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發現的曹雪芹佚詩」續考

「新發現的曹雪芹佚詩」續考

曹雪芹

在《「新發現的曹雪芹佚詩」考辨》１一文中，我曾對袁卿武先生在《新發現》２長文中提到的所謂「曹雪芹佚詩《贈紅樓女校書》、《風花雪月》 、《楚航無題詩》的作者問題作了詳盡的「考辨」，指出它們的作者絕非是曹雪芹，而分別是明義、朱權、李湘。對其它「佚詩」的原作者，當時因需核對一些材料暫未提及。只在文章中指明：「那些『未署名』的詩詞曲皆名花有主，根本與曹雪芹無緣」。

那麼，除了「考辨」一文中指明的「佚詩」作者以外，其它詩詞曲的作者究竟是些什麼樣的人物呢？

作者鄭奎妻

《四時景詩·閨情》在《新發現》一文中，被列為「更重要」的八首「曹雪芹佚詩」。為此，袁卿武先生在《新發現》一文中專門作了較為詳細地介紹。他說：「這八首七言詩，陳坦園兩次收入他抄偏的《榕蔭堂叢書》。第一次是在同治七年（1868 ) ，陳氏把這四組詩抄錄在《榕叢》第17冊《呵凍閒抄》第40頁，並加有總標題《四時景詩》，題下小字注『閨情』，沒有署曹雪芹名，和明確署名的唐、宋、元、明、清一些作者的詩詞夾雜在一起。第二次是經過10 年後，陳氏在光緒四年（1878）又把這組詩收編在《榕叢》第23冊《曹雪芹雅制節抄》 中，去掉了總標題，只按春、夏、秋、冬標出題目，全文錄入。這是陳坦園認定的「《紅樓夢》八十回外的曹雪芹佚詩。」

這個介紹對於我們瞭解《四時景詩·閨情》如何從前面（第17冊）混入到後面（第23冊）很有幫助。但是說這八著詩是「曹雪芹佚詩」，究竟是陳坦園「認定」的，還是袁卿武自己「認定」的，這裡不作爭論。我們要指出不論是誰「認定」的，這八首詩都不是「《紅樓夢》八十回外的曹雪芹佚詩。

早在今年二月二十日，詩詞大家劉文約先生在給湖北黃梅縣詩人童曼筠先生的信中就明確指出：《四時一景詩·閨情》「出於《剪燈新話·渭河（塘）奇遇記》」，並指出「此四詩是寫在四幅屏風上，未署作者姓名３劉先生隨信抄示了八首詩的全文，文字與《新發現》所錄八首詩略有文字上的出入，但可以肯定二者同屬於一個作者是無疑的。

為了慎重起見，我找到《剪燈新話·渭塘奇遇記》４篇進行認真核對，證明劉文約先生抄示的八首詩確實見於《剪燈新話》一書。其原文是：

……壁上貼金花箋四幅，題詩於上，詩體則效東坡四時詞，字畫則師趙松雪，不知何人所作也。第一幅云：「春風吹花落紅雪，楊柳蔭濃啼百舌。東家蝴蝶西家飛，前歲櫻桃今歲結。秋遷蹴罷鬢  髿，粉汗凝香沁綠紗。侍女亦知心內事，銀瓶汲水煮新茶。」第二幅雲……第三幅雲……第四幅雲……

後三題六首文字與《新發現》所錄文字只有「日常」作「日長」、「蔭下立」作「陰畔立」、「夜半斜」作「月半斜」、「半開」作「未開、「繡幙」作「繡幕」、「呵手」作「呵筆」、「斜插」作「斜壓」之區別」其它全同。這個事實充分證明《四時景詩·閨情》遠在元末明初的瞿佑《剪燈新話》中就已出現了，並為後人所傳抄吟誦。

最近，魯歌先生在《也談「曹雪芹佚詩」》５一文中對瞿佑為生活年代、《剪燈新話》的成書時間和《四時景詩·閨情》的作者作了翔實的考證，指出它的作者乃「鄭奎妻」。正如魯歌先生在文未所說：

《剪燈新話》卷二《渭塘奇遇記》中的內容，在《國色天香·山房日錄》、《萬錦情林》、《燕居筆記》 、《一見賞心篇》 、《綠窗女史》、《艷異編》 、《情史》卷九《王生》篇、《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閨媛典·閨奇部外編》中有。瞿佑比曹雪芹（約1715一約1763）大368歲，瞿佑死後280 餘年曹雪芹才出生，因而瞿佑《剪燈新話》中就已經有八首詩絕不是「曹雪芹佚詩」!

作者鄭正鵠

陳坦園在《呵凍閒抄》所錄的「未署名」詩詞曲中，第7頁上有四首題為《四時景詞》，《新發現》的作者以其內容或「詞題」與《紅樓夢》中的《春景即事》、《夏景即事》、《秋景即事》、《冬景即事》的題目和內容相似，而誤認為它是「曹雪芹佚詩」。那麼，《四時景詞》真的是曹雪芹的「佚詩」嗎？也不是。

說來也真是一種巧合，這四首《四時景詞》也見於另一個抄本，抄者是湖北黃梅縣的卞孔階先生６。卞先生雖早已駕黃鶴西去，但抄本卻保留在他的後人手中，並錄有《四時景詞》，文字竟與陳坦園所錄的《四時景詞》完全相同，署名為鄭正鵠。關於鄭氏的身世，目前所知還不多。據老友童曼筠提供的材料，鄭正鵠系安徽英山縣（今歸湖北）人，清末曾任甘肅省天水縣知縣，事應見於《天水縣志》。這位縣太爺頗有點墨水，剛到任時地方官吏和勢利刁民因其相貌不揚，欲辱之。乃請畫師畫了一幅《青蛙圖》，約至縣衙「進獻」,並請鄭題詩，以試其才。鄭接過一看，《青蛙圖》所繪河邊一株樹，柳蔭下棲息一隻張口的青蛙。鄭看後已知其意，若無共事，當眾題詩雲７：

小小青蛙似虎形，河邊大樹好遮蔭。

明春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

以此回敬那些居心匠測的「進獻」者。

由此可知，鄭正鵠在詩詞曲上也下過一番工夫，即能寫出頗含諷刺意味的《青蛙詩》，也能寫出閒情逸致的《四時景詞》來。

作者蔣貢巖

陳坦園《呵凍閒抄》第19頁有兩首詞，題為《山居·行香子》，第22頁抄了九支散曲，題為《對玉環帶清江引》，原文都很長，無法轉引。好在有《新發現》一文可供查考，也就省了讀者的翻檢之勞。

《新發現》一文中將《山居·行香子》和《對玉環帶清江引》亦列入「可能」是「曹雪芹佚詩」的行列。但是，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卞孔階先生的詩詞曲抄本中亦抄錄了相同題目，而文字竟也相同。不過，在孔先生的抄本上赫然標出了作者的姓名——他不是曹雪芹，而是蔣貢巖８。那麼，蔣貢巖又系何許人也？

據童曼藥先生來信中介紹，這位蔣貢巖先生系湖北黃梅縣人，與卞先生是同鄉。他是清光緒年間的舉人，因懷才不遇而只能靠設帳授徒度日。這位舉人頗善詩詞曲，閒來無事以吟詩詞為樂。他曾寫過一首詠《秦淮月》的詩。其云：

長城迤邐綿山海，淮水縈行繞建康。

安得秦時明鏡在；照他南北幾滄桑。

如果就此詩的內容作些「大膽」的推想，這位蔣貢巖先生當年極可能去過南京（建康）旅遊，也說不定就是在石頭城內有幸與陳坦園相識。倘如是，陳蔣之間還可能有一些詩酒往還，留下了《山居·行香子》、《對玉環帶清江引》給陳坦園作紀念，而陳閒時抄入了自己的《呵凍閒抄》之中。

應該感謝卞孔階先生，他對自己同鄉的「著作權」頗重視，抄了人家的詩署上人家的名姓。不像有些人那樣把別人的成果據為己有，連人家的名字都不提一句，因此害得後人「張冠李戴」，再讓後人花點筆墨作一番「考辨」了！

作者於月卿

在陳坦園《呵凍閒抄》第49頁上，抄有三首《河豚詩》，沒有署名，因此袁卿武先生在《新發現》一文中亦疑為「曹雪芹佚詩」，並全文抄錄。那麼，這三首詩是否真的是「曹雪芹佚詩」呢？也不是。

卞孔階先生的詩詞抄本上也抄錄了這三首詩。可惜的是，卞氏的抄本在後人手中保存不善，有些損失。但這三首詩還保留了詩題——《河豚詩》、作者署名——月卿，還有詩的前四句９，即：

河干異品數鯸\鮐，萬里風帆日下來。

蘆蕨掘殘潮雪上，楊花落遍浪雲開。

從詩題到詩的前四句的文字，與陳坦園《呵凍閒抄》所錄完全一致，說明二者完全出自同一作者同一詩題之詩，這一判斷當不會是牽強附會的。

月卿何許人也？她就是與陳坦園同時代（清光緒年間）以詩詞著名的「詩妓」於月卿。據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 記載，於月卿字蕊聲，江蘇金壇人，著有《織素軒詩》集。她寫有《野花》二首，其一云：

篷門漫笑托根低，不共揚花趁馬蹄。

混跡自愾依曠野，添妝未許入深閨。

榮枯有命勞噓植，聞達無心謝品題。

凋悵秋風明月夜，荒煙蔓草助萋萋。

以「野花」自寓，以詩寄意，躍然紙上。

《新發現》一文中曾提及陳坦園的經歷，其中有如下一段話頗令人注意。文云：

他在清道光二十五牟（1845）約32歲，曾出任金陵（今南京）尚衣副使，故《榕叢》第14 冊《課餘隨錄》後附《題金陵花十品》小記云：「僕於道光乙已（1845）暮春來典金陵尚衣副使」，約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任滿後北平，故《題金陵名花十品》小記又云：「……茲將差滿旋都……時在道光已（1849）榴紅蒲綠之月……

我很懷疑陳坦園與於月卿之間可能有過往來。於詩中有「聞達無心謝品題」一句，會不會與《題金陵名花十品》有關呢？我想江蘇的紅學同道或許可以從《金壇縣志》或《江蘇詩征》一類典籍中尋出更多的線索來。說不定於月卿《河豚詩》已收人《江蘇詩征》之中。

作者范氏

曹雪芹「工詩善畫」，這是見諸記載的事實。敦敏有《題芹圃畫石》，在《贈芹圃》詩中又說「尋詩人去留僧捨，賣畫錢來付酒家」；張宜泉《題芹溪居士》詩前小注中也說：「其人工詩善畫」，並有「羹調未羨青蓮寵，苑召難忘立本羞」之句，這些都說明曹雪芹在詩畫方面確有造詣，為朋輩所推崇。因此，曹雪芹的詩畫是否尚留人間，就成為紅學研究界極為關心的一件大事。

《新發現》一文開列了《題桃竹間植圖》、《題漁樵耕牧圖》、《題老嫗騎牛吹笛圖》、《是楊妃醉臥圖》、《題朱買臣採樵讀書圖》、《題韓信乞食漂母圖》等，並作為「曹雪芹佚詩」出示給世人，自然引起廣大讀者的關注。因為這些「題畫詩」如果真的是曹雪芹的「佚詩」, 那麼它還向人們提供了一個重要的信息，那就是這些畫極有可能是曹雪芹所作，《新發現》 可謂「一矢二鳥」

但是，天公不作美，竟讓我們查出了這些題畫詩中的一位作者——范氏。這位范氏的身世才學見於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說他是清江人，范梈女，著有《范氏詩》一卷。（清）朱彝尊的《明詩綜》卷82 十對范氏身世記載較為詳盡，其文云：

范氏清江（一雲新塗），梈孫女，早寡，連入禁中，偶題畫寄意，高後見之，封為夫人，遣還鄉。

《明詩綜》中錄其《題老嫗騎牛吹笛圖》，與《新發現》文中所列題名全同。其詩云：

玉環賜死馬嵬坡，出塞昭君怨更多。

爭似阿婆牛背隱、笛中吹出太平歌。

這首詩亦收入（清）陳邦彥等編《歷代題畫詩類》卷51，同書卷61中還收入范梈《題張果老騎驢圖》十，說明范氏祖孫對「題畫」頗有興趣，亦因為他們的家世地位的原因有機會看到一些鮮為後人所見的畫品。特別是范氏身為明宮人，才可能得見這些畫並「偶題畫寄意」。

儘管目前還無法確指《題老嫗騎牛吹笛圖》以外的其它幾首「題畫」詩是否都是范氏祖孫的作品，但由此一首《題老嫗騎牛吹笛圖》確可以斷定其詩畫作者絕非曹雪芹。因為在元末明初之際，曹雪芹尚未出生呢！

至此，圍繞袁卿武先生的《新發現》，我竟寫了三篇「考辨」文章（嚴格說是兩篇，「考辨」一文是在《北京日報》發表的文章基礎上的補充和修改）。這是應該感謝袁先生的。在此，我想申明一點，即袁先生發現的「雪芹雅制節抄」，對於我們瞭解嘉道以後那股「開談不說紅樓夢，讀盡詩書也枉然」的風氣，乃至《紅樓夢》深入人心的影響，是有幫助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新發現》也是有意義的，有功勞的。我們每一個讀者不會因為其中一些判斷上的失誤而完全抹煞袁先生的貢獻。問題的關鍵是，這篇文章中用了大量誇張式的語言和武斷的「結論」，嚴重地影響了《新發現》的科學性和嚴肅性。

在袁卿武先生結束全文時，說到《新發觀》刊出前的情況，其文有云：

文稿請《魯迅研究年刊》主編閻愈新編審審閱，並得到西北大學學報主編符景垣編審的熱情支持審定。經閻、符二君周詳策劃，才能公之於世。

由此可見，不僅袁先生本人十分重視《新發現》的發表，而且也得到他人的支持，甚至是「周詳策劃」。這就難免引起讀者的疑問，對於《新發現》中某些常見的或稍加尋查即可識別的一些詩詞曲怎麼能如此輕率地斷定為「曹雪芹佚詩」，並把它公諸於世呢？難道「審閱」、「審定」、「策劃」時真的一點沒有發現其中明顯的錯誤嗎？這一點令我感到十分費解。

特別令我感到驚奇的是，陝西《文化藝術報》於1995年1月7日發表了一篇題為《曹雪芹佚詩在西大發現，袁卿武一舉震動紅學界》的「專稿」，其開頭就說：

兩個世紀以來，有關作者的其他文字材料卻發現甚少，留下來的只有曹雪芹贈敦誠、敦敏兄弟一首詩中的兩句，專家們浩搜窮稽，至今未發現第三句曹詩。為此，成千上萬的紅學家不辭辛勞，繼續孜孜不倦在浩翰的卷帙裡搜求，希圖發現第三句曹文曹詩……

1994年11月，一條爆炸性的新聞傳開了：「西北大學圖書館古籍部主任58歲的副研究員袁卿武發現了曹雪芹的8首佚詩！」

在這篇「專稿」的結尾，作者再一次說道：

當有關消息通過報刊披露後，立時激起了軒然大波，由於200餘年來曹雪芹遺墨罕如漠中露珠，一些陸續發現的遺跡均被紅學權威否定，因此對於袁卿武一夜之間發現了8首（其實還要多）曹詩感到驚訝和不可思義，當然還有相當多的人感到驚喜，感到歡欣鼓舞。

作者為了加強「專稿」的權威性，特別在文未說道：

……首都師大的李燕傑教授池來信致意，並索要當期《西大學報》，而此期學報早已脫銷。一位叫石昕生的江蘇省紅學會理事、研究了40餘年紅學的專家在致函中稱：「你的發現對於紅學界來說，不亞於原子彈對廣島、長崎的影響。」

西北大學的紅學家、薛瑞生教授認為：「袁的發現基本可信。」《西北大學學報》主編符景垣研究員認為，從目前所接觸到的現有資料看，袁卿武的發現基本是可信的，「可能具有極大珍貴的價值。」

對於這些故意張揚性的文字，我真是不忍心再次轉引在這裡，讓廣大讀者重讀一遍。這樣作似乎不留面子，存心讓人一絲不掛。如今公開辯駁實屬重大，不得不為之。但是這絕非是因為「專稿」 作者把「成千上萬的紅學家」說得一文不值，更非是因為「一條爆炸性新聞」太耀眼而令人產生某種嫉妒，即如「專稿」作者所暗示的「相當多的人感到驚喜，感到歡欣鼓舞」之外的相當少的一些人意欲「否定」其價值。其實，當今天把袁先生「一夜之間發現了8首（其實還要多）曹詩的真正作者找出來，讓事實告訴這位「專稿」作者，他就會明白自己作為一個「專稿」乍者應該說些什麼，不立該說些什麼了。

學術研究是一項艱苦而繁難的工作，它既需要一種不畏艱苦的探索精神，又需要具備一種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這是一個有益的古訓。作為一個從事學術研究的人來說，應該永遠牢記住：研究任何問題都必須老老實實，來不得半點虛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