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紅樓夢研究史論》
白盾先生主編的《紅樓夢研究史論》(以下簡稱《史論》)歷經艱難終於問世、實在可喜可賀。白盾先生與我私交甚篤，但我們的私交來自於「公交」。在學術上，他在50年代已嶄露頭角，那時我還是學生，對他有一種後輩、前輩的敬佩，之後聽說他被錯劃為右派，無論生活及精神都處於極其痛苦的景況，對他又有了一種至深的同情，並生出憤憤不平。這完全是出自於「公」的神交。到了80年代初，我們有幸謀面相識，又因共鳴於痛恨極左，渴望改革而形成了私人交往頻繁的友誼。於是對他的為人為文都有了更深的理解。而最使我敬佩的是歷經長期高壓的苦難而不頹喪和青春如舊的思想銳氣。手捧新著《史論》，我未開卷便有一種「先人之見」：白盾先生不是哪種「蛀書蟲」之類的學問家，新著決不會是史料的堆砌，而必有新說新論。果不其然，翻閱之後，我不僅獲得了更多的紅學知識，更引發了我的一些超出《紅樓夢》本身的聯想。
《紅樓夢》標誌著中國古典小說的一個顛峰。我喜之愛之，卻因自己別有專攻的領域，對它可說是素無研究。記得有一年，安徽有黃梅戲藝術劇院排演《紅樓夢》，需要請一位文學家幫助，為演職員分析一下這部小說。原來是邀請余秋雨先生的，可能他身在上海又忙於他事，便推薦了那時恰在合肥的我。對我，這成了友人之托，便無法推辭了，只得去冒講出外行話的風險。如今看了《史論》而回想一下不覺好笑，我可能是「歪打正著」，恰因我是個外行，也許當時講了比較接近《紅樓夢》本體的話。
紅學可說是派別林立。方法繁多，人們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切入，引出很不相同甚至截然對立的結論。這些，我略知一二，卻不甚了了。因此。要我講《紅樓夢》。只能從一個普通讀者的身份，從個人鑒賞的心態出發，引出自己的感受和想法，而對紅學各派的小說卻難以置喙。讀了《史論》我更堅定地認為，從讀者身份、個人鑒賞而又面對《紅樓夢》本身，這雖然樸素，卻可能是研究《紅樓夢》的一個最基本的出發點。一切不同的文學批評、研究的方法，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卻不能偏離這個最基本的出發點。因為，文學就是文學，歸根到底它是供讀者鑒賞的。是好是壞，是高是低，終究需落腳在讀者的鑒賞活動中才能見出分曉。就如一切商品一樣，所有關於質量的鑒定．最終要在顧客的消費中得以實現。《紅樓夢》作為一個藝術系統內各種要素構成，將這些要素分解開來而選擇研究的側重點。形成了不同的文學批評與研究的方法。但不管怎樣選擇都不能離開或曲解《紅樓夢》的本體。
這些話說起來無異於「大實話」，就像一加一等於二那樣明白。但是，讀一讀《史論》卻不難發現，二百多年來紅學的「夢魘」，出了那麼多的學說學派，引發了一場又一場的爭論，雖旁徵博引、振振有詞，如大戰役，如大討伐，而焦點恰在於尊重不尊重這個最基本的出發點。《史論》正是牢牢把握最基本的出發點，以此立「論」，梳理了汗牛充棟的紅學的「史」實。因此，《史論》的價值超出了「紅學」，昭示了文學評論與研究的基本方法，具有方法論的普遍意義。《史論》反覆強調的「還紅樓以紅樓」的結論實際上具有「還文學以文學」的意義。
以此觀之。二百多年的紅學確實蔚為壯觀。顯示出豐富的真知灼見，幫助讀者掌握開啟《紅樓夢》這座藝術殿堂的大門的鑰匙。但是，也有大量的紅學成果，對讀者實為「誤導」。原因恰在於它們偏離了上述的最基本的出發點，或避實就虛，或節外生枝，或微言大義，甚至無中生有等等。一個共同點是以非藝術鑒賞的眼光到《紅樓夢》之外去尋找《紅樓夢》的價值和意義。當然，這些「誤導」也各有其使人信以為真的手段。
譬如把《紅樓夢》當作「階級鬥爭的形象歷史」，一度是權威的結論，幾乎可以作為劃分革命和反革命的標準。正如《史論》的闡釋，產生這個結論的方法是「 以社會發展史的A、B、C為『經』；以『索隱有理』的方法為『緯』」，首先面對的是既成的政治概念，然後根據概念小心地求證，用肢解和歪曲藝術細節的手段去印證概念，完全偏離了以鑒賞的心態去面對整體藝術形象的基本出發點。又譬如《紅樓夢》是「四大家族興衰史」的結論，這更敏感也更權威。但是巨匠茅盾卻說了個最樸素的大實話。他說在《紅樓夢》中實在沒有看見「四大家族」。這大實話點出了「四大家族興衰史」的結論並非來自《紅樓夢》的整體藝術形象。
記得80年代，國門大開，傳進了名目繁多的文學批評與研究的新方法。有的確實推動了我們文學批評與研究的建設，有的則沸沸揚揚，熱熱鬧鬧，而終究不過是過眼煙雲。因為，面對審美對象的文學批評與研究。與自然科學溝通卻不是自然科學，與一般社會科學溝通也不是一般社會科學，它自有本質與規律；是文學本體決定文學批評與研究的方法，而不是相反。《史論》作者掃視二百多年紅學厚重的積累和當今的動態，而九九歸一，堅持還文學以文學的基本出發點。
當然，《史論》的作者並不到此為止，他更進一步探索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為什麼一部《紅樓夢》能引出那麼多非文學的文學批評與研究，造成了長達200餘年的紅學的「夢魘」。
《史論》開宗明義回答了這個問題，體現了更為宏觀的視角。
這就是傳統中國文化大系統的特徵。他們認為，在中國文化大系統內，政治居於至高無上、壓倒一切的地位，價值判斷的尺度單一化為政治標準。從這個意義上說，傳統中國文化可以稱之為「政治文化」。與此相應，帶來另一特徵，即重史輕文；歷史系一枝獨秀，貶抑了其他學科。因此。在文學批評與研究的領域，用政治代替藝術，把藝術功能歸結為政治統治所需要的「史譽」，豐富複雜的人性被壓縮為政治符號，而為了印證政治結論，只有歪曲或閹割整體藝術形象，用微言大義的小心求證代替整體藝術感覺基礎上的批評與研究。
我們知道，文化即是人的生存狀態的反映。稱之為「政治文化」的中國傳統文化正反映著等級制的政治壓抑著中國百姓的個性的全面發展的歷史現實。而正在形成和發展的中國現代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徵是：現代政治作為整體文化的一個子系統，與其他子系統處於一種協調發展的關係之中，保證和推動著個性的全面發展。紅學健康而長足的發展，也將依托於這樣的整體文化系統。
《史論》有助於讀者的思想境界的昇華：從紅學的梳理上升到方法論的選擇，上升到現代文化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