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組緗:論賈寶玉典型形象(七)

吳組緗:論賈寶玉典型形象(七)

吳組緗:論賈寶玉典型形象(七)

紅樓評論

不用說,作者在書中一貫是以熱烈讚揚的肯定態度處理他的主人公賈寶玉的形象的。

開頭安排了一系列的神話,突出地渲染主人公為世俗所不容的新的性格和他跟林黛玉的悲劇關係。關於他的前身,一面說它是「頑石」、是「蠢物」,一面說它是「通靈」、是「寶玉」;一面說它「無才補天」,一面說它「靈性已通」。整個的神話以及這種正反兩面的口吻,都表露著作者反對世俗之見,寄予主人公特殊的揄揚和讚美。

第二回用冷子興和賈雨村的談話來介紹還未出場的主人公,也是先說世俗之見的評論,而後又用較為高明的見解予以駁斥,再從而極力加以讚揚。

書中特意安排主人公和林黛玉見面的場合出場,以最重的著色之筆來反覆描繪。仍然先介紹出於世俗成見的貶詞,再用站在面前的主人公光彩耀人的具體形象把那些貶詞批判掉;兩首《西江月》,也還是取嘲弄世俗的反語,以貶為褒,以抑為揚,對主人公作了籠括全書的讚美。

作者所採取的這種從批判反面來歌頌正面,或從否定世俗來肯定反世俗的態度和描寫手法,在全書裡面是一貫的。我們前面的闡論正是從這兩相對立、彼此映照的具體描寫來說明作品的思想傾向性的;這裡面自然也正體現了作者的這種態度和手法。

作者在書中猛烈地攻擊了腐朽罪惡的封建主義統治勢力,對賈寶玉反封建、反世俗,一心傾向於被壓迫、被糟踐者的正義感情,以及他的全部以初步民主主義為主要內容的思想性格和行為活動作了極高的評價,並且以一種不勝悲慨之情,給予全心的同情和歌頌。

同時,從書中所安排的神話和一些超現實的情節描寫裡,我們也看得出來,作者對他的主人公在熱烈愛護中,明顯地帶著驚異;在極力讚揚中,流露著覺得神奇;在全心歌頌中,顯得以為不可解、不可知。於是賈寶玉這一高度現實主義藝術的典型形象出現在我們讀者之前的時候,被作者點染了許多神秘主義的雲霧。這些神秘主義的東西正是作者企圖解釋它、說明它,因而才帶了出來的。

第二回裡寫尚在落拓中的賈雨村駁斥世俗說主人公「不過酒色之徒」,「將來色鬼無疑」,罕然厲色道:「非也,可惜你們不知道這人的來歷。大約政老爺也錯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讀書識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參元之力者,不能知也。」但賈雨村所能作出的解說,只是把他比做古來封建社會裡傳統的優秀人物——「情癡情種,逸士高人。」

第五回寫「太虛幻境」,作者寫了一個「司人間之風情月債,掌塵世之女怨男癡」的警幻仙姑。她款待賈寶玉喝「千紅一窟」的茶,飲「萬艷同杯」的酒,聽「開闢鴻瀠,誰為情種」的《紅樓夢曲子》,後來對賈寶玉說:「……吾所愛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又詳加解說道:「……淫雖一理,意則有別。如世之好淫者,不過悅容貌,喜歌舞,調笑無厭,雲雨無時,恨不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此皆皮膚濫淫之蠢物耳。如爾,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癡情,吾輩推之為『意淫』。惟『意淫』二字可心會而不可口傳,可神通而不可語達。汝今獨得此二字,在閨閣中雖可為良友,卻於世道中未免迂闊怪詭,百口嘲謗,萬目睚眥。……」

這些議論,我以為都可以看做作者從活生生的對現實體察中,認識了這種新的性格的特徵,他努力要正確地說明它,但是難於尋找確當的概念或語言,只好用「情癡」「情種」等名目,又覺得不能盡意,不夠妥帖,就又找來「意淫」二字,特意加以詮釋,指明須作特殊的意思來理解。此外,作者再無法說明這個性格了。

自來《紅樓夢》的評點家批注家,一般也襲用「意淫」二字來說明賈寶玉的特徵性格,但已與上引警幻仙姑所解說的詞義完全相背,而是用了作者再三駁斥的世俗之見,按照字面望文生義來作理解的。

庚辰本脂批有兩段說的比較老實。例如第十九回批賈寶玉對襲人說話一段:「這皆寶玉意中心中確實之念,非前勉強之詞,所以謂今古未有之一人耳。聽其囫圇不解之言,察其幽微感觸之心,審其癡妄委婉之意,皆今古未見之人,亦是未見之文字,說不得賢,說不得愚,說不得不肖,說不得善,說不得惡,說不得正大光明,說不得混賬惡賴,說不得聰明才俊,說不得庸俗平凡,說不得好色好淫,說不得情癡情種,恰恰只有一顰兒可對,令他人徒加評論,總未摸著他二人是何等脫胎,何等骨肉。余閱此書,亦愛其文字耳,實亦不能評出二人終是何等人物。後觀情榜評曰:『寶玉情不情,黛玉情情』。此二評自在評癡之上,亦屬囫圇不解,妙甚。」老實承認對這個新的性格不理解,但認為是「今古未有之一人」,或「今古未見之人」;這倒為我們作了很好的說明。

有位署名「讀花人」的,在光緒十四年版《增評補像全圖金玉緣》上面作有人物論贊,對書中人物的理解,我以為高出任何評點家;其中《賈寶玉贊》說:「寶玉之情,人情也,為天地古今男女共有之情,為天地古今男女所不能盡之情……此為天地古今男女之至情……我故曰:寶玉聖之情者也。」

這裡正面說明的,用來詮釋上引警幻仙姑說的話,我想倒還比較中肯些。這所說的「天地古今男女之至情」不只是男女關係的「情」,而是一種廣義的「情」,即「人情」;這是長期封建主義社會秩序所壓制的東西;當時進步的思想家特意提出來加以鼓吹,並且用以反對「理」、批判「理」的,也就是這東西;用我們今日的話說,就是要求「個性解放」,要求「人性自由」,就是「人道觀念」和「人權思想」,就是民主主義精神。

賈寶玉典型形象的特徵是複雜多端的,但是民主主義卻無疑是它的主要內容。

有人懷疑賈寶玉性格中民主主義精神的來頭。他們說:在那種「富貴溫柔之鄉」的生活環境裡,怎麼可能產生這樣的進步思想?

有人否認賈寶玉性格反映了當時歷史與社會的新的內容。他們說:賈寶玉性格的民主性內容,不過是自古以來中國封建社會內優良傳統的因素,其中沒有什麼新的東西。

也有人承認賈寶玉性格含有新的現實內容。但又覺得賈寶玉成天關在大觀園裡,現實社會可能給他的影響很遙遠,難於指明;因此還是只好過分地去強調我國古代進步文化傳統對他性格所起的作用。

根據本文的分析,我想提出下面幾點意思:

封建統治階級和被壓迫人民並不是各有一個自己的天地,彼此隔離著,互不相關。因此,賈寶玉固然生活在封建統治階級社會裡,生活在「富貴溫柔之鄉」的大觀園裡,但是我們不能以為他的生活環境就和人民的「現實社會」截然劃開,沒有關係。

我們也不可脫離實際生活,把「階級矛盾」的概念作簡單化的理解,以為只有像《水滸傳》所描寫的鬥爭才是階級矛盾;在賈寶玉的生活裡就沒有階級矛盾,而賈寶玉所受的壓迫、所參與的鬥爭就與現實社會的階級矛盾無關。

我們也不可脫離實際生活,把「人民」或「市民」的概念作簡單化的理解,以為只有像住在村莊裡的「二丫頭」之類才是人民(事實上住在農村裡的也不一定就是勞動人民),以為只有城市手工業者、織造工匠才是市民;賈寶玉的生活環境裡就沒有人民或市民。

從書中的具體描寫看,賈寶玉的生活環境裡存在著兩個矛盾對立的世界,這是很清楚的。賈寶玉認識這兩相鮮明映照、尖銳對比著的世界,他以分明的愛憎態度和感情,背叛了自己出身的本階級,站到處在被壓迫地位的一邊去;並且把自己的切身問題和這些處在被壓迫地位人們的幸福問題完全連結起來:由此,從他豐富的閱歷和苦痛經驗中,逐步發展了和鞏固了他獨特的思想性格。

我們也清楚的看出來,給予他的思想性格以積極影響,使他的民主主義精神得以萌生與成長的,主要就是他生活上密切接近、精神上傾心親愛的居於被壓迫地位的眾多男女青年們——首先是那些境遇悲苦、資質優美的女孩子們。她們和他們的具體境遇與精神世界以及在生活中所體現的迫切要求,不斷地啟發著他、薰陶著他;他在切身問題上所作的熱情追求、所受的嚴重壓迫,不斷地教導著他、鍛煉著他:由此,憑他敏銳的體察和很好的文化知識的修養,經過融合與提高,就使他性格中的民主主義精神日見深入鞏固起來。

賈寶玉的生活環境正是當時封建主義統治下整個現實社會重要的剖面和縮影;這個環境裡極其複雜錯綜的鬥爭衝突的主要環節,正是當時整個現實社會主要矛盾的具體反映。

為賈寶玉所傾心親愛,從而對他的性格給予了積極影響的那眾多男女青年們——主要是女孩子們,實質上正就體現了當時人民或市民的歷史處境與時代要求;而且,她們和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自身正就是人民或市民。

對賈寶玉性格的形成發展起了決定作用的,是社會現實的條件與因素;只有在這種現實的基礎上,他才有可能接受並進一步發揚古來優良文化傳統的影響。一味地或過分地強調文化傳統的作用,不止不符合作品的具體內容,同時也是違背事理的。

假如賈寶玉只接受了優良文化傳統的影響,他的性格自必不會有什麼新的內容;那麼,就賈寶玉這個具體人物說,恐怕也就只能像書中第二回賈雨村所說的,不過是「情癡情種」、「逸士高人」之類。可是這樣的人物或典型,賈雨村也已具體指明,在我國歷史上和文學作品中經常出現,為人所熟知;我們從賈寶玉形象的特徵內容看,從作者的處理態度看,從作者和他同代人的理解情況看,可以知道事實遠不是如此的。

看不到或忽視了產生賈寶玉性格的社會現實的根由,也就不能認識賈寶玉性格的新的內容。

如前文所闡明的,從賈寶玉形象的主要特徵,我們可以看出色彩鮮明、線條清楚的民主主義精神的完整輪廓或雛型;這在當時我國歷史現實中、在我國古典現實主義文學中,無疑是「新人的典型」。我國封建社會內要是沒有資本主義萌芽的孕育,要是當時生產關係在原有的社會基礎之上沒有發生一些顯著的變化,那就不僅不可能出現賈寶玉這樣的典型形象,首先應該是不可能出現作品所描繪的那樣形態的典型環境、那樣形態的人與人間矛盾對立的關係,更為重要的是不可能出現那樣種種不同典型的具有光彩耀人的內心精神的女子們。

賈寶玉形象的特徵所反映的矛盾和限制,也是複雜多端的;其中有許多東西當然應該歸於沒落階級的屬性,比如那些感傷主義和虛無主義成分。但是當時的歷史條件還是它的矛盾和限制的主要根源。

在當時歷史階段,封建主義制度雖然早巳到了衰朽不堪、瀕於最後崩潰的地步,資本主義萌芽雖然曾有長久孕育的歷史,但後者仍然遠沒有脫離前者的社會基礎而獨立。史實告訴我們,當時各種工礦實業、國內外商業和銀錢業,隨著經濟的恢復,開始有了顯著的成長。可是這些新的經濟因素,都是掌握在封建主義統治者之手;資金所有者和官僚、地主緊密地結合著,成為「三位一體」的社會統治勢力。於是處在萌芽狀態的資本主義因素,和衰朽的封建主義勢力之間,一面牴觸著,一面卻又依存著。在這種形勢下面,生活處境最感苦痛的,首先是被迫脫離了土地、脫離了自給自足小農經濟生產的廣大城鄉被壓迫人民;他們迫切要求巨大的變革,但又困在黑暗的現實中,看不到自己的鬥爭道路。

《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從他自己的生活經歷裡面敏銳地感受到那時代的窒息氣氛,深刻體驗到社會統治勢力的罪惡,通過他天才地創造的以賈寶玉為主人翁的巨著,提出了控訴與詛咒,同時描繪了自己所嚮往的生活理想;這正和當時廣大被壓迫人民內心的苦痛狀態和熱切要求完全相通的。

作為偉大藝術家的《紅樓夢》作者,憑他的生活體驗和形象思維通過賈寶玉典型所說道、所宣傳的,和當時歷史階段我國偉大的思想家、學術家所呼籲、所主張的,那內容實質也是一致的。這些先進的思想家、學術家,一面鼓吹人的「情」、「性」或「欲」,以反對統制文化思想的「理」,但一面還是只能以儒家經典為依據,為孔孟之學作新的解說;一面反對專制統治,攻擊「後世之為君者」,一面還只能嚮往於古代仁君之政,拿「古之為君者」作根據來要求新的政治:他們所提倡鼓吹的,含有明顯的民主主義的新的因素,有強烈的反對封建主義文化與政治的要求,可是同時也沒有能夠脫離封建主義思想體系。

我們知道有一個民間故事:一個樵夫,坐在樹枝丫上面,用斧子砍他所坐的那枝丫;他所要砍掉的,正是他賴以托身的。

這個故事是可笑的;但就歷史現實說,卻是可悲的!

--《北京大學學報》195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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