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學」的緣起
最早提出曹學這個概念的是余英時教授。他在《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文中寫道：
胡適可以說是紅學史上一個新「典範」妁建立者。這個新「典範」，簡單地說，便是以《紅樓夢》為曹雪芹的自敘傳。而其具體解決難題的途徑則是從考證曹雪芹的身世采說明《紅樓夢》的主題和情節。胡適的自傳說的新「典範」支配了《紅樓夢》研究達半個世紀之久，而且餘波至今未息。這個新紅學的傳統至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一九五三年)的出版而登峰造極。在《新證》裡，我們很清楚地看到周汝昌是把歷史上的曹家和《紅樓夢》小說中的賈家完全地等同起來了。其中「人物考」和「雪芹生卒與紅樓年表」兩章尤其具體地說明了新紅學的最後趨向。換句話說，考證派紅學實質上已蛻變為曹學了。
同一篇文章的另一處又說： 本來材料是任何學問的必要條件，無人能加以忽視。但相對於研究題旨而言，材料的價值並不是平等的。其間有主客、輕重之別。就考證派紅學而論，對材料的處理就常常有反客為主或輕重倒置的情況。試看《紅樓夢新證》中「史料編年」一章，功力不可謂不深，搜羅也不可謂不富，可是到底有幾條資料直接涉及了《紅樓夢》旨趣的本身呢?這正是我所謂曹學代替了紅學的顯例。
余英時先生的《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主要是從學術史的角度探討近六十年來紅學發展的過程，目的是尋找紅學研究的突破口，從行文語意看，似乎並沒有想從理論上對紅學的研究對像加以界說。曹學的提出帶有偶然的性質，是檢討考證派紅學的利弊得失逼出來的邏輯概念。可是，他的文章卻在紅學界掀起了軒然大波，導致一場有好幾位著名紅學家參加的關於紅學的對象和範圍的爭論。前面談到的《文藝報》1984年接連發表應必誠、周汝昌、趙齊平的論辯文章，實際上也是這一場爭論的繼續。
國內讀到余英時先生的文章比較晚，率先起而辯難的是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任教的趙岡教授。趙岡先生是海外成就很突出的《紅樓夢》考證專家，他的辯難文章雖然主要針對的是余英時先生的「兩個世界」論，但忍隱著對「曹學」一詞的很大不滿。他說：「英時兄說半個世紀以來的『紅學』其實是『曹學』，是研究曹雪芹和他的家世的學問。他並且認為這樣做所付的代價很大，最大的代價之一便是模糊了《紅樓夢》中兩個世界的界限。『盛衰論』的紅學家是想弄得『真事存，假語隱』，這種捨從攻主，去假存真的還原工作，不可避免要使這兩個世界的界限在短期內變得模糊一點。但這樣做是得是失，現在下結論還略嫌太早一點。這要看基本假設如何而定。如果麵包是麵粉做的，研究麵粉是有用的；如果麵包是空氣做的，研究麵粉當然是錯了。」字面上沒有就「曹學」的提法正確與否進行辯駁，態度和意向是明確的，即不贊成余英時先生「半個世紀以來的『紅學』其實是『曹學』的觀點。余英時先生使用「曹學」一詞究竟是褒是貶，可以姑且勿論，但在理解上，一些以考證見長的紅學家，顯然以為余先生對研究曹雪芹家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估計不足，所以趙岡才有麵粉和麵包的比喻。當時國內學術界也醞釀著對紅學考證的不滿，特別對考證雪芹遠祖存在反感，余英時先生的文章介紹過來後，很得到一些研究者的共鳴。而近年來一直在從事曹雪芹家世研究的馮其庸先生則首當其衝，他不得已著文論辯，寫道：
紅學的內容既如此廣泛，我們就不可能要求一個「紅學」研究者去研究「紅學」的一切，而應該向專門化的方向發展。比如說，有的研究者有興趣研究曹雪芹本身，有的研究者有興趣研究《紅樓夢》本身，有的研究者又喜歡研究《紅樓夢》的版本，有的研究者又喜歡研究曹家上世的歷史，如此等等。對於研究中的這種各人的愛好和專長，應該盡量各盡所好，揚長避短，而不要強人所難，不要指責他為什麼老愛研究這個而不愛研究那個。我們可以評論研究者的成果，指出他的得失，卻無權規定他只能研究什麼，不能研究什麼。
他接下去還說： 我認為世界上學問之大，無奇不有，《紅樓夢》本身包羅萬象，它所涉及的面實在太廣泛了，《紅樓夢》所描寫的任何一個側面，都可以使你花費很大的精力去研究它，所以我們切不可抱狹隘的實用主義觀點來對待科學研究事業。偉大的曹雪芹曾經說過：「閨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也。」我覺得研究者也歷歷有人，決不可因為我們自己的局限，而有意無意地去限制別人的研究，一併使其泯滅。
這些話，都是有感而發的，內在情緒溢於言表。文章雖然寫於 1981年初，但這些想法是馮先生憋了很久的意見，—他1979年和 1980年曾多次談起過。對考證工作已經做得差不多了的說法，馮先生尤其不贊成，他說；「我們不能斷定今後永遠也不會出現有關《紅樓夢》和曹雪芹的任何新材料了，只要有新的材料出現，我們就要鑒別它的真偽，這就離不開考證。」這與趙岡先生的意見可謂不謀而合，而與余英時先生的觀點是相左的。當然余英時先生也不是反對紅學考證，以他的國學根底不至於作出這種簡單論斷；他的意思只是覺得考證受客觀材料的限制，再有新的發現已經很困難了，按曹學的路子走下去紅學不會有光明前途。我個人是頗同情余英時先生的觀點的，但現在寫《紅樓夢與百年中國》這本書，需要我超越於紅學之外來看待紅學的論爭，因此對趙岡先生和馮其庸先生的看法同樣抱有好感。我想探尋的是，他們何以對考證曹雪芹的經歷和家世有如此濃厚的學術興趣。
有一件事很值得深思。這就是幾位以考證曹雪芹家世見長的紅學家，不管對曹學的提法持何種態度，都不否認自己研究的是曹學。不僅不否認，後來還理直氣壯地張揚曹學。馮其庸先生說：「我個人認為研究曹雪芹而成為一門專門學問，並得列於世界學術之林』，；這是我們偉大祖國的光榮，也是曹雪芹的光榮，我們不應該用諷刺鄙視的眼光來對待『曹學』這兩個字，不承認它是一門真正的學問。」周汝昌先生在威斯康辛國際《紅樓夢》研討會上，甚至說自己是「曹學家」，並提出「內學」和「外學」的概念，認為以作品本身為主的研究可以叫「內學」，側重時代背景、家世歷史的研究可以叫「外學」。結果余英時先生站起來聲明：「曹學這名詞也許是因為我說的，但是我並不是反對曹學，我很尊重曹學。不過，我個人覺得考證應受材料的限制，今天我們所能發掘到的有關曹家的家世，至少關於曹雪芹本身的，還是很有限。」對曹學的發展取向怎麼看是另一回事，曹學這個概念的應該存在，看來已成不爭之論。
這到底該怎樣理解呢?紅學的種種公案尚且未了，憑空又多了個曹學，研究《水滸》的人，自然也研究作者施耐庵，但從未見有人叫「施學」；同樣，《三國演義》和《西遊記》也沒有「羅學」、「吳學」之稱。為什麼研究《紅樓夢》就會有曹學呢?而且一叫就能叫開，說者或許無意，聽者卻受之泰然，直言不諱地供認自己就是「曹學家」，一般《紅樓夢》愛好者也不覺「曹學」兩個字拗口，很快就約定俗成了；就中道理究竟是什麼呢?須知，參加討論的都是很有聲望的紅學家，治學態度並無不嚴肅認真之處，絲毫不會有早期「紅學」一詞的戲謔意思。莫非研究《紅樓夢》的人都是「間氣所鍾」，是賈寶玉的同黨，「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萬萬人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