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俞平伯的再認識
《紅樓夢》是我國古典現實主義文學的傑出代表作。為了更好地研究和繼承祖國古典文學的優秀遺產，有關部門在建國初期陸續整理出版了包括《紅樓夢》在內的一批古典文學作品，這一契機帶來了建國後紅學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在此期間，作為「五四」以來新紅學派主要代表的俞平伯，將1922年寫的《紅樓夢辨》修改重訂，以《紅樓夢研究》的書名出版，並相繼發表了《〈紅樓夢〉簡論》等十餘篇文章(其中《〈紅樓夢〉簡說》、《我們怎樣讀〈紅樓夢〉?》、《〈紅樓夢〉的思想性與藝術性》和《〈紅樓夢〉評介》，是受俞平伯之托，由王佩璋代寫的)。1954年下半年，《文藝報》、《光明日報》先後登載了李希凡、蘭翎合寫的《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和《評〈紅樓夢研究〉》，對俞平伯提出了尖銳批評。毛澤東對此倍加讚賞，並專門於1954年10月16日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及有關人員寫了《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收入《毛澤東選集》第5卷)，要求對俞平伯的紅學觀點加以批判。據此，各報刊和有關部門迅速地、有組織地在全國範圍內發起了一場批判俞平伯的運動。這次批判主要在1954年10月，至1955年1月期間進行的。其間曾專門召開過兩個較重要的會議：一是1954年10月中國作家協會古典文學研究部召開的《紅樓夢》研究討論會；二是1954年10月至12月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團和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召開的擴大聯席會議(共開了8次大會)。對這場批判之重視，批判文章之多，波及面之廣，實為批判電影《武訓傳》以來所僅有。
不能否認，這次運動的主旨是為了清理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中的唯心主義、形而上學傾向，促使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學習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確立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但問題的關鍵卻在於，通過什麼樣的途徑，採取什麼樣的方法才能實現這一主旨?五十年代的這場批判，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達到了上述目的?用三十餘年的實踐來檢驗，可以說，這場批判運動是片面的、武斷的，是不成功的。
一、這場批判缺乏歷史的、發展的觀點，否認或忽視了建國以後俞平伯在紅學研究中的進步因素和積極變化^俞平伯研究《紅樓夢》，從對各種版本的校勘、考訂、追根溯源到對作品的藝術鑒賞、思想傾向評論，涉獵甚廣且頗有見樹，但相比較之下，對《紅樓夢》思想性和社會性的研究卻非其所長。建國以後，他對這個問題的研究並不算多，僅僅比較集中地反映在《紅樓夢研究》、《讀〈紅樓夢〉隨筆》和《〈紅樓夢〉簡論》的部分章節中(後兩篇文章的某些部分不僅標題完全一致，甚至行文、觀點也大致無二)。這種情況是與他的思想認識水平和研究方法緊密相關的，這曾為他所承認。就在不久前，他仍認為，過去研究《紅樓夢》著重於歷史、政治、社會的角度，但它畢竟是一部小說，應該多從文學、哲學方面探討。這個看法不失中肯。但從另外一方面說，作為觀念形態的一部文學作品，終究是那個時代社會存在的反映，總要或多或少、或深或淺地體現出它得以產生的那個時代的社會背景和特徵，由此便產生作品的思想傾向和是否具有現實性的問題，涉及《紅樓夢》這部具體作品，就包括它的創作主旨、風格以及作者的主觀情感等等。在諸如此類問題上，俞平伯曾有過較明顯的失誤：關於作品的主旨，他認為是曹雪芹「感歎自己身世的」、「是情場懺悔而作的」、「是為十二釵作本傳的」，一句話，即「《紅樓夢》有自傳的性質」１；關於作品的主要風格，他認為和哪一部舊小說都不同的，為《紅樓夢》所獨有並反映其個性所在的，是「怨而不怒」的風格２；關於作者的主觀情感，他提出了有代表性的「釵黛合一」思想３。這些看法在相當程度上違背了作者的原意，客觀上貶低了作品的思想性和社會意義，首當其衝地受到了批判。當重新評價這場運動時，不應當再一次違反歷史的真實，再出現一風吹，一邊倒的傾向，還是要實事求是地指出他的失誤。但是，五十年代俞平伯對《紅樓夢》思想性、社會性的看法並不僅僅如上，其中還有另外兩點值得注意。
其一，他不僅沒有根本否認作品的反封建現實意義，而且在某些方面給予了重視和研究。他曾把作品分為現實的、理想的、批判的三個層次，認為作者對賈家及這類家庭「擁護讚美的意思原很少，暴露批判又覺不夠……再細比較去，否定的成分多於肯定的」。「他自然不曾背叛他所屬的階級，卻已能夠脫離了階級的偏向，批判雖然不夠，卻已有了初步的嘗試」４。雖然俞平伯對作品暴露批判封建家庭和封建社會所達到的高度估價尚顯不足，但畢竟意識到並肯定了作品在涉及封建社會基本矛盾時所持的現實批判主義傾向。
其二，他對《紅樓夢》的認識不是停滯不前，更不是倒退，而是在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中不斷進步的。他對後四十回續書的仕途經濟、蘭桂齊芳、飛黃騰舉、功名利祿等糟粕所持的一貫批判態度，是人所共知的；他對自己認識到的失誤，也是樂於修正的，這一點，在他後期的研究中尤為突出。他曾在《讀〈紅樓夢〉隨筆》和《〈紅樓夢〉簡論》中對自己以往處處粘合真人真事的形而上學研究方法作了不隱諱的剖析批評，並較多地肯定了作品的現實批判性。在此，很有必要研究一下開頭提到的由王佩璋代寫的四篇文章。這四篇文章以闡述《紅樓夢》的思想性為主旨，明確指出作品的偉大「不僅僅在於它的結構的龐大嚴整，人物的典型生動，語言的流利傳神等等藝術方面的成就上；更重要的，是在於它有著決定這些藝術性成功的高度思想性。它是以一個愛情悲劇為線索來寫出一個封建大家庭的由盛而衰的經過的，從而真實的刻畫了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的黑暗和罪惡，成為反映封建社會的一面最忠實的鏡子，成為中國古典文學中現實主義的巨著」５。圍繞這一中心論點，文章詳盡地、合乎情理地就《紅樓夢》的思想性提出了許多見解。筆者覺得，王佩璋對《紅樓夢》思想性的精闢分析確在俞平伯之上，但也應該承認，俞平伯畢竟沒有從總體上否定王文的思想。據王佩璋說，俞平伯曾刪去《〈紅樓夢〉的思想性與藝術性》一文中的「封建階級的政權就是地主階級的政權」以及地主階級對農民經濟剝削等內容。可是，俞平伯一則從未否認賈家是封建地主政權的縮影，二則對封建土地剝削的揭露亦非《紅樓夢》的主題(甚至也不是該書的重要內容)，我們總不能認為這種刪節是企圖抽掉《紅樓夢》的思想靈魂吧?另外，王佩璋執筆的《我們怎樣讀〈紅樓夢〉?》一文的內容結構都是由俞平伯確定，寫成後又經他增刪改定的，王佩璋本人意見很少，即以此文而論，其思想觀點也是可以肯定的。
可以這樣說，俞平伯在解放以後是努力向馬克思主義靠攏、力求與唯心主義形而上學決裂的，在探索真理的過程中，他的態度是嚴肅認真的。當然，對於一個從舊社會過來的、曾長期自覺不自覺地受過唯心主義、形而上學影響的知識分子說來，這個過程只能是逐步實現的。從他先後發表的文章、專著中不難發現，當他在某些方面意識到失誤並加以修正的同時，在其他方面卻未及認識與此相關的問題，常常出現自相矛盾的狀況。這正是轉及˜過程中表現出來的不適應的痕跡。這種情況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應當允許的。筆者閱讀了能夠看到的批判文章和有關報告，發現僅有為數甚少的人注意到他的進步變化。如李希凡、蘭翎曾指出：「俞平伯先生在《紅樓夢研究》中對舊紅學家進行了批判，在《紅樓夢簡論》中也曾對近年來把紅樓夢完全看成作者家事的新考證學派進行了批評，這些批評自然都有一定的價值」１。何其芳亦認為俞平伯「把《紅樓夢》的內容從感歎個人身世擴大到主要是對封建地主家庭有所否定……是一個變化」２。但是，他們均把這當作孤立現象看待，而沒有去考察這一可喜進步的過程與脈絡；更多的文章則全力抓住他的失誤，並籠統地認為他毫無改變地「繼承了胡適之的反動思想的流毒」３。更有甚者，有的文章為這場運動的原動力所驅使，在引用俞平伯的論點加以批判時，竟斷章取義地加以歪曲。比如俞平伯在《〈紅樓夢〉簡論》中認為《紅樓夢》對封建家庭「擁護讚美的意思原很少，暴露批判又覺不夠……再細比較去，否定的成分多於肯定的成分」(著重號為筆者所加)。這後一句結論性的關鍵性的話，曾不止被一篇文章所刪，並進而在前一句上大作文章。文學批評中的這種實用主義態度是極不嚴肅極不負責的，如果這是受到某種政治需要和政治形勢的制約，豈不更發人深醒嗎?
需要指出的是，近幾年黨史界有些同志對俞平伯的評價仍然受到五十年代運動的影響，仍然忽視或否定他的進步，這是不足取的。當回顧這場不僅對文藝界，而且對黨的活動曾產生過深刻影響的批判運動時，卻理所當然地應該力避獨斷論和機械論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