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熙鳳與「未來」
從1989年《文藝理論與批評》第3期「商討與爭鳴」專檔裡，讀到甘建民的《王熙鳳「代表著未來」嗎?》一文，因而我也讀了它所批評的劉再復的文章１。近年來我一直注意《紅樓夢》這一主要人物的時代社會性質的研究。我認為，兩位論者的有些論斷不符合小說實際，而對兩位論者的其他論述，我也持有不同的看法。
王熙鳳的「亂倫」是非與婚姻制度變革上的進步傾向
劉文提到焦大對包括王熙鳳在內的賈府新生代的「敵視、忌恨」。甘文以為焦大所罵的「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是指「王熙鳳和賈蓉的亂倫關係」。這都與小說的實際不符。焦大所罵指何人何事，在此後只隔一回的第九回中有明確交代。該回在「鬧學堂」事件中賈薔出場之時，先用一個設問句「你道這個是誰」提醒讀者注意，然後介紹其人其事：「原來這一個名喚賈薔，亦系寧府中之正派玄孫，父母早亡，從小跟著賈珍過活，如今長了十六歲，比賈蓉還生的風流俊俏。他兄弟二人最相親厚，常相共處。寧府人多口雜，那些不得志的奴僕們，專能造言誹謗主人，因此不知又有什麼小人詬誶謠諑之詞。賈珍想亦風聞得口聲不大好，自己也要避些嫌疑，如今竟分與房屋，自立門戶過活去了。這賈薔外相既美，內性又聰明」，雖應名上學，「仍是鬥雞走狗，賞花玩柳」。賈薔與秦可卿是叔嫂關係。「詬誶謠諑之詞」的內容已有焦大之罵，故不再提明。賈珍聞得「口聲」，要避的嫌疑自是「扒灰」。可見兩回文字的前後照應關係十分清楚。
焦大之罵，起原是為送秦可卿之弟秦鐘，大總管賴二派活「不公道」。他先罵賴二「瞎充管家」。到賈蓉罵他又喝命捆他，他因而罵到賈珍、秦氏。此時已過黃昏，寧府雖燈燭輝煌，但王熙鳳坐在有轎簾的車子裡，焦大既不能看到王熙鳳面目，且東府派差無關於西府當家少奶奶之事，他何由會罵鳳姐?鳳姐未嫁時與賈蓉是表姑侄關係，六十三回賈蓉還說過「鳳姑娘那樣剛強」。她嫁後是璉二爺夫人，與焦大當時所罵的「蓉哥兒」是嬸侄關係。寧府老奴焦大，怎會把他們混成叔嫂?寧府奴僕無由「造言誹謗」榮府主子，焦大又何處聽來對王熙鳳的「詬誶謠諑之詞」?至於曹雪芹寫焦大之罵著意在揭出寧府家政的「五弊」成風，並非著意暴露賈珍、秦氏醜行。因此，劉文之說在小說中沒有事實根據。而甘文的論斷則有悖於小說事實。
劉文認為王熙鳳「沒有世俗的『亂倫』觀念」。甘文對王熙鳳的亂倫心態，作了不少論述，幾次提到這是「曹雪芹」的著意和「結構安排」。這也與事實不符。
王熙鳳會芳園初遇賈瑞，文中寫到她「心裡暗忖」：「這才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那裡有這樣禽獸的人呢。他如果如此，幾時叫他死在我手裡，他才知道我的手段。」斥其淫心類同於不知人倫的「禽獸」，以至於欲以「死」來懲處。王熙鳳的性倫理觀念，可謂十分鮮明又並不超出世俗。這不是她潘金蓮式的人前自我標榜，而是作者以心理描寫，對她意識深層的是非標準和愛憎態度的著力揭示。
甘文批評劉文時，提到了《紅樓夢》的版本問題，可他的錯失恰就出在版本問題上。人民文學出版社先後出版過兩種《紅樓夢》通行本。新本前八十回據庚辰本為底本校印，這一部可視為曹雪芹原作。舊本據出版說明是用程乙本底本校印，可視為高鶚改寫之作。將這兩者作比照考察，就可以作出判斷：曹雪芹創作的王熙鳳，是持身貞正，絕無亂倫穢行的女性；高鶚改塑的王熙鳳，才是亂倫行淫的婦女。
在初遇賈瑞時寫出王熙鳳性倫理觀念的嚴正，是曹雪芹意恐「相思局」中鳳姐「 點兵派將」私下懲教賈瑞，於她和蓉、薔的關係上容易啟人疑竇，故爾預作綢繆之筆。鳳姐於叔嫂之間倫理觀念的剛正，顯見她嬸侄間的相處更是清白。他走筆寫及平兒，更見出這般用意。平兒與鳳姐伴隨至密，平兒又聰敏過人，鳳姐的細行自難脫過她的耳目。她慎細體察人情，絕不肯做「打老鼠傷了玉瓶」的蠢事(六十一回)。鳳姐在亂倫上稍有蛛絲馬跡，她怎會當著矮主子的面罵矬人「混帳」，咒賈瑞「橫死」。平兒此話，又是鳳姐性行端正的有力旁證。在「軟語求賈璉」的情節裡，平兒藏過賈璉私下縱慾的把柄並瞞住了鳳姐查問。賈璉向平兒道謝時抱怨鳳姐防他像防賊，自己卻和小叔子、侄兒說說笑笑，他也吃醋。平兒道他：「他醋你使得，你醋她使不得，他原行的正走的正，你行動就有個壞心，連我也不放心，別說她了。」鳳姐對賈璉與平兒交接禁限極嚴，平兒此時曾加提及，可見並非甘心無怨。鳳姐如有邪行穢跡，在此等情勢下她必以同病相憐之情含憤向賈璉揭出。曹作中平兒這句不帶絲毫含糊意味的對鳳姐的贊語，也是鳳姐不曾涉於淫邪的鐵證。脂硯齋在「賈璉戲熙鳳」的評語裡，提到曹雪芹筆下的「阿鳳」，合乎情理地寫到了「著意於風月」的一面，而又不曾「唐突」、「污瀆」了她的「身價」和「英風俊骨」。她有身心發育正常的少婦強烈的性生活要求，卻絕不是低賤淫穢的蕩婦之流的人物。
高鶚改作中把平兒對鳳姐的那句贊語刪去，換成「她不籠絡著人，怎麼使喚呢?」抹去鳳姐持身貞正的確證，添她以色相機詐使喚人的色彩。在「賈璉戲熙鳳」的情節裡，他將脂評讚揚的曹作文字「隱微」風格改為淺露。周瑞家和鳳姐女兒奶母隨口取和兒，問及「姐兒」睡覺中應該「清醒」。奶母搖頭作答。高鶚將它改成兩人對「二奶奶」的風月之事譏誚鄙夷。這都明顯地表露高鶚的改塑意向。更主要的是，高鶚為將王熙鳳改貞作淫，還作出了苦心的「結構安排」。他以第六回為開端，第十六回一段文字為發展，以六十八回「大鬧寧國府」為高潮、結尾。在文字上或小作點竄，或變換字句，以至於大段再創作式的增補改作，添造出了一條暗伏的鳳、蓉曖昧關係的情節線索，將王熙鳳描寫成一個亂倫淫賤之人。
由於脂評本前沒有通行版本印行等諸多原因，《紅樓夢》研究中關於王熙鳳的評論，不辨真偽，見淫不見貞，誤高鶚改作為曹雪芹手筆的情況沿襲久遠。新通行本的刊行已有七年，而甘文仍舊因襲這一錯案立論，實在不能不加以指出。因為在王熙鳳是否「代表著未來」的問題上，她的為貞為淫，決定著她應該肯定或否定的大節問題。
拙著《王熙鳳、尤二姐是非新議》２從時代、社會的婚姻制度變革發展取向方面，論述了王熙鳳打發賈璉先納兩妾，嚴禁賈璉淫占丫頭僕婦，逼平兒收房又限制夫妾交接，先自力圖使張華領出尤二姐，其後從肉體上消滅尤二姐的一系列人為的是非功過，認為她的醋妒出於滿族世家腐朽的一夫多妻制的迫害；她的行動意圖，表現為限制、反對多妻制對婦女的迫害，改善這種制度下受迫害的婦女地位，追求平民百姓一夫一妻制男女平等的暴烈抗爭與進步傾向。若同意高鶚將王熙鳳改塑成尤二姐、賈珍那樣的亂倫縱慾的淫賤材兒，那麼鬥爭的正義性質就被完全泯沒了，王熙鳳在婚姻制度變革發展上的進步傾向，也因之不復存在。
王熙鳳要展其理家之才，必須輔以服眾之德。她的貞正自守而不偷情縱慾，在曹雪芹筆下，這是有所不為而後可以有為的「英風俊骨」的一面。賈珍「扒灰」心虛，聞得口聲便避嫌疑分出賈蔊?。他和秦氏自不能像王熙鳳理喪時那般「威重令行」。按高鶚改塑的「鳳姐兒」立論，則王熙鳳的以貞服人，必然成為以權壓眾，以欺詐文飾淫行。這對王熙鳳時代、社會性質的認識上的影響之重大，是不言而喻的。
王熙鳳的生產方式及其時代新人的根本性質
劉文在論述王熙鳳新的文化心態後，附帶提及「放印子錢」是她「新的生產方式」。甘文就此引馬克思關於高利貸的論述作出批駁，從生產方式上否定了王熙鳳「代表著未來」。我認為，王熙鳳的生產方式，首先應該是她的理家，放債則是其次。前者是她公開的，以其主要精力運籌謀劃的根本經濟事業。「三四百丁」勞動奴僕的生產消費，每日「銀子上千錢上萬」的支銷出入，一二十件內事的審度、處理都經過她一人之手。這才是具有代表意義 的王熙鳳的生產方式。後者是她私下的次要經濟行為，通過中介人旺兒夫婦收放，於理家是從屬地位，應該從前者的性質判斷它的性質。劉、甘兩人以放債認定王熙鳳的生產方式的新舊或是否「代表著未來」，捨其主而求其次，這是根本取向上的疏失，其評斷自不足為據。
拙著《論寧府理喪中革新者的王熙鳳形象》，３就王熙鳳在這事件中革故鼎新，除弊興治的措置成效，對她的時代、社會新質作了考察剖析。寧府理喪極寫王熙鳳自握全權，身負總責，威重令行地獨立主持了這場大規模的緊張勞動。秩序整肅，上下稱歎，這全面、集中地表現出她的經濟政治才能，完整鮮明地展示出她的獨立人格價值。這一事件安排在榮府諸多內情複雜、頭緒紛繁的家務人事矛盾的具體敘寫之前，喪事中夾寫榮府家務，在兩府制度情事的同異上多所照應映襯，意在作為一個具體而微的形象參照系，使讀者從中參解比照王熙鳳於榮府理家中頒行制度的意義、處事及對人的心態。我的考析，依據曹雪芹這種明顯的創作意圖，對理喪中表現出的具有她的生產方式特色的經濟領域的體制變革，作了力求全面、系統的論述，並論述了她相應的政治體制變革，同時，也點出了榮、寧兩府家政、治亂的區別和聯繫。
王熙鳳的生產方式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她破除寧府「任無專執」的混亂狀態，推行了大生產方式的分工為基礎的協作的勞動形態(形式)。同樣數額的寧府勞動奴僕，在舊形態下忙亂不堪，在新秩序中各有投奔，全部勞動井然有序地進行，大小事務都有人兜攬。這種化腐朽為神奇的勞動形態的奧秘，馬克思曾從理論上作過揭示：「工場手工業總結構是以一定的勞動時間內取得一定的結果為前提的。只有在這個前提下，互相補充的各個勞動過程才能不間斷地，同時地、空間上並存地進行下去。很明顯，各種勞動因而各個工人之間的這種直接的互相依賴，迫使每個工人在自己的職能上只使用必要的時間，因此在這裡形成了和獨立手工業中，甚至和簡單協作完全不同的連續性、劃一性、規則性、秩序性，特別是勞動強度。」４馬克思論述了這種勞動形態「在工場手工業上取得了自己的典型形態」，「作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特殊形式，在真正的工場手工業時期佔居統治地位」，５並指出了這時期在西方的具體世紀年代。我國歷史學界、經濟學界在五十年代中期展開的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曾將這種勞動形態作為資本主義經濟萌芽在生產力上的重要標誌。我認為，對王熙鳳不能牽強附會地論定她一定是某一種經濟制度或階級的代表人物，文學作品中人物的真實不在單純而在於生動、複雜，恰如其生活中的面目。王熙鳳不受貴族階級家庭出身的限制，運用發展了這一兌?進勞動潛力。這發揮了寧府幾百奴僕的勞動潛力。寧府喪事中那種高質量、高效益的緊張勞動狀態，和「獨立手工業」、「簡單協作」的勞動狀態完全不同，和當時中國自然經濟中農民的個體生產勞動狀態，和空自擁有巨大人力資源、由賈珍式的人物掌權管理的寧府舊勞動形態也完全不同。就宏觀領域勞動形態的時代、社會的變革發展而言，王熙鳳的生產方式中這一生產力因素，表現出這種先進性質。
王熙鳳正常的，經年的榮府理家，同寧府理喪在一定限期之內，按既定日程完成的臨時性緊張複雜勞動的性質有所不同。她在榮府實施的分工基礎上的協作，形式上的精細嚴密與寧府理喪無二，但在造成生產與生活的變化上卻有更重大的意義。榮國府的分工協作，經濟收支上有專管地租或房租、帳房、銀庫、糧倉、買辦各行的管事頭腦兒與隨身小廝。衣食、加工、消費，上則有針線、鞋襪、漿洗，大、小廚房、茶房、金銀器、碗盞等的分工協作，這也是既有行當之間的區分聯繫，也有本行之內的主從共事。其他迎送賓客，巡更守夜，各處房舍，各房主子的教引、服侍，也類同於寧府理喪的職責分明又互相依賴。榮國府各行勞動者常年專執一業，有利於勞動技術的鑽研與提高。榮府主僕衣著、刺繡、飯菜、點心的精美，有的已達到藝術創造的高度，就由此而來。勞動者本業外的生產，生活需要，靠協作整體互為供應保障。這使「三四百丁」的眾多個體家庭，打破了自給自足的生產、生活的分散、孤立、閉塞、保守的落後狀態，造成了協作整體內開放、交流、競賽、團結的生產、生活社會化的文明關係和整體性秩序。榮府所以給人以小社會的感覺即由此而來。列寧在關於俄國資本主義排擠取代封建主義的論述中提到：「資本主義的進步的歷史作用，可以用兩個簡短的命題概括起來，這兩個命題就是：社會生產力的提高以及它的社會化。但是，這些事實在國民經濟部門的各種極不相同的過程中表現出來。」６我無意將列寧的論述同王熙鳳的生產方式強作比附。但在《紅樓夢》所描繪的那時的京師工商大都會之中，在社會的商品生產、貨幣交換、僱傭勞動、市場經濟繁榮發展，以至出現了資本主義經濟萌芽的時代，榮國府出現的這種生活狀態，總應該看作是一種先進的新事物吧!
劉姥姥進榮國府茫然不識，王熙鳳寧府理喪中用以破除「臨期推委」舊弊的時辰鐘，是她的生產方式的生產力因素中的重要生產工具。劉、王的對比描寫，表現了它比自然經濟制度下的日影方位、三餐前後、一頓飯的計時依據，更為先進科學。從中國社會宏觀領域作考察，其時的一則筆記記載是極好的比照依據。「近日泰西氏所造自鳴鐘表，來自粵東。士大夫爭購，家置一座以為玩具。純皇帝惡其淫巧，嘗禁其入貢，然至今末能盡絕也。」７這裡記述的乾隆皇帝、王公大臣的行為和觀念心態，與王熙鳳的生產方式中她手下的辦事奴僕隨身都有鐘錶的情形相比較，王熙鳳比這些政治顯赫人物先進了若干年代的事實，確實是應該給予承認的。馬克思對時辰鍾規定勞動和休息的界限，指出過它是「作為現代生產方式的自然規律從現存的關係中逐漸發展起來的」，「是長期階級鬥爭的結果」。８從「人體解剖是猴體解剖的鑰匙」９的意義上，我們可以瞭解時辰鍾和分工協作的勞動形態的關係。從寧府兩班分工奴僕的當班時間外可以休息，上夜班的按時交接鑰匙的事實上，可以看到它對勞動者有利的一面，從而可以瞭解它和其時萌芽狀態的現代意義的「階級鬥爭」的關係。王熙鳳娘家的單箊?外國朝貢的家學淵源，或許與她的運用時辰鍾這一先進計時工具有關。但寧府時辰鐘的只起「玩具」作用，還是說明了她在同樣條件下的先進品質，超出了同時代的人們：她敢於善於引進海外科學技術。
勞動形態和生產工具，是生產力的重要因素。馬克思主義者以它的具體發展形態，作為判斷歷史發展情況的依據，衡量歷史進步里程的尺度。王熙鳳的應用簿計制度符合商品經濟規律的要求，具有時代、社會新質的意義非常明顯，無需引據經典論述和歷史記載作考辨論析。她的生產方式從生產力的方面來說代表著未來的論斷，可以成立的。
王熙鳳對分配製度的改革，將錢物賞罰與勞動數量的多少，質量的高低聯繫起來，這是她在生產關係上的革新。奴隸制下奴隸是主子的生產資料。奴隸的衣、食、住、生活消費、繁育後代、生老病死的生活需要，由主子按最低水平以實物和勞動形式供應。賈府奴僕的終生口糧、每年兩季衣服、上人群房、「公費醫療」都是奴隸制分配製度的體現。喪葬賞銀屬這種性質，支給則已改為貨幣形態。賈府奴僕的這種配給被視為主子的恩典，不被當作對奴僕付出的勞動力的等價交換。這是奴隸制分配製度在觀念領域裡的反映。賈府奴僕的月錢，在分配性質上比較複雜。年輕主子的月錢置諸不論，奴僕的月錢等級、丫頭收房封姨娘升級，都是奴隸制人身隸屬關係在分配領域的體現。上輩主子本身或其他特許的人物有較多高月錢的丫頭(如賈母、寶玉、王夫人、鳳姐等)，這是宗法制、人身依附制的反映。榮府中家世、資歷、管理監督的腦力勞動與粗活計的體力勞動決定的等級差別，皆參照取法於封建官吏兵役的職位特權等級俸祿制和民營工商僱傭勞動分配製度，情況十分複雜。奴僕挑進府中服役即有月錢，趕出去取消月錢。這則是僱傭勞動分配製度原則的體現。月錢以貨幣而不以實物支付，表現著高度發展的僱傭勞動分配製度的形態。兩府日常的錢物賞罰，其性質也如此複雜。列寧論俄國從封建主義過渡到資本主義時講過：「有時候工役制度過渡到資本主義制度，同它如此地融合起來，以至差不多不可能把它們分開，加以區別。……生活造成了這樣的一切形式，這些形式以特殊的漸進性把在基本特點上互相對立的經濟制度結合在一起。於是不可能說：工役制度究竟在什麼地方完結，而資本主義究竟在什麼地方開始。」十這裡同樣不能在具體制度上作比附。它可以使我們懂得，在王熙鳳生活的那個時代的工商都會裡，在賈府這樣的富貴世家中，從入主中原到奕世百年的歷史發展中，它所出現的這種情形與其說是奇怪的，倒不如說是正常的。它將正常的上千年過程裡的歷史發展過程集括於一家的每日生活流程裡，它必將在互相排擠滲透中變革演進，這是不可避免的。
王熙鳳在寧府對遲到奴僕扣發錢米；她將榮府丟失東西賠償的規移到寧府；榮府寶玉受魘魔法病癒後，怡紅院婢僕按等評賞；寧府理喪她說眾人「辛苦」，賈珍會「賞你們」，這種賞罰和勞動力付出相聯繫的原則，顯然是僱傭勞動性質。而這是對奴隸制分配因素的排擠取代，這種改革所具有的實質上和表現形式上的巨大意義，是不難想見的。馬克思說：「在奴隸勞動下，連奴隸只是用來補償他本身生活的資料的價值的工作日部分，也表現為好像是為主人的勞動。他的全部勞動都表現為無酬勞動。相反地，在僱傭勞動下，甚至剩餘勞動或無酬勞動也表現為有酬勞動。在奴隸勞動下，所有權關係掩蓋了奴隸為自己的勞動，而在僱傭勞動下，貨幣關係掩蓋了僱傭工人的無償勞動。」⑾引進僱傭勞動關係的因素排擠取代奴隸制關係的因素，以進行生產關係的部分性改革，其實質意義就是巨大的。在王熙鳳和賈府奴僕來說，他們都根本不可能透過這兩重「掩蓋」看到這改革的經濟學意義上的實質。因而，在他們的心目中，在他們由其思想意識支配的生產實踐裡，由貨幣形態的月錢加上聯繫於勞動力付出數額的活動性貨幣賞罰，其全部勞動都被視為有酬勞動。這種有酬勞動改變了奴隸的無需付給勞動報酬的活的生產資料(會說話的工具)的性質，在生產關係最根本的所有制關係上，這也是實質意義上的改變。在其他物質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關係上的對立，奴隸制和僱傭勞動制的情況是一致的，除了政治上賤籍身份，在生產關係作為一種經濟關係的意義上來說，王熙鳳的改革已超出了一般意義上的部分性的改革。
僱傭勞動的分配原則聯繫勞動者的生產效益，這使得這種分配製度本身具有勞動監督手段的意義和作用。這種監督排擠，取代了激烈對立形態的棍棒紀律監督，也是生產關係變革的一種表現形式。寧府「遺失東西」索賠，無需肉刑懲罰而成效卓著。這使經濟監督手段溫和卻更加有力，是階級對立避免激化狀態的例子。王熙鳳不曾放棄棍棒懲處，理喪中有打罰並行的實例。但打的損害輕而另具政治意義，這不難辨別。榮府周瑞的兒子被趕出去，托情挨四十棍回來，其母磕頭謝恩(四十五回)。春燕娘要被趕出去，苦向襲人求情的話更可注意(五十九回)。王熙鳳把僱傭勞動的「解雇」當作最重、最有效的懲處手段，棍棒紀律退居次要輔助地位，所以周瑞的兒子「避重就輕」。監督手段的溫和反映出生產關係的改變至少是定向量變，這是王熙鳳所採用的生產方式在生產關係上具有時代新質的又一例證。
王熙鳳所採用的生產方式具有時代新質是無法抹煞的事實。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已經使京都、金陵等城市成為文明昌盛的工商大都會。滿族貴族統治帶來的奴隸制遺留物，封建自然經濟對城市經濟的影響，在商品貨幣市場經濟、僱傭勞動、海外交易的急劇發展中被排擠、汰除、改造，整個城市社會，在新舊制度的變革演進中從落後愚昧走向先進文明，適應於這種宏觀的時代、社會發展的大趨勢，這些工商都會中各種社會實體，在內部的微觀領域中也不可避免地發生著形式不同、性質各別、成敗難定、興衰交替的新舊演進變革。王熙鳳是奴隸制起家經封建貴族化後繼續發展的富貴世家之中，統治階級裡積極進行革故鼎新的一代新人中的佼佼者。中國封建社會的東方式的國情，決定著在《紅樓夢》之後的一二百年內，總是由封建統治階級的傑出人物來呼喚與推行由封建主義過渡到資本主義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只是戊戌變法卻沒有取得明治維新那樣的勝利。在這種意義上，王熙鳳更是「代表著未來」的新人。
王熙鳳的放債，有宏觀領域的社會、時代原因。其時的工商大都會裡，各行各業的新興商品市場經營主，大量存在的時時或轉行失業的僱傭工人，舊族新發的市居鄉紳地主，在創業、經營、謀事、消費上往往會有臨時的貨幣匱乏或積壓，需要借貸業的應急調劑，以余濟缺。倪二以放高利貸為業「有義俠之名」。他貸給「有指望的人」，濟其一時之急而自己取利。清政府以本銀交一些官員放債生息，以供專項之事需用，也有許多記載，⑿這說明了借貸業是因社會需要而發展的。在賈府內部，王熙鳳改變舊章，將每月短期積壓的月錢，投入貨幣流通領域，滿足社會急需以從周轉中取利，正常情況下不延誤月錢發放日期。這是她適應時勢的新式理財家的一面。劉文的「放印子錢」具有利息高，手段狠的貶義，不包含具體的「新」的內容和意義。甘文引述馬克思關於西方宏觀領域的高利貸的論斷，不作具體分析地套用以否定王熙鳳的放債，似有教條主義之嫌。
王熙鳳是個經濟人物，因此，她所採用的生產方式所具有的特點，是判斷她是否代表著未來的首要的、根本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