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薛寶釵的性格及其時代烙印（三）
薛寶釵這種性格的形成和發展，有它深厚的階級基礎。
寶釵出身於封建皇商家庭，「家有百萬之富，現領著內帑錢糧，採辦雜料」。這個家庭又「本是書香繼世之家」，寶釵的「祖父手裡也愛藏書」，諸如「西廂」琵琶』以及『元人百種』，無所不有」，寶釵年幼時受過兩種文化的影響。一是由於父親的酷愛，「令其讀書識字」，受過比較正規的封建教育。二是偷背著人看過「西廂」「琵琶」等不少「雜書」。「自父親死後，見哥哥不能依貼母懷，他便不以書字為事，只留心針黹家計等事，好為母親分憂解勞。」這說明封建的倫理教育和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奴隸哲學已在她的身上開了花；儘管那些「雜書」裡的才子佳人的故事對她後來的思想也不無潛在的影響。寶釵由於留心家計，「為母親分憂解勞」，又使她懂得了「利弊大事」，染上了封建皇商家庭的惡習，失去了個性的天真，滋生了營業慾念，變成了於世路上好機轉的少女。就這樣，原先開在．她靈魂深處的那朵封建淑女型的小花，而今接受了封建市儈型的花粉，結出了市儈化了的封建淑女型的果實。這就決定了她對封建禮教給婦女們所規定的那一套奴隸道德，與李紈等封建淑女相比抱有貌似神離的態度。其中最根本的區別就在於：一個是虔誠的信奉，極力使自己的身心去符合封建禮教的要求；一個則採取實用主義，極力讓封建禮教適合自己的需要。更由於薛蟠「終日惟有鬥雞走馬，遊山玩水」，「一應經濟世事，全然不知」，使寶釵逐漸成為薛府的實際當家人。而直接料理家務的結果，經驗又告訴她，只有「好與」，才能「多取」；只有「動之以利」，才能使人心甘誠服。這種現實經驗與儒家的中庸之道一結合，就形成了她的為人作事的準則：「雖然是個玩意兒，也要瞻前顧後，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了人，然後方大家有趣。」而「不得罪人」的目的，就是為了「自己便宜」。她在協理探春理家時有一段話可以作為它的詮註：「你們只管了自己寬裕，不分與他們些，他們雖不敢明怨，心裡卻都不服，只用假公濟私的多摘你們幾個果子，多掐幾枝花兒，你們有冤還沒處訴。他們也沾帶了些利息，你們有照顧不到，他們就替你照顧了。」應該說，這是一種巧妙的利己主義。它也說明寶釵是何等地「洞明世事」、「練達人情」。要是對自己無甚「便宜」，她是會得罪人的，那時她就不考慮是否「大家有趣」了。「癡情女情重愈斟情」，黛玉與寶玉的這次爭吵，使他倆的愛情關係完全外露，賈母沒有明顯地表露自己的態度，倒說了句「不是冤家不聚頭」。寶釵的心裡感到不平靜了，也無心為哥哥做壽，就跑到賈母這邊來。寶玉與她寒暄，她就借寒暄刺寶玉。寶玉不意「把話說造次了」，她竟「不由的大怒」，旋即「借扇機帶雙敲」，當眾不但「敲」了寶玉，而且還「敲」了黛玉，「敲」黛玉與寶玉的「素日嘻皮笑臉」，「敲」寶玉的對黛玉「負荊請罪」，可謂是怒不可遏，浮躁極了，弄得寶黛非常尷尬，臉上熱辣辣的像吃了生薑。黛玉發怒使人感到「熱」，感到可親；寶釵發怒使人感到「冷」，感到可畏。幸好她並不輕易動怒，在更多的情況下，倒總是「克己」，而「克」的結果，也總是對她有利。「黛玉之慧，湘雲之豪，探春之敏，皆大觀園內所傑出者也，而寶釵則以螃蟹代東，深情體貼，燕窩養病，作意饋遺，成佩麟之心交，接梁鴻之眉案，顰卿、瘋子盡入彀中；雖探春攝政，利弊立陳，以才自恃，而大體小惠，適得其宜，能使玫瑰香者當即心折無異詞」。特別是以螃蟹代東，還博得賈母的讚賞：「我說這孩子細緻，凡事想的妥當。」真是「不損財於無謂」。而尤三姐與柳湘蓮「死的死了，走的走了」，所以她也「由他去了」，待家兄的救命恩人尚且如此，堪稱「不加功於無用」。正因為薛寶釵不僅具有「停機德」，還具有這種「治才」，聊可充當勢將潰頹的賈府支柱，所以賈母才選她作孫媳。
薛寶釵這種性格的形成與發展，又有它深遠的社會根源。
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說：「人們的意識，隨著人們的生活條件、人們的社會關係、人們的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我國封建社會末期，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刺激著封建統治者對金錢、權勢的追求，促使了封建地主階級自上而下的日趨市儈化——大地主、大官僚與封建大商人（或高利貸者）日趨三位一體了。這種三位一體的例證，在史籍中真是舉不勝舉。例如，王先謙《東華錄》載，康熙二十八年御史許三禮參劾尚書徐乾學發本銀十萬交鹽商於揚州貿易；在大蔣家胡同開當鋪放債；在無錫一處即買田一萬頃。薛福成《庸庵筆記》載：乾隆年間大學士和琛被抄家時，查出商業總投資白銀七千零二十萬兩，計開當鋪七十五座，銀號四十二座，古玩鋪十三座；田產七千餘頃，價值白銀八百萬兩。和琛在商業方面的投資約等於在土地方面投資的九倍，這具體表明，封建社會商業經濟發展的程度與地主官僚市儈化的深度。這種三位一體的情況，在《紅樓夢》裡也有深刻的反映。就拿賈薛二府來說吧。賈府本是個典型的「鐘鳴鼎食之家，詩禮簪纓之族」，待到了「玉」字輩，它的管家奶奶王熙風卻大放其高利貸，僅提前支放月錢一項銀子就能「翻出幾百」。這說明封建市儈主義思想是如何嚴重地侵蝕著這個世襲的封建貴族大官僚大地主家庭的肌理。薛府就更甚，它的祖上曾官居「紫薇舍人」，寶釵的祖父還是個以「書香繼世」的藏書家，可一到其父親的手裡卻變為「領著內帑錢糧，採辦雜料」的皇商，並且開了不少當鋪，成了典型的封建官僚商業資本的代表。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時代特徵。在這種社會條件下，金錢雖則沒有像在資本主義社會裡那樣成為人們生活中唯一的上帝，然而它卻能通神，甚至使向來受人尊崇與令人膜拜的封建倫理道德的靈光黯然失色，把罩在家庭關係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戳得百孔千瘡。有錢可以買官，可以決定人的生死。賈府與王府在家世利益上雖則是同舟共濟，而賈璉與鳳姐夫婦在金錢問題上卻是同床異夢，心裡各有自己的小算盤。孫紹祖的門楣遠遠沒有賈府高貴，其所以敢於凌辱侯門千金，就因為身襲一等將軍的賈赦用了他五千兩銀子。在這種形勢下，內囊空虛，對賈府來說，確實是個大威脅；特別是在元春「晉封為風藻宮尚書，加封賢德妃」之後，又「添了許多花錢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花的」！這是一面。另一面，為了鞏固與擴大既得利益與提高社會地位，統治者內部不惜同室操戈，這就加深了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在這樣的歷史潮流裡，富而不貴的薛府，就特別需要權勢了。「富」而不「貴」，「富』必難保，「貴」成了薛府的主要奮鬥目標，特別是在薛蟠打死人之後。薛府自動地送女人選，道理也就在此。然而，薛府畢竟只有一女，硬送她到那「見不得人的去處」究屬於心不忍，賈府世襲國公門楣，乃勳臣、國戚，貴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寶玉又是國公嫡孫，府中「鳳凰」，繼業可指，模樣又好，如能將寶釵嫁給他，那冀再好也沒有——這就是薛姨媽攜子女一進賈府我們只聽到「金玉良緣」，再也沒有聽到「待選」二字的真實原因。「金錢」是鞏固「權勢」的後盾，而「權勢」是捍衛「金錢」的前矛，薛賈二府均欲取彼之長補己之短，結成反動的神聖同盟以共延殘喘，這就是薛寶釵必然會做寶二奶奶的社會原因，也是薛寶釵性格發展的社會基礎。也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潮流裡，能「治國」的不是道學先生賈政，而是擅纂禮儀的賈雨村。賈政的清廉與勤於王事只能引起糧道衙門的大小官吏與衙役的集體「罷工」，而賈雨村的貪酷與徇情枉法卻能扶搖直上官升副宰相。能「治家」的不是賢苑淑女李紈，不是封建正統人物王夫人，而是兩面三刀、身犯「十出」之條的鳳辣子。這當然是個歷史的諷刺。它形象地告訴我們：此時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刺激著封建統治者對金錢和權勢的追求，促使著大地主、大官僚與封建大商人或高利貸者日漸三位一體化，加速了統治階級內部權力和財產再分配的過程，地主階級的正統派在名分上雖則仍然受到本階級的推崇與尊敬，仍然充當著本階級的精神領袖，而當他們行動起來的時候指揮棒卻失去了靈驗，成了既不能「治」地主階級之「國」又不能「齊」封建貴族之「家」的政治殭屍。可這種時局，它對於薛寶釵來說，卻是股「送我上青雲」的「好風」。其所以然？就在於她是大地主、大官僚、封建大商人或高利貸者之三位一體化在政治、思想上的代表，適應著這種時局的需要。
薛寶釵這種性格的形成與發展，還與一定的政治氣候結有不解之緣。
封建統治階級是殘酷的，但並不希望它的擁護者都像賈雨村和王熙風之流那樣儘是些面目猙獰的人物。他們的活動雖然能夠暫時應付環境，滿足本階級一時的需要；但在客觀上卻在死命地自挖封建統治的牆腳，活動的結果只能是急劇地加深統治機構的裂痕。它很需要一些比較能夠「克己」的笑面虎來為自己服務，以便籠絡人心緩和階級矛盾，彌縫統治機構上的裂痕，從而鞏固它的統治。為了從精神上解除人民的武裝，緩和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當時的封建最高統治者曾實施了一系列的懷柔政策，這已為史家所公認的事實。教育是為政治服務的。政治上的懷柔，必然會深入到統治階級的教養中和日常生活中去，並在具體的個人身上得到反映；於是便湧現了一批似是開明的偽君子，這就出現了薛寶釵性格。
足見，薛寶釵這個典型形象，它比任何的「淑女」或「市儈」的典型含有更豐富、更深刻的社會意義。它不只概括了歷史上「溫柔敦厚」的人生哲學的本質內容，也概括了中國封建社會末期封建地主階級轉向市儈化的特質。
看不到薛寶釵的市儈性，認為她只是個典型的封建淑女，認為她本身並不虛偽，說什麼「如果我們在她身上看出了虛偽，那也主要是封建主義本身的虛偽」，這是不對的。人是社會的人，既然薛寶釵體現了封建主義的虛偽，那麼，也就是她本性的虛偽。寶釵的虛偽不單單是體現了封建禮教的虛偽，還揉和著封建市儈的虛偽。社會是人的社會，對社會的批判必需通過對人的批判來實現。
同樣，看不到薛寶釵身上也同時存在著符合封建淑女要求的一面，過分強調她的市儈性，乃至誇大她在賈寶玉愛情悲劇與婚姻悲劇中所起的作用，說什麼「彼其心直以寶玉為一禽，而張羅以捕之，以為捕得之後，以我之美，何難使其心悅誠服。唉！這便是娼妓行為。」也是錯誤的。
－－《哈爾濱師範學院學報》196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