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創作情感活動研究
人們在談到曹雪芹的生命體驗時說,他的人生體驗是一種帶有強烈感情色彩的心理活動,在談到曹雪芹的藝術感知時說,他就像詩人那樣用細膩的感情去感知生活,雖然都談到感情,但是和我們這裡要談的情感是有所區別的。這裡主要想探討的是曹雪芹的情感活動本身,包括他的情感活動有何特徵?他的自然情感是如何轉化為審美情感的?
人的情感,在其一生的各個階段會有不同的特徵,但是,也有相對的穩定性。從發生學的角度看,應該重視一個人童年和青少年時代的情感形成及其特點,人的童年、少年和青年前期,其生活的主要環境是家庭,所以有必要從這一方面來勾勒曹雪芹情感最初形成和流動的歷程。
我們知道,在曹雪芹五歲、十三歲的時候,曹家兩遭變故,作為這個家庭成員之一的曹雪芹,生於斯,長於斯,他的情緒乃至內心深處,就不能不受到環境的有力感染,用周汝昌先生的話說:「小小的心靈上,深深地烙上了這種可怖的印象」[1](P44)。情感心理學告訴我們,強烈的挫折或重大的打擊往往會引起驚恐或憂愁,焦慮或失望。儘管少年的曹雪芹這種使他恐懼、憤怒的情緒比起大人來要輕些,但是,這種情感成分在時間的流逝中,卻積澱為一種輕度的悲鬱憂傷。從外部環境與心理機制的關係看,「痛苦被壓抑可導致憂鬱」[2](P363)。當時的社會條件、家庭處境以及曹雪芹自身作為一個少年,他不可能將他的痛苦、憤怒發洩出來,而只能壓抑在心裡,從而使曹雪芹悲鬱憂傷的情懷變得更為深沉,它對曹雪芹情感產生最主要,最長遠的影響。可以說,在人生的各個時期,曹雪芹的情感裡都流動著悲鬱憂傷的色彩。敦敏在《贈芹圃》中所說的「燕市哭歌悲遇合」、「新愁舊恨知多少」, 就是這種悲鬱優傷的感情給敦氏兄弟留下的印象。當然,這種情感在他的少年時期,青年時期與中晚年時期,其內涵是不一樣的。前期主要與家庭的衰落命運聯繫在一起,後期則與對人生的憂患意識和個人獨特的人生體驗特別是深深的、難以拂去的孤獨感膠結在一起。應該強調的是,人的情感同任何事物一樣,都是有層次的。積澱在最底層的,往往是一種帶有哲理意味的人生體驗,帶有抽像和久遠的性質。對於作家來說,更是如此。它是一種情感的基質或「底色」,既與一系列生活表象記憶相聯繫,同時作為積澱了、提煉了的情感結晶,又可以長時間地延伸下去,並對別的情感成分發生感染。悲鬱之於曹雪芹,正是這樣的情感基質或「底色」。
當然,曹雪芹情感的內涵是極為豐富的,他並非一味悲鬱,而是在這「底色」之上,有著更為重要的情感成分。根據一些資料作情感心理分析,我們可以感覺到曹雪芹的內心世界是一個凝重有容的情感之海。
第一、 眷戀舊家的深永之情
從情感心理學上看,眷戀是具有穩定性質的一種情緒態度,它在個性中佔有重要位置,並影響個人的行為,但是人具備的這種情感在通常的情況下並不表現為鮮明的、突然的體驗。這是一種深沉而平和的情感,只有在條件急劇變化的情況下亦即失去人所眷戀的事物才能出現強烈的情感體驗。我們知道,曹雪芹幼時是在"烈火烹油,鮮花著錦"的貴族之家長大的,可以說,江南的生活,是曹雪芹幸福快樂的少年時代。然而,"喜榮華正好,恨無常又到",隨著康熙皇帝的壽終正寢,雍正皇帝的登位,由於最高統治階級內部政治鬥爭的牽連,這個"鐘鳴鼎食"之家遭到了一系列的打擊。十三歲的曹雪芹,從此結束了"錦衣紈褲,飫甘饜肥"的生活,全家於雍正六年(1728)離開金陵,遷回北京,"從此別卻江南路,化作啼鵑帶血歸"(文天祥《金陵驛》),正是這種突然的變故,激起了曹雪芹眷戀舊家的情感體驗,使他始終對江南金陵的生活充滿著美好的幸福的回憶。敦敏《瓶湖懋齋記盛》引曹雪芹的話說:"我謂江南好,恐難盡信……他日若有江南之行,遍嘗名饌,則今日之魚何啻小巫見大巫矣!"他對敦敏曾不止一次感歎,"江南風光好,我愛秦淮水。"敦敏亦在詩中多次描述曹雪芹的這種眷戀之情:"秦淮風月憶繁華","廢館頹樓夢舊家"。既有有意識的"憶",又有無意識的"夢",可見,這種眷戀之情在曹雪芹的全部心理活動中留下鮮明的印跡。而且,它不僅僅是對江南舊家的眷戀,隨著歲月的流逝,它已積澱成對往昔所有美好事物的深深眷戀。
第二、 憤世嫉俗的慷慨之情
情感心理學告訴我們,人的情感的產生是對觸動了他的那些周圍生活影響所作的相應回答。生活環境的改變促使人的情感發生變化,因為隨著人的個性的發展,視野的擴大以及對現實生活環境切合實際的理解,人的感情也會發生變化。曹雪芹在被迫離開家園以後,屢經播遷,本來已是牢騷滿腹,感慨萬千的。但正是這種變故,曹雪芹才有機會真正和統治階級圈外的世界接觸,這樣就使他視野闊大,頭腦清醒,把狹隘的牢騷感慨逐漸轉變成為對整個社會的不滿和憤怒,把早年鬱結難消的抑鬱之情變成"醉餘憤掃如椽筆,寫出胸中塊壘時"(敦敏《題芹圃畫石》)、"曹子大笑稱快哉,擊石作歌聲琅琅"(敦誠《佩刀質酒歌》)的慷慨之情,從而使悲鬱不歸於消極低沉和內傾。他取號夢阮,明顯表現出對阮籍的追慕之意。阮籍好老莊,曹雪芹也得其精髓;阮籍嗜酒,曹雪芹也是"舉家食粥酒常賒"(敦誠《贈曹雪芹》);阮籍能為青白眼,曹雪芹是"一醉氈氌白眼斜"(敦敏《贈芹圃》);阮籍"時人多謂之癡",曹雪芹被人稱為"瘋子",這是一個性格傲岸、憤世嫉俗、豪放不羈的狂狷者。
第三、 地負海涵的悲憫情懷
青少年時代的曹雪芹,當他從生活閱歷中感受到貴族階級的腐朽和下層女兒的不幸之後,他開始對女兒們的苦難懷著深深的悲憫。憐愛和同情,對女兒的苦難感同身受,對女兒的苦難刻骨銘心,以致非為閨閣立傳不可。然而,曹雪芹的悲憫情懷並非僅僅為女兒而生,我們看他祖父的詩句:"茫茫鴻蒙開,排蕩萬古愁。""縱橫捭闔人間世,只此能消萬古情。"周汝昌先生解釋說:"這種情,謂之'萬古',大約涵義有二:一是這種情由何產生?推想是從不知其多少億萬年前就開始有了,自有人類就產生了。二是這種情還將繼續存在,傳下去,以至於億萬世代,即此可見,此情並非一二個人之間的情,也不是一時一世之情。其為博大,永恆,可想而知--因此這情必然也是最崇高的而不是卑微瑣細的情"。[3](P188)當曹雪芹的悲憫情懷和祖父遺傳下來的博大之情交織時,便把情感從狹義層次拓展到廣義領域:愛人以情,對人尊重、理解、同情、博愛,形成了一種新的情感境界,體現了博大的人道主義情懷。
第四、 性近神秘的宗教情懷
曹雪芹性近神秘,頗具宗教情懷。這有先天的稟賦,更與後天的影響有關。清代前期,佞佛之風瀰漫於上流社會。曹家也有好佛習氣,建有家廟。曹寅曾捐地四百二十餘畝給江寧香林寺,並且在《尊勝院碑記》中稱言尊勝院地湧甘泉,飲之療疾,廢寺重修,涸泉再溢的種種靈異。[4](P55-69)曹寅對禪宗、道家及道教哲理都有較深的理解,他寫的遊仙詩,總是在趨炎逐熱的萬丈紅塵之外,另造一個任其精神在想像中邀游的清涼世界。
家庭崇佛禮道的氣氛,祖父對塵外理想之境的吟詠與嚮往,不能不對曹雪芹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北京寺廟極多,有"七百寺"之稱。曹雪芹後來隱遁於西山的煙林中,固然是八旗圈定的居留地,但與這裡濃郁的宗教氛圍也不無關係。空山寂寂,鳥夢遲遲,暮鼓晨鐘,月在林梢,微風時送木魚之音,斜徑偶見高僧之影,如此境界,大約最契曹雪芹那渴望與宇宙自然渾融為一的心靈,最契他那心靈深處對冥冥之中另一個幽微靈秀地的隱秘神往。儘管曹雪芹出家並無資料可證,但他隱居西山時與寺廟道觀多有來往,卻是事實。敦敏說他"尋詩人去留僧捨",張宜泉又目他為唐末宋初名道士陳摶,說他"野心已被白雲留",他自己也有《西郊信步憩廢寺》之作。這足以見出他的情感與香煙裊裊的宗教別境之相通、相融。
第五、 酷愛藝術的審美情感
曹雪芹所受的藝術熏陶,是在淵深的家學環境中得到的。曹雪芹的父祖輩皆有學養,他的祖父曹寅尤其才學絢富:其詩風蒼樸、悠遠,很得名家好評;其詞豪放中不失婉約,其曲也富獨創,自稱"吾曲第一";其書法秀潤精工,曾自負地戲言"不恨不如王右軍,但恨羲之不見我";其畫清疏幽淡,有山水小品傳世。曹寅又是著名的藏書家和刻書家:藏書萬卷,有三千二百八十六種之多;他奉旨刊刻的《全唐詩》、《佩文韻府》,規模宏偉,影響深遠,已成為不朽的文化名典。曹寅等長輩營造的書香氛圍,滋養著曹雪芹的藝術情感,奠定了曹雪芹的創作心理基礎。儘管曹雪芹的詩畫作品早已蕩為寒煙冷霧,無以尋覓,但是酷愛藝術的情感,實質上已經成為他對美不倦追求和探尋的一種不可遏制的情感,這種情感,是浸透靈魂的,所以異常強烈,它在本質上屬於美感的範疇。我們知道,美感是人類的一種高級情感。不論古今中外,任何人的美感,都是一種正性情感,因為它會給主體帶來愉悅、興奮、快樂等心理體驗,從而得到審美享受。因此,酷愛藝術的情感,對於曹雪芹克服悲鬱、憂憤等負性情感所帶來的負性效應,對於保持心理平衡起著十分有益的作用。正如張宜泉詩所云:"愛將筆墨逞風流,廬結西郊別樣幽。門外山川供繪畫,堂前花鳥入吟謳。羹調未羨青蓮寵,苑召難忘立本羞。借問古人誰得似,野心應被白雲留"。在不如意的現實人生中,曹雪芹酷愛藝術的審美情感卻為自己創造出一種多麼愜意的藝術人生。
總的說來,曹雪芹的情感具有極其豐富的內涵。眷戀過去的深永之情,憤世嫉俗的慷慨之情,地負海涵的悲憫之情,性近神秘的宗教之情以及酷愛藝術的審美之情,這些和他悲鬱的情感底色,共同構築了一個豐富而深刻的情感世界。在這個情感世界中,除酷愛藝術的情感屬於審美情感的範疇,其餘都屬於自然情感的範疇。誠然,自然情感中包含有一定的審美情感成分,但作為一個整體,它畢竟帶有由對現實生活直接感知的原發性、粗糙性和分散性。所以,這樣狀態的情感,並不能直接作為藝術表現的對象,而只有將它轉化為審美情感,才能作為藝術表現的對象。那麼,這些自然形態的情感要經過怎樣的轉換才能變成審美情感呢?作為純粹心理活動的主體把握,我們把這種轉換稱為藝術沉思。英國詩人華茲華斯在《抒情歌謠集·一八一五年版序言》中曾這樣描述過藝術沉思的作用:"詩是強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它起源於在平靜中回憶起來的情感。詩人沉思這種情感直到一種反應使平靜逐漸消逝,就有一種與詩人所沉思的情感相似的情感逐漸發生,確實存在於詩人的心中。一篇成功的詩作一般都從這種情形開始,而且在相似的情形下向前展開;然而不管是什麼一種情緒,不管這種情緒達到什麼程度,它既然從各種原因產生,總帶有各種愉快;所以我們不管描寫什麼情緒,只要我們自願地描寫,我們的心靈總是在一種享受的狀態中。」[5](P17—18)華茲華斯描述的這種藝術沉思的心理過程,對我們探討曹雪芹在創作中的情感轉換有很大的啟示作用。
首先,「在平靜中回憶起來的情感」。人在處於強烈的自然情感的狀態時,藝術沉思是不可能順利進行的。因為這時人的心理被那些與自然情感直接相關的利害得失所困擾,難以對情感進行審美觀照、審美把握。人們常說,長歌當哭,勢必在痛定思痛之後,西方傳統美學強調「靜觀」,中國古代美學則重視「虛靜」。劉勰在《文心雕龍·神思》中說:「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藏,澡雪精神……。」陸機在《文賦》中說:「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游萬仞」。他們都將內心的澄明平靜作為藝術沉思的先決條件。積累豐富的自然情感,然後擺脫這些情感的直接控制,以一種「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精神狀態對它加以體驗、沉思,這是情感轉換心理流程的第一步。從心理學上來看,只有當人的大腦皮層上沒有與現時刺激相關的強興奮點時,以往的情感儲備才能完善地復現出來。這種平靜的回憶實際上就是一種「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6]的審美心境,而這種審美心境的產生有賴於主體與其對像之間一定的心理距離,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距離產生美感。《紅樓夢》開宗明義就說:「作者自雲,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這裡,曹雪芹明確告訴我們,《紅樓夢》是一種痛定思痛的「回憶」,是一種「紅樓隔雨相望冷」的不堪回首又不可能不回首的瞻顧。而在這「回憶」與瞻顧中,「將真事隱去」,使自己的心情不再為自然情感直接控制,而將自己的內心世界作為觀照對像,讓感情之流在心海中接受他平靜地「檢閱」。可見,「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這種時空的心理距離,使曹雪芹獲得一種澄明靜寂的審美心境,從而為自然情感向審美情感的轉換提供了條件。
其次,在平靜的心境中,對被壓抑在心理深層的情感儲備加以「回憶」,就是藝術沉思對情感的初步把握,也是藝術情感的初級生成。任何人重新喚起記憶中的情感,對它進行再度體驗,都帶有一定的審美性質。因為這時的自然情感已不再是「現在時」,而是「過去時」,那些直接關係人們利害得失的外在因素已經不存在了,它只是作為心理上的一些印跡而被重新喚醒,被再度體驗。這時人的意識也不再是被動的,它往往超越了感情,駕馭了感情,從而使被喚起的感情記憶帶上了新的特性。這些新的特性是自然情感原先所沒有的,它是在情感被當作藝術沉思的對象時,由於處在意識層面上的倫理、功利因素退入無意識領域,從而使被壓抑而潛存於無意識領域的內在情感得以釋放,上升到意識層面上來而產生的。由此,我們來看看曹雪芹在創作中的情感轉換過程。曹雪芹不滿於功名利祿、仕途經濟等對人類心靈的污染和戕害,但他又不想遠離塵世,他試圖尋找一種清淨的生活來使痛苦悲鬱的精神得到解脫。這種追尋在一開始也許還只是對清淨的塵世生活的朦朧不清的渴望,還只是一種朦朧不清的自然情感。但當他在平靜地回首過去進入再度體驗時,這種自然情感開始頑強地佔據著他的心靈,迫使他在藝術沉思中尋尋覓覓,從而打破內心的平靜,激起了一種難以言說的強烈的歸依之情。與此同時,心靈創造力也被激發出來,最後終於把難以言說之情以一種由朦朧到清晰的物象描述出來。在第五回、第十七回、第十八回,曹雪芹就梳理出了這樣的情感印痕:
那寶玉剛合上眼,便惚惚的睡去,猶似秦氏在前,遂悠悠蕩蕩,隨了秦氏,至一所在。但見朱欄白石,綠樹清溪,真是人跡不逢,飛塵罕到。寶玉在夢中歡喜,想到:「這個去處有趣,我就在這裡過一生,縱然失了家也願意,強如天天被父母師傅打呢。
後來的大觀園生活則是這種朦朧意向的具體展開:
進入石洞,只見佳木蔥籠,奇花爛漫,一帶清流,從花木深處瀉於石隙之下。再進數步,漸向北邊,平坦寬豁,兩邊飛樓插空,雕甍繡檻,皆隱於山坳樹杪之間。俯而視之,但見青溪瀉玉,石磴穿雲,白石為欄,環抱池沼,石橋三港,獸面銜吐。
景色清新,一塵不染,儼然一派「桃花園」的景象:
且說寶玉自進園以來,心滿意足,再無別項可生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頭們一處,或讀書,或寫字,或彈琴下棋,作畫吟詩,……無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樂。
懷深情的。這種經過梳理的情感,使曹雪芹被壓抑在內心深處的對美好塵世生活的嚮往之情既獲得了鮮明的可以直觀的形象,又昇華為純淨的可供心靈享受的情愫。這種情愫就是一種審美情感,它與一般士子在憤世嫉俗時所產生的歸隱衝動雖說是有聯繫的,但在品格上已經完全不同。同樣,我們可以想見,曹雪芹筆下的風月繁華,閨友閨情,一定遠遠勝過他當年親歷過的「秦淮舊夢」。總之,曹雪芹的眷戀故園之情、憤世嫉俗之情、悲憫女兒之情等情感之流,都不約而同地流到藝術沉思這個表面平靜的深潭裡,在這裡,自然情感不但沉澱了它原有的泥沙,而且又積蓄了一種新的力量,獲得了新的深度,再向高級認識的河床流去。
再次,藝術沉思雖然不同於哲學沉思,但它也絕不僅僅停留在對回憶起的情感的再度體驗的層次上。所以華茲華斯一方面強調詩是情感的自然流露,一方面又指出:「詩的目的是在真理,不是個別的和局部的真理,而是普遍的和有效的真理,這種真理不是以外在的證據作依靠,而是憑借熱情深入人心。」[5](P13)同樣,劉勰在《文心雕龍》中也經常強調情與理的融合,《熔裁》篇曰「情理設位,文采行乎其中。……蹊要所司,職在熔裁,隱括情理,矯揉文采也。」《辨騷》篇曰「山川無極,情理實勞。」《明詩》篇曰「鉅細或殊,情理同致。」可見,古今中外的這些論述,都是把情與理的深層融合看成是藝術沉思的最高旨趣。從對情感的回味、再度體驗開始,伴隨著全部知識儲備和精神活動的投入,沉思的主體參悟到生命存在的意義、人生的價值,從而使自然情感昇華為對人生宇宙,生命存在的終極價值的領悟。這樣,藝術沉思就超越了情感體驗的層次而達到哲學意味的深度。1
在窮困潦倒的歲月中,曹雪芹感懷身世,情不能已,就想借小說的創作,省察檢點此生的作為和遭遇。他在藝術沉思中,返回到生命中一個重要階段的起始點,循此脈絡出發,對個人生命歷程中的理想與挫折、感情與意志以及生活環境中的人際關係重作反省,並確認自我在家庭、社會乃至宇宙中的形象與地位。這時的情感活動所專注的是自我的釐清與貞定,並希望通過這樣的自編自演,確定自我意識的表象,而對自己的良知與情感有所交代,並使心志寧息於藝術世界的架構裡。但是回憶的閘門一旦打開,出現在曹雪芹眼前的便是一個富麗堂皇的貴族府第,一群青春活潑的美麗少女,一次次游宴歡聚的不散筵席,雕欄玉砌皆猶在,只是故園不堪回首月明中。
人世變化如此迅速無情,浮上心頭的必然是人生如夢的傷感。而正是這種傷感,很容易上升到對人生對世界的理性思考。在第二十八回,曹雪芹用非常細膩的筆觸記錄了對於世界、對於人生的真實性的深刻的思索:
試想林黛玉的花顏月貌,將來亦到無可尋覓之時,寧不心碎腸斷!既黛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推之於他人,如寶釵香菱、襲人等,亦可到無可尋覓之時矣。寶釵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則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則斯處、斯園、斯花、斯柳,又不知當屬誰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覆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時此際欲為何等蠢物,杳無所知,逃大造,出塵網,使可解釋這段悲傷。這裡情就是理,理就是情,曹雪芹把對人生和世界悲觀之情的推求和理性的思考結合起來:在歲月飛逝中,青春難留,聚散無定,寶玉和眾女兒都將到那烏何有之鄉,「則斯處、斯園、斯花、斯柳、又不知當屬誰姓矣!」雖然寶玉所預感的名園花柳移姓換主在賈家暫時沒有成為現實,但這個名門望族後來到底是衰敗了。雖然大觀園勉強得以保留,卻已是人去園空,繁華成夢,笑語不聞,只剩月夜幽魂出沒,瀟湘鬼哭,一片衰颯淒涼。在數十年生涯裡,作者經歷過的人生聚散悲歡固然不少,但最撼動他的,當然還是曹氏家族由盛而衰的情感記憶。所以,在藝術沉思中,作者通過對這種情感記憶的深入體驗,自然而然地生發出含有理性深度的領悟,於是,他寫作情緒的重心,便有意無意地集中在他自己對興衰無常的情感體驗和理性思考的表現上。儘管他未能深刻地揭示這種變化的根據,但是這種表現還是富有哲理意味的,因為這種「無常」與變換是有普遍性的,因而是合規律的。
對於曹雪芹在《紅樓夢》中表現的這種情理交融的審美情感,前人已經有過直覺的體認和形象的表述。二知道人在《紅樓夢說夢》中說:
《紅樓夢》有四時氣象:前數卷鋪敘王謝門庭,安常處順,夢之春也。省親一事,備極奢華,如樹之秀而繁蔭,蔥蘢可悅,夢之夏也。及通靈玉失,王府查抄,如一夜嚴霜,萬木摧落,秋之為夢,豈不悲哉!賈媼終養,寶玉逃禪,其家之瑟縮愁慘,直如冬暮光景,是《紅樓》之殘夢耳。
話石主人的《紅樓夢精義》也說:
自開捲至演說,如牡丹初吐,香艷未足,顏色鮮明。至游幻,如花初開,濃艷溫香,精彩奪目。至歸省,則樓上起樓,直是國色天香,錦帷初卷。至壽怡紅,則重樓大開,碧白紅黃,一時秀髮,錦天繡地,繁華極頂。至賈母生辰,則花已開乏,香色雖酣,丰韻已減。至黛玉生辰,則紅干香老,光艷已銷,獨花心一點,生紅不死。以後如花之老衰,漸次搖落,不堪入目矣。
這裡,無論是說《紅樓夢》的情節發展和藝術境界有如四時氣象,還是將它比作花之由盛而衰,都說明曹雪芹創作情感活動中含蘊著一種飽和而強烈的歷史感受和人生體驗的哲理和詩情。其中有飽經人世滄桑之後產生的榮久必枯、興久必衰的哲理性觀念,同時也雜揉著榮辱禍福頓時易勢而帶來的往事不堪回首的失落感和浮生若夢的幻滅情緒;有對韶華易逝、青春虛度的感歎,也有對舊歡星散,愛情失意的哀婉;有對被毀滅的美的事物的痛苦與追懷,也有對毀滅美的醜的事物的控訴與憤慨。我們說,正是藝術沉思中情與理的交融,才使曹雪芹的自然情感不再為一己之得失所羈絆,而化為對人生、對宇宙的深切關懷的審美情感,這是《紅樓夢》強大的美感力量的根源。
護花主人在《紅樓夢》第一回評曰:「悼紅軒,似即是怡紅院故址。當是曹雪芹先生曩年目擊怡紅院之繁華,乃十年之後,重遊舊地,風景宛然,而物換星移,園非故主,院亦改觀,不禁有滿目山河之感。故題其軒曰悼紅,以見鳥啼花落,無非可悼。」我們先不管「悼紅軒」是不是怡紅院故址,關鍵的是護花主人準確地描述出曹雪芹創作《紅樓夢》中的情感轉換過程:「曩年目擊怡紅院之繁華」——儲存在記憶中的過去;「十年之後,重遊舊地,風景宛然」——由於時空的距離,使作者獲得了一種澄明靜寂的審美心境,因而能夠在平靜中重新喚醒、再度體驗過去曾經留在心理上的感情印跡;「而物換星移,園非故主,院亦改觀,不禁有滿目山河之感」——自身的不幸遭際,眼前的滿目蒼涼,歎今悼往,心理失衡,作為藝術家的審美情感、審美想像被調動起來,從而使自然情感昇華為對人生宇宙、生命存在的終極價值的領悟,曹雪芹的創作心理大致就是在這樣的三部曲中,完成了從自然情感到審美情感的轉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