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箱篋公案解密
一、事情的緣起
二十六年前的一個冬日。家住北京鼓樓大街的青年工人張行，假日裡和幾位小青年聚在一起，用家裡兩個十分陳舊的黑漆木箱重疊起來當桌子，在上面玩牌作樂。無意之間，一個玩牌的青年發現那木箱上似有鐫刻的字跡，便和大家一起細細擦洗辨認。於是，這一對在張家（據 說是曹雪芹摯友張宜泉的後人）存放了二百餘年的曹雪芹箱篋，終於重見天日。
熱心於搜訪曹雪芹遺物的著名紅學家吳恩裕先生（已故），隨即會同馮其庸先生等紅學家和其他方面的專家進行考察，確認這是曹雪芹遺物。吳、馮二先生還分別撰文對該箱子的形制、用途及上面的字畫內容作了分析研究。（參見吳恩裕《新發現的曹雪芹佚著和遺物》，載《紅樓夢學刊》1979年第1期、馮其庸《二百年來的一次重大發現——關於曹雪芹的書篋及其他》，載《紅樓夢學刊》1980年第1輯。本文提及的吳、馮二先生觀點均集中地體現在以上二文中）但由於他們當時的結論還存在某些不能自圓其說的破綻，故在學術界產生了分歧和爭論，甚至由此而影響到國內外一些學者對此箱子的真實性產生懷疑。
應該說，這些現象都是正常的。對一件新發現的重要文物，在認識上難免會產生一點分歧的意見。只要能正確引導，經過充分的討論和做進一步研究，真理必定會越辯越明，真相也最終會大白於天下。然而緊接著出現的幾個意外情況，卻讓這場討論中途擱了淺，並使得能否確認這一對箱子為曹雪芹遺物的問題，成了一個至今未決的懸案。
第一個情況是，熱心於此事的吳恩裕先生於1979年末猝然辭世。他的辭世，不僅使堅信箱子乃曹雪芹遺物的一方失去了一個頂樑柱，而且立即導致那一場爭論幾乎是在對懷疑論無人應戰的形勢下戛然而止。筆者因當時剛剛涉足紅學，雖然正好在此時（1979年歲末）寫成了一篇自以為可以更深入地揭示箱子真相的長文——《曹雪芹箱篋鐫刻字畫新探》，亦因有關方面失去了繼續探討的興致而束之高閣；直到七年以後，才借我的論文集《紅學論稿》出版之機推出此文。（原收入拙著《紅學論稿》，重慶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現收入拙著《草根紅學雜俎》，作家出版社2004年2月版）
第二個情況，正因為在吳先生去世後，對箱子的認識出現了一邊倒的傾向，中止了更深入的正常討論，致使原打算將此箱子提交給有關部門作進一步研究的張行一家，憤然改變了主意，將箱子轉移藏匿到京郊的親戚家秘不示人。這給後來欲對其做進一步研究的人帶來了障礙。
第三個情況，1983年3月，由書目文獻出版社編輯出版的《文獻》雜誌第15輯，刊出了端木蕻良和洪靜淵《關於新見「芳卿悼亡詩」的通信》。這位洪靜淵從安徽省致函端木蕻良先生（曾創作長篇小說《曹雪芹》的老作家），稱其「從友人處獲閱《舊雨晨星集》一書殘本」，內載有名許芳卿者，「隨父客金陵」，在其夫卒後，作悼詩云：「不怨糟糠怨杜康，克傷乩諑重玄羊。思人睹物埋陳篋，待殮停君鬻嫁裳。織錦意深慚蕙女，續書才淺愧班 。誰知戲語終成讖，欲奠劉郎望北邙。」並稱，此詩才是「芳卿悼亡詩」原作，而原發現的曹雪芹箱篋內所題那首「芳卿悼亡詩」，「既不合舊體詩的平仄，又詞不達意，不似一個工詩的女子所作，可能是一個不懂作詩，而文化水平也不高的人模糊追憶出來的」，云云。當端木先生復函索問其所見《舊雨晨星集》的刻印年代時，洪又覆信稱：此集「經查系嘉慶乙丑三月『瓜渚草堂』板本」，而他所見殘本，則「系白宣紙抄本」。有了這一「新發現」，紅學界立即大嘩，私下議論均一致斷定原發現的曹雪芹箱篋內所題悼亡詩系「偽作」，進而斷定其箱篋本身亦屬「偽品」無疑。
這最後一個情況，可以說是對當年發現的曹雪芹箱篋最致命的一擊。從此以後，學術界除了在提到歷年出現的文物作假時還偶爾提到這一對箱子之外，極少有人再用肯定的眼光去看待它了。之所以說「極少有人」而不說「再也無人」，原因就在於，不受這一情況蠱惑的人還是有的——比如在下就是一個。我根據當時《文獻》雜誌公佈的通信，已經明顯地感覺到：洪靜淵所提供出來的材料，才像是真正的造假。倒不是我這人的思路和眼光有多獨到、敏銳。但至少，打從知道這一對箱篋的第一天起，我便始終保持著一種獨立思考的謹慎態度，認真分析著來自各方的觀點和信息，絕不盲從任何權威的結論。
我對曹雪芹箱篋的全部觀點，讀者可以從拙文《曹雪芹箱篋鐫刻字畫新探》裡得以瞭解。概括的說，便是我一直堅信這一對箱子確為曹公遺物，但又從來沒有相信過吳恩裕、馮其庸先生對該箱篋形制、用途及上面的字畫性質的判斷。我甚至以為，懷疑論者的觀點本身，正是受了吳、馮所論的誤導而產生的。所以，我那篇論證這箱篋確為曹公遺物的文章，其副題並不是與懷疑派的代表人物陳毓 、劉世德先生商榷，反倒是「兼與吳恩裕、馮其庸先生商榷」。至於我和雙方觀點之間的歧異，就不在這裡贅述了，還是回到我現在要正式拆除《舊雨晨星集》這枚「重型炮彈」的本題上來吧。
首先必須指出，過去人們之所以毫不懷疑地就相信了洪靜淵的真正造假，除了吳、馮對該箱篋用途、來源及上面的字畫性質的分析論證容易讓人覺得有違常情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便是覺得箱篋上那首芳卿悼亡詩不合平仄。所以，一下子見到洪靜淵拿出一首經改造而變得十分合律的「真正」的悼亡詩來，便很自然地以為——認定原發現的箱子是做假已經「鐵證如山」了。其實，單是這一個問題，也並非人們想像的那麼簡單。
恕我直言。我總覺得許多正統的紅學專家（包括以前確認這對箱子是雪芹遺物，如今也跟著洩了氣的馮其庸先生在內），在看待這個問題時都似乎缺乏一點「腦筋急轉彎」式的逆向思維能力。就說這箱篋上的手書悼亡詩吧，為什麼就不想一想：如果整個一對箱子都是假的，那做假的人既然把箱子外面的鐫刻字畫都搞得那麼精細——包括把箱門外鐫刻的《題芹溪處士句》也弄得那麼平仄和諧——何以偏偏要在「偽造」箱門裡邊的悼亡詩時如此「粗製濫造」，弄得又叉又改、格律亂套呢？這究竟屬於正常還是不正常？
其實，只要稍加辨析，就可以得出合理的結論：如果判斷箱子是造假，那才大大的不正常呢（因為它嚴重違反了造假的常規）；如果判斷箱子真是曹雪芹遺物，那就再正常不過了。因為深入地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那位在箱門內信筆書寫悼亡詩的作者，並非如洪靜淵所云「是一個不懂作詩」的人；恰恰相反，她很會作詩，幾乎句句都成律句，只不過從內容和筆跡上看，她是在從箱子裡清理亡夫遺物時，睹物思情，悲不自勝，隨手拿起一支筆在上面隨寫隨改地抒發悲痛懷念之情，卻由於倉促之間缺乏推敲，尤其是在畫掉一、二、五句試圖重寫時，不慎接錯了格律，才形成了現在這樣明顯亂套的情況。但惟其如此，倒更能讓人窺見這一對箱子的真實可靠性。反之，若以造假論之，這些顯而易見的矛盾便真正是不可解了。更何況經文物專家鑒定，箱子的木質確屬乾隆舊物，而箱子上的鐫刻字畫及斑剝漆痕全都陳舊不堪，顯然也不是現在所能偽造得出來的以致有懷疑論者據此而推斷當為民國年間所偽造。試問：民國年間就偽造好的東西，緣何要等到數十年之後的今天才拿出來示人呢？難道世間上真有這樣不計功利的造假者嗎？
還有，洪靜淵的一紙書信和幾句胡謅，分明矛盾百出，為什麼專家們就一點也看不出來？記得《文獻》刊出此信不久，適逢南京召開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二十週年學術研討會。我當即向會議主持人之一的胡文彬先生談了對此事的懷疑。懷疑的要點有三：第一，在照相和複印技術已經十分普及的今天，洪靜淵何以不出示他所謂《舊雨晨星集》殘本有關文字的照片或複印件？第二，他開頭的信裡說是「獲閱《舊雨晨星集》一書殘本」；當端木向其索問該書刻印年代時，又稱「經查系嘉慶乙丑三月『瓜渚草堂』板本」，並稱他所見殘本則「系白宣紙抄本」。試問：他為什麼不說他的「抄本」從何而來？又為什麼不說他到底是在什麼地方「查」到原書的年代出處的？既然都查出了確切依據，為什麼不將其統統公佈出來？這些，都不能不讓人懷疑：到底世間是否真有這樣一本書。第三，洪在信中引錄的「許芳卿悼亡詩」，合律固然是合律了，可我看來看去，怎麼有的句子在內容上反倒不如箱子上那不盡合律的句子通順合理呢？（見《曹雪芹箱篋鐫刻字畫新探——兼與吳恩裕、馮其庸先生商榷》）所以我當時就對文彬說：我懷疑洪靜淵所說的「許芳卿悼亡詩」才是假造的。但他為什麼要假造？是他本人假造，還是別人假造來騙了他？這些都有必要搞清楚。故我與文彬約定，俟會議結束後，我倆一同去安徽造訪洪靜淵，以期徹底弄清真相。文彬答應了，可是臨到研討會結束，他卻因別有安排而不能成行。於是，我也放棄了這次造訪的計劃。
此後一晃就是五年。在此期間，關於所謂《舊雨晨星集》的信息逐漸傳到海外，美籍華人學者趙岡和台灣學者高陽都相繼發表文章談到此事。趙岡先生的觀點比較獨特，他是既相信洪靜淵之說，又相信箱子是雪芹遺物，認為二者之間雖有差異，卻是定稿與初稿的關係。但他亦發現洪靜淵提供的材料存在一點「小問題」——因為洪在信中稱，《舊雨晨星集》的作者為程瓊。而據趙先生所考，程瓊號飛仙，安徽休寧人。史震林《西青散記》中對她有記載。而程瓊之夫乃吳震生，號玉勾詞客，曾為史震林此書寫過序，自稱「鰥叟」，署乾隆二年。故其妻程瓊似應在乾隆二年之前即去世。如果她所著書中真的記述了鄰居中有名許芳卿者題悼亡詩之事，則與雪芹卒年相去甚遠。趙岡的最後推測是：「很可能程瓊不是吳震生的原配」，乃乾隆二年之後續娶的「繼室」；而《西青散記》或亦為「多年累積之作，早年曾有吳震生序，但序成後，逐年還有新的記事加入，其中提及吳震生之繼室程瓊。是否如此，尚待詳查該書」。（見趙岡《曹雪芹的繼室許芳卿》，載1983年11月29日台灣《聯合報·副刊》）台灣的高陽先生，卻不像趙先生那樣盡信二者皆真，他是只信洪靜淵之說，而斷然判定此前發現的兩隻箱子為「假古董」。其理由是：他已查明程瓊實乃吳震生「原配」，而吳震生在乾隆二年為《西青散記》作序稱「鰥叟」時，程瓊「下世至少十年以上了」，所以「許芳卿悼亡時，曹雪芹尚未出生」。（見高陽《許芳卿悼亡 曹雪芹未生》，載1983年11月23日台灣《聯合報·副刊》）
眼看洪靜淵拋出的這一原本漏洞百出的「新材料」，竟能在海內外引起如此巨大的思想混亂，我終於在1988年6月初參加完安徽蕪湖的全國紅樓夢學術研討會後，獨自去了黃山市（即原屯溪市）。在當地著名紅學家白盾教授的協助下，先後走訪了知情人方宗耀先生（書法家）和當事人洪靜淵老先生（已逾八十高齡的鄉居舊式文人），這才終於弄清了此事的真相。
二、方宗耀的證詞
方宗耀是黃山市小有名氣的書法家，當時年約五十餘歲，在市區開了一家書畫店。我從徽州師專白盾教授處得知：洪靜淵所稱「在友人處獲睹《舊雨晨星集》」的「友人」，便是指方先生。於是我在白盾教授的小女兒吳海嬰的帶領下，首先在市中心一條大街上，找到了方先生的書畫店。
在說明來意之後，我首先詢問方先生：是否曾將一個《舊雨晨星集》的殘本提供給洪老先生看過。方先生微笑著連連搖首，講了如下情況。為了忠實傳達談話的實情，這裡僅將我當時簡記的方先生談話要點，原文照錄如下：
方宗耀談話記錄（1988.6.3上午）
這是洪老年紀大了，弄錯了。實際上這書是我在他家看到的。時間是83或84年（記不清了），我到他家見到的。木刻本，大約比這個（《中小印譜》）稍小一個尺寸（《中小印譜》寬12公分，長19公分），那書大約寬11公分，長18公分。
書中是否有那一段話，記不清了。當時他是請我為他寫成一橫幅（約高30公分，寬60公分），作指頭大小的行書，約400字左右，裡面有文有詩。總之是在通信之前。（指《文獻》第25輯所載《關於新見「芳卿悼亡詩」的通信》，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年3月版）
不是抄本，不是。眉頭還記有眉批。毛邊紙印的，紙已發黃。大約這個（《中小印譜》，25頁）的兩倍，約50頁。
我是82年才從附近（約12里路）的榆村搬遷到屯溪來的。寫字（指為洪靜淵書寫所謂「許芳卿悼亡詩」一事）是搬來之後的事了。我們相識是82年時，他作了四首舊詩，讓我書寫後贈葉聖陶。
出示所留照片
慶祝黨的十二大召開，七絕四首，語吾徽著名書法家方宗耀先生錄呈葉聖老等在京諸友好。兩政有人謂予善吟詠、工書法，實過譽也。
盛會宏開喜氣融，神州到處沐東風。
龍翔鳳舞歡聲動，都在人民慶祝中。
（楷）
長空萬里任迴旋，智慧花開分外妍。
夜聽電波傳喜報，衛星又上九重天。
（草）
中青奮發展專長，盛事流傳四海揚。
碩德高齡當顧問，老成輔佐更周詳。
（隸）
三中全會引征帆，動亂消除國運昌。
比際萬方同額手，正如葵 向朝陽。
（篆）
八三年元旦安徽屯溪洪靜淵草
癸亥春節新安黃山樵方宗耀書
（二方印）
（註：葵 ，原文如此，當為「葵藿」。）
劉宣（當時北京某報的編輯、記者）１９８５年左右來找過我，說洪硬說那抄本在我處。我把真情告訴了劉。劉在此住了約一個月，反覆去找了他。他還說在我處。劉在無結果的情況下離開了。
從方先生所講以上情況，我已大致判斷出以下幾點：
一，洪靜淵在通信中稱「從友人處獲睹《舊雨晨星集》殘本」云云，顯然是謊言。若事實真如方先生所言，則是洪將方請至其家，拿了本木刻版的什麼書來裝樣子請方看。（我當時因剛剛開始記錄方的談話，一聽方說是在洪家看到的，便在主觀上以為洪真有一本名叫《舊雨晨星集》的書，便急於想問他看到的書中是否真有所謂「許芳卿悼亡詩」的那段記載，因而忘了仔細探問方所見刻本是否真為《舊雨晨星集》。現在回憶起來實乃當時訪談中的一個疏忽）
二，從方先生只是肯定了為洪「寫一橫幅」，而記不清書中是否真有那段話等情況看，洪在出示刻本和請方先生書寫這兩件事情之間，必定搞了一點掩人耳目的「障眼法」，以便讓書寫者在日後的記憶中產生混淆，間接為他的「新材料」提供親眼目睹的旁證。
三，方先生斷然否定他在洪家看到的一本書「不是抄本」，且「眉頭（書眉）還有眉批，毛邊紙印的，紙已發黃」，說明洪在後來的通信中向端木所稱他自己見到的「系白宣紙抄本」云云，又是一個謊言。所謂「白宣紙抄本」，只不過是洪在此次將自撰的一段「材料」請方先生書寫而成的產品而已。
四，從洪贈詩給葉聖陶的情況看，他的舊體詩功力確實不錯。詩雖難稱上乘，至少格律諧調（惟第四首起句之「帆」字不協「陽韻」，或為方音之訛吧），且能恰如其分地化用杜甫「葵藿傾太陽」句到他的詩中，其水平，已足可讓他把早已見諸報端的曹雪芹箱篋悼亡詩修改得格律諧調。然終因代人捉筆，隔靴搔癢，且思路平平，所以改過之詩在內容和情感上，以及杜撰事由的年代地域上，皆漏洞百出。
五，從洪氏莫名其妙投詩贈葉聖陶這件事的本身，以及他在詩題兼小序中得意地稱「兩政有人謂予善吟詠、工書法」等細節中，又可看出：其人年雖老邁，尚有攀附結交名人和變著法兒出風頭的「少年心性」。這或許正是他見了箱篋悼亡詩不甚合律，便靈機一動偽造「真詩」吸引端木與之結交的內在動機吧。
六，從方先生所告劉宣（北京記者）「在此住了約一個月」仍未見到所謂「抄本」的情況看，洪靜淵在貿然拋出「通信」之後，已有多方面的人士前往追索真相。洪見玩笑開大了，竟連準備好的「白宣紙」抄件亦抵死不予出示。看來這次我要想在他那裡獲睹此件，恐亦無望。但事情的真相，卻可由此揭穿。
本來在聽完並記下方先生的證詞之後，我原打算請他審看一下我的記錄並簽上名，便算完事。然轉念一想，他既是書法家，何不請他自書其事，以作紀念，且比我這塗鴉式的記錄更能取信於人。方先生聽了我的建議，爽快地答應了。但他提出自己在文理上並不擅長，要求讓他將要寫的內容口述一遍，由我在文字上略加潤色後，再行書寫。
以下便是經方先生重新口述後記錄下來，略加潤色，再由他書寫而成的又一證詞原文：
遂夫先生詢及《舊雨晨星集》事，略告實情如下。
洪靜淵謂在我處見到該殘抄本，非是。實乃我在他處見到，且非抄本，乃印本耳。時間大約在八三年春天，他因數月前曾囑我為其書寫贈葉聖陶的四首七絕，故已相識。此次則又寫信要我去他家。去時，他拿出一《舊雨晨星集》印本，要我為其書寫其中一段文字作橫幅。我當即遵囑寫出一約兩尺寬一尺高之橫幅相贈。內容已不記得。八五年，北京某刊編輯劉宣來訪，謂洪靜淵稱：繫在我處見到該書殘抄本。我告之不是事實，他無所適從，往返於我與洪之間，探詢數次，耽延約一月之久，始離開。現在洪仍堅持此無稽之談，用心實不可測。謹此奉告。
戊辰初夏 方宗耀 於黃山
可注意的是，方先生這次的陳述中又無意間把在洪家所見之刻本直接稱為「《舊雨晨星集》印本」，並稱是「書寫其中一段文字作橫幅」。這到底是真的記住了他當初所見之書的真名，和真的是從書上抄寫了報道出來的那段話呢，還是當時他看了印本之後就被洪調了包，代之以所謂「摘抄之件」作書寫依據，或所抄文字根本就是另一個不相干的內容呢？看來這一點在方先生的記憶中仍十分模糊，顯然只能從洪靜淵處設法見到那個方氏所抄原件，才能解開這個謎了。此外，方先生對洪氏這些年總把球往他這兒踢，必定心裡十分窩火，故有「用心實不可測」之語。
三、走訪洪靜淵
同樣是由白盾教授的女兒海嬰姑娘帶領，我們在黃山市遠郊的一座農舍裡見到了洪靜淵老先生。
令我十分驚訝的是，這位年逾八旬的老先生，仍然面色紅潤，身體硬朗。只是體態臃腫，行動略遲緩，說話時口齒有點不清。他問明了來意之後，倒也並不驚慌，反倒是在聽我說起剛在蕪湖開完全國紅會時，一再問起端木蕻良先生為什麼不來他處——說是端木早就答應了要來親自造訪的，怎麼不守信用，云云。我亦告之，端木此次因故未能成行（順便補充一句，此前我其實徵詢過端木老的意見，問他願不願意和我同行。端木老對我過去的看法未置可否，但明白表示他已沒有興趣去見洪靜淵這個人。看來也是對洪拒不出示任何「原件」深感失望）。
這次，我吸取了記錄方宗耀談話的教訓，每提一個問題，都把我的問話和洪的答話一起扼要記錄下來。凡遇老先生口齒不清，或因方言詞語聽不真切處，我都請他親自把那難懂的字句寫在我的記錄稿上（即下面所錄原文中作黑體的字詞）。老先生對此倒也並不推辭。只是在聽我提問和回答我的問題時，神情非常專注，幾乎做到了字斟句酌，滴水不漏。
以下是我當時所記和洪靜淵對話的要點原文：
訪問洪靜淵先生記略
問：我找了方宗耀……
洪：（立即微笑打斷）他又推托說沒有那書是嗎？
問：不是推托。他說根本不是你從他那裡看到《舊雨晨星集》，而是他從你這裡看到的，是你請他來書寫其中的一段話作條幅。是這樣嗎？
洪：……（含糊其詞，不知所云）
問：他給你寫的這個條幅還在嗎？
洪：條幅哇，我叫他們在牆上貼起的，後來又撕下來了，不知放在哪裡去了。
問：那麼，在你和端木通信時，你到底有沒有《舊雨晨星集》的印本吶？
洪：這書我是看過的，北京汪世清也看過的。
（汪世清是當時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專家，洪靜淵曾與之通信聯繫。據我所知，汪僅見過史震林所著《西青散記》，並非如洪所稱見過吳瓊所著《舊雨晨星集》。洪在這裡是故意打馬虎眼。另，此處所記「汪」字，因我一時未聽清，亦為洪氏親書，故用黑體）
問：我是說，你自己到底有沒有這個印本？
洪：我記得是抄本。到底是印本還是抄本我記不得了。
問：你和端木專為此事通信，是抄本印本也記不清了嗎？
洪：記不得了。我再找找看。
問：能找到嗎？
洪：（笑）一下子找不到哩！我借給端木一本日本陸軍大將依田雄甫著《漢譯世界讀史地圖》，他也是東丟西丟怎麼也找不到哩！端木感到難為情，不好意思。我告訴他別找了，友情為重。就是無價之寶，你逼他找，也是不行的。
問：這樣說來，《舊雨晨星集》你是找不到了？
答：是呀。我可以再找找看，找到了，拍照片給端木先生。
問：如能找到，究竟是抄本還是印本，你現在能說說嗎？
洪：等找到後就知道了。
洪：你請轉告端木：他原來寫信說要開完紅學會就來我這兒，我已準備好好招待他，買了十二元一斤的石雞，五元一斤的鱔魚，四十五元一條的大牡丹香煙，結果他又不來了，實在對不起朋友。
鄧遂夫 記錄
洪靜淵 親筆
1988年6月4日
四、順理成章的結論
至此，這一段在曹雪芹箱篋問題上節外生枝的所謂《舊雨晨星集》的公案，看來是可以了結了。
顯而易見，過去的爭論各方，除了因吳恩裕先生猝然辭世的影響，以及吳恩裕、馮其庸先生在對箱子本身的詮釋上存在誤導，從而使爭論未能深入下去之外，後來之所以形成近乎於定論似的否定性認識，其最為關鍵的一個轉折點便是所謂《舊雨晨星集》的「發現」。這一「發現」，不僅在內地學術界，也在海外華人學者中引起了廣泛的反響。而此次經我最後查訪的結果卻證明：向端木蕻良提供此一信息的惟一「證人」洪靜淵，其提供的「材料」本身才果然是假造的。該材料的核心點，正是對曹雪芹箱篋上不甚合律的「芳卿悼亡詩」作了自以為聰明的修改（這一點，我在探訪之前所公開發表的《曹雪芹箱篋鐫刻字畫新探》一文中便明確地指出過）。而那段材料的其他容易蠱惑人心的地方，則是以附會的手法搬出了一個與造假者屬同一省籍的清初女才人程瓊，以及一個莫須有的書名《舊雨晨星集》。
程瓊這個人當然是存在的。查史震林所著《西青散記》卷七載：
轉華夫人，即安定君，歙西豐溪玉勾詞客吳比部之內子也。名瓊，字飛仙，同郡休寧率溪人。幼見董華亭書一編，遂能捷悟。及長，書畫弈算無不精敏，論事評理微妙獨絕，其神解所徹又自象數，皆塵秕也。
玉勾詞客嘗恨情多。夫人則謂：「自古以來，自有法之天下，亦有情之天下。唐詩云：不與王侯與詞客。知輕富貴重才。才之可愛，甚於富貴，由情之相感，歡在神魂矣。」嘗取中晚唐之詩，以情役思，極放意者，錄一帙，曰：「詩以無為有，以虛為實，以假為真，每出常理之外，極世間癡絕之事，未妨形之於言。」又謂：「寫之手馥，皆有煙香，著其氣息，即時便醉。」其論禪則言：「自古名流，樂佛智之雄誕，無非因其巧鎔惡見耳。」又曹溪偈：「心悟轉法華。」因別號轉華，人遂稱以轉華夫人。自書名句為窗聯云：「緣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感慨間生，救以歡喜。及歿，玉勾詞客觸事歎曰：「庸妻俗妾，妨人志節，然後知孟光之可敬也；庸妻俗妾，妨人修道，然後知鮑姑之可愛也。」……吳名震生，字祚生，字祚榮，更字彌俄，號羽翁，至是自號為「鰥叟」雲。
由這段記載可以看出兩點：一、玉勾詞客吳震生，正是在其妻程瓊（即轉華夫人）死後，才感慨而易號為「鰥叟」的。並非如趙岡的好心推斷——號「鰥叟」乃因其原配早亡，程瓊或為繼室。二、史氏記程瓊之才情事甚詳，且是對其去世後的蓋棺定論，卻並未提及有著《舊雨晨星集》一事。故以此命名之書是否存在，或是否為程瓊所著，皆屬可疑——且不說即使有此書，又是否有洪氏所言之「許芳卿悼亡詩」記載則更屬可疑。另外，據洪靜淵出示給我看的一頁北京圖書館社科參考組１９８２年３月１９日回復他的信中，亦稱：查《歷代婦女著作考》，轉華夫人著有《雜流必讀》，並無著《舊雨晨星集》的記載。而且，洪氏去函向北京圖書館咨詢此書的動機亦復可疑——他自己既然在友人處見過，甚或自己就擁有該殘本及抄件，直接出示該原物供研究不就完了嗎，何以捨近求遠地去向北圖查詢呢？我以為這查詢的本身，便是在向藏書甚富的國家圖書館打探虛實。頗疑洪氏查詢的目的，則為摸清北圖有無這一可以被人識破真相的把柄。若知道了並無此書，便可隨意偽稱是佚書、孤本、抄件云云。
五、多餘的話
如今揭穿了洪靜淵在與端木蕻良的通信中製造謊言，以及根本拿不出所謂《舊雨晨星集》殘本等事實真相，應該說，對於徹底掃清籠罩在曹雪芹箱篋問題上的迷霧，恢復這一珍貴文物的本來面目的工作，就可以順理成章地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
然而遺憾的是，由於多年來對曹雪芹箱篋問題的種種不實之辭給原收藏者張行一家造成的傷害，更由於有關部門對此珍貴文物因偏見而形成的極度冷漠，致使該文物在面世以來的二十六年間，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妥善保護和深入研究。據說，近年來收藏者張行先生在提出極低廉的轉讓條件亦得不到有關部門回應的情況下，已將此件出讓給海外的收藏者。如果這一情況屬實，真乃我國文物收藏和學術研究的一大損失。
不過，在這件事情上我本人亦感到深深的懊悔和痛心。原因有二。
其一，早在1981年冬天，當我首次應邀參加在山東濟南召開的全國紅學研討會後，曾轉赴北京，在當時的《紅樓夢學刊》編輯部主任鄧慶佑先生帶領下，前往鼓樓大街探訪過張行先生，並希望能親自驗看該箱篋。張行雖然對學術界一些人的懷疑之辭充滿了怨氣，但聽說我是傾向於相信這一文物的真實性的，便爽快地答應在數日之內安排時間，用腳踏三輪車到京郊鄉下去將其暫存於親戚家的箱篋拉到他家讓我驗看。後來因我日程安排有變而放棄了這次驗看的機會。此後便再無機會和張行聯繫了。現在最讓我懊悔的是，在我後來有了一定的經濟條件時，怎麼就沒有想到——既然有關部門無意收藏這一珍貴文物，何不學吳恩裕先生的榜樣，去設法自己購買下來作研究，日後再捐獻給國家呢？
其二，我更深悔沒有在1988年6月親訪洪靜淵等人並已查明真相時，立即撰文公佈此事。可能有的讀者早就感到奇怪了：一個雖然非專業、非主流、非正統，卻畢竟是中國紅學會理事、且長期執著於紅學研究的學者，為什麼會對一件自己本已查明的重大學術公案，竟然在相隔十五年之後才來向世人解密呢？對此我不能不略作解釋。
其實這個問題和上面一個問題一樣，對於我來說都有著相同的主客觀原因。概而言之，即本人年紀不大卻經歷坎坷，雖然至今在個人檔案上還從來沒有受過任何處分，但因某些積重難返的腐敗和愚昧所人為製造的厄運，卻時時困擾著我。就在我1986年夏天去安徽考察此一公案的前數月，我便剛剛因為替一位無辜蒙冤的朋友打抱不平而被人以家藏「黃色小說」（《金瓶梅》）和「裸體照片」（《世界名畫選》）為借口，非法「收審」關押108天，錯過了本單位首次評定職稱的機會（請原諒，我在這裡並沒有使用通常的「因故被拘」之類的模糊語言。那樣只能再次對我造成傷害。因為當時的歷史已經進入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期，某些執法的領導者尚不知《金瓶梅》是個什麼東東，尚不知油畫中的維納斯和亞當、夏娃之類是不是「黃色照片」，尚可據此以洩私憤而隨意「收審」一個作家兼學者，這樣的腐敗加愚昧，在當時就已經是公開的笑話了；在已經廢除「收審」制度、強調尊重人權的今天，更是無需隱諱的話題）。所以自安徽返家後，我便憤然離職奔赴海南，開始了長達10年的「下海」謀生歷程。而在1999年末「棄舟登岸」重返文壇後，又忙於首先了卻二十年來的夙願——校訂出版一套《紅樓夢脂評校本叢書》。所以直到今天，才在應讀者的要求而整理出版自己的《草根紅學雜俎》一書時，下決心翻檢出倖存下來的上述採訪資料及照片，草成此文，謂之「解密」。其實認真說來，即使我當初不去探訪，現在不寫此文，事情也明明白白地擺在那裡，有關部門只要稍加核實，就可以真相大白的，又何「密」之有？所以最關鍵的一點，仍然是一個上頭重視與否的問題。
以上，都是一些題外的多餘的話。為了解除讀者的疑惑，故作如是說明。
此外還須補充一點：本文所公佈的材料，皆屬當時留存下來未經整理的原件原物（包括照片，亦是當時海嬰姑娘拍攝洗印後大多迷失而倖存下來的兩張）；本文所陳述的事實，亦絕無半點虛言。對此，一直隨同我採訪的海嬰姑娘可以作證。只不知當年接受我採訪的洪、方二位先生還健在否。但願他們健康長壽，仍可成為此事最「權威」的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