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儒家傾向與明清經世思潮之比較
在對《 紅樓夢》 的藝術文本展開文化學詮釋的過程牛，一些學者已經就曹雪芹補天濟世觀念的儒家屬性做出了有說服力的宏觀論證。然而，對於這一觀念與明清經世思潮之間的某些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深刻異同，迄今為止似乎還缺乏一種深層次的細緻分析。因此，本文試圖以後者作為歷史的參照系，通過一種比較學的研究，就曹雪芹補天濟世觀念的精神實質和具體內容作進一步的探討。
一
眾所周知，在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發展大潮中，崇尚積極進取、入世有為的儒家學說，與主張消極退隱、無為出世的道釋二宗之間，歷來存在著十分鮮明的反差。引人注目的是，《紅樓夢》開卷第一回，在試圖註明此書的荒唐根由、有趣來歷時，就已經以審美意象的形式，深有意味地點出了這三大文化思潮的基本特徵了。
我們看到，在這個審美意象裡，除了高談「紅塵中有卻有些樂事，但不能永遠依恃；… … 究竟是到頭一夢，萬境歸空」的一僧一道外，另一個主要的角色，便是那塊雖因「無材不堪入選」、卻依然「凡心已熾」、渴求「補天」的頑石；甚至它在口吐人言、與一僧一道展開對話之際，也全然不顧道家佛學的本來面目，張口稱讚二位仙師「必有補天濟世之材，利物濟人之德」。顯然，這種有些風馬牛不相及的奉承，其實只是道出了這塊頑石自己、也就是曹雪芹本人內心深處的一點志向；而這種以補天濟世為宗旨的心態意願，恰恰又是古代儒家學說注重「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基本精神的寫照，充分體現了曹雪芹對於綿延兩千餘年的儒學文化傳統的內在認同。
導致曹雪芹產生這樣一種補天濟世志向的深層根源，是現實生活中天破世衰的歷史事實。曹雪芹希冀補救的「天」，當然不是神話傳說中那個由於「四極廢、九州裂」而「不兼覆」的大自然之天。就其自覺的個人意圖來說，它明確指向了那個曾使曹雪芹享受過一段榮華富貴、現在卻已經一敗塗地的「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作為一位對現實生活有著敏銳感受力和深邃洞察力的藝術大師，曹雪芹正是從自己家族由盛至衰的急劇變遷中，察覺到蒼天已破、末世將臨的敗落趨勢，因而才會通過寧榮二公之口，飽含辛酸地發出「吾家自國朝定鼎以來，功名奕世，富貴傳流，雖歷百年，奈運終數盡，不可挽回」的由衷感歎。而作為一位對少年時代那種繁華綺麗的富貴生活充滿了眷戀懷顧之心，對日暮途窮的簪纓世家、百年望族縈繞著傷悼追懷之情的舊時代文人，他也很自然地形成補天濟世的念頭。因此，曹雪芹的意向也就是要在這樣一種蒼天已破的末世氛圍下，試圖通過主體的自覺努力有所作為、干預現實，以求維持和延續「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的存在。
無獨有偶。自曹雪芹向前回溯不到一百年，在儒家傳統中，恰恰也有一批學者在十分相似的思想基礎上提出了十分相似的主張，這就是構成了17 世紀著名經世思潮的主要代表的黃宗羲、顧炎武、顏元等人。這一批自認「廁之於儒林」（《 黃梨洲年譜》 卷首語）的思想大師面對明清之際的劇烈歷史動盪，憑借自己身遭「亡國之慘」、家破之痛的親身經歷，同樣深有感觸地發出了「天崩地解」、「神州蕩覆、宗社丘墟」（《日知錄》卷七）的諒呼；以這樣一種思想認識作為心理動因，他們也同樣站在儒家思想的傳統立湯上、力主很根據「聖人之道」、「六經之指」以「明道救世」、「馴致乎治平之用」（《亭林又集》，半四，卷六補遺）。黃宗羲明確宣佈：「儒者之學，經天緯地」（《南雷女定》 前集卷一）；顧炎武公開主張：「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心代舊知宇：》 ，卷十三）；甚至對明亡清興並未明顯表露出憂思哀痛之情的顏元，也大聲疾呼：「人必能斡旋乾坤，利濟蒼生，方是聖賢」（《顏習齋先生言行錄》 卷下），建功立業、治國平天下的儒家精神溢於言表。
誠然，嚴格地說，曹雪芹與這些儒學大師有關「天崩地解」的看法在直接起因上並不完全相同：前者來自對家族衰敗的傷懷，後者來自對明朝滅亡的哀悼，因此，他們有關「補天濟世」的主張在具體目標方面也有所歧異：前者旨在挽救鞏固與大清皇朝一榮俱榮、一損皆損的貴族家庭，後者旨在恢復重建被大清皇朝推翻的有明一代（在這一點上，顏元也許是個例外）。不過，倘若我們撇開這些細微的差別，從對「天」已破而需「補」、「世」已衰而應「救」這一基本共識來看，他們的出發點和根本目的顯然又是不謀而合的，呈現出十分深刻的一致之處，並非常清晰地表現了長期佔據封建意識形態地位的儒家傳統文化對他們的深層影響。更重要的是，從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宏觀視角看，他們這種以明道救世為己任的儒家思想傾向，都是17 、18 世紀封建制度開始走上窮途末路、面臨土崩瓦解的歷史危機的必然產物，打上了那個特定時代的深刻烙印。因此，就更深層的潛在歷史內蘊而言，他們有關「天崩地解」、「運終數盡」的末世觀念，實際上也已經超出了表層意識中一家一朝的狹小範圍，延伸到國家社稷、乃至整個紅塵人世的廣大領域。作為對黑暗現實深懷不滿、卻沒有根本轉變思想立場、並長期接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末世文人，他們正是要在家、國、天下瀕於滅亡的特定歷史氛圍下，試圖通過自己「補天濟世」的努力，來拯救正在難以解脫的矛盾中日趨解體的封建社會。也只有站在這個歷史的基準線上，我們才有可能對曹雪芹補天濟世觀念的儒家屬性形成更明晰、更深刻的認識。
二
在儒家文化的悠久歷史中，由於身處亂世、末世而倡導濟世、救世的，當然並非明清經世思潮一家；甚至儒學的開創者－ 孔子，也是在「天下無道」、「禮壞樂崩」的時代背景下，以一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執著，倡導「為政以德」、「興滅國、繼絕世」、「天下歸仁」的。不過，在運用什麼手段實現補天濟世的目的這一重大問題上，曹雪芹與明清經世思潮之間的另一些令人驚異的相通之處，卻足以引起我們的進一步深思。
在儒學傳統內部，關於如何經邦濟世的問題，長期存在著兩種既相互補充、同時又經常彼此對立的見解：一種是側重於通過倫理道德方面的正心誠意以達到目的的「內聖」路線，另一種是旨在憑借實用功利的手段以獲取實效的「外王」路線。在封建社會後期，這兩種不同的主張主要是以宋明理學和明清經世思潮作為典型代表的。
17 世紀的這批儒家學者總結了「永嘉之亡，太清之亂，豈非談空空核玄玄者有以致之哉」（《 日知錄》 卷一）的歷史教訓，對於明末理學名臣只尚空談、不涉時務、「天崩地解，落然無與吾事」（《南雷文定》前集卷一）、結果誤國誤民的做法十分反感，嚴厲地斤責他們「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腦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能」（《 日知錄》 卷七）, 「讀書愈多愈惑，審事機愈無識，辦經濟愈無力」（《朱子語類評》 ）、「一旦有大夫之優，當報國之日，則蒙然張口，如坐於霧，世道以是潦倒泥腐」（《南雷文定》後集卷三）, 並由此出發尖銳地揭露了封建科舉制度的腐朽無用：認為它只是「舉業之士… … 第以仕宦之途寄跡焉爾」（《南雷文案》）, 「故敗不天下之材，而至於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將不成將」（《 日知錄份卷十七、》 ，使天下人變為「弱人、病人、無用人」, 「分毫無益於社稷生民。」（《朱子語類評》 ）
在這樣一種思想意識的誘導下，他們不約而同地把注意力轉向了農工商兵、田制賦稅、財計貨幣、為治大法等「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顧炎武語，見黃宗羲《思舊錄》）的「當世之務」，堅持以「實文、實行，實體，實用」（《 存學編》 卷一）的態度規切時弊，公開提倡「正其義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 四書正誤》 卷一），主張採取均田授田、厚制民產、重定賦稅等改良措施以「遂民之生，使其繁庶」（《明夷待訪錄· 田制二》 ），要求革除一切奢侈浪費、不切於民用的陳規舊習，鼓吹通過治財墾荒興水利來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使封域之內常有千萬財用，流轉無窮」（《 明夷待訪錄· 貝寸計二》），甚至在資本主義萌芽的影響下提出了工商皆本這樣的激進口號，從而使這種以匡復明室為初衷的儒家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啟蒙精神的進步傾向，從某些側面反映了新興市民階層的利益和要求，成為與當時佔據正統地位的宋明理學相對立的儒學「異端」。
曹雪芹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理論家；在《紅樓夢》 這部文學作品中，他不可能像經世思潮的代表人物那樣，就如何經邦濟世的問題展開系統的理論闡述。不過，稍加分析就會發現，他在書中以藝術方式展示的那些補天見解，同樣滲透著這種「經世致用」的務實精神。在第二回，曹雪芹曾借冷子興之口點出了那些鐘鳴鼎食之家為何衰落破敗的具體原因：「如今生齒日繁，事務日盛，主僕上下，安富尊榮者盡多，運籌謀畫者無一；其日用排場費用，又不能將就省儉，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卻也盡上來了。」毛病既然出在這裡，補天之策當然也就應該對症下藥，注重運籌謀畫、省儉日用。因此，首先便有了13 回中瀕死的可卿在臨終前諄諄告誡於王熙鳳的那套「可保永全」之法：「依我定見，趁今日富貴，將祖瑩附近多置田莊房舍地畝，以備祭祀供給之費皆出自此處，將家塾亦設於此。合同族中長幼，大家定了則例，日後按房掌管這一年的地畝、錢糧、祭祀、供給之事。… … 便敗落下來，子孫回家讀書務農，也有個退步，祭祀又可永繼。」很清楚，這番充滿危機意識和救亡夢尋的長篇大論，已經非常明確地將置田造房、籌備錢糧一類的致用之法，作為挽救病入膏育的貴族家庭的靈丹妙藥了。
身受重托的鳳姐雖然並沒有完全按照這一補天方案行事，卻也在協理寧國府時注意到了家族內部「需用過費，濫支冒領」的陋習，後來甚至進一步警覺到「若不趁早兒料理省儉之計，再幾年就都賠盡了」，並為了挽救這種大廈將傾的局面「生了多少省儉的法子」，因此才被曹雪芹譽為「金紫萬千誰治國，裙釵一二可齊家」。
在55 回和56 回中，曹雪芹又著力塑造了探春這位閨閣中的補天式人物。她在照管榮府家務時，同樣發現了入不敷出、坐吃山空的種種弊端，因此決意按照她自有的一番道理立一番事業。這番事業從黜免公子哥兒們的家學公費和小姐姑娘們的部分頭油脂粉錢開始，接著她又按賴大家實行承包方式、打算在大觀園中也實行承包，讓包了去的老媽媽們每年「孝敬些什麼」，並「省了這些花兒匠山子匠打掃人等的工費，將此有餘，以補不足」。正因探春注重實用功利為宗旨，圍繞著開源節流做文章，所以才被賈府中人亦之為「興利別弊」、「興利節用」。
與這種一以貫之的務實尚勿精神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曹雪芹對於程朱理學主張的「明心見性」那一套根本不感興趣，對於死讀經書、將科舉學問作為仕途手段的道學傳統更是深惡痛絕，認為它全無用處，「焉能闡發聖賢之微奧」，也從未想到要把「正心誠意」的內聖因素納入自己的補天方案，當作起死回生的藥方。賈政正是這方面的典型例證。在曹雪芹的筆下，他雖然「自幼酷喜讀書」、「為人謙恭厚道」、「最是仁德」，卻完全沒有什麼齊家的本領，更逞論治國平天下了。
最有說服力的是，當寶釵嘲笑探春「才辦了兩天時事，就利慾熏心，把朱子都看虛浮了」的時候，探春並不否認，反而拉來一位子虛烏有的「姬子」作為自己的理論後盾：「當日《姬子》有云：『登利祿之場，處運籌之界者，竊堯舜之詞，背孔孟之道』」。其實，如果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在精神實質的深層一致上，那麼，探春的這篇言論也許並非完全出於杜撰；因為在17 世紀，的確有這樣一批雖不願從根本上「竊堯舜之詞，背孔孟之道」、卻極力主張「登利祿之場、處運籌之界」的「姬子」，這就是指斥宋明理學「虛浮日盛」（《存學編》卷三 ）「空言無用」（《 習齋記余》 卷六），提倡「正義便謀利，明道便計功」（《 顏習齋先生言行錄》卷下），主張工商皆本，並因此流露出初步啟蒙傾向的黃宗羲、顧炎武、顏元等人。而探春所讚許的賴大家「出脫生發銀子」的做法，其實也在某種程度上體現出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萌芽對於封建家庭的滲透浸染：將莊園的部分產品看作是值錢的東西，通過某種方式投入市場，以獲取利潤、增加收入。
曹雪芹對程朱理學的上述批判，曾一度被一些學者看成是他的所謂「反儒」傾向的力證。其實，聯繫到明清經世思潮在同一些問題上對宋明理學展開的有力抨擊，毋寧說，他的這種批判實質上是儒家思想內部「異端」傾向與「正統」學說之間，在如何經邦濟世的問題上發生矛盾衝突的一種具體表現，與他所接受的儒家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尤其是與他在補天間題上所堅持的儒家基本立場並不是水火不相容的。
曹雪芹與明清經世思潮在注重實用功利、批判宋明理學等方面的這些內在一致，當然也並非出於偶然。根據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封建制度的危機首先是一種經濟危機；無論是在社稷國家的領域中，還是在一家一族的範圍內，情況都是如此。因此可以說，他們都是在17 、18 世紀封建生產關係束縛生產力的內在矛盾已經充分暴露、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萌芽已經初步形成的歷史背景下，憑借自己的親身體驗，深刻地意識到了統治階層的窮奢極欲、空談性理在經濟發展方面所造成的一系列惡果，察覺到了封建經濟基礎千瘡百孔、瀕臨崩潰的嚴重局面，發現了導致「天破世衰」現象的深層經濟根源，因而才試圖通過對宋明理學虛比浮詞的批判，採取經世致用、務實尚利的手段，乃至借助於一些具有啟蒙意義的進步措施，首先以社會的經濟領域作為施展身手的用武之地，以求補蒼天於已破，挽狂瀾於既倒，達到明道濟世的目的。儘管目前我們還無法找到具體的歷史材料，來確證曹雪芹與明清經世思潮之間在思想觀念方面的直接承續關係，但這種精神實質上的不謀而合、同構對應，卻可以更有力地說明他們之間的內在相通，是一種為特定時代條件所決定、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深層一致。
三
同屬於儒家文化的曹雪芹補天志向與明清經世思潮之問在出發盧．、手段和根本目的等方面的諸多深刻一致，掩蓋不了它們在思想發展的最終歸宿力面同樣深刻的差異；從這種差異的比較中，我們也可以窺見到曹雪芹濡家傾向的某些非常重要的根本特徵。
從總體上看，明清經世思潮的代表人物大都持有一種樂觀主義的態度，表現在：儘管面對「天崩地解」、「宗社丘墟」的殘破局面，他們依然充滿希望地相信：通過務實尚利的明道救世活動，乃至通過實行某些具有啟蒙意義、但無需觸動封建制度根本的改良措施，就足以「拯斯人於塗炭，為萬世開太平」（《亭林文集》卷三）, 「百王之敝可以復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顧炎武語，見黃宗羲《 思舊錄》 ）, 「歷代之消可自今日長，歷代之衰可自今日盛。」（《 習齋記余》 卷一）因此，在這種樂觀傾向的驅使下，他們一般都能將儒家的入世進取精神積極地貫徹到底。相形之下，曹雪芹補天觀念所體現的儒家思想傾向，則從頭至尾都籠罩在一層悲觀絕望的深重意緒之中，面對社稷大世運終數盡、不可挽回的歷史洪流，只能是以入世進取的儒學傳統為始端，以悲幻遁世的道釋精神而告終。
我們看到，在《 紅樓夢》 中，補天之志從一開始起就受到了「無才」的形影不離的限定，構成了一對無法解決的矛盾。所謂無才，集中表現在「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如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了！」在冷子興看來，這甚至是比不能將就省儉還要嚴重的大事。且不論缺乏經邦濟世才能的珍、璉、蓉、蟠，就連聰明靈慧、略可望成的寶玉，也是「潦倒不通世務」、「富貴不知樂業」，一味在青埂（「情根」）峰下流連，女兒堆中遊蕩，只能「獨為閨閣增光」，卻「於國於家無望」。
現實生活中的曹雪芹自己，彷彿也是這樣一位由無材補天的頑石幻化而來的「不肖子孫」。雖然他天資聰穎、才華橫溢，卻「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談之德，以至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最後只能在家境破敗之後面對晨夕風露，階柳庭花，「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給我們留下一部雖能貫金石動鬼神、卻於補天無用的《紅樓夢》。
男兒既然無望，「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 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只能將補天的理想寄托在她們身上。於是乎，果然有了鳳姐、探春一班女中豪傑、巾幗英雄。但她們的結局又如何呢？一個是雖然「都知愛慕此生才」，可「凡鳥偏從末世來」；一個是儘管「才自精明志自高」，卻又「生於末世運偏消」；就連那位僅在夢中幻想補天的可卿，也被脂批一語道破：「此回可卿夢阿鳳，作者大有深意。惜已為末世，奈何奈何！"
至此，無才與補天的矛盾便進一步深化為末世與濟世的嚴峻衝突：回天乏術，乍一看似乎是因為無才，其實不然；無論是有才還是無才，並且，無論是依據明心見性還是憑借興利節用，都是補不了的，因為這個天已經處在運終數盡、不可挽回的末世之中。結果，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末世意識，就以一種無法抗拒的力量，壓垮了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濟世幻想；力圖入世有為的儒家志向，面對病入膏肓、不可救藥的黑暗現實，也就只有到那片瀰漫著佛老莊禪精神的「白茫茫大地」中尋求慰藉和解脫了。
與明清經世思潮相比，曹雪芹補天志向的這種悲觀主義歸宿，似乎明顯地表現出它的消極軟弱。事實上，正是由於前者對明道救世充滿了樂觀主義的希望，那些儒學大師們才會在群體性社會的領域內，頗有信心地建構起一套比較完整、對後世也產生了很大影響的啟蒙理想，諸如均田授田、工商皆本、開放學校、提倡清議、限制君權、反對專制導等。而曹雪芹最積極的補天方案，其目的也只是保證「三年之內無饑懂矣」，圍繞著幾百兩恨子兜圈於；甚至在這個小範圍內，他還借探春之口強調：倘若比賈府也像賴大家那樣「出脫生發銀子，自然小器，不是咱們這樣人家的事！」結果《紅樓夢》 的啟蒙傾向，也就主要集中在個體性人生的小天地裡，喪現為青平男女對個性自由、情感解放、婚姻自主、平等博愛等美好理想的真誠嚮往。而由於它在群體性社會領域內流露出來的悲觀意緒，甚至這種進步的啟蒙憧憬，在「風刀霜劍嚴相逼」的末世現實的重壓下，也仍然是「明媚鮮妍能幾時」，最終只能融匯到那深沉冷峻的道釋虛無主義精神之中。最突出地體現了這種啟蒙憧憬的寶玉，在對真摯愛情的追求破滅之後走上懸崖撒手、棄而為僧的道路，就是這一點的明證。
不過，倘若我們轉換一個視角看，曹雪芹補天志向的這種悲觀主義情調，對於他生活的那個歷史時代而言，同時又潛藏著某些遠比經世思潮更為深刻的思想因素，尤其是更富於穿透性地折射出了封建社會末世大潮無法逆轉的深層歷史律動。本來，如果說在歷史的發展尚處於上升階段的時候，堅執濟世之志還的確存有積極樂觀的理由的話，那麼，在末世降臨的狀況下依然懷抱補天意向，卻注定了只能是一場歷史的悲劇。在這個意義上說，雖然曹雪芹並沒有象經世思潮的理論家們那樣，為我們提供一幅美好光明的未來社會的理想圖畫，但他的儒家傾向的悲觀絕望意緒，卻更富於歷史感地將舊時代文人身處末世而仍想濟世、力圖補天而自身無才的內心矛盾衝突展現在世人面前，揭示了歷史大潮與主體意向之間那種無法調和的撞擊對抗。這樣，他有關天破須補而不可補、世衰須救而無法救的思想觀念，就不僅僅是敲響了封建制度運終數盡的末世喪鐘，而且還更為難能可貴地觸摸到了這種歷史擅變不可挽回的時代脈搏，從而避免了那些儒家學者在神州蕩覆的歷史條件下，依然真誠地相信補天有術、回天有望的目光短淺的弊病。事實上，人類歷史的發展已經充分證明：經世大師們精心描繪的那種不觸動封建制度的根本、僅憑一些具有啟蒙意義的改良措施就能實現的三代之盛、萬世太平，最終只能是一個鏡花水月般的空想烏托邦。
因此，如果說，在明清經世思潮那裡，儒家傳統的積極進取精神始終構成了佔據統治地位的主導傾向的話，那麼，在曹雪芹的哲理心態中，這種儒家精神及其內在矛盾就只是構成了它的「據於儒、依於老、逃於禪」的動態演化進程的邏輯起點，成為佔據主導地位的道釋思想產生形成的一個內在契機。這也正是《紅樓夢》第一回的那個審美意象中，正當那塊頑石因為無材不堪入選而怨歎磋悼之際，恰逢一僧一道前來，宣講「到頭一夢、萬境歸空」的哲理共識的深層寓意。
在17 、18 世紀那種特定的歷史環境下，曹雪芹儒家傾向與明清經世思潮之間的上述差異，甚至比它們的一致相通更深刻地揭示出「時代精神」的內涵。可以說，曹雪芹儒家傾向最深邃、最重要的歷史意義，主要不在於它那種與經世思潮內在相通的肯定性意圖－ 一廂情願地企求挽救一個已經運終數盡的末世，而在於它這種別具一格的否定性結局，因為這種結局乾脆明白地宣告了：面對無法逆轉、不可挽回的時代大潮，任何志在補天濟世的儒家傾向，都注定了只能是徒勞無功的幻想。也只有考慮到它的這一歷史意義，我們才有可能全方位地把握曹雪芹補天濟世觀念的深刻精神實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