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澤厚、劉再復和紅樓夢
（以下李澤厚簡稱李，劉再復簡稱劉）
李：以《紅樓夢》和《金瓶梅》相比，《紅樓夢》就具有哲學智慧。
劉：《紅樓夢》因為有禪宗哲學的支持，所以它就借此去感悟人生，感悟生與死、色與空、好與了，感悟人從何而來，到哪裡去，何處是真正的故鄉等問題，因此，全書都滲透著哲學氛圍。
李：如果抽掉哲學沉思和哲學氛圍，《紅樓夢》就會變成一般的話本小說、言情小說，就未必比《金瓶梅》高明。
劉：《紅樓夢》因為有超越的視角和境界，所以雖然寫了一個一個美麗的女子的死亡，但不流於世俗的控訴與譴責，因為它不是用世俗的視角去追問"誰是兇手"，誰是具體的罪人和殺人犯。它用非世俗的超越視角，寫的是"共同犯罪"，是賈寶玉等一些"無罪的罪人"，他們對林黛玉等人的"死"，都有責任，都有內疚感。《紅樓夢》不是寫某些壞人製造不幸，而是寫人的複雜關係所形成的不幸，命運不是某個階級製造的必然，而是多種偶然的合力，《紅樓夢》中人物的命運總是有多重暗示，因此，它寫出了人性的全部複雜性。
李：中國的話本小說和清末的譴責小說均缺乏這種哲學氛圍和智慧，所以藝術境界難以與《紅樓夢》相比。
劉：話本小說用的是"善有善抱、惡有惡報"的世俗眼光，譴責小說用的也是"懲除壞人"的眼光，完全沒有對宇宙人生終極問題的叩問。
李：《金瓶梅》中的女性，只是一些供男人玩樂的工具，儘管這對社會有揭露的作用，但沒有深刻的思索。
劉：《紅樓夢》完全不同，它不僅歌吟少女少婦，描寫她們的超男人的美貌與才智，而且把少女的美與才智提高到形而上的水平。它把女子的青春生命放在特別的時間與空間中來思索，突出美的生命的瞬間性、片刻性即難以持久，《紅樓夢》的傷感主義正是對美的非永恆性的傷感，即對美的難以持久，青春的難以持久和好景的難以持久的傷感。
李：《紅樓夢》對人生，對個體生命有很深的感慨。它蘊含的是一種獨特的對青春（美）的"瞬間與永恆"的思考。我一再講哲學應當是研究人的命運的哲學。哲學思考命運，文學表達命運，特別是表達人對命運的傷感。生命意義，人生意識，人的情感本性，這不僅是哲學問題，也是文學永恆的主題，《紅樓夢》對人的命運的傷感，使整個小說充滿了哲學氣息。
劉：《紅樓夢》寫了道性、佛性、人性，但最根本的還是寫了人性中的情性，也就是人的真性情。這種情性就是你所說的人的心理結構中的情感本體，而少女又是這種情感本體最美麗的存在形式。這種情感本體被龐大的外在價值體系所壓抑所摧殘，使這一本體已經覺醒的少女感到巨大的迷茫，以致認為現象世界的一切都是虛無的，唯有人間情性是實在的，但實在的由於本身無立足之地，也轉入虛空。
李：曹雪芹把人的真性情視為最後的實在，人的意義也蘊含其中，但這種實在又遭到如此的重壓，這樣，人活的意義何在，為什麼要活，有人想不清楚，就自殺，但人不會都去自殺，都有戀生之情、戀情之情，於是，就有大傷感。
劉：關於情，關於性，關於淫，關於罪，關於組成世界的男女兩極，關於命運，
《紅樓夢》都有獨特的思考。妙玉見到寶玉時問：你從何處來？黛玉葬花詞說："天盡頭，何處有香丘？""質本潔來還潔去"又是何處去的問題，這些都是對人生的哲學拷問。
李：這種拷問是哲學的拷問，但不是採取純哲學的形式。陀思妥也夫斯基倒是以文學形式提問了哲學問題，很深刻，儘管作家本人未必如此自覺意識到。你看，《紅樓夢》中的人物命運息息相連，也不是外在的、強加的，不是游離的。
劉：哲學的好處確實在於啟悟。《紅樓夢》中的"好就是了，了就是好"；"千里搭長棚，沒有不散的筵席"，都是大徹大悟，都是智慧。有生命力的文學作品都得有所悟，或大悟或小悟，有悟才有哲學意蘊。
李：弗洛依德的學說提出來之後，把文學視為"白日夢"，許多人也用夢來解釋文學。文學確實是一種夢，現實不自由，所以需要夢來調節、補充。那麼，我如果提出問題：什麼東西在這個夢的背後，夢醒了之後怎麼辦？或者一切只是夢，無所謂醒不醒，這就涉及到哲學。涉及到什麼叫活？活著的意義？值不值得活？為什麼要活？等等。
劉：《紅樓夢》也叩問這個問題，人生是紅樓一夢嗎？如果僅僅是"紅樓"一夢，那麼人生的意義何在？人生的夢有許多是好夢，但是正如沒有不散的筵席一樣，也沒有永遠不消失的好夢，既然夢總是要消失，那麼作夢又有什麼意義？那些夢的象徵----詩詞歌賦又有什麼意義？還不如像林黛玉那樣一燒了之，了就好，給世間留下一個絕望，其他人生痕跡一點不留下，這倒乾淨，倒是不會欺騙後人。那麼，賈寶玉呢？賈寶玉算是夢醒者嗎？夢醒了怎麼辦？走向烏有之鄉，走向本原的故鄉，這個故鄉真的存在嗎？它是不是也是夢？金陵十二釵的正冊副冊中的仙子是不是也僅僅是夢中的蝴蝶？讀了《紅樓夢》，我們不能不和作品一起作出許多哲學性的叩問。
李：《莊子》與《紅樓夢》，既是文學，又有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