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主觀條件
《紅樓夢》不僅是我國文學遺產中的瑰寶，也是世界文學寶庫中的明珠，它那初期民主主義的思想光輝，給世世代代追求進步的人們以深刻的啟迪，它那無比精湛的藝術技巧，更給千千萬萬文學愛好者以高度美感，我國古代百花吐艷的文壇，由於《紅樓夢》的出現而增添了奇香異彩。為什麼這部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品不產生在別的時代別個作家的筆下，而出自於18世紀曹雪芹之手?探討這一問題，有助於瞭解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品的產生，其作者應具備哪些必要的主觀條件，這對於當代及以後現實主義作家進行創作準備不是沒有借鑒意義的。
曹雪芹所以能寫出這部傑作，決不是偶然的現象，有其必然的原因，概略說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曹雪芹有其獨特的豐富的貴族之家的生活經歷和這種家庭由盛到衰的生活體驗，加上觀察其他日趨衰微的封建貴族，使他對封建階級的腐朽和封建制度的黑暗有清醒的認識，這豐富的生活與清醒的認識，是他能夠創作《紅樓夢》的主要條件。
曹雪芹有富貴榮華的少年時期。曹家曾是顯赫一時的貴族，他的高祖曹振彥曾隨順治入關，為清朝開國定鼎立下汗馬功勞，他的曾祖曹璽、祖父曹寅、伯父曹顒、父親曹俯三代四人連續任江寧織造達60年之久，聚斂了大量財富；不僅如此，由於他曾祖母孫氏是康熙皇帝玄燁的乳母，祖父曹寅又是玄燁的侍讀，故康熙對曹寅不僅高度信任，而且異常親密，六次南巡，四次都駐蹕曹寅府中。曹雪芹在這個環境中生活了13年，對貴族之家的生活非常熟悉。而他又有淒涼的晚景，公元1728年，雍正藉故將曹俯革職抄家，世代簪纓之族一下跌入敗落的深淵。曹雪芹以錦衣玉食的貴族公子淪落為缺衣少食的貧苦文人，以雕樑畫棟的貴族府第進入繩樞甕牖的茅屋寒舍。生活的巨大落差促使他以新的角度清醒而深刻地反思家史，從輝煌中看出極端的醜惡，從繁華中看出必然的衰敗，加上廣泛觀察其他貴族的浮沉史，終於意識到封建統治集團已失去任何進取的力量，除衰亡外已不配有更好的命運了。
曹雪芹豐富的貴族生活為他創作《紅樓夢》描述賈府鼎盛時期提供了豐富的素材。比如賈寅四次接駕，標誌了曹家榮華富貴的頂峰，在清代整個貴族集團中都絕無僅有，曹雪芹以此為素材，構思了《紅樓夢》中元妃省親的精彩情節，尤其是以康熙在曹府駐蹕之處為原型，塑造了「天上人間諸景備」的大觀園。其中的亭台樓閣、飛簷畫廊、山石林木、碧池清流、奇花芳草、珍禽異獸，以及在這環境中活動展現的峨冠博帶、衣香鬢影、簪花佩玉、珠輦寶馬、輕歌曼舞、笑語歡聲……，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是我國文學作品中第一次那麼真實、那麼細膩、那麼精緻、那麼生動地展示了貴族之家春風得意時的生活場面。由於曹家在南京生活了十多年，當年康熙南巡時在他家駐蹕之處，必然親目所見，當年祖父接駕時的盛大場面和動人細節，必然親耳所聞，如果曹府沒有留傳下這些真實生動的生活素材，曹雪芹是難以寫出這雍容華貴、輝煌絢爛的省親場面的，即使是最善於憑空想像的作者，也很難達到如《紅樓夢》第11回那樣的藝術高度。
最關鍵的是曹雪芹窮困時對家史演變的冷峻反思和深刻理解，決定了他對《紅樓夢》藝術情節的總體構思。
為了奉承最高統治者以圖永保祿位，曹寅四次接駕時，不僅傾注全家財力，還挪用庫銀數十萬兩，使曹家背上了永難還清的沉重債務。曹寅死後，由於虧欠之庫帑難清，揮霍之積習難改，其繼承人就盡量壓搾勒索。公元1723年，雍正繼康熙為帝，視曹家為其政敵允禟的黨羽，多次流露出必欲除之而後快的殺機。此時作為釜底游魚的曹俯，理應謹小慎微，以避不測之禍，誰知他仍不知收斂。在雍正5年送緞匹進京，路過山東時，竟向驛站勒索程儀367兩2錢，給雍正以羅織罪名的口實，次年6月21日被判處撤職枷號，抄沒全部家產。近百年榮華富貴的世家大族，終於一敗塗地。
《紅樓夢》中以「烈火烹油，鮮花著錦」的元妃省親，到「白茫茫一片大地真乾淨」的抄家敗落，是曹府從繁榮到衰敗的家史的藝術寫照。全書一反過去我國文學作品情節發展的模式，不是從離散到團圓，而是從團圓到破家。這具有首創意義的總體藝術構思，是生活真實給曹雪芹的啟示的結果，是他深刻反思自己家史的結果，是他廣泛觀察當時某些貴族沒落過程的結果。由於曹家的衰敗在當時封建貴族中具有代表意義，所以這總體藝術構思，在客觀上體現了整個封建統治集團趨向衰敗滅亡的時代本質。
封建貴族之家衰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曹雪芹根據自己的體驗和思考，在《紅樓夢》中突出最重要的人的因素。書中以大量篇幅，描繪出一代不如一代的紈褲公子，他們依仗祖輩餘蔭，勾結官僚，交納王侯，驕橫跋扈，窮奢極欲，巧取豪奪，殘酷剝削，淫辱婦女，暴虐良民，甚至包庇親族濫殺無辜……，不僅玷污了祖先的功名，斷送了偌大的家業，而且踐踏了國家法紀，破壞了社會安寧，形成了封建王朝的惡性腫瘤。其勢力擴散到哪裡，哪裡就腐敗糜爛，以致敗家禍國，不可收拾。曹雪芹懷著深惡痛疾的心情，從曹府和其他貴族之家中擷取真實的生活素材，通過藝術加工，給以猛烈的鞭撻。即如他根據為畸笏叟證明確屬曹府醜聞的天香樓事件，精心構思，塑造了大出殯的情節。這牽動了數以十計的王侯虔誠祭奠的肅穆隆重、盛大豪華的場面，原來骨子裡卻藏著翁污兒媳的喪倫敗俗的穢行，這裡暴露的不僅是驚人的奢侈靡費，而且是驚人的虛偽和醜惡。以這種紈褲兒為長的貴族之家，即使不被抄沒，也必然會徹底敗落的；以這類紈褲兒組成的統治集團，即使無外敵侵凌，也必然會自取滅亡的。
總之，曹雪芹由於有十多年貴族生活的親身體驗及以後長時期的間接瞭解和廣泛觀察，使他為創作《紅樓夢》積累了豐富的生活素材；又由於曹家的敗落使他有可能背離貴族的立場，以新的角度對複雜紛紜的生活素材進行冷靜的分析。如果沒有後期的沒落貧困，是難以具有深入本質的批判眼光的，沒有這種眼光，也是難以在形象體系中對封建制度進行全面而深刻的批判的。所以豐富的生活體驗和特定的生活道路，是曹雪芹能創作《紅樓夢》的主要原因。
第二、曹雪芹繼承了明代以來，我國初期民主主義思想家的鬥爭傳統，成為18世紀我國封建貴族子弟中第一個有影響的初期民主主義的作家，他在中國激起的民主思想的浪花，客觀上是與當時歐洲民主思想的浪潮相呼應的，是世界性的民主潮流的一部分，這是他嘔心瀝血之作《紅樓夢》不僅在中國家喻戶曉，並能躋身於世界名著之林，為世界人民所喜愛的原因之一。
由於我國明代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因素的產生和發展，嘉靖後就萌芽了民主主義思想。李贄(1527——1602)就是這種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向當時盛極一時的程朱理學發起了猛烈的攻擊，雖然被統治者逮捕而死於獄中，但黃宗羲(1610——1695)、顧炎武(1613——1682)、王夫之(1619——1692)、唐甄(1630——1704)、戴震(1723——1777)等踵其後塵，繼續對程朱理學進行猛烈的抨擊，並進一步對封建皇權予以尖銳的批判。如黃宗羲認為「天下之人惡其君，視之為寇仇，名之上?獨夫」，揭露封建帝王「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指出封建專制制度是「天下之大害」，必須「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唐甄甚至說：「自秦以來，凡為君者皆賊也」；顧炎武不僅抨擊君主專制，並鼓吹以「眾治」代替「獨治」。他們還堅決反對程朱之流對個性的壓抑，主張個性解放；戴震針對「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論點，指出「凡事皆有欲，無慾則無為矣，有欲而後有為」，認為用「理」統治人其實是「以理殺人」；王夫之更一針見血地指出「欲即天理」，體現了對自我的高度尊重與對個性解放的的積極追求。這些觀點，正是萌芽狀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意識形態中的反映。只不過當時發表這些意見的多為明末遺民或清代出身寒素的學者，影響不大。而當時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仍是程朱理學，它頑固地佔據了全國的思想陣地，特別是在上層統治集團中，其控制更為嚴密。
曹雪芹家世代受清廷恩寵，祖祖輩輩是絕對效忠清王室的忠實奴才，對專制制度，帝王權威，是絕對擁護的，對程朱理學是無限尊崇的，在政治認識、倫理觀念諸方面都與朝廷保持高度的一致。但曹雪芹卻不然，由於家庭變故和初期民主主義思想的影響，使他對封建皇權、程朱理學由懷疑、動搖而不同程度地反對。在某些方面的反抗是頗為堅決的，採取了與其前輩截然不同的立場，成為18世紀中國封建階級中的思想叛逆，成為當時貴族子弟中罕有的初期民主主義的戰士，從這方面來看，其意義是不可低估的。正因為如此，才有可能在充滿假醜惡的日趨敗落的貴族之家發現體現真善美的新生的力量；才有可能在他所塑造的《紅樓夢》的典型形象中，於批判封建制度的同時，透露出民主主義的微光。這種微光，集中地體現在叛逆新人賈寶玉的言行中，體現在寶玉對一切走仕途經濟的「國賊祿鬼」的深惡痛絕中，還體現在他始終不與封建統治者合作，堅決不走效忠封建王朝的人生道路的行為中，還體現在他那被一般人目為「呆癡瘋傻」的任性肆情的言論行動中。其抨擊皇權反對專制的激烈程度，也許不如黃宗羲、唐甄等人，但是應當知道，賈寶玉是在皇權統治最頑固、理學禁錮最嚴密的上層貴族內庭中這樣說這樣做的。即便如此，也被衛道者視為「混世魔王」，被封建家長認為將要「弒君殺父」可以致之於死地了。
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對新生的民主精神的歌頌，不僅是與中國古代民主思想的萌芽一脈相承，客觀上，也是與當時歐洲的民主思潮遙相呼應的。
歐洲的資本主義發展較早，在14、15世紀，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已經在地中海沿岸的發達城市中出現了。到了十八世紀，資本主義經濟日益高漲，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也相當發達，當時出現了一系列啟蒙思想家。與曹雪芹同時的有孟德斯鳩(1689——1755)、盧梭(1712——1778)。伏爾泰(1694——1778)、狄德羅(1713——1784)等，他們的著作如孟德斯鳩的《法意》，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伏爾泰的《哲學通信》和狄德羅主編的《百科全書》都系統地闡述了民主主義思想，他們所鼓吹的自由、平等和博愛，在整個歐洲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成為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勢力的主要的精神武器。
中國由於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發展較慢，代表市民階級的意識形態出現也較遲，到18世紀民主思想仍處於幼稚狀態，曹雪芹當然不可能像歐洲啟蒙思想家那樣具有系統的民主主義思想和明確的奮鬥目標，但在《紅樓夢》中所塑造的體現作者審美理想的中心人物形象中，是蘊含了平等、自由、博愛的因素的。馮其庸在《夢邊集》第237頁中就這樣說過：
《紅樓夢》描寫賈寶玉厭惡自己出身於這個貴族世家，覺得不如出身於「寒門」的秦鍾好。寶玉與秦鍾不願論叔侄，而只願以兄弟朋友相稱；他對賈環，又不願以長兄的身份去壓制和管教他；他對賈府的奴僕們，用興兒的話說：「沒有一點剛性兒」，「喜歡時沒上沒下，大家亂玩一陣，不喜歡各自走了，他也不理我們。我們坐著臥著，見了他也不理他，他也不責備。因此沒人怕他，都過得去」。他對怡紅院裡的那些丫頭們，則更是讓他們「無法無天」，自己「甘心為諸丫頭充役」。這一切描寫，歸根到底，表現了作者在批判封建皇權、封建宗法制度和倫理道德的基礎上提出的「平等」觀念。
賈寶玉在「紅塵」中只渡過青少年時期，他所經歷的人生大事只限於學習和婚姻，在讀書時充分體現了學術自由的思想：他對賈政尊為金科玉律、世俗奉為科舉敲門磚的「四書」持嚴峻的批判態度，超越它去廣泛涉獵，旁務雜收，在文學上研讀了《詩經》、《楚辭》、唐詩、宋詞、元曲直到明清的民間文學作品，在哲學上涉獵了老莊和佛學中的一些經典著作，從自由研究中吸取了豐富的營養，使他小小的年紀在文學上的造詣到達驚人的高度，對社會的認識也到達罕見的深度；在婚姻上反對父母之命，堅持自由戀愛。對家長包辦的「金玉姻緣」始終抗拒，即使在脅迫誘騙下屈從之後最終仍然離異；而對奠基於志趣相投，才貌相慕的自由戀愛卻刻骨銘心，當這種愛情被摧毀後對於他來說即無婚姻之可言，對青年男女這另一個重大的人生問題，他也是堅持「自由」的典範。可以說，賈寶玉在「紅塵」內短短的人生歷程，是與追求「自由」的歷程相始終的。
在人際關係上，賈寶玉在喜愛北靜王和金陵十二釵等貴族男女的同時，也與秦鍾、柳湘蓮、蔣玉函及許多姬妾、丫環等中下層男女有著真誠的情誼。特別是對眾多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丫環，盡自己一切可能去維護他們的人生權利，當司棋的戀愛權利被剝奪時，她恨恨地咀咒那些損害她的所有男人和「沾上男人氣的女人」都「可殺」，當晴雯的生存權利被剝奪時，他更悲憤地控訴「鉗奴之口，討豈從寬；剖悍婦之心，忿猶未釋」，誰都知道剝奪奴婢基本人生權利的元兇是寶玉的家長，寶玉並沒有將他們從「可殺」和該「剖心」的「男人」「悍婦」中區別開來，體現了他矛盾著的思想的一個方面，體現了他維護奴婢基本人身權利的強烈感情與最大決心。由於大觀園中最無辜最受壓的莫過於丫環，故寶玉在平常對她們愛護備至，為她們頂罪，替她們「瞞贓」，甚至為她們「充役」，這種感情為多少人不理解，賈母曾經說：「從未見過這樣的孩子。別的淘氣都是應該的，只他這種和丫頭們好卻是難懂。我為此也耽心，每每地冷眼查看他。只和丫頭們鬧，必是人大心大，知道男女的事了，所以愛親近她們。既細細查試，究竟不是為此，豈不奇怪。想必原是個丫頭投錯胎不成」。賈母對寶玉賦於丫環的感情是不理解的，只能以一句笑話作結，但她卻道出一個重要現象，那就是賈寶玉是以對待北靜王和金陵十二釵相同的感情去對待丫環們的。孔子在《論語》中說過「仁者愛人」，這個「愛人」與他在同書中所說的「泛愛眾」含義是相同的，韓愈也在《原君》中闡釋道：「博愛之謂仁」。賈寶玉能在主尊奴卑界線異常分明的時代，能在不把奴婢當作人看待的時代，盡自己所能去維護丫環的人身權利，從內心深處尊重她們的人格，這是奠基於初期民主主義精神上的「博愛」感情的流露。
曹雪芹沒有讀過孟德斯鳩、盧稜等人的著作，與歐洲啟蒙主義思想沒有絲毫聯繫，《紅樓夢》中所蘊含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因素是作者繼承並發展了明代以來初期民主主義思想的結果，是他繼承並發展了儒家思想中積極因素的結果，是當時江南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和市民意識對他感染的結果，是在中華民族文化園地裡土生土長的新思想的萌芽。然而客觀上又是與當時歐洲「自由」、「平等」、「博愛」的吶喊遙相呼應的，與那裡蓬勃發展的啟蒙主義思想不僅性質相同而且方向也是一致的。歷史進入了18世紀，「民主」已成為人類的共同理想、共同的追求。這種理想和追求，正逐步匯合成世界性的思潮。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潮流愈來愈洶湧澎湃，愈來愈勢不可擋，任何攔路的封建衛道士、理學頑固派都將被它席捲而去。初期民主主義戰士曹雪芹不自覺地順應這個潮流，這是他能寫出《紅樓夢》這在我國文學史上空前偉大的名作的原因之一，也是《紅樓夢》問世以後能突破封建勢力桎梏獲得國內廣大讀者的熱愛，成為家喻戶曉的名著的原因之一，更是《紅樓夢》終於能璀璨於世界名作之林，為全球越來越多的讀者所喜愛的原因之一。
第三、曹雪芹是在特定的具有高度文化造詣的親長中和濃厚的文學氛圍的家庭中生長起來的，使他熟練掌握多種文學體裁的寫作能力，特別是詩的藝術技巧，有可能將他豐富的生活素材以先進的審美理想塑造出嶄新的、詩意盎然的典型環境和典型性格，構成《紅樓夢》中充滿詩情畫意的形象體系。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受過良好的教育，他擅長詩詞，所著《楝亭集》為詩界名流所讚賞，他主持刊刻的《全唐詩》、《佩文韻府》為廣大詩人所稱道。他還熱愛戲曲，創作了《北紅拂記》、《太平樂事》、《續琵琶記》等劇本。曹雪芹的叔祖曹宣和曹宣之子曹頎都擅長繪畫。這些親長的文藝修養，對曹雪芹的影響極深，使他不僅精詩善畫並通戲曲。曹寅還慷慨好客，與當時著名文士有廣泛交往和親密友誼，在他周圍聚集了一大批當時第一流的作家，詩詞作家有朱彝尊、施國章、宋琬、王士祺、趙執信、顧景星、宋犖、湯右曾、陳維崧、納蘭容若；戲曲家有洪升、尤侗；散文家有魏禧、邱維屏；還有傑出的文論家葉燮等。特別是在曹寅主持刊刻《全唐詩》、《佩文韻府》時，更是「知名之士、滿集幕下」。這些文壇精英經常在曹府談藝論學，吐珠唾玉、交流寶貴的創作經驗，形成了曹府濃郁的文學藝術氛圍。抄家以後這個酷愛文藝的傳統並未抄去。曹雪芹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的。使他在家學淵源的基礎上，大大擴充了知識領域，提高了文學的素養。此外，曹雪芹對當時知名之士不甚重視的民謠俚曲、野史話本以及小說等也認真研究。在所有的文學形式中，他掌握最好的是詩詞與小說，他以熱情歌頌的抒情詩的筆法和大膽暴露的「金瓶梅」式的筆法，分別描繪了大觀園內外的人物與社會現象。特別是對前者的運用，業已爐火純青，臻入化境，在中國文學史上可以說前無古人。
對大觀園內的寶玉和女兒們，曹雪芹以最大的熱情，表現了他們的容貌與風采、品質與情操、理想與追求、友誼與愛情、歡樂與憂愁、反抗與毀滅……這些豐富的內容都是通過充滿詩意的畫面來表現的，這些畫面，蘊含了崇高的審美理想，洋溢著濃厚的生活氣息，是那麼生動自然，是那麼富有感情。可以說，每一幅生動畫面，都是一首美好的散文詩。比如第62回：
只見一個小丫頭笑嘻嘻的走來：「姑娘們快瞧史姑娘去，吃醉了圖涼快，在山子後頭一塊青板石凳上睡著了」一?眾人聽說，都笑道：「快別吵嚷」。說著，都走來看看時，果見湘雲臥於山石辟處一個石凳子上，業經香夢沉酣，四面芍葯花飛了一身，滿頭臉衣襟上皆是紅香散亂，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蜂蝶鬧嚷嚷地圍著她，又用鮫帕包了一包芍葯瓣枕著。眾人看了，又是愛，又是笑，忙上來推喚攙扶。湘雲口內猶作睡語說酒令，唧唧嘟嘟說：「泉香而酒冽，玉碗盛來琥珀光，直飲到梅梢月上……」。
這是一幅充滿詩意的少女醉臥圖，圖中的意境與下面蘇軾的《浣溪沙》頗有相似之處。
道字嬌訛語未成，未應春閣夢多情，朝來何事綠鬟傾? 彩索身輕長趁燕，紅窗睡重不聞鶯，困人天氣近清明。
蘇詞也是寫一個象湘雲般說話時「咬舌」的嬌憨少女，也寫她在晨光裡睡得香夢沉酣，但她是在春閨中因初解風情而沉睡的，只見她忘蕩鞦韆，不聞鶯聲，綠髻斜傾，無限慊困，嬌憨中蘊無限甜美，艷麗中含一派恬靜。史湘雲卻是在花園中因酒醉而酣睡的，只見她青石為床，花片為枕，蜂鬧蝶繞，落花滿身，紅香散亂，夢囈酒令，嬌憨中含幾縷豪情，艷麗中蘊一絲英氣，洋溢著個性初獲解放時期的女兒青春美：兩者均詩意濃郁，而湘雲醉臥的意境更富有時代氣息。
這一類充滿詩意的畫面在大觀園中俯拾即是，再如《紅樓夢》第30回：
(寶玉)只見赤日當空，樹蔭合地，滿耳蟬聲，靜無人語，剛到了薔薇花架，只聽有人哽噎之聲。……一個女孩子蹲在花下，手裡拿著綰頭的簪子在地下摳土，一面悄悄的流淚……她雖然用金釵劃土，並不是掘土埋花，竟是向土上劃字……畫來劃去，還是個「薔」字。寶玉心裡卻想：「這女孩子一定有什麼話說不出來的大心事，才這個形景。外面既是這個形景，心裡不知怎麼熬煎。看她的模樣這麼單薄，心裡哪裡還擱得住熬煎。可恨我不能替他分些個過來」。
伏中陰晴不定，片雲可以致雨，忽一陣涼風過了，唰唰地落下一陣雨來。寶玉看著那個女子頭上滴下水來，紗衣裳登時濕了。寶玉想道：「這時下雨，他這個身子，如何禁得驟雨一激」!因此禁不住便說道：「不用寫了，你看下大雨，身上都濕了」。……一則寶玉臉面俊秀，二則花葉繁茂，上下俱被枝葉隱住，剛露著半邊臉，那女孩只道是個丫頭，再不想是寶玉，因笑道：「多謝姐姐提醒了我，難道姐姐在外面有什麼遮雨的」?一句話提醒了寶玉，「哎喲」了一聲，才覺得渾身冰涼。……一氣跑回怡紅院裡，心裡還記掛著那個女孩子沒處避雨。
因深情無處傾吐而憂泣的齡官，有如梅蕊壓雪，梨花帶雨，而寶玉忘我無私的同情與關懷，則似花香溫馨，山泉純淨。這種人與人間最美好的感情的流露，曹雪芹將它置於繁花綠葉之間，蟬聲風雨之中，畫境詩情，融為一體，給讀者以高度的審美感受和深刻的理性啟示。表現了初期的民主主義思想感情的化身賈寶玉和那些個人命運與民主主義緊密相連的女兒們，品質多麼純潔，心靈多麼高尚，情愫多麼優美。這一類充滿詩意的生活畫面是《紅樓夢》的主要內容，諸如黛玉葬花、寶琴立雪、寶釵撲蝶、香菱學詩、紫鵑試玉……無一不是情韻盎然，意味深長的詩篇。如果將這數以百計的大觀園中富有詩意的生活畫面抽去，那《紅樓夢》就不成其為《紅樓夢》了，剩下那些大觀園外的場面，如賈蓉對兩姨娘調情，賈璉與多姑娘淫亂，賈珍姦污秦可卿，鳳姐戲弄賈天祥，薛蟠為搶丫頭打死馮淵，賈赦為攫古扇陷害石呆子……即使再生動深刻，也比《金瓶梅》高不了多少，不會在質上顯差別的。有了前述的詩意濃郁的生活畫面，這些罪行惡態的暴露才找到它們的位置，那就為前者作襯墊，使前者顯得更美好。所以那數以百計的詩化場面，是《紅樓夢》的精髓，是體現它審美價值的核心。
曹雪芹所以能把大觀園中的日常生活寫得如此詩意濃郁，與他的家學淵源分不開，與眾多一流詩人的薰陶分不開，與他自己對詩歌的刻苦鑽研和高度造詣分不開，這一切，使他的藝術匠心詩化了，生花妙筆也詩化了。
第四、除了前述諸因素以外，最重要的還在於曹雪芹那空前的藝術勇氣和創作毅力。
清初統治者為了加強封建專制制度，大力提倡程朱理學，康熙編寫了《性理精義》，重刻《性理大全》等書，頒布全國，以鞏固其思想統治；乾隆時通過《四庫全書》的編纂，大規模地銷毀一切反清反封建的歷史文獻和其它書籍，同時大興文字獄以鎮壓思想上的反抗。比如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曹雪芹11歲時發生的查嗣庭案，因查嗣庭所出試題「維民所止」被指為「維、止乃雍正二字去頭」。將查監禁，瘐死後仍予戮屍。其親屬不是被殺掉就是被流放；遭遇極為悲慘；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曹雪芹15歲時的徐駿詩案，因徐的詩集中有「清風不識字，何得亂翻書」之句，被指為訕謗清朝，將徐正法；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曹雪芹40歲的胡中藻案，因胡的《堅磨生詩鈔》中有「一把心腸論濁清」之句，被指為攻擊清朝，其所出試題「乾三爻不像龍說」又被指為攻擊乾隆不配當皇帝而被棄市(在市區當眾斬決)。這些血淋淋的慘案，都發生在曹雪芹醞釀和寫作《紅樓夢》的時期。
如果說徐駿、胡中藻等人所寫的詩句或所出的試題是被處死的罪證，那末《紅樓夢》這一類「罪證」就太多了。在63回「壽怡紅群芳開夜宴」中，寶玉建議芳官改著男裝，並給她改了個男名「耶律雄奴」，還發表一通議論。
「雄奴」二音，又與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況且這兩種人自堯舜時便為中華之患，晉唐諸朝，深受其害。幸得咱們有福，生在當今之世，大舜之正裔，聖虞之功德仁孝，赫赫在天，同天地日月億兆不朽，所以凡歷朝中跳梁猖獗之小丑，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俯頭緣遠來降。我們正該作踐他們為君父生色。這看似遊戲筆墨，實則為正意反說，指桑罵槐。因為使「晉唐諸朝深受其害」的「匈奴」，習慣為北方少數民宗的代稱，女真族正是北方的少數民族，這裡的「匈奴」不言而喻指的是建立清朝的女貞族統治者。曹雪芹又怎樣以嘻笑怒罵的態度來「作踐他們」呢?請看同回的描寫：
(佩鳳、偕鴛等)一時到了怡紅院，忽聽寶玉叫「耶律雄奴」，把佩鳳、偕鴛、香菱三人笑在一處，問是什麼話，大家也學著叫這名字，又叫錯了音韻，或忘了字眼，甚至於叫出「野驢子」來，引得合園中人凡聽見無不笑倒。……佩鳳、偕鴛兩個去打鞦韆玩耍，寶玉便說：「你倆個上去，我來送」。慌的佩鳳說：「罷了，別替我們鬧亂子，到是叫『野驢子』來送送使得」。
這一段「作踐」「匈奴」的文字，是在文字獄此伏彼起時期，曹雪芹對專橫野蠻形同獸類的清廷統治者，蹂躪文化，虐殺文人無比輕蔑的思想感情的藝術體現。如果認為徐駿把與『清朝』同一個詞素的「清風」寫成為「不識字」之物是訕謗清朝，那麼!曹雪芹以「野驢子」來影射女貞族統治難道不是訕謗清朝麼?徐駿因他的詩句而被處死，曹雪芹寫這個情節，難道不是冒著同樣的風險麼?
還有賈寶玉罵清代滿朝文武以及所有仕進之徒都是「國賊祿鬼」，還不是說清朝皇帝是「國賊祿鬼」之首麼?這與胡中藻所出的試題「乾三爻不像龍說」有什麼區別呢?寶玉還罵 「除了『明明德』以外就沒有書了，都是前人混編出來的」，否定了包括康熙皇帝親自編寫的作為全國思想指導的《性理精義》在內的一切理學著作，並抨擊當初奉為金科玉律的「八股文」是「誆功名，混飯吃」的，指責湘雲勸他「會會這些為宦做宰的人們，談談講講些仕途經濟的學問，也好將來應酬世務」等話是「混帳話」，這些描寫與《堅磨生詩鈔》中的「一把心腸論濁清」之句又有何區別?如果說有區別的話，那就是曹雪芹在《紅樓夢》形象體系中對封建制度的批判、對滿清王朝的「訕謗」，要比包括徐駿、胡中藻、查嗣庭在內的任何人的文字中所表達的都要強烈得多，深刻得多，全面得多。
自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到曹雪芹去世時(公元1762年)的百年之間，文字獄最為慘酷，一些大案均發生在這個時期。除上述幾樁以外，其它大的慘案有莊廷䤞的「明史案」，戴名世的《南山集》案，呂留良的詩文案，本人都慘遭殺戮或開棺戮屍，有的案還廣泛牽連，處死判刑達數百人之多。作為一個具有初期民主主義思想的作者要有意識地批判封建制度，歌頌叛逆新人，將會遭受類似的殘酷迫害，這是毫無疑義的。但這一切並沒有將曹雪芹嚇退，他仍然在作品中以深刻的思想，強烈的感情去鞭撻封建制度，抨擊黑暗政治，揭露腐敗貴族。敦誠在《佩刀質酒歌》中評價他說：「知君詩膽昔如鐵，堪與刀穎交寒光」。正是這鐵石一般堅定的藝術膽略，正是這刀鋒一般犀利的戰鬥精神，才使他敢於冒著斬頭坐牢的風險從事《紅樓夢》的創作的。
敦誠在《寄懷曹雪芹(沾)》中說：「勸君莫彈食客鋏，勸君莫叩富兒門。殘杯冷灸有德色，不如著書黃葉村」；又在《贈曹雪芹》詩中寫他「滿徑蓬蒿老不華，舉家食粥酒常賒」；敦敏也在《贈芹圃》詩中說：「尋詩人去留僧捨，賣畫錢來付酒家」。從這些詩句和其他記載中，反映了當時的曹雪芹連最低限度生活都難以為繼，經常在貧病中受煎熬，他就是在這樣的景況下堅持創作《紅樓夢》的。如果沒有艱苦卓絕的毅力，《紅樓夢》創作即使開了頭，也是會流產的。
由此看來《紅樓夢》成書起決定性作用的一環，是作者冒著坐牢斬首的風險，不顧貧窮病苦的折磨，以舉世罕見的藝術鐵膽和頑強毅力，孜孜不倦、辛苦十年，才使這個全面批判封建社會，熱情歌頌叛逆新人的現實主義傑作，終於在18世紀的中國文壇上出現。
魯迅說：「水管裡噴出的是水，血管裡噴出的是血」。只有作者具備了第一流的創作條件，文壇上才會出現第一流的文學作品。《紅樓夢》就是作者這些條件的結晶。曹雪芹所具有的豐富的貴族之家的生活體驗，順應世界思潮的初期民主主義思想，深厚的文學素養和精湛的表達技巧，堅定的藝術勇氣和堅韌的創作毅力，四者缺一，《紅樓夢》的成書都是不可思議的。葉燮在《原詩》中說，「才、膽、識、力」是作家的根本條件，四者具備，才能產生「事至、理至、情至」的傑作。作為清初著名的詩論家，作為曹府尊重的座上客，他當時的灼見在一定程度上說是曹雪芹從事著作的激勵，也是《紅樓夢》終於問世的詮釋，大概是合乎實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