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的「正邪兩賦」的哲學思考
《紅樓夢》第二回，曹雪芹寫賈雨村和冷子興說話，借賈雨村之口所講的一番「正氣」、「邪氣」和「正邪兩賦」的大道理，是曹雪芹的一篇哲理宣言，是理解《紅樓夢》的一把鑰匙。作者寫道：
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兩種，餘者皆無大異。若大仁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則應劫而生。運生世治，劫生世危。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孔、孟、董、韓、周、程、張、朱，皆應運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紂、始皇、王莽、曹操、桓溫、安祿山、秦檜等，皆應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惡者，擾亂天下。清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忍乖僻，天地之邪氧，惡者之所秉也。今當運隆祚永之朝，太平無為之世，清明靈秀之氣所秉者，上至朝廷，下及草野，比比皆是。所餘之秀氣，漫無所歸，遂為甘露，為和民，洽然溉及四海。彼殘忍乖僻之邪氧，不能蕩溢於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結充塞於深溝大壑之內，偶因風蕩，或被雲摧，略有搖動感發之意，一絲半縷誤而洩出者，偶值靈秀之氣適過，正不容邪，邪復妒正，兩不相下，、亦如風水雷電，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讓，必至搏擊掀發後始盡。故其氣亦必賦人，發洩一盡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在上則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為大凶大惡。置之於萬萬人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萬萬人之上；其乘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萬萬人之下。若生於公侯富貴之家，則為情癡情種；若生於詩書清貧之族，則為逸士高人；縱再偶生於薄祚寒門，斷不能為走卒健僕，甘遭庸人驅制駕馭，必屬奇優名倡。如前代之許由、陶潛、阮籍、嵇康劉伶、王謝一族、顧虎頭、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劉庭芝、溫飛卿、米南宮、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雲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龜年、黃幡綽、敬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濤、崔鶯、朝雲之流，此皆易地則同之人也。（1）
本文結合《紅樓夢》的思想內容，對他的哲學思考這樣一種集中的表述做初步探討，以便更正確地理解作家、作品和第一主人公賈寶玉的形象，下面將分四個方面談：
一、 雪芹和他通過賈寶玉等形象所表現的專制（2）正統思想和專制倫常觀念。
二、 曹雪芹的人性論。
三、 曹雪芹的思想矛盾（曹雪芹的正氣與邪氣）。
四、 賈寶玉的思想矛盾（賈寶玉的正氣與邪氣）。
一般來說，作家的主觀思想和作品的客現思想之間，往往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矛盾，讀者的理解不必、也不可能和作家一致，而且只有站在更高的理論層次上，才能透徹地闡釋作品。然而，所有這一切，必須首先建立在理解作家、理解他的創作意旨和他的思想追求、藝術追求的基礎之上。讀者所有見仁見智以及言之成理的結論，不一定以作家的主觀思想為評判尺度，然而它們必須是理解的產物，而不能是誤解的產物。由於偉大作家曹雪芹的傳記資料比較缺乏，由於〈〈紅樓夢〉本身的複雜與豐富，幾百年來，不乏正確的理解，但也存在著許多不同程度的誤解。本文特別著重作家通過賈雨村所表述的人性哲理的思考，打算以它為核心，在作家的主觀追求與作品的客觀描寫的統一中尋求正確理解、評價作品和人物的思想意蘊的方向。
（一）
在第二回這一大段議論中，曹雪芹首先開列了從堯舜一直到張載朱熹這樣一個以專制統治階級代表人物為主的長長名單，認為他們秉賦了「天地之正氣」，是「大仁者」，鮮明地表現了他的專制正統思想。在作品裡，這種思想則被有機地注入到形象描寫裡面去了。早在1956年就有論者指出曹雪芹在很多情況下都歌頌皇帝、歌頌皇家統治。（3）這一點往往被50年代和60年代的論者所忽略。當然，對於這種歌頌的性質做如何判斷則又當別論。只有到了7O年代末，才有論者把這種歌頌所體現的專制思想和書中的具體情節結合起來加以認真的分析。（4）曹雪芹頌聖，書中屢見不鮮。上面提到的哲學宣言裡就說：「今當運隆祚永之朝，太平無為之世—…」。作者寫薛寶釵入都：「今上崇詩尚禮，征采才能，降不世之隆恩…·」。即使卑俗如賈璉，講到元妃省親事，也說：「如今當今貼體萬人之心，世上至大莫如『孝』字。」。這似乎是作家的思想情感的自然流露。 曹雪芹寫省親活動前後的賈寶玉，既寫他有明確的「必須頌聖」的主張，也寫了他在自己的詩、聯、醫額中的頌聖具體表現。在這裡僅拈出時賢未曾論及的一例以說明，就是在對自然風景的描寫中，曹雪芹（通過賈寶玉）也流露出頌聖的感情。如「浣葛山莊」，賈寶玉的題聯是：「新綠漲添浣葛處，好雲香護采芹人。「浣葛」出自《詩經·國風·周南·葛覃》，此詩基本思想是寫貴族婦女準備歸寧，以歌頌她們敬孝父母、尊重長輩、恭位勤勞的品格。吳闓生認為：「... 詩雖止敘歸寧一事，而德行懿美，恭勤節儉，皆於言外見之，規戒頌揚之意悉寓其中，實立言之至 工者」（5）。朱熹《詩集傳》的解釋可參看。賈寶玉用這個典故無疑是對做為皇妃的元春的溢美。「采芹」一典，出自《詩經·魯領·泮水》，此詩以「思樂泮水，薄采其芹」起興，主要是歌頌魯候的文治武功。泮水即泮宮之水。朱熹詩曰。「諸侯文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壁，以其半於辟（缺，見原文）筆者按，即辟雍，天子之學〉。故//田排水，而宮亦以名也」（6）。此詩寫魯候修泮宮，也寫他在泮宮的活動。讚揚他說：「穆穆魯候，。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賈寶玉在這裡用「采芹」一典，也不外乎頌揚元妃之意。上下聯各含一典，精緻巧妙，含而不露，藝術性之高正說明皇權思想的刻骨銘心。除了賈寶玉的例子外，薛寶釵自不必說，林黛玉等人的頌聖詩例因時賢已提及，不舉。即使在日常生活中寫詩，如蘆雪庵聯句。曹雪芹也要通過李紈李綺寫出「欲志今朝樂，憑詩祝舜堯」。這裡更直露地表現了作家的皇權思想意識。賈寶玉有日常生活不忘歌功頌德的明確主張。第六十三國，他給芳官取名耶律雄奴。本是頑笑，但他解釋說：
「雄奴」二音，又與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況且這兩種人自堯舜時便為中華之患，一晉唐諸朝，深受其害。幸得咱們有福，生在當今之世，大舜之正裔，聖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億兆不朽，所以凡歷朝中跳梁猖獗之小丑，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戈，皆天使其拱手俯頭緣遠來降。我們正該作踐他們，為君父生色。
芳官笑他不去操習弓馬，建立武功，並進忠效武力，卻拿她們開心作戲，他說：
所以你不明白。如今四海賓服，八方寧靜，千載百載不用武備。咱們雖一戲一笑，也該稱頌，方不負坐享昇平了。
如果聯繫他多次歌頌功德的表現，這種說法似乎不是敷衍之詞，而是一種文化心理積澱的真實外現。這種情況，常被以賈寶玉為專制主義叛逆的論者所忽略。賈寶玉這話，或許是當時專制知識分子的共同語言，也真實地反映了乾嘉盛世文化精神的一個方面。
賈寶玉向襲人發的那番「人誰不死」的議論，自1950年代後一直被一些研究者肯定、徵引、闡發，或曰是賈寶玉反對最高專制道德，或曰是他叛逆思想體現。實際上他這番議論仍是發揚「正氣」，宣揚君權神授，提倡忠於朝廷的根本長遠的利益，也表現出即使對昏君也不能棄置不顧的愚忠。固然，書中並沒有表現曹雪芹或賈寶玉對皇家有什麼特殊的情感，而且在寫元春封妃那種錦上添花般的紅火熱鬧時，點出唯賈寶玉「一個皆視有如無，毫不曾介意」，只是惦記好友秦鐘的病，因此「悵然如有所失」。這些細處，常被一些論者引為反專制、反皇權統治的論據。其實，它只不過說明對於賈寶玉來說，皇恩並不比友情更為重要，卻不能證明他對皇帝朝廷有什麼反感，更不能證明對元春省親送行了那樣的鋪飾與描繪的作者對皇權有什麼不滿之處。
元春和眾人廝見的那個場面寫得很精采，正像脂硯稱讚的那樣，是作者「心花欲開」時的妙筆。作者精確地寫出了眾人的行動和語言，從中表現了人物極富於個性特徵的情感的傾瀉和心態的幽曲。也寫出了君臣之間森嚴而不可逾越的等級界限、帝王家屬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尊嚴；也反映了忠孝兩種專制觀念的矛盾，以及孝對忠的從屬性，客觀上確有暴露禮教的意義。然而，元春的傷感和哽咽悲切是一個出嫁女子（尤其是沒有歸寧自由的）對母家思戀的必然表現。也正是而且只是在這個意義上把皇宮說成「見不得人的去處」。這樣的描寫，一方面並不能證用元妃本人對皇妃生活有什麼不滿或反感，也不能否證她的地位是賈府的驕傲，為天下許多人所艷羨，因而並不違背專制禮教。只有現代讀者才能從中悟出某種反專制的意義，這是與作者、與人物毫不相干的。稍微清醒一點兒的專制統治者也會理解這種為忠而犧牲的痛苦心情。這次省親，是「當今體貼萬人之心」，使一切人毫無例外地都能克盡孝道，使孝從屬於忠的前提下，調節緩和二者間的矛盾，從而鞏固專制統治。因此，二百年來，《紅樓夢》只有「誨淫」之名，而無欺君之嫌，還贏得一些最高專制統治者的嗜愛。只有長期受教條主義文化熏陶而把一切人性都等同於階級性的個別讀者，才會認為作者或人物在這時有著某種反專制意識。
有些描寫，集中而明顯地表現了曹雪芹保持著專制正統思想。作者是這樣寫農民的反抗和起義的：「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盜蜂起，無非搶田奪地，鼠竊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難以安身」。其專制統治階級的立場與情感是顯而易見的。七十八回，作者通過賈寶玉的《姽嫿詞》對鎮壓農民起義的女武官林四娘做了細緻的、繪聲繪色的歌頌，寫她嬌文艷武，極力褒揚，寫農民隊伍則「賊勢猖獗不可敵」。這首詩實現了賈政的審美要求：「細心鏤刻。風流悲慼」。（這實為作者自讚之詞！）作者和賈氏父子，在對待農民反抗這個問題上，其立場是完全和那些「大仁者」一致的。
我們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考察曹雪芹的正統思想。第三四，賈寶玉給林黛玉起別號時向探春說：「除了『四書』，杜撰的也太多呢！」第三十六回寫他「禍延古人，除『四書』外，竟將別的書焚了。」因此被目為「瘋顛」。第十二回，襲人批評他「又說只除了『明明德』外就沒書了，都是前人自己混編纂出來的」。可見，賈寶玉視孔孟著作為聖人經典，並不敢反對。第十九回，他有個解釋：「再不說了。那是我小時候兒不知天多高地多厚信口胡說的，如今再不敢說了。」作者寫他某種蔑視孔孟經典以外的著作的狂妄，如上所引，大都說明是過去的事，而且多半都由他人傳述，然後寫他表示對自己行動的否定，總之是都沒有細寫，不比「試才題對額」或詠《姽嫿詞》那樣的洋洋大文，藝術表現上的簡略反映出作者思想意向，這又和書中那種深沉的懺悔情緒是一致的。
賈寶玉頭腦中的專制倫理觀念也必然和上述他的政治思想和文化觀念一致。作者說：「只是父親叔伯兄弟中，因孔子是亙古第一人說下的，不可忤慢，只得要聽他這句話，所以，弟兄之間不過盡其大概的情理罷了，……」在這方面，他基本上沒有什麼違禮表現。如，晨昏定省；如賈政打他到半死，他沒敢有半點反抗的表示；金釧兒因他含辱致死，他只能偷偷掉淚祭奠；眼睜睜看著重病在身、朝夕相處的晴雯被人拖死，沒有任何積極行動，只是事後撞床大哭，對肇事者王夫人無半點埋怨；以自己的身份地位以及在賈母面前得寵的情況，從來沒在賈母等人面前透露過自己與林黛玉生死不渝的愛情。這是多麼嚴謹的「非禮勿動，非禮勿言」啊！不少論者曾以為在《芙蓉誄》裡，賈寶玉把母親罵成「悍婦」。這是謬之千里的誤解！詩中「言+皮奴」「悍婦．」對舉，實指一個王善保家的，恐怕連他不免懷疑的襲人也不能包括進去。
上述種種完全可以證明，曹雪芹和賈寶玉的思想中正統的專制政治、倫常觀念，是佔有主導地位的，是與「正邪兩賦」理論中的大仁者的觀念一致的。也正因如此，高鶚《紅樓夢序》說此書「雖稗官野史之流」，「尚不謬千名教」，說的極是。
應該補充的是，曹雪芹雖然在書中主要發洩兒女真情，但在他的哲學見解裡卻道出了典型的傳統史觀：「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惡者擾亂天下。」這種歷史觀和上述政治、倫理觀念一致，茲不贅論。
（二）
在這一節，我們將結合曹雪芹的哲理思考考察他的人性觀。
在我國古代思想史上，先有孟軻主人性善，苟卿主人性惡，董仲舒提出了人性三品說，王充雖多正確因素，仍然得出了缺乏說服力的結論：人性天生分為善、惡和中人三等。韓愈則完全繼承了董仲舒說。以朱幕為代表的宋儒，系統地發展和總結了專制統治階級的人性論。這種人性分等的理論，不過是專制等級制在人性論上的反映。
曹雪芹是文學家，他的哲學思考並不是完善的體系。因為一般的偉大文藝家都不善於在思辨上下功夫。曹雪芹的人性論較為簡略。不難看出，他也是受了前代思想家的影響。我們還記得史湘雲曾向翠縷講了一番萬物生成的道理，她說：「天地間都賦陰陽二氣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變萬化，都是陰陽順逆」，又說：「陰陽可有什麼樣兒，不過是個氣，器物賦了成形。」很明顯，這是曹雪芹自己的正邪理論的推論。我國古代哲學家，有的對「氣」做玄虛的解釋，有的做實際的解釋，一般不予以人格化的規定，不直接賦以人的屬性。如王充認為人性是稟受氣而生成時說：「稟氣有厚泊，故性有善惡也。」（7）朱熹講到「天命之性」、 「氣質之性」時說：「……稟氣之清者，為聖為賢，如寶珠在清冷水中。稟氣濁者，為愚為不肖，如珠在濁水中」。這都是以氣固有的性質不同說明所生成的人性各異，比較抽像概括。文學家曹雪芹受了這些說法的影響，而略去了某種哲理修飾，他剛一接觸到陰陽二氣這個本來可以做進一步的理論闡釋的範疇，立刻就把它們人格化了：正氣、邪氣。如果史湘雲的話還可能往正確方向扭轉的話，賈雨村的話只能從粗淺的人格化角度理解了：「清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忍乖僻，無地之邪氣，惡者之所秉也」。從這兒可以看出來，曹雪芹的人性論基本上是唯心的。一些研究者以為賈雨村這大段議論是正確的，期期以為不可。
值得注意的是在自己的理論中，曹雪芹沒有涉及一般下層人民的人性問題。董仲舒把上層階級的人性稱為「聖人之性」（「善」），把下層人民的人性稱為「斗筲之性」 （「惡」）。王充曾較深入地探討了人性變化問題，（8）認為「中人」、「中人之性」可以變，大多數的人性都可以變。他是把下層人民放到「中人」」、「中人之性」這一類裡。王充與朱熹的社會地位不盡相同，所以劃分人性品類時對下層人民的態度也各異。曹雪芹也分了「正」「邪」「正邪兩賦」三類，他也曾提到的「走卒健僕」之流，但他們屬哪類，他沒說。是理論的不嚴密，或不屑一顧，看來多半是前者。
可見曹雪芹的人性論，仍是專制統治階級的人性論，是大仁者流的人性論。
最重要的是他怎樣看「正邪兩賦」之人。在他的理論裡，屬於這一品類的很多也很雜。其中細分為三種：「情癡情種」、「逸土高人」、「奇優名娼」；相對應地是他們不同的出身：「公侯富貴之家」、「詩書清貧之族」、「薄祚寒門」。這分明是等級制和命定論的混合產物。值得注意的是他把三個皇帝和奇優名娼並列，是否表現了某種民主性的思想從而和他的正統觀念產生矛盾呢？看來沒有。這種分法，倒很有「不干政治」的味道，即不考慮這三個皇帝的政績上的差別，而著重看他們對異性的態度。或者某些傳統看法影響了作者，使他認為這三個人沒資格列入大仁者的名單。但是，陳叔寶雖然合適，趙佶也不冤枉，《宋史·徽宗本紀》曾說他「玩物」、「喪志」、「縱慾」、「敗度」，亡國是必然的，還提到未立前就有人反對他當皇帝。不過，未免貶低了曾經頗有作為的李隆基。
其實，賈寶玉兼有情癡情種和逸士高人的特徵。後者應以莊周為代表，雖然沒被列入名單，但曹雪芹和賈寶玉明顯地受了莊周許多影響，書中直接例證很多。在中國思想史上，我以為，從許由經莊周、到陶潛、嵇、阮、一直到唐寅，可以組成一個連續性的「逸士高人」思想族系。他們有共同的特徵：1、都有莊周式的虛無主義；2 、憤世嫉俗，狂蕩不羈，拒絕與統治階級的當權派合作，反對「立身揚名」，消極反抗，3、一般都有突出的文藝才華；4、其中不少人生活遭遇不幸。於是，他們構成了統治階級的放蕩派，與當權派處於某種對立狀態。其中嵇阮二人的反抗性較強。嵇康敢於「非湯武而薄周孔」，敢於說：「六經未必為太陽」。(9)這樣大膽的言論在專制社會裡確為罕見。阮籍似乎更折中些。他們提倡尚自然，反禮法，實際上從主要方面著仍受名教束縛，並不敢直接和當權派進行鬥爭。放蕩派的佯狂、縱酒、頹唐，時而大言攻擊禮法，似是誇張性行為，是發洩不得志的苦悶的一種方式，是特殊形式的抗議。他們對自己這樣消極反抗，往往也缺乏信心。（10）提倡自然、崇尚莊老的魏晉玄學家，以及後來的禪宗和談禪的士大夫，其思想表現大都有如上的共同點。嵇阮一流，並未叛逆本階級，也並不真正反對禮法，因為那樣做會破壞他們自身利益，歷史也沒提供給他們那樣做的條件。比較起來，曹雪芹和賈寶玉的反抗性還趕不上他們。
對「正邪兩賦」之人做了上述比較性的瞭解，可以斷定，曹雪芹和賈寶玉都是這樣的人物。賈雨村這番議論，與他的性格關係不大，作者主要是利用這個結構性質的角色，闡釋自己對賈寶玉一流人物的哲理思考。這流人物，是既「正」且「邪」的，因秉「清明靈秀之氣」，所以「聰俊靈秀」，這是「正」；又同時秉「殘忍乖僻之邪氣」，所以有「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所以為「邪」。而「正」「邪」的判斷標準，不是別的，是專制統治階級的政治倫理觀念。曹雪芹的人性理論並沒有也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時代與階級，正如黑格爾說的：「沒有人能夠超出他的時代，正如沒有人超出他的皮膚」。（11）
（三）
曹雪芹的世界觀充滿著深刻的、複雜的矛盾，他也是由「正氣」和「邪氣」互相「搏擊掀發」、「兩不相下」而構成。
「石」這個形象是我國文學藝術的傳統主題。它似乎是一種孤傲清高和不馴服的象徵。曹雪芹多才多藝，頗喜畫石，故書名曰《石頭記》。敦敏有《題芹圃畫石》詩：「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見此支離，醉余奮掃如椽筆，寫出胸中傀儡時」。石的形象是曹雪芹胸中傀儡外化，是他精神性格的再現。書中開頭那個關於女媧補天所棄之石的寓言傾瀉出多少感慨！它就是賈寶口銜之玉，也是他的前身。又說書中的內容悉刻在石上，或者說是石頭所記。石頭因「無材補天，幻形入世」——自然成為賈寶玉。「假」的寶玉豈非石頭？石後的偈子是作者的自述，也是石頭的自述，書的宗旨是由石頭闡述的。這種雲山霧罩、掩映多姿的文字無非是說：石頭、作者、賈寶玉三位一體、難解難分。
在《紅樓夢》裡，曹雪芹還是想補天，想補專制制度的天（毛澤東語）。這話是有道理的。它至少道中了作者的世界觀的一個方面，一個為堅持賈寶玉是叛逆者說的論者常忽略的一個方面。脂批曾點出，「無材補天，幻形入世」八字是「作者一生慚恨」。在石後的偈子下面脂批寫道：「慚愧之言，嗚咽如聞」。偈子中的「無才」是反語、憤激之詞；「枉入紅塵」才是真歎息，是對落魄、潦倒的「自想自愧」。以作者的出身經歷而論。他不會把「天上一輪才捧出，人間萬姓仰頭看」（賈雨村詩）的傳統理想拋棄淨盡的。（12）作者總懷著無限沉重的負罪感回憶過去，耿耿於「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正如魯迅說：「獨於自身，多所懺悔」。（13）正是這樣的深沉痛苦，使作品帶上了一種哀婉、低沉的調子。這種痛苦來源於思想矛盾：補天和當頑石。
從作者對那些千篇一律的才子佳人小說的批評看，他很有睥睨千古的自信，但又似乎感到這「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好像又沒有什麼真正用處。在我國漫長的歷史上，文學殿堂上並沒有小說的席位。寫小說的也矮人幾分，有時受人詛咒，還有怵目驚心的文字獄的威脅。所以許多著名小說的作者都是後人考證出來的。大約從明朝，情況有了一些變化，但比起載道的「時文八股」，小說的地位仍是低下的。所以曹雪芹在書的開頭編的故事繞圈子。最後才承認自己「批閱」、「增刪」、纂目錄、分章回，但仍不說是自己寫的。同時小心翼翼地聲明不干時世、不干政治。即使如此，還有人說他「誨淫」，咒他絕後、下地獄，乃至奏請焚禁等。這是造成他的傳記材料缺乏的重要原因。
上文我們曾提到曹雪芹和莊子精神族系的人物同屬「正邪兩賦」之人，例如其中的嵇阮，這一品類的人物大多都是矛盾的。曹雪芹不但和他們在這方面相似，就是在生活的時代環境方面也有很大的相同處。魏晉時階級矛盾十分尖銳、上層集團之間的政治鬥爭尤為激烈。他們往往用陰謀和殘殺的手段爭權奪位，於是有些人，便覺得生死無常，朝不保夕，便頹廢、放蕩、腐朽、縱慾，在老莊哲學中找安慰。清代皇室內部父子、兄弟及所屬派系之間因爭權位而互相殘害的情形，與之近似。每次鬥爭都殘酷誅戮、株連無數，使環境惡劣，人人自危。因此，當時宗人及有關的滿漢知識者不少都或禪或道，或兼而有之。他們不問政治，不談國事，逍遙於詩酒花月之間，釀成上層社會一種特殊風氣、曹氏家族也不止一次捲入鬥爭的漩渦，屢遭變故。曹雪芹從「溫柔富貴鄉」墮落到「舉家食粥酒常賒」（敦城詩）的困境，所以有「陋室空堂，當年飭滿床」之歎。這種遭遇對他有極深的影響，他的悲觀虛無主義、命定論、循環論是很突出的，同時還養成一種狷介狂放、梁騖不馴的作風。歷史上一些想有所為而不能有所為的人大都是這樣的。無所作為，那麼，幹什麼呢？曹雪芹卻在窮愁潦倒之中，為「破人愁悶」（何嘗不是破自己之愁悶？）「適趣解悶」寫出了一部《紅樓夢》，成為文學史上高峰而崛起。看來，天才的創造力和表現力是無可阻擋的
「正邪兩賦」之人大都有共同的智慧的痛苦，——其實是主客觀矛盾造成的痛苦。張宜泉可能是曹雪芹生活後期的朋友，在《題芹溪居上》小序中提到曹雪芹「字夢阮」，與詩題中稱之為居士同看，可以想見曹雪芹的生活作風。「夢阮」這個字確鑿地證明曹雪芹認為自己也是「正邪兩賦」之人。歷史上嵇阮並稱，二人是有區別的。曹雪芹的精神風貌確實更近乎阮籍。史書上記載「阮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嵇康說他「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14）嵇康有「性烈而才雋」的一面，也有「性慎言行」的一面。（15）從他師效阮籍，自歎弗如來看，阮籍確是小心翼翼的，時常用放浪形骸、酩酊大醉，躲避政治糾紛，掩飾真實情感。阮藉口不臧否人物，使我們聯想到曹雪芹一再聲明寫書不干政治。史書標出阮籍有「濟世志」（16）。曹雪芹不是有補天未成之歎麼？阮籍的同代人以他為「癡」，曹雪芹不是也說「都雲作者癡」麼？阮籍以嗜飲聞名，曹雪芹也常「酒渴如狂」，敦誠更直接寫他「步兵白眼向人斜」。這是專制社會知識分子共同的時代病。
可以說，曹雪芹劃分人性三品，包含著他的自我分析與自我體驗，這種情況在學術史上和文學史上也是屢見不鮮的。從我們對他的生平的瞭解，從他的開卷自訴，從他對賈寶玉的矛盾態度等等方面，看來他自己身上常有正邪兩氣在互相鬥爭，這使他痛苦而又不能解脫，一直到寫完《紅樓夢》。這部書總體上是「邪氣」偏多，作者偏偏又稱之為悔罪之作，是為了回憶過去、消愁破悶，而且其中對「正氣」又時時未能忘情，於是有秦可卿魂囑王熙風、秦鍾死前勸寶玉、榮寧二公之靈懇求警幻教訓寶玉，無不是作者的「正氣」的藝術再現。再如對王熙鳳、賈探春、薛寶釵等的治家才能的謳贊，是把「正氣」有機地體現到形象描繪中了。這是作者補天的理想在起作用，也體現了中國倫理政治的特點。脂批（第一回）說：「家國君父，事有大小之殊，其理、其遠、其數則略無差異。」這是說作者把挽救專制政治的思想感情寄寓在治理大家庭的描寫中去了。這就是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如果僅僅以現代人的思想感情體會作者對專制社會國家的反感或反抗，而看不到他思想上的矛盾以及這種矛盾如何體現在作品中，那是很難正確評價它的。
總之，曹雪芹思想中「正氣」、「邪氣」的矛盾極為明顯，事實證明，他把自己也歸屬於「正邪兩賦」一類人。
（四）
對曹雪芹自己頭腦中正邪矛盾做了如上分析，賈寶玉這個複雜的、豐富的形象也就不難理解了。
讀者常常發現，當作者對賈寶玉這個人物的思想行為、情感心態做「追跡躡蹤」的客觀描繪時，往往是洋溢著美感的大塊文章，使讀者對賈寶玉同情而做出肯定性的評價。當作者對他進行評論時，作者就直接做出否定性的評價。讀者這時就要花費腦力，去分析作者的思想意圖。否則往往產生誤解。賈寶玉出場有兩首《西江月》，就是對他的理性評價，其基調是貶，是從「正氣」的立場出發的。詩詞的形式怎麼能說是理性評價呢？因為詩與哲理有共同的概括性。自1950年代以來，一些研究者把《西江月》理解為力似褒似貶，甚至認為表面上貶，實質上是褒，可能是因為心中先存了一個作為專制叛逆者的賈寶玉，又主觀地認為曹雪芹對他不能貶。實際上並非如此。《西江月》的思想感情和作者開卷第一回的慚悔是一致的。因而這兩首詞，也可以看做作者的自貶自嘲。作者用兩詞貶賈寶玉，不等於在所有場合都貶低他，也不妨礙在更多的具體描寫中讚頌他。如果到處看到的是褒揚，甚至把否定態度一定看成正面的，那自然是過分機械，而且並不符合作品實際。總的來說，當作者偏於理性思考時，賈寶玉的形象就向「百口嘲謗、萬目睚眥」的敗家子形象傾斜；當作者對他做客觀的描寫時，對他就流露出理解、同情、甚至不動聲色的欣賞，使這個形象就帶上了頗為耀眼的光彩。正是因此，賈寶玉是一個很矛盾的人物，他的矛盾，是作者自己思想矛盾的反映，二者的思想情感的矛盾內涵，都是正氣與邪氣的搏鬥。
賈寶玉的矛盾是多方面的。作者既寫他「聰明靈慧，略可望成」，同時具體地寫了他有多種才華，又譴責他「稟性乖張，用情怪譎」，歎他「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賈寶玉對家庭的管束是恐懼的、厭煩的，他感到不自由，行動到哪裡都有人跟著，有時也因為花錢不能自主而發牢騷。感情上的糾葛也使他痛苦，他有一種擺脫不了的幻滅感，多次說要去出家、當和尚，要化灰化煙，或者幻想女兒們的眼淚把他的屍首衝到一個乾淨的去處，……但這些畢竟太消極了，（哪兒像個叛逆者？）而且事實上他根本無力擺脫自己的環境，離不開大家庭。當林黛玉對賈府的經濟狀況表示憂慮，他向她說「憑他怎麼後手不接，也短不了咱們兩個人的」。後來又勸探春：「只管安富尊榮才是」。因為他的綽號叫「無事忙」、「富貴閒人」、「混世魔王」……。試看他「最厭峨冠禮服賀吊往還」，反對「立身揚名」，罵做官的是沽名釣譽的「祿蠢」、「國賊祿鬼」，但從來沒有覺察到他自己就生活在這樣的人中間，而且依賴他們生活。
賈寶玉在矛盾、痛苦中混日子，正如他自己說的過一天算一夭，因而他不可能有什麼值得肯定的正面理想，他初進大觀園，每日只和姊妹丫頭們在一起，就「心滿意足，再無別項可生貪求之心」。他寫的那首四季即事詩，那種格調，和那些峨冠博帶的人或「祿蠹」們的閒情逸致有什麼區別？這大概就是他的生活理想了，這一點在第五回，作者寫他到太虛幻境，他就想：「這個去處有趣，我就在這裡過一生，縱然失去了家也願意，強如被父母師傅打呢。」他平時喜歡自稱「濁」或「俗」，其實是標榜高雅，努力與俗人、濁物劃清界限，然而事實上並不那麼容易，他沒有正面的理想，就無所憑藉而反對傳統；他無所肯定，也就難以真正否定。舊的不去，新的從哪兒來呢？而且他這一種思想是一而貫之的，在書中沒有什麼發展。根據曹雪芹原來的構思，就是出了家，也需看為什麼出家，即使不看為什麼出家，光一個出家，也未必是叛逆的表現，更難如有些論者所說出家是叛逆的高潮，出家不過是避開正邪二氣的搏鬥而已。
這個人物最突出的矛盾表現在他的婦女觀上，因為使他有別於文學史上其他典型的特徵就是他與眾不同的對女性的特殊態度，作者寫他崇拜「女兒」（不是全部婦女或女性！），是有條件的，即崇拜那些年青的、美麗的、聰明的女兒，對他們尊重、同情、體貼、愛護，雖然他還不可能觸及女兒們的社會地位問題，但這種態度比傳統的男尊女卑觀念還是有進步意義的。我們所應著重談的，是在他對女兒的尊重體貼中包含的矛盾。他有時不免對許多女兒動感情，接近、討好自不必說，他幻想女兒們陪伴自己一生一世，見到襲人的兩姨姐姐，也想把她們弄來賈家；聽說傅秋芳「才貌雙全，雖自未親睹，然通思遙愛之心十分誠敬」；聽到哪個女孩兒出嫁就不高興；認為女孩兒一出嫁就生「毛病」，越老越沒價值，……。只有看到齡官畫著，知道了賈薔和齡官之間的感情，才領悟到人生情緣，各有分定。可見他的女兒觀雖不無進步意義工卻有著先天的弱點，他是以自己為核心等重與同情女兒的，如果說他在這方面表現出了貴族公子意識或有一夫多妻制的曲折的、隱晦的反映，大概不算過分。對於賈寶玉的女兒觀，作者的矛盾則表現得更為明顯。他極力描寫賈寶玉的多情，不涉皮膚濫淫，但又以「意淫」概括他這個性格側面，不但認為「好色即淫」，而且說：「知情更淫」，於是稱他為「天下古今第一淫人」。至於什麼是「意淫」，作者說：「可心會而不可口傳，可神通而不可語達」。多麼神秘！作者本來是以發洩兒女真情為己任的，但談到賈寶玉對女兒以及對林黛玉的感情，卻說他有著一種「下流癡病」，這是多麼大的矛盾！然而，我們能要求二百多年前的作者在性與愛的關係上具有人文主義時代的先進意識麼？
當作者站在邪氣的立場上時，賈寶玉就是一個不讀經書、不干仕進的雖消極但表示不滿或反抗的人物，就是一個尊重同情女兒們並努力深護她們的多請公子；當作者站在了正氣的立場上時，他就以悔罪的心情，希望賈寶玉在「歷飲饌聲色之幻」，有「將來一悟」，改悔前愆，「留意於孔孟之間，委身於經濟之道」，以免受那種「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過那種「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可見，賈寶玉的正氣邪氣矛盾，正是作者自己身上或所賦得的正氣邪氣的矛盾的反映。只有理解了這一點，才能掌握好評價作品和人物的分寸。我們還可以看到，脂硯齋和作者一樣，對賈寶玉的觀察也是時而變換立場或角度，時而從正氣出發，時而從邪氣出發，於是也就同樣看不清楚，所以在第十九回，賈寶玉自稱「濁物」時，這個人物究竟是賢還是愚，是善還是惡，是聰明才俊還是庸俗平凡，是好色好淫還是情癡情種，批者就分不清了，看不出他「終是何等人物」。脂硯的困惑正如作者的困惑一樣，作者雖然通過賈雨村說出一番大道理，真的運用起來，自己也不免矛盾，這種矛盾必然反映到對人物的具體描寫中。作者批者認識不清，是因為歷史沒有提供給他們一定的條件，他們認識不清的，我們該認識清楚。如果我們認識不清，可能是不善於利用歷史提供給我們的東西，把我們的主觀意識過多地浸潤到作品裡。
曹雪芹的世界觀是一個複雜、豐富的存在，正邪理論是它的基本內涵，上文我們分析了這種理論的性質和他的思想矛盾，並以此為核心談論了第一主人公賈寶玉的性格的矛盾構成，目的是在作家的主觀創作思想和作品呈現出來的本來面貌的統一中，盡可能排除我們論者自己的主觀性去認識作家作品和人物。我認為，這是批評必須經過的第一道基本工序，在此之後，才能對作品的意義進行闡發分析，如果超過了這道工序率爾操筆，批評將失去科學的基礎。本文是否實現了自己的目的，則有待讀者和紅學界諸君明鑒與指教。
1978年5月25日一6月5日。1988年修改。
註：
（1） 引自198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紅樓夢》。本文以下引《紅樓夢》文字，均出於此，不另加注。
（2） 「專制」即以往常說的「封建」，因後者不確，本文用「專制」，意指中國皇（王）權主義。
（3）何其芳：《論「紅樓夢」》，在132－133頁提到賈寶玉給芳官取名耶律雄奴時所講的那一段頌揚清朝統治的話，但何先生說：「這些歌頌到底是真心話還是敷衍之詞，就很難判斷了」。其實，、曹雪芹既已聲明所寫天朝代可考，以避文字獄，如若不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流露，又何必諛頒？這篇文章還提到，對於那個昇平之世，「曹雪芹借賈寶玉的話來歌頌幾句，也是不足奇怪的，這些思想以及其他類似的思想，都帶有封建色彩。不過這些部分在全書中所佔比重極其微小，無損於『紅樓夢』的總的意義和效果，無損於它對封建主義批判的總傾向」。筆者以為何其芳是最早實事求是地提出這個問題的研究者，但上述意見似仍有拔高作品思想性的傾向，這在當時是一種普遍現象。
（4）張畢來：《漫說紅樓》，368－372頁。這一內容曾包括在《略論賈寶玉的鄙棄功名利祿》一文中，發表在《文學評論》，1978年，第2期。
（5）吳闓生：《詩義會通》。
（6）朱熹：《詩集傳》
（7）《論衡·率性》
（8）見《論衡》中《率性》及《本性》兩篇。
（9）分別見《與山巨源絕交書》和《難自然好學論》。
（10）（16）《晉書·阮籍傳》：「子渾，字仲成，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曰：『仲容（籍侄阮威字仲容，竹林七賢之一。——引者）已豫吾此流，卿不得復爾！』」。又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引鄧粲《晉紀》：「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日：『仲容已予之，卿不得復爾」。此例可證對自己的反抗缺乏信心。
（11）《哲學史講演錄》，一卷《導言》。
（12）秦鍾彌留之際，贈寶玉遺言：「以前你我見識自為高過世人，我今日才知自誤了。以後還該立志功名，以榮耀顯達為是」。此言與卷首的懺悔一致。
（13）見《中國小說史略》。
（14）（15）《晉書·嵇康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