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黛玉到妙玉：陳曉旭的紅樓夢宿命
三聯生活週刊新一期封面圖
1933年農曆正月，李叔同先生在廈門妙釋寺演講，他說:「今值舊歷新年，請觀廈門全市之中，新氣象充滿，門戶貼新春聯，人多著新衣，口言恭賀新禧、新年大吉等。我等素信佛法之人，當此萬象更新時，亦應一新乃可。我等所謂新者何，亦如常人貼新春聯、著新衣等以為新乎？曰:不然。我等所謂新者，乃是改過自新也。」他接下來講述了自己「改過自新」過程，然後總結說:「常人於新年時，彼此晤面，皆雲恭喜，所以賀其將得名利。余此次於新年時，與諸君晤面，亦云恭喜，所以賀諸君將能真實改過不久將為賢為聖;不久決定往生極樂，速成佛道，分身十方，普能利益一切眾生耳。」
2007年農曆大年初六，人們大多還沒有開始新一年的工作，陳曉旭出家了。這個曾經扮演過林黛玉的演員，因那部《紅樓夢》重播過700多次，而長時間留在人們的視野裡。她是一個公司老總，身家過億，老的家居雜誌上還能找到她豪華別墅的照片，去年10月，新的《紅樓夢》電視劇選秀活動開始時，她還接受過中央電視台的採訪，活潑善談。她的出家、她的「改過自新」立刻成為一個熱門話題，人們對這位「妙真法師」的內心世界充滿了好奇。
最早的佛教故事，講的就是四個國王離開世俗世界，第一個國王看見貪婪的人砍倒芒果樹，他離開了這個世俗的世界。第二個國王看見女人要吸引男人，他離開了這個世俗的世界。第三個國王看見老鷹在吃動物的腐爛屍體，他離開了這個世俗的世界。第四個國王看見公牛在爭奪母牛，他離開了這個世俗的世界。
李叔同先生是1918年出家的，25年後，他的學生豐子愷做過一個演講——人們都詫異，以為李先生受了什麼刺激，忽然「遁入空門」了。我卻能理解他的心，我認為他的出家是當然的。我以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層:一是物質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靈魂生活。物質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學術文藝，靈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這樣的一個三層樓。懶得(或無力)走樓梯的，就住在第一層，即把物質生活弄得很好，錦衣玉食，尊榮富貴，孝子慈孫，這樣就滿足了。這也是一種人生觀。抱這樣的人生觀的人，在世間佔大多數。
所以，現在大多數人還會疑惑:陳曉旭怎麼能拋捨自己的財產？她是不是得了什麼不治之症？她是不是在炒作？但對一些佛法修習者來說，陳曉旭的決定很好理解。一位學佛幾年的中年男子說:「以我對一些出家人的粗淺觀察，他們忙活著呢，每天功課很緊張，人人精進努力，比起我們這些塵世中人的忙碌，一點不差。只是二者在目標上，有天壤之別。借宗薩欽哲仁波且的話說，『在物質進步的刺激中，很重要的是不要迷失而忘了心靈的一面……在經濟如此蓬勃發展的當下，人們不願意浪費時間在心靈層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即使從非常實用的角度看，以心靈為目標的物質主義，比起純粹為物質的物質主義，更具長遠的利益』。我們這些塵世中人，就是為物質的物質主義;而選擇了出家的陳曉旭，想必已經衝破這一牢籠，往前頭忙活去了。宗薩欽哲仁波且還講過，『觀察任何現象，不局限於固定一個答案，他就認識了沒有結束。體驗任何現象，就僅僅是體驗(它們是它們)而已，就認識了沒有疑問』。這也許能為怎麼看待陳曉旭的出家提供另一個角度。」
當然，陳曉旭出家，未必能給大多數人一個重新審視世界的契機。很多年前，許壽棠先生說過這樣一番話:「現在中國，雖稱民國，而外侮益亟，民氣益衰，一般國民懦弱、浮華、猥賤、詐偽，視清末或且加甚。自非一面提倡佛教，以勇猛無畏治懦弱心，以頭陀行治浮華心，以唯我獨尊治猥賤心，以力戒妄語治詐偽心。一面尊重歷史，整理國故，以養成民族的自信力。否則，前路茫茫，何能有濟。」
佛教真能有改善社會風氣的功用嗎？郁雋先生，在德國萊比錫大學宗教學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他說:「許壽棠先生這番話，不過是一種希望，我覺得上世紀20到30年代，中國佛教的問題是如何生存下去，軍閥要剝奪廟產、限制僧人的數量，而當時《申報》上的許多報道都是嘲笑和尚、道士的。信仰總先作用於微觀，然後可能才會對宏觀的東西產生影響。」
萊比錫大學是宗教學重鎮，宗教學的創始者麥克斯·繆勒就曾在萊比錫大學學習。繆勒從1876年起開始主持編譯《東方聖書集》，完成了51卷，該書比較系統地收集和翻譯了東方古代宗教經典。他有句名言是:「只知道一種宗教者，對宗教一無所知。」
世俗之人總會產生疑問，信教有什麼好處？這樣的考量是庸俗的嗎？是合理的嗎？郁雋先生回答:「每個人都可以這樣考量，信仰是一種理性的選擇。信仰與利益之間是有關係，比如獲得身份認同、獲得愉悅感。一個人再有權力、再有金錢、再有知識，他內心也會有不確定的東西，比如科學家深入研究某一個課題，到達一個高度後可能也會有無法解答的問題，或者有像一個孩子似的恐懼。但他如果有一種對至高至上的東西的追求，就會有一種信念上的保障。具體到陳曉旭出家這件事，我更關心她如何與她出家的那個寺院產生聯繫。」
沈奇嵐女士，在德國明斯特大學宗教社會學系讀博士，她說她在那裡上的第一堂課，就是討論給宗教下定義:「結果發現，給宗教下定義是不可能的，只能從功能性與實質性這方面做一個框定，功能性定義看宗教對社會發生了什麼作用，馬克斯·韋伯的那本《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是代表作。實質性方面的代表作是魯道夫·奧托的《論神聖》，奧托說，有至高無上、超越世俗的東西存在，追求這個東西的行為就是信仰。」
一位佛教的出家人曾寫過一篇文章介紹基督教堂的建築美，開篇就引用奧托的話，「宗教是一種內心的本能，或氣質，它獨立地、不借助感覺和理性，能使人們領悟在不同名稱和各種偽裝下的無限。沒有這種才能，也就沒有宗教」。《論神聖》有中文本，但在一些專門研究宗教的人來看，也是一本很難讀的書，不過有學者做過較為通俗的解讀——奧托的論述中，「神聖」是一種完全特殊且不可歸納為任何其他東西的心理狀態，是對神既敬畏又嚮往的感情交織。他杜撰了一個詞「numinous」來稱謂這種很難定義的心理狀態，體驗到對神既敬畏又嚮往的感情交織的「numinous」就是體驗到「numen」(拉丁文元神)的存在，就是人們意識到自己只不過是被創造物。人們感到「numen」是「完全的他者」，具有威嚴和力量，既可怕又迷人。
沈奇嵐女士說:「宗教很難定義，但只要為人的生存提供意義系統與規範，那就是有宗教性的，這個判斷相對容易，由此說來，居士的行為就是宗教性的。許多高級管理人員學佛法，也是宗教性的。我在德國採訪幾個中國年輕人，他們出國之後接觸基督教，慢慢有了信仰，我關心的是，為什麼中國傳統文化沒能幫他們解決生命中的疑惑，他們認為中國的關係文化很討厭，人與人之間很虛偽。一個人有信仰後價值觀上會有變化，但他的社會活動是怎麼變化的，行為方式上的變化，也是宗教對他生命構成中的影響。」
沈奇嵐女士就讀的明斯特大學，有過一位校友，就是當今的教皇約瑟夫·拉青格。郁雋先生介紹說:「拉青格剛成為教皇，就去科隆參加世界青年日活動，要與100萬年輕人一起做彌撒，德國《明鏡》週刊當時就做了一個封面故事，題目是教皇來到了一個沒有信仰的國度，因為在德國，去教堂的人數在減少，神職人員需要從外國引進。信基督的人數下降，印度教、風水越來越吃香。拉青格曾主管天主教信義部，規定天主教的基本教條，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許多人都有所瞭解的那個漢斯·昆是一個相對自由主義的天主教神學家，他對一些社會問題提出過一些自由主義的觀點，後被革除教職，不許在任何天主教大學裡任教。拉青格當了教皇后和漢斯·昆曾共進晚餐，做出和解的姿態。西方的神學院系統，每一代神學家都在闡釋和思考社會現實問題，神學一直與時俱進。但是，反過來講，如果在一個很世俗的世界裡，一個宗教什麼都可以做，可以墮胎，可以婚前性行為，可以吸毒，它的價值觀和這個世俗的世界沒什麼不一樣，那它也很難吸引別人去信仰它。佛教可能沒有對消費社會的一些現實問題做那麼多與時俱進的解答，但其智慧與準則卻依舊吸引人。在陳曉旭之前，有歌手李娜出家、演員黃元申出家，陳曉旭之後也還會有人修習佛法，這樣的人很多，這樣的故事也很多，最早那個人就是佛陀本人。」
在沈奇嵐看來，她的那些訪談對象都獲得了一個新的角度去面對人生，但是不是每件事情都能用他們獲得的這個新角度去面對，又是一個比較大的考驗。他們之所以有了信仰，是因為他們年輕時學到的那些東西還不足以應付這個世界和這個時代。她說:「現在德國的小學裡也會開設一些宗教學課程，把它當成一種知識來普及，不要一說佛就是神秘的、遁世的，一說道就是養生的，也許這些都是偏見，也許大家都需要宗教學知識的普及，德國的穆斯林多了起來，印度教也在德國修建自己的神廟，他們要學會和有信仰的人一起生活，學會和不同信仰的人一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