芹所處的時代、或從曹雪芹的家世背景、或從傳統文化中知識分子的心態與心理、或從現代心理學的角度、或從綜合考察的角度，分別對曹雪芹的創作動機與心態給予了不同的闡釋與理解。各種看法如下：
胡晴強調曹家被抄在曹雪芹身上留下的深刻影響。正是由於「家庭的滄桑巨變」，「《紅樓夢》中充滿了對世事的了悟與人生如夢的慨歎」，「賦予了曹雪芹獨特的審美眼光，一反傳統的大團圓模式，以悲劇結構全書」，「身份地位的升沉使曹雪芹的思想充滿矛盾」，「引發了他對社會人生多方面的思考和求索。」１楊樹郁認為曹雪芹尋覓到了「現實生活的非現實動因」，「首先從他所處的時代看，封建社會處於夕陽西下的迴光返照階段」，「其次從他時代的傳統思想看，漫長的中國中世紀，封建正統思想充斥每一個社會角落。」「原來『好』便是『了』『了』便是『好』；窮通離合皆有運數，生死際遇全在宿緣。到頭來不過『萬境歸空』『落了片白茫茫的大地』」。２袁慧聰經過考察認為：「曹雪芹的父親曹頫\是二房曹宣的兒子，曹顒早夭無子，曹頫\便入嗣長房並繼任了江寧織造。五年後，曹家被抄，聖旨是針對曹頫\而來，表面上看，曹家是直接敗亡在曹頫\手中，這使曹氏族人，尤其是長房族人對二房怨恨不已。『漫言不肖皆榮出』，使曹頫\有口難辯。曹雪芹為了『細辨敗家的根本'，他才用了『石言'的形式，用《石頭記》為題，他那一腔難於明言的隱怨——為二房正名，便是他創作《紅樓夢》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動機之一」３曹立波認為「曹雪芹寫《紅樓夢》的主要動機，不在於人倫教化，更不是為商業牟利，而是為了表現名士風采。」「《紅樓夢》的創作，可以看作是一位風流名士在抒發情懷、在激揚文字。」令曹雪芹心生敬慕者有三類：「第一類，像嵇康般剛腸疾惡、寧死不屈。」「第二類，如阮籍般剛柔相濟，不死不屈。」「第三類，如山濤般嚮往自然，積極進取。」４劉學明認為曹雪芹作為典型的知識分子，具有「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二重文化性格，使其心靈承受著「由此而帶來的種種痛苦與尷尬。」最終帶來了「創作苦境」。５黃偉認為「曹雪芹的悲劇心理表現在他對人生苦難的深沉感悟，對往昔富貴榮華的深深眷戀；對罪惡現實的深刻批判，以及對未來前途的執著追求。歌頌與批判，眷戀與揚棄，希望與絕望，矛盾地交織在曹雪芹的內心深處，使得《紅樓夢》這部千古卓絕的曠世悲劇也帶有許多矛盾複雜、撲朔迷離的成份。」６
陳惠琴則從現代心理學的角度，探索深藏在作者曹雪芹心中或隱或顯的創作心理。通過考察認為「曹雪芹之所以創作《紅樓夢》有三個最基本的心理動機。」「一、缺失心理。二、愧疚心理。三、孤獨心理。」７就缺失心理問題，陳惠琴談道：「如果說，缺失心理體驗是從痛苦的角度激活曹雪芹的創作動機的話，那麼，豐富性體驗中愛的體驗、自信心的樹立和創造意識的激發，則是從愛的角度激發曹雪芹的創作動機。」且由此「比較清楚地描繪出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顯在動機的心理流程」：即「舊地重遊的藝術觸發——滿目滄桑的痛苦體驗——追憶幸福的愛的體驗——苦樂對比而心理失衡——悲金悼玉以追求平衡——激活創作動機」８所以，「《紅樓夢》是一種痛定思痛的『回憶』，是一種『紅樓隔雨相望冷』的不堪回首又不可能不回首的痛苦瞻顧，而在這『回憶』與瞻顧中，他『隱去』的只是『真事』，保留的則是一段心靈歷史、感情途程的真實。」９陳惠琴認為：「在《紅樓夢》的創作過程中，曹雪芹除了用畫家的色彩感覺創造人物、創造空間及整體構思外，他還具有詩人的感覺，像詩人那樣用細膩的感情去感知生活，並以感覺、感情、理性三位一體的形象表現出詩的感覺力。」十「從創作心理學看，作家的創作情感活動是一個由自然情感到審美情感的轉換過程。探討曹雪芹創作《紅樓夢》中的這種情感活動，即儲存在曹雪芹記憶中的過去，由於時空的距離，使他能夠在平靜中重新喚醒，再度體驗過去曾經留在心靈深處的感情印跡，而正是這種喚醒和體驗調動起他的審美情感和審美想像，從而使自然情感昇華到對人生宇宙、生命存在的終極價值的領悟，完成了從自然情感到審美情感的創造。」(11)
劉上生從「創作情結」角度出發，認為「特別是『包衣』『仕宦'雙重身份和『滿籍－漢姓'的雙重族籍」，是「曹氏家族後人永遠無法抹去的歷史投影」，「這種投影就變得格外深厚和沉重，終於在曹雪芹身上凝聚成無法消解的心理情結，驅動著《紅樓夢》的構思和創作。」(12)曹雪芹的「二重創作情結」即「對旗籍漢人的歧視和曹雪芹的民族歸宗情結」與「包衣下人的屈辱和曹雪芹的反奴——自由本根情結」，「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與政策環境中在自己的現實體驗裡形成的。」(13)同時，白盾先生從「悼紅情結」這一角度出發，認為曹雪芹著書的動機是「想念當日所有之女子」，目的是使「閨閣中歷歷有人」不致「泯滅」，即是說為她們作傳，讓她們「不朽」。(14)此外，白盾還鮮明地指出「《紅樓夢》八十回的內在矛盾」，提出了曹雪芹的創作過程在八十回以後出現了難以克服的危機。「在他那生花妙筆下『活起來的人物，將以自己的思想邏輯與性格發展的規律，抗拒著作者的不真實的處理。』」 (15)
林錦鴻則比較重視作者的創作態度。指出「曹雪芹尊重人物形象的客觀性」同時也尊重故事結局的客觀性；(16)「寫真情」、「動情就寫」、「反覆修改」；(17)並且指出「第一，褒其可褒，貶其可貶，不可溢惡'，也不『溢美'；第二，有個基本傾向，第三，傾向從場面和情節本身流露出來。」(18)
何永康則在《曹雪芹創作心態描述》一文中力圖對曹雪芹創作過程進行「還原」式研究，盡可能逼真地描述曹雪芹複雜的創作心態。「這是對作家文化心理素質和創作內趨力的深層思考」，並從以下方面進行了「還原想像」：1、詩人式的創作衝動；2、著意經營的意象：「紅樓」；3、向女兒懺悔；4、尋覓精神的家園；5、猶豫於「最後一幕」之前。結論是「《紅樓夢》之所以雄居於中國古典小說之巔，之所以閃射著無與倫比的美的光華，分明同曹雪芹這一種『批判自我，祈求新生』的創作心態密切相關。否則，一切將是另外一種模樣，我們今天也不會這麼如醉如癡地說『夢』了。」(19)
以上對曹雪芹的創作動機與心態所給予的不同闡釋與理解，各有自圓其說的解答，我們更傾向於將這樣的問題置於傳統文化尤其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這一文化大背景下(窺其文化性格)，同時參照曹雪芹所處的時代背景給予全面而入情入理的觀照。應該說曹雪芹創作時的內心是複雜而充滿矛盾的，但如果將他的創作動機與心態在上述觀照基礎上再與古代小說創作傳統相聯繫，就一定能得出更令人滿意的答案。中國古代小說創作是很講究「真實」的，歷史的真實如「明鏡照物」，情感的真實即「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惡」。同時又強調要有「孤憤」，如司馬遷寫《史記》，發憤著書以抒寫抑鬱不平之氣。有歷史延續而來的「孤憤」，有時代的「孤憤」。劉鶚說「曹雪芹寄哭泣於《紅樓夢》」，說的就是曹雪芹之所以能寫好小說的一個重要條件。《紅樓夢》中說：「這些小題目，原要寓大意思，才算是大才。」所謂「大意思」，就是平凡的事情上或寄托政治社會的大感慨，或諷刺時世寓意深廣，或表現社會的道德理想與理想人格。而一部「滴淚為墨，研血成字」的宏文巨著，必然富含著「大意思」，其創作動機與心態必是十分深廣的。
二 藝術結構論
《紅樓夢》的敘事結構作為小說藝術形態的建構手段和最終凝固形式，是我們探尋《紅樓夢》文本無窮藝術魅力的重要途徑，也是紅學界長期以來探討和爭論的重大理論課題。二十年來，尤其進入90年代以來，各種關於《紅樓夢》敘事結構的學說雖說法各異，但都建立在繼承前代學人的基礎上給予不同程度的發展。主要觀點可分為以下幾類：
(一)各種主線論。
或許正是確信了《紅樓夢》必有主線存在，《紅樓夢》結構探索中主線研究歷來就頗受論者青睞，看法亦異說紛呈。至今仍最具有影響力的觀點是：1、賈府衰敗過程主線論。2、賈寶玉叛逆道路主線論。3、賈寶玉愛情婚姻主線論。這三種說法均早在二十年多前就已經被提出來了，一直被堅持至今。還有將其中的二種說法並舉認為有雙主線說、主線副線說，乃至「一主雙賓聯絡交互」說，譬如：劉生良就認為：《紅樓夢》是兩條主線——賈府由盛到衰的演變過程；寶玉與林黛玉和薛寶釵的愛情、婚姻悲劇。(20)馬國權則明確指出：「筆者認為，反映在賈政和寶玉之間的叛逆與衛道的鬥爭是小說的情節主線。」寶、黛愛情悲劇：「只是全書情節結構中從屬主線的一條重要副線，不是情節主線。」(21)張錦池提出：「一主雙賓是作品無可爭議的主線」，即賈寶玉叛逆線與愛情婚姻線和賈府衰敗線相交互構成一條主線。(22)以上三種說法的研討文章很多，觀點基本一致，這裡就不一一列舉了。
主線論的研討一直是《紅樓夢》研究的熱點，爭鳴不止，並不斷出現新的觀點、或對以往觀點的新的補充。譬如鄧遂夫在《紅樓夢主線管窺》一文中就提出紅樓夢主線應是寶黛釵的愛情和婚姻悲劇，並申明自己是在舒蕪類似提法基礎上的具體闡述。(23)何寧則提出：《紅樓夢》以王熙鳳為主人公，通過王熙鳳在管理榮國府過程中和趙姨娘、邢夫人、賈璉的三組矛盾，使王熙鳳由威重令行到心勞日拙到積勞以死，從而表現了這個家族的衰敗，這才是《紅樓夢》的主線。(24)
馬瑞芳則提出「主線輔線」說，認為：「賈寶玉的愛情婚姻是《紅樓夢》情節主線，小說的情節主線、顛覆主流意識形態的主旨、石頭主敘相依並存。圍繞情節主線有三條輔線：其一，『盛筵必散'正敘性輔線，是元春、鳳姐為主的家族線索；其二，窮通交替反諷性輔線，是花襲人、劉姥姥為主的社會線索；其三，演說歸結小說並參與興衰的側襯性輔線，是賈雨村、甄士隱的雙重線索。」(25)
羅書華認為「《紅樓夢》的主線也只能是雙鳳護珠，是寶玉、鳳姐在賈府的末世背景上，勉力頂住和對抗男性世界侵蝕和衝擊，對大觀園女兒們百般呵護，而最終仍不免大廈傾塌，玉石俱焚，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的過程。」「雙鳳的核心地位不僅表現在他們分別是大觀園裡外世界的中心角色，具有一人動萬人動的強大結構功能，而且還表現在，他們因其特殊身份頻繁地往復於兩個世界之間，從而將兩個世界連結成為渾然一體的紅樓夢世界。」(26)
汪道倫「明隱兩脈」說認為：「《紅樓夢》的結構，是由明隱兩條線相互交錯而成，明線是以石頭入世出世所經歷的『紅樓'夢斷的故事，以『假語村言』『敷演'出來的一部問世傳奇；隱線即是這部傳奇隱去的『真事'脈絡，在明線中隱約閃爍的貫穿全書。」這兩條線「相互滲透，明中有隱，隱中有明。」並明確指出「如果說《好了歌解注》隱約勾勒出《紅樓夢》廣闊社會背景的話，那麼第四回的『護官符』就是這個社會背景的框架支柱，在某種程度上說，『護官符』是《紅樓夢》隱線結構的核心。」(27)
(二)網狀結構論。
近二十年來，主張「網狀結構」的學者越來越多。八十年代，薛瑞生就提出了「織錦」式網狀藝術結構新說。(28)
九十年代以來網狀藝術結構更是紅學討論的熱點問題。如郭英德在《佳園結構類天成——<紅樓夢>網狀藝術構思的特徵》一文中說：「《紅樓夢》的確具有渾然一體的網狀藝術構思。」這種網狀藝術構思的特徵：第一，以複雜的社會、廣闊的生活和廣泛的批判組成網狀的構思內容，顯示了藝術構思的豐富性；第二，以濃烈的情感和冷峻的思考、馳騁的想像和逼真的描摹組成網狀的構思心理，顯示了藝術構思的典型性；第三，以豐富的生活畫面、曲折的情節、眾多的人物和中心人物、中心線索組成網狀的表層結構，顯示了藝術構思的整體性；第四，以內在的向心力、規律性和系統性組成網狀的深層結構，顯示了藝術構思的內在聯繫性。(29)
秦家倫認為「千絲萬縷、縱橫交錯的情節、矛盾和內容，決定了作者採用網式結構。」「這個網式結構中，有三條綱即三根主線。」一是「以賈家的興衰史為綱」；一是「以寶玉的泛愛史為綱」；一是「以科舉的衰落史為綱」。(30)齊裕焜認為「曹雪芹比較徹底地突破了中國古代長篇小說單線結構的方式，採取了各種線索齊頭並進，交相連結又互相制約的網狀結構。青埂峰下的頑石由一僧一道攜入紅塵，經歷了人間的悲歡離合，又由一僧一道攜青埂峰下，這在全書形成了一個嚴密的、契合天地循環的圓形的結構，在這個神話世界的統攝之下，以大觀園這個理想世界為舞台著重展開了寶玉與黛玉的愛情的產生、發展及其悲劇結局為主線，同時，體現了賈府及整個社會這個現實世界由盛而衰的沒落過程。從愛情悲劇來看，賈府的盛衰是這個悲劇的產生的典型環境；從賈府的盛衰方面看，賈府的衰敗趨勢促進了叛逆者愛情的滋生，叛逆者的愛情又給賈府以巨大的衝擊，加速了它的敗落。這樣全書兩個世界構成了一個立體的交叉重疊的宏大結構。」(31)
王平認為「《紅樓夢》的敘事結構呈現為網絡式，是由三條經線與若干緯線交叉編織而成。」三條經線分別指「賈寶玉的人生悲劇」、「女兒國的悲劇」、「以賈府為代表的貴族家庭的悲劇」。「三條經線之間既獨立又相關聯」，並與眾多緯線，如「劉姥姥三進榮府、賈雨村仕途沉浮、秦鍾短命夭折、蔣玉菡愛情波折、柳湘蓮人生遭遇等等」，縱橫交叉，編織成網，從而使全書結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這種結構方式與以往章回小說所曾採用過的綴段式、單體式及輻射式均不相同，表現了古代長篇章回小說在敘事結構上的發展和完善。」(32)
(三)對稱結構論。
周汝昌先生先是在《紅樓夢筆法結構新思議》一文中提出《紅樓夢》具有「大對稱的情節結構」(33)，後來又在《<紅樓夢>與中華文化》一書「紅學的重要一環：結構學」一章，著重講「對稱結構」問題。摘其要點：《紅樓夢》整體結構的對稱——曹雪芹的結構學特點在於善於運用數字的序列講求結構的對稱。「一百零八回書，恰似『中縫』為分水嶺——第五十四與五十五之間為一大界斷，前後各為六個九回，成為兩扇』，前扇寫『盛』寫『聚』寫『歡』寫『榮』，後扇寫『衰』寫『散』寫『悲』寫『辱』，構成一個完整精嚴的大對稱法。」(34)將《紅樓夢》對稱結構研究推向極至的，是由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王國華《太極紅樓夢》，其核心觀點是闡釋《紅樓夢》結構的太極之道，即《紅樓夢》的兩大部、六段落、十二節及九五成章的規律與《易》之兩儀、四象、八卦和六十四卦結構法則的吻合性。
對於以上三類《紅樓夢》敘事結構說，鄭鐵生《半個世紀關於<紅樓夢>敘事結構研究的理性思考》一文在勾勒半個世紀關於《紅樓夢》敘事結構研究的概況同時，做了一些理性的思考。並對「各種主線論」、「網狀結構論」以及「對稱結構論」逐一進行了述評，認為：當我們回到「各種主線」論本身來重新審視，線性結構說主要還是停留在表層的表現結構的解讀上，即人物和事件在時空順序的構架上。沒有能深入到內層非時間的思維模式結構中，從《紅樓夢》潛在的思維狀態來透視出文本構成體制的規範和奧秘。「網狀結構」論則是在「各種主線論」基礎上形成的認識，如果「網狀結構」比之「各種主線」論更有價值的話，不在於描述其結構如何組合的，而在於它已經逼近揭示結構的有限的時空形式與無限的意識世界相結合的生命過程和生命形態。而「對稱結構」儘管對小說文本的表層的表現結構作出了屬於自己的表述，並且有一定的啟發意義，但究其實質仍舊在表層結構上探求，未能深入到系統的深層結構之中。相對「網狀結構」這種直觀的意象的整體性的探求，離合理的內核距離更大。(35)
關於《紅樓夢》全書結構的表述，不斷有其他一些新看法出現，本文僅列舉幾種以見其爭鳴之烈，如：
1、真假結構說
江寶釵認為：《紅樓夢》的結構建立在二元思考的基礎上，真假概念是貫串整部小說的結構。《紅樓夢》真假關涉人間現象的真幻，不僅實際指導了小說創作與結構，且探討事物的表象與本相的矛盾，揭示作者對真理的質疑與追求。《紅樓夢》真假結構設計，博大精深，韻趣深長。(36)
2、四季性意象結構說
裘新江認為：「以四時氣象來考察作者創作上的悲劇心理流程，的確為我們探尋小說悲劇性藝術結構提供了新思路，可惜這一結構思想並沒有引起紅學界的高度重視。」「曹雪芹注意在小說中凝固歷史時空背景，單取歷史盛衰之理與四季循環之道相聯，從而營造出一種特殊的藝術氛圍，去引導讀者靜心解味宇宙人生。」「曹雪芹是有意識通過季節性情節相對集中的安排，去呈現賈府興盛衰敗的四時氣象；通過藝術結構上有規律的四季性循環(而非單純是現實中一年之中的四季變換)，去編織一場凝聚著愛恨情仇、離合悲喜的紅樓大夢。」(37)
3、宿命結構說
賈三強認為：這一宿命結構由兩大要素構成，一個是頑石經歷，體現佛教色即是空的觀念，主要起引導作品的情節和中心人物寶玉歸宿的作用；另一個是神秘讖言，它時時進入作品的寫實層面，不僅決定著賈府的青年女子，特別是賈府中那些美麗的少女少婦們無一例外走向悲慘的結局，而且也決定著賈府兩大家庭的沒落命運。「《紅樓夢》中這個若隱若現的龐大的宿命結構，正似一隻巨掌，不動聲色，按部就班，按照既定的方針，一步步牽引著掌控著作品情節和人物走向毀滅，由色歸空。」(38)
4、陰陽對應和陰陽循環結構原理
汪宏華在《石破夢驚——論<紅樓夢>的結構原理》一文中認為：「陰陽對應」和「陰陽循環」的結構使小說既豐富了內容，又節省了篇幅，還能保持清晰的脈絡。這種結構使小說能產生無窮的生命力和超越時空的現實意義。這種結構使小說更富有悲劇效果，給人以強烈的藝術震撼力。(39)
5、精神結構說
梁歸智、王瑞兵認為：「我們所認同的基本原則是：《紅樓夢》中的人物品性、行動、事態都源於作者的精神結構，正是這一結構支配著《紅樓夢》小說的人物精神品性、意願和態度，並將其置入特定的情境中，使之交互生發出這一意願的確定內容。那麼我們對人物的態度、意願及其所處情境的體驗就是對作者內在精神結構體驗形式的充實與完滿。」「《紅樓夢》乃是作者的精神結構最充分的體現。」(40)
6、多維敘事結構說
陳惠琴認為：「實際上，在敘事結構方面，《紅樓夢》並沒有完全打破傳統的寫法，而是在傳統的寫法上的復合、變異和創造。如果說，《紅樓夢》在敘事結構上比前人提供了新東西的話，那就是作者圍繞作品的三個軸心，巧妙地把歷史傳奇、愛情傳奇、宗教傳奇的三大敘事結構模式交織為一體，從而構成了一個豐富的、多維的敘事結構模式。」具體說：第一，貴族家庭的輓歌——變歷史傳奇治亂分合的循環模式為盛衰榮枯的循環模式；第二，寶黛愛情的輓歌——對愛情傳奇結構模式的接受與突破；第三，塵世人生的輓歌——承宗教傳奇滴凡度脫的遊歷模式。(41)
總之，新的說法還在不斷湧現，不論哪一種有關《紅樓夢》的結構論述，都應該這樣來理解，即它們都能從一個方面或幾個方面揭示《紅樓夢》所蘊涵的巨大而深邃的思想意義，但由於時常出現的思考分析的單向性、平面性，又不可避免地存在著相當程度的局限性與非邏輯性，因而見仁見智、爭紛不已也就不足為怪了。當然，倘若能打破單一思維視角，而以多維視角分析與把握《紅樓夢》內在與外在的結構，將整體性把握與局部性觀照相結合，將會對《紅樓夢》的研究開拓出更新更寬闊的境界，並對曹雪芹藝術創作的探討取得更豐碩的成果。
三 美學思想
作為一部凝聚了數千年文明和五百年文化精華，其完美的程度可以無愧地稱之為中國古典美學最輝煌的代表，曹雪芹把《紅樓夢》推到了明清小說美學的極高地位。他的美學思想源於古典美學，又有不朽的新發展新貢獻。所以，《紅樓夢》正吸引著很多紅樓學人不辭辛苦地在古典美學這片百花園中耕作。
(一)關於作者曹雪芹審美理想與審美人格的探討。
傅憎享認為曹雪芹的審美理想恰恰是「追求一種新的情趣、新的理想美」，即「兼美：方能可人之意」。(42)賴振寅則借「秦可卿之死」這一「《紅樓夢》一書前半部分的一場重頭戲」，論證可卿最後「不但沒有『淫喪天香樓』反而『死封龍禁尉』」，是作者「採用棄明投暗，背其道而行之等這類逆向思維」的必然結果。曹雪芹在「『以己之矛克己之盾』的背後，卻隱含著曹雪芹試圖通過秦氏此人實現其『寓褒貶，別善惡』的創作動機和他在創作《紅樓夢》時所醞釀的卓爾不凡、驚世駭俗的美學思考。即徹底埋葬中國幾千年來以『中和為美』的審美理想，暴露其偽善的實質，展示其扭曲人性、摧殘美、戕害真情的醜惡行徑。而順應時代潮流，建立起一種全新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以悲為美』的審美理想和『崇尚真情』的人格理想。」(43)李沛分別就「曹雪芹的人格理想與藝術理想」展開具體論述。認為其人格理想包括「人格自尊和自衛精神」、「對純真愛情的大膽追求」；藝術理想包括「堅持以自己對生活的直接經驗與親身感受為出發點」、「嚴格地按照生活本身的邏輯真實地描寫生活」等，一言以蔽之，「具有濃郁的中國傳統色彩的現實主義，並已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思想，標誌著我國古代現實主義美學已臻於成熟」。(44)趙佳聰亦圍繞曹雪芹的審美人格展開論述，認為曹雪芹「痛心於『人性之天'的毀壞，」「為人的性情、才華遭受壓抑、扭曲和毀滅而長歌當哭。」(45)
在此，值得特別關注的是關於作者曹雪芹美學思想核心的探討。劉中光依據作家與作品的實際，認為曹雪芹的美學思想核心「在於一個『真'字」。具體包括「生活原型之真、生活經驗之真」與「人物形象之真、藝術效果之真」兩大層次的內容，反駁了「曹雪芹的美學思想集中在一個『情'字上」的說法，認為「『情'不過是『真'的從屬」，「正是『真'字文章，造成了《紅樓夢》這部里程碑性的古典現實主義巨著翼飛脛走的社會效果，及其對於其他傳奇小說的超越。」(46)蘇鴻昌認為「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再三強調，反覆闡述，並在他的《紅樓夢》創作實踐中始終貫徹如一的『真』『假』觀念，是曹雪芹的先進美學思想的核心。」「曹雪芹不僅闡明了他所強調的『真』『假』觀念，就是生活的真實和藝術的真實的觀念，而且指明了二者之間的對立統一關係。」即「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47)同時，借《紅樓夢》中相繼出現的三個神話描寫，即關於《石頭記》緣起的神話、關於《石頭記》所記的故事的緣起的神話、太虛幻境，具體論述了「作為他的美學思想核心的『真』『假'觀念」。(48)周中明則認為曹雪芹美學觀的核心全在於「自然」二字，具體包括「以人來自自然，又回歸自然，作為人生的理想和歸宿，以自然界作為理想的坐標，來揭露和批判作為社會人生的污濁和腐臭」；「以『木石前盟』與『金玉良姻』的矛盾，來突出人的自然本性與扭曲人的自然本性，兩種人物性格、兩條人生道路的對立」；「打破俗套，『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地寫出反映客觀自然規律之真，寫出合乎『事體情理』的自然之美」；「強就強在追求人的外形和精神的自然美，而反對人為穿鑿」等等。(49)
(二)圍繞「空靈美」與「詩性美」等熱點話題展開的討論。
圍繞「空靈美」，唐富齡認為《紅樓夢》「既重視對物象的逼真描摹，又很注重象外之象，味外之味的提煉，往往在對日常生活的真實描寫中，橫逸出一種疏宕的靈氣，使真實獲得昇華，與空靈形成水乳交融、渾然一體的境界。」具體表現在：1、「從整體結構的佈局來看，《紅樓夢》以淡雅自然的筆墨，款款然構建了一個從茫茫大荒的神話故事到花柳繁華的現實世界，最後又回歸到原來出發點的情節體系」；2、「從清潔延續運行的過程來看」，《紅樓夢》「在抒情性的整體格局中，隨著情節的發展，形成了一種張馳冷熱相間相生，偃仰高低相輔相成的曲調美。」3、「從具體情節描寫來看，無論是有一定長度的情節系列還是個別細節描寫，大都能給人以『豪華落盡見真淳'和『看似平常實奇崛'的美感。」；4、「《紅樓夢》中所反映的生活，是高度心靈化的，在對客觀事物進行精細描摹的過程中，極為隱秘而又自然地傾注著作者的審美情趣與濃厚的感情色彩。」(50)而裘新江認為正是由於「冰玉意象的運用」，「在真真假假、虛虛實實中，給人以空靈流轉、神情蕩漾之感」，「帶來了藝術上的空靈美」，「為讀者創造了一個空靈晶映的藝術境界。」(51)
圍繞「詩性美」，李康認為：「對詩意之美的追求，是《紅樓夢》較之其他古典小說在審美理想上的一個獨特之處。」「《紅樓夢》的詩意之美是曹雪芹將追求『言外之意'、『味外之旨'的傳統詩歌的藝術精神創造性地融匯於小說創作實踐中的成功嘗試。」「主要體現在意境營造的虛實相生、人物刻劃的復層面組合和情節結構的空白效果等小說全局的整體建構上。」(52)都本忱指出：作為藝術美的組成部分，《紅樓夢》的詩性美主要表現在——「大量的詩詞曲賦融入情節、塑造人物；在情節結構上巧妙地附以悲劇抒情線」；「詩的超常手法的有分寸的運用」；以及「意境化描寫」等等。(53)潘雪蓮認為《紅樓夢》龐大的結構「包含著數量相當多的詩詞作品，這些詩詞有機地融入主題、情節及人物性格」鑄成了本身的「詩性美」，尤其是通過「夢幻詩境情意化」、「深厚詩境人格化」，全面凸顯「書中詩境與詩性的完美結合」，讓讀者體驗那「體味不盡的，發掘不完的詩味。」(54)
除此之外，關於《紅樓夢》氣勢美(55)、形式美(56)、結構美(57)、共同美(58)、庸常美(59)、趣味美(60)、隱性美(61)、陰柔美(62)等方面的探討也是異彩紛呈，並逐步拓展與深入的趨勢。
(三)圍繞諸如審美情感、審美視點、審美範式、審美基因方面的論述。
李傳龍圍繞「審美情感」這一「作為審美者的主體之情」展開論述，認為「《紅樓夢》一書，是抒發作者審美情感的產物。」並指出其審美的主要情調是「以悲為主」，例如「以悲為基因的悲傷、悲憫、悲憤、悲愁、悲惜等諸情愫，」同時「也有喜的情調。」曹雪芹的審美情感是複雜的，具體表現為兩點：一、「他對自己筆下喜歡的人物，雖然喜歡他，但又不是喜歡他的一切。」二、「對自己筆下厭惡的人物，雖然對他厭惡，但又不是厭惡他的一切。」(63)
張錦池則圍繞「審美視點」，指出「《紅樓夢》寫人寫事與《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等不同，他往往一筆交織兩種審美視點，一是作者的審美視點，一是時人的審美視點，二者既有重合的一面，又有背離的一面，形成『一喉而二歌。』」(64)
劉榮林、耿光華圍繞「審美範式」考察出《紅樓夢》的審美範式「包括作品中的人際關係模式、人物活動的空間模式和作品的藝術結構模式」並且「呈『金字塔』狀態，顯示出內在的統一性」。認為這種統一性的根基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模式、中國封建社會的政體模式以及作家對封建社會和文化的省察和洞悉。」(65)
胡紹棠圍繞「審美基因」這一角度，在初探、再探的基礎上，「進一步從宏觀上把握《紅樓夢》審美結構的多層次性，從而透視其藝術魅力群體發生的奧秘，即剖析其在廣泛讀者群中產生美感效應，而審美取向又歸向同一的內在基因。」(66)
(四)關於曹雪芹悲劇意識與悲劇觀的研討。^曹雪芹的《紅樓夢》不僅是悲劇的最高典範，而且通過《紅樓夢》承繼了我國古代美學深厚沉鬱的悲劇思想和悲劇精神，給我們揭示了悲劇的美學意蘊和本質，且自成體系，它代表了中國古代悲劇藝術的審美品格和最高成就。曹雪芹正是通過賈府「瞬間的繁華，一時的歡樂」這一盛衰變化，將故事的「結局以隕涕收煞，不再是自欺欺人的團圓，實現了中和美向悲劇美的過渡。」(67)《紅樓夢》實現了中和美向悲劇美的過渡完全是與曹雪芹的悲劇意識與悲劇觀密切相關的。
關於曹雪芹的悲劇意識與悲劇觀，有不少研究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宋子俊認為：「在作者的主觀思想中，有一種清醒的、強烈的悲劇意識。」其內涵可分為五大層次：「一是作者自己『無材補天』的深重悲哀」；「二是對癡男怨女愛情悲劇的深切痛惜」；「三是對紅顏薄命女子不幸遭遇的沉痛悲悼」；「四是對貴族家庭由盛而衰的深切惋惜」；「五是對整個人生空幻的無限感傷」。「它反映了曹氏對宇宙、對社會、對人生的哲理思考」。(68)林驊也認為「《紅樓夢》中作家的主體意識還突出地表現為籠罩全書的悲劇意識。」「《紅樓夢》沒有粉飾現實，打破了歷來話本小說和才子佳人小說以大團圓結局的庸俗寫法，表現了難得的悲劇意識，也表現了作家的使命感和對人生缺陷、社會弊病的體悟，這種感傷格調也帶有時代特徵。」(69)唐富齡則從「夢」與「醒」的角度探討其中的悲劇意蘊，認為：「總的來說，在拯救之夢的描寫中，《紅樓夢》既有整體大夢式的綜合描寫和帶著感傷情緒的追憶，又寫有書中不同人物各自夢醒後追憶式的感傷情緒，二者互相生發，匯成了一種人生如夢的思索和由此昇華而來的悲劇意識。(70)韓進廉則從「悲秋」和「悲亡」這兩個中國文化固定的悲劇意識模式出發，認為「作為中國悲劇的典範」、「中國傳統悲劇意識的凝聚」的「《紅樓夢》的悲劇是盛世之悲，也有悲秋、傷春等悲劇意識模式，但卻遠遠超越了各種傳統的悲劇意識模式的意蘊。」(71)
梁歸智將曹雪芹的與高鶚的悲劇觀比較後認為：曹雪芹通過家族興亡史表達了自己「強烈的形而上泛宇宙意識即命運觀。」「這種命運是反倫理的，也是反宗教的」，「它是對宇宙和人生的哲學沉思和永恆追究，對『人的存在』這一根本問題的不休止的探索。」所以，「原著《紅樓夢》的基本精神格局——從『薄命司』到『情榜』，正是從『命運感』到『崇高感』，這才構成了真正的悲劇境界。」(72)方正己同樣以高鶚作為參照對象，則認為：「《紅樓夢》前八十回在致力於盛世賈府鋪張的同時雖然也有現實的悲劇發生，但此種悲劇是作為佛道勸世整個鏈條上的一個論據附在曹氏幻化大鵬的翅膀上，曹氏的主要傾向是浪漫主義的出世思想」。與高鶚那種「把曹氏這本來可以飛昇的李白的材料處理成了杜甫式的人物」不同，「曹雪芹是回頭鳥瞰式的無喜無悲大徹大悟的人生警醒。」(73)
關於《紅樓夢》的悲劇內容與悲劇特徵，李廣柏認為：《紅樓夢》「包含著寶玉和黛玉的愛情悲劇，大觀園眾女兒的命運悲劇，以及『功名奕世，富貴傳流』的貴族家庭悲劇。三重悲劇的有機組合，便構成中國文學史上罕有的驚心動魄的悲劇美。」(74)胡雪岡認為「在《紅樓夢》中，既有愛情的悲劇衝突，家族的悲劇衝突，命運的悲劇衝突、社會的悲劇衝突，而處於主導地位的則是封建制度『末世』與追求理想境界的悲劇性衝突，它起著制約和決定性的作用，曹雪芹正是從封建社會的發展趨勢上規範了那一時代的歷史特徵——由盛至衰的『末世』圖，體現了必然性原則，同時在整部作品中呈現了那一時代理想的光輝——追求自由和個性解放，賦予人物強烈的抗爭和磅礡的激情，但在現實社會惡勢力的迫害下慘遭不幸和毀滅。」(75)賴志明借用「脂粉英雄悲劇命運」這一觀點，認為「悲劇的力量具有雙重性，即由痛感轉化為快感最終給人以巨大的力量，使人更堅強、更發奮，甚至產生一個新的生命。曹雪芹正是抓住悲劇的特點，動用悲劇的力量，把自己對現實的悲哀感和對未來的模糊感溶進悲劇之中，鋪設一條精神出路，譜寫了脂粉英雄之末路和文人英雄(作者自身)精神出路的悲切輓歌。」(76)曹金鐘認為「《紅樓夢》可以說就是作者在無路可走時為自己構畫的一個夢：一個描繪人生悲歡、社會滄桑的人生之夢，一個感歎人生無常、生命如幻覺的『無可如何』之夢，一個人性理想的幻滅之夢。」(77)何永康認為：曹雪芹對悲劇特徵的認識是同魯迅相通的，「魯迅在《再論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精闢地指出：『悲劇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這句話，可以用來剖示《紅樓夢》悲劇內容的美學特徵。」「曹雪芹基本上是用人的價值觀念來考察悲劇的，由於『人的價值』總要受到社會歷史條件和社會關係的制約，所以，《紅樓夢》的悲劇具有十分深廣的社會性。」(78)
從以上的討論可以看出：曹雪芹對「中和美」的突破與超越其實是為了強化他的「以悲為美」的審美理想，這是他打破傳統的思想，因為「中和美」往往意味著悲劇意識的淡化。受儒家文化價值評判標準支配，「保守型的中國文化用悲劇意識暴露困境，又以不突破文化之禮為原則，而對困境，中國人不是竭力求真，而是努力護禮，維護禮的神聖性，甚至不惜自我欺騙和走向毀滅，從而其彌合方式是毀滅與保存。」(79)這句話道出了中國傳統悲劇的特質，即以悲苦為主，從而創造出一種哀而不傷的悲劇美，便不去違背以「中庸」為最高準則的美學標準。這時，對至善與至美的事物或人性毀滅的描寫與深刻揭示便不符合儒家文化的價值評判標準。曹雪芹的偉大貢獻就在於創造了超越傳統的「悲劇中的悲劇」，他作品中的悲劇意識更為醇厚，他的悲劇觀較之傳統而言確實向前邁上了一個新的高度，起到了開拓思路的典範作用，並形成了新的深刻的悲劇精神。曹雪芹以其獨特的悲劇視角觀照人生、審視自我、重塑悲劇人格，為中國的悲劇文壇添上了瑰麗的一筆。曹雪芹深刻的悲劇精神甚至成為新的傳統，對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都有著深刻的影響，具有原型和示範作用(參看王兆勝《<紅樓夢>與20世紀中國文學》，《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三期。)
四 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展
曹雪芹豐富而又深刻的藝術創作並不是空中樓閣，這與他的師古觀相聯繫著的，曹雪芹特別善於繼承優秀的思想與文學藝術遺產，轉益多師，並在此基礎上創新。我們堅定地認為：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所表現出的思想的豐富性與深刻性，必然取決於他吸收傳統文化成果的豐富與深刻程度。《紅樓夢》所呈現的，就是曹雪芹所能吸收並通過創新而完成的。
(一)曹雪芹與莊子、屈原。
陶白在《曹雪芹與莊子》一文中說：曹雪芹的思想與莊子的思想有相通之處，「他們的思想相通之處，最突出地表現在追求人的個性解放，或者說追求人的精神的絕對自由這個問題上。」「解放思想，曹雪芹與莊子，可以說是先驅，」「我認為曹雪芹所受到的莊子思想的影響，也主要是積極的一面」。(80)張艷萍《「大旨談情」實「無情」——論莊子人生哲學對<紅樓夢>的影響》中認為：「《紅樓夢》的文化內涵極為豐富，而撮其要者觀之，莊子人生哲學的光輝最為耀眼，無論其主題歌《好了歌》的主旨，還是主人公賈寶玉的形象，都散發著莊子人生哲學的的韻味。」這是道家人生觀對曹雪芹主體意識滲透的必然結果。(81)
王人恩認為：雖然屈原與曹雪芹「二人的生活時代、生活道路、生存環境、個性特點、創作形式及方法存在著一定的差異」，但在「身世變化、寫作時的家庭生活狀況」以及「寫作方法和著書目的」方面，「屈原與曹雪芹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曹雪芹繼承了屈原之「奇幻」，「吸收了屈賦以及後人發揚光大的比興、象徵藝術手法，且在《紅樓夢》中將象徵藝術推向了極致，甚至具有超前意義的近現代象徵藝術特徵。」(82)
(二)曹雪芹與司馬遷。
張乃良「通過仔細研讀、揣摩、尋繹其作品」，發現《史記》與《紅樓夢》兩部巨著的作者雖然遙隔千年，但「兩顆偉大的心靈息息相通，他們的創作動因、創作心理是驚人的一致」，即「強烈的悔罪意識」。「於是，潛藏於作者心靈深處的悔罪意識積澱、凝聚成了一種創造心理，並轉化為文學創作的內在動力。」與司馬遷一樣，曹雪芹將「悔罪意識上升成為一種文化復仇行動」。(83)
(三)曹雪芹與阮籍、嵇康、陶淵明。
曹立波提出「阮籍的狷狂癡態、朦朧的詩篇、如履薄冰的處境以及對心理平衡的艱難追求等，都可以在《紅樓夢》中找到影子。」理由有三：「首先，曹雪芹傾慕阮籍。」「其次，曹氏與阮氏在歷史上有親緣關係。」「此外，《紅樓夢》的朦朧意境與阮籍的《詠懷》詩很相似。」(84)陶白認為：曹雪芹之「所以推重阮籍，正是因為阮籍的思想和莊子的思想是相通的。」(85)高淮生則認為阮籍、嵇康、陶淵明對曹雪芹均有重大影響，「阮、嵇、陶在其詩文中所表現的思想與理想，同曹雪芹在《紅樓夢》裡所表現的思想與理想竟有不少驚人的相似、相通之處。」「這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看：一、『質性自然』的人性追求與審美理想；二、超時世的苦悶與悲哀；三、『達觀』的胸襟與態度。曹雪芹像阮籍、嵇康、陶淵明一樣，不僅以自己出色的創作為後世提供了不同尋常的優秀範本，標示著生命個體所獨有的審美風範，並且也為後世提供了獨具鮮明特色的人格範型。可以認為，《紅樓夢》是借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地詮釋了曹雪芹所認同與接納的陶潛、阮籍、嵇康等的個性品格與精神風範以及他們的思想情感與認知方式、乃至他們的悲患與風流，不過詮釋的尤其精彩罷了。」(86)
(四)曹雪芹與王維、杜甫、李賀、李商隱、蘇軾等唐宋詩人。
張浩遜認為：「曹雪芹十分推崇王維的五言詩，尤其是意境深遠的五律，高度評價他善於用常語俗字來凸現事物的面貌和精神。曹雪芹善以五律寫景，正是受王維詩歌的影響。《紅樓夢》中的不少詩句，即源自王維或受王維詩歌的啟發，不僅在字面句式上有所承襲，而且在情趣意境方面酷肖王維。」(87)紀永貴認為：「詩人杜甫與小說家曹雪芹可謂中國文學史上『雙懸日月照乾坤』式的兩位寫實主義大師，儘管他們相隔了整整一千年。」「杜詩與《紅樓夢》看似風景各異，但它們因擁有相同的終極關懷，所以其高妙幽深、氣度弘肆的藝術境界是同質的。」「不管曹與杜之間有多少細部的差異，但從生活的本質和藝術的本質角度而言，二者又是完全一致的，這種一致性完整地體現於他們在生活和藝術的雙重境界中對真、善、美的執著追求之上。」正所謂「藝術上殊途同歸的自覺」。(88)張之認為「雪芹為詩，必有感發，不作等閒之吟，敢於發抑塞之情，敢於『深刺當世之弊』，有如其名著《紅樓夢》。其詩之風格，『幽深詭譎』，『虛荒誕幻』；其藝術技巧，自不得不寓今托古，比物征事，有隱有曲，卻難掩其鋒芒。持律寬，近體或鄰韻通押，古體則使用方音押韻。在在與李賀詩近，無怪敦誠云『詩追李昌谷』」。(89)
王慶雲認為：「《紅樓夢》所受唐詩尤其是李商隱詩的影響，值得人們充分認識和關注。」譬如：李商隱的詩與《紅樓夢》的書名取意、李商隱的詩與《紅樓夢》的作意及人物故事、李商隱的詩與《紅樓夢》中的詩及其詩境等方面說明曹雪芹受李商隱的影響很大，「我們知道，《紅樓夢》作為中國小說史上第一部文人創作的長篇宏制，是對中國文學傳統繼承和創新的產物，尤其是其整體的悲劇詩美的體現，所受中國詩歌悲劇美學傳統的影響之深，十分顯然；其中所受唐詩尤其是李商隱詩的影響之大，同樣不可忽視。」(90)
林方直則從文化尋根、意象傳承角度揭示出《紅樓夢》與蘇軾的文化因緣，以及曹雪芹的蘇東坡情結。林方直特別注意到太平閒人張新之的「是書敘事，取法《戰國策》、《史記》、三蘇文處居多」的評點，受此啟發，他便從「曹雪芹的蘇東坡情結」、「東坡與雪芹的石頭情結」、「從物象到人物形象」、「從詩文形象到小說形象」等方面考察了蘇軾對曹雪芹與《紅樓夢》創作的影響。(91)
(五)曹雪芹與李贄、湯顯祖、唐寅。
梁歸智認為曹雪芹提出的「正邪兩賦論」，追根溯源，與「童心說」一脈相通，都尖銳地表現出「對以儒學為核心的封建正統意識形態的叛離、批判傾向」；同時二人都抱有「護法裙釵」的婦女觀，為婦女的權利而大聲疾呼；「對儒、佛、道等傳統思想中的消極層面予以揚棄，同時借助傳統思想中的積極因素對抗歷史的異化，呼喚人性的解放」。「用今天的術語來解讀，就是李贄與曹雪芹於歷史進程中社會意識形態對人性的」異化「都有極為切膚的痛感，而發出了不屈的吶喊，並從理論層面上舉起了新的旗幟，作出勇敢的抗爭姿態。」(92)張新洲認為：在「明末清初資本主義萌芽、西方文化傳入」「一股清新的啟蒙主義思潮」出現的社會歷史背景下，李贄在「對詩禮簪纓之族的抨擊」，「對科舉仕進制度的諷刺」，「對封建禮教的批判」，「對帶有一定新因素的社會理想的追求上」，「以及以情格理、反對摹擬、主張創新等創作原則上」，對曹雪芹都有著深刻的影響。(93)耿光華則認為：曹雪芹的小說觀深受李贄文學觀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並且「李贄側重文學批評，曹雪芹成就與小說創作；李贄的文學觀屬於唯心體系，帶有唯物因素，曹雪芹的小說觀增強了唯物傾向」，「二人都表現出敢於和傳統文學觀念相抗衡的勇氣，他們提出的嶄新理論命題，為豐富和發展我國傳統文學理論作出了可貴的歷史性貢獻。」(94)
王湜華認為曹雪芹與湯顯祖「在個性上的共同之處與相似之處，或貌似相反實質相同之處，確實是很多的」。「他倆都突出地表現了不與權貴同流合污，不為五斗米折腰等等高貴品質」；「兩人的道途貌似相反，卻在反封建的鬥爭中，走向相同的方向」。(95)過常寶、郭英德發現「在曹雪芹和湯顯祖之間，我們能找到很多相似之處。」例如「他們的文學創作都非常謹慎地和現實世界保持著或遠或近的距離，但遠離現實的目的不是為了否認人生，而是為了逃避現實的價值尺度——所謂『理』」，「他們所用的虛幻手段也一樣：瀰漫於作品之中的夢境和佛道意象」。還有，湯顯祖和曹雪芹「要創立一種嶄新的人性觀、人性論，與其糾纏於性的界說、性的內涵的論辯，還不如選擇更富於感性色彩，同時也更富於叛逆色彩的情，來作為理論的核心。」「認為情就是性，就是人的全部本性，是人的全部生命所繫，也就是人的自然本性。」「將包含著欲的情作為人的自然本性加以肯定和倡導，並與作為外在道德理性觀念的理相對立、相抗衡，從而尋求一種對人性的更深刻、更圓滿的解釋」「湯顯祖和曹雪芹就是這麼做的」(96)。楊健民認為：「曹雪芹特別喜愛並讚賞湯顯祖的《邯鄲記》和《牡丹亭》，以至於這兩出戲經常出現在小說中。曹雪芹和湯顯祖對於夢在小說和戲曲中的意義，抱有相同的觀念，即人生如夢，夢醒了一切依然是空的」(97)。張皓認為：「湯顯祖以『狂狷』為取向的美學思想對《紅樓夢》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首先在人生取向上，曹雪芹也像湯顯祖一樣，懷有「補天」的抱負，又厭惡功名禮教的虛偽；其次「借夢幻來寫人生，《紅樓夢》也像『臨川四夢』一樣，由情生夢，因夢成文，夢中有夢，整個《紅樓夢》也是一部美麗的幻滅之夢」；再次是對於青春愛情的細膩描寫。這些方面顯而易見。此外，在「對女性的關注和同情的傾向」上，「也不能忽視湯顯祖的思想影響」。(98)鄒自振認為：「湯顯祖劇作中的夢境構思和描寫，以及所極力謳歌的『情至』觀，曾給予《紅樓夢》一定程度的借鑒與啟迪。」「曹雪芹的確是繼承和發揚了《牡丹亭》反封建的優良傳統，但他的《紅樓夢》卻能另出機杼，力避沿襲，基於現實生活，在湯顯祖開闢的道路上，又拓出對封建社會男女青年愛情生活描繪的一個新境界。」(99)靜軒在《明清美學對<紅樓夢>的影響》一文中指出：「對曹雪芹《紅樓夢》影響最深的三位思想家和藝術家都是明清時代反傳統的鬥士，他們之中突出表現為李贄的『童心說』、湯顯祖的『世情說』、袁枚的『性靈說』。這些思想學說和美學思想極大的影響了《紅樓夢》的誕生。」「思想解放，個性至上。正是這個時代思想家的呼聲和實踐。在《紅樓夢》之前的明清戲劇和小說美學思想已經深深的影響到了曹雪芹。」「當然，明清時代的思想家美學家不僅其上述三位。但這一時代的美學思想是《紅樓夢》藝術的本源，曹雪芹《紅樓夢》的主線」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緣「相對壘，正是明清美學反傳統的集中體現。」(100)
雷廣平《論唐寅詩風對<紅樓夢>詩詞創作的影響》一文通過將唐寅詩詞與《紅樓夢》詩作進行比較分析，及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多次以崇尚的心情提到唐寅這一事實，認為：唐寅詩風對<紅樓夢>詩詞創作的有影響，即唐寅詩風無限傷感的主旋律對曹雪芹悲劇之作有深刻影響。(101)
(六)曹雪芹與王夫之、葉燮、納蘭性德。
端木蕻良指出：「他的創作思想可以說和王夫之有一脈相通的地方。」「引用王夫之的見解來理解《紅樓夢》的創作恰到好處。」「我們不能從王夫之那兒得到美學系統的論述，但是他曾提綱挈領地說過一段話：『煙雲泉石，花鳥苔林，金鋪繡帳，寓意則靈。身之所歷，目之所見，是鐵門檻。』」「寓意則靈」就是「必須賦予思想感情」，才能充滿靈氣。王夫之認為「金鋪繡帳」這一人創造的第二自然也同「煙雲泉石」(第二自然)一樣，只要經過人的思想感情意志，同樣「寓意則靈」。「如果不認識這一點，則是自立鐵門檻，作繭自縛。」「曹雪芹開宗明義就宣稱，他為親聞親見的幾位女子作傳。其實，這也是故意障人耳目，而在十五回用饅頭庵、鐵檻寺來點破，明白告訴人們，他有時是假話真說，有時是真話假說，追求的則是寓意。」(102)
葉朗在《葉燮對曹雪芹的影響》一文中認為：「在研究曹雪芹的美學思想(以及一般的世界觀)的時候，我以為歷史上有兩個人對曹雪芹的影響最值得注意，可是過去被忽略了。這兩個人，一個是明代的湯顯祖，一個是清代的葉燮。」葉燮對曹雪芹的影響表現在：葉燮建立了一個以「理」「事」「情」——「才」「膽」「識」「力」為中心的唯物主義美學體系，《紅樓夢》第四十八回香菱對黛玉談讀王維詩集的體會就與葉燮的美學思想有血緣關係。並且，曹雪芹著《紅樓夢》強調「不過只取事體情理」、「不敢稍加穿鑿」「反失其真傳者」，「就很可能是受了葉燮這種唯物主義美學的影響。」「不僅如此。曹雪芹塑造賈寶玉的性格，甚至曹雪芹本人的性格，也都有可能受了葉燮的影響。」葉燮對封建社會抱批判態度的世界觀對曹雪芹塑造賈寶玉的性格是有影響的。(103)
從納蘭性德的《飲水詞》看他對曹雪芹創作影響的論文也值得注意。如馬乃騮認為：以《飲水詩詞》等及其背後相關事實與《紅樓夢》的人物情節作對照來看，曹雪芹是受福臨與董小宛愛情故事的觸發，以納蘭容若愛情悲劇為素材來源，以夢幻虛構的藝術手法，完成這一絕世名著的。(104)張一民則認為：納蘭性德和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是有很深交往的，納蘭詩詞對曹雪芹是有一定影響的。納蘭詩詞所反映的作者的生活遭遇與曹雪芹的生活遭遇頗有相似之處，尤其是都有「怡紅」到「悼紅」的經歷。因此，曹雪芹借鑒納蘭詩詞某些意境來塑造《紅樓夢》中的「公子情深」、「女兒命薄」的人物形象，完全是有可能的。(105)寇宗基也認為：納蘭性德與《紅樓夢》作者曹雪芹之祖父曹寅不僅同出徐乾學門下，同為康熙待衛，還是知己之交，有唱和之作，又有學術交流，故而曹雪芹完全有可能將納蘭的詩詞爛熟於胸，並在《紅樓夢》中反映出納蘭性德營造的獨特美學意境乃至遣詞用字以及融合漢滿文化的特殊價值取向。可以肯定地說，曹雪芹受到過納蘭性德的強烈影響，《紅樓夢》與納蘭詩詞之間存在某種師承關係。進一步開展納蘭性德《通志堂集》等與《紅樓夢》的比較研究，不僅有助於推進「蘭學」的發展，還有助於「紅學」研究的創新。(106)
古代思想家與文學家對曹雪芹的影響方面的研討一直都引起研究者的興趣，尤其九十年代以來，這方面的研討更倍受關注，這是與紅學研究強調將文本與文化研究統一、以拓展紅學研究文化視野的時代呼喚相聯繫相適應的。這方面的研討或就已提出的問題進行深層次的研究，或以新眼光發現新問題，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見。而且還將繼續有新的發見與闡釋，可以肯定地說，這樣的發見與闡釋是很有學術意義的，它是我們認識曹雪芹的一條堅實的道路，是紅學研究取得新的突破的重要途徑。可以說，要更深刻地認識與把握曹雪芹的文藝思想與《紅樓夢》這部小說的藝術成就，雖可以借助各種理論與方法，但卻必須置於傳統文化的大背景下闡釋與體悟。因為，古代優秀知識分子(包括思想家、文學藝術家)更可能對曹雪芹的文藝思想與創作實踐產生更直接的影響，他們的思想與創作會深刻影響到《紅樓夢》美學思想的構建。況且，通過解讀原著我們知道，舉凡中國文化的各個領域在《紅樓夢》中都有涉獵，它建樹起中華藝術和美學的典範，集中華古典美學思想之大成，《紅樓夢》植根於中華文化而又光大了中華文化。
二十年來，對曹雪芹藝術創作的研討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它們是由紛紜眾多的學術觀點支撐著，對這些學術觀點該這樣評價?我們以為應如鄭鐵生所說：「回顧每一個學說的形成，其意義並不在評析其深淺高低，而重要的是啟迪我們的思維方式，轉換研究視角，從而使對《紅樓夢》敘事結構模式的認識能夠深化，以及對中國古典小說敘事結構的基本方式的把握成為可能。」(107)
人們今後的研究應該是尋求更為合適的方式凸顯和深化這一研究領域所取得的共識，並且一定還會有更新、更富有創見的成果出現。我們努力的目標是明確的，即接近原著風貌、走進曹雪芹的精神世界和藝術世界並還原其精神實質，這是完全可能的。只要我們在對於文本的理解與闡釋的過程中能夠保持審慎的態度，非徒以附會穿鑿為能事，才會孜孜不倦地對自己所理解與闡釋的對象進行自以為新的理解與闡釋，並且，使人們獲得某種啟發。當然，在對曹雪芹文藝思想的研討過程中，僅僅能夠保持審慎的態度還是不夠的，還需要將這種研討置於傳統文化的大背景下展開解讀與體悟，從傳統文化中具體的某一點或一個方面切入探究深層的文化底蘊，且能深潛到中國傳統文士的心路歷程探幽洞微，才可以真正尋求到令人信服的合情合理的答案。因為《紅樓夢》畢竟是在中國敘事傳統中孕育出的敘事文學的典範，曹雪芹精神的風範主要是典型的中國古代傳統優秀知識分子的一貫作風的體現，他的人文精神與人文心理是承續了中國古代深厚的文化傳統的。這就要求研究者不能忽視甚至輕視自身的敘事傳統與文化傳統，只有這樣，才能使對曹雪芹與《紅樓夢》的研究更準確地反映出其原有的精神實質，這樣的研究成果才更能使人信服，才更有意義。
對曹雪芹藝術創作的研討進行回顧與前瞻使我們也發現：科學地、系統地、理性地分析研究文本仍然是曹雪芹藝術創作研究的要務，當然，它要求必須有相應的理論工具和方法與曹雪芹文藝思想研究的進一步拓展相適應。這有助於理論探索的深化與完善，更會在一個全新的層面上標示當代紅樓美學的最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