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薛寶釵的性格及其時代烙印（一）
在封建時代，「我們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社會完全劃分為各個不同的等級，看到由各種社會地位構成的多級的階梯。……而且幾乎在每一個階級內部又有各種獨特的等第。」男女之間的不平等，實質上是封建等級壓迫的一種形式，是社會階級壓迫在兩性關係上的反映。曹雪芹作為一個具有初步民主主義思想的卓越的思想家，作為一個具有清醒的現實主義精神的偉大的藝術家，他一方面敏銳地感到這種壓迫與不平等的存在及其不合理性，另方面由於時代與階級的局限，又不可能懂得階級分析法，當然也就不可能正確認識這種壓迫與不平等的社會實質，因此當他進行藝術構思時便首先在男女之間劃條界線，把他筆下的社會生活劃分成兩個對立的陣營：一是居於中心統治地位的男子，一是處於卑弱地位橫遭損害的少女。並從而通過賈寶玉的口，表達了自己的愛憎：「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天地間靈淑之氣，只鍾於女子，男兒們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這種建立在對男性貶斥上的對女性的頌揚似乎是荒誕的，實際上卻是在通過對男權的否定進而否定以男性貴族居中心統治地位的封建專制主義的合理性，並不僅僅是對「男尊女卑」的封建倫理道德的一種反叛。可生活是複雜的，不少女孩子，就其客觀社會地位而言，她們像所有的女孩子一樣，蒙受著封建等級制度的壓迫，也是受損害者，但就其主觀思想與政治態度而言，卻是封建主義的積極維護者，又在為虎作倀。由於這類人物的客觀社會地位與主觀政治思想之間存在著這種對立性的矛盾，這就決定了作者對她們的愛憎褒貶以及表現手法上的複雜性。薛寶釵與襲人就是如此。
作為一個女孩子，薛寶釵也承受著封建禮法的重壓，命運也不能自主，也是個被損害者。作者首先是同情她，而且大大的同情。她像大觀園中所有的女孩子一樣，也是個「有命無運」的人，作者也把她歸人到「薄命司」的冊子裡去。她愛賈寶玉，卻不敢忤逆周圍的環境，只敢躲躲閃閃地表達自己的感情。她實際上是條釜底游魚，卻把沸水當作浪花，處處迎上去，想從中獲得福祉。「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曹雪芹把自己用血淚培植起來的作品稱為「悲金悼玉」的《紅樓夢》，也可見作者對她同情之深。
作者不只同情薛寶釵，還大大的讚美她，一讚美她的才，二讚美她的貌。她十分博學，諸子百家無所不知，唐詩宋詞元人百種無所不通，甚至但凡書上提及的草木之名也無所不曉，致使史湘雲甘拜下風，佩服她「知道的竟多」。藝術造詣又深，或三言兩語，或侃侃而談，無不鞭僻人理，作者的不少藝術見解就是通過她的口來表述的。至於詩才之敏捷，足與林黛玉媲美，筆揮海棠詩，諷和螃蟹詠，案翻柳絮詞，博得眾口交譽。談到容貌，「比黛玉另具一種嫵媚風流」——不，是「艷冠群芳」，曾使賈寶玉羨慕得發呆。要之，倘若以「才貌」二字來要求，應該說她是個完人。作者對她的讚美之情，可謂是溢於紙表。
作者大大的同情她和讚美她，並不是因為別的，主要就是因為她是個「女子」，尤其是個少女。作者並不是把她作為孤立的個人，而是把她當作大觀園裡眾多女孩子中的一分子來同情她和讚美她的。她的博學多才正與居中心統治地位的「鬚眉濁物」之不學無術形成一個鮮明的對照，藉以肯定處於社會卑弱地位的「女兒」，否定作威作福的「男子」。從而突顯出男權的種種不合理性。
作者渲染她的「才」，描繪她的「貌」，主要不是為了別的，乃是為了更好地批判她的「德」，否定她的「德」：「好好的一個清淨潔白女兒，也學的釣名沽譽，人了國賊祿鬼之流。」才貌的美，正襯出品德的醜。越美越使人欽羨，就越醜越刺人眼目，對照越強烈，批判也就越集中了。
這種讚美與批判，肯定與否定，不是平行的，而是交融的，亦即往往是以所謂一叩雙響的情節來表現的。比如第十八回，寫薛寶釵講「綠臘」一典的出處。寶玉奉元春之命以「怡紅院」為題賦詩，起草內有句云「綠玉春猶卷」。寶釵瞥見，便急忙悄推寶玉道：「他因不喜『紅香綠玉』四字，改了『怡紅快綠』；你這會子偏用『綠玉』二字，豈不是有意和他爭馳了？況且蕉葉之說也頗多，再想一個字改了罷。」寶玉道：「我這會子總想不起什麼典故出處來。」寶釵咂嘴道：「唐錢翊詠芭蕉詩頭一句：『冷燭無煙綠蠟乾』，你都忘了不成？」寶玉聽了，遂把「綠玉」的「玉」字改作「蠟」，並笑道：「真可謂『一字師』了。從此後我只叫你師父，再不叫姐姐了。」寶釵亦悄悄地笑道：「還不快作上去，只管姐姐妹妹的。誰是你姐姐？那上頭穿黃袍的才是你姐姐，你又認我這姐姐來了。，』這裡，作者既大力讚揚了她學識的廣博，連「雜學旁收」的賈寶玉也望塵莫及；同時也狠狠地批判了她的富貴心和曲意奉人的卑劣品格。又如第二十七回，寫「滴翠亭楊妃戲綵蝶」。芒種節那天，寶釵去找黛玉祭餞花神，見寶玉進了瀟湘館，便回身尋別的姊妹去。忽見前面一雙玉色蝴蝶，大如團扇，一上一下迎風翩躚，遂向袖中取出扇子來拍，穿花度柳，躡手躡腳的，一直跟到滴翠亭上。只聽亭裡嘁嘁喳喳有人說話，便煞住腳往裡細聽，聽出其中一個是寶玉房裡的紅玉。正聽著，突然紅玉叫把隔子推開，以免有人在外頭偷聽。寶釵不由心中吃驚，想道：「他素昔眼空心大，是個頭等刁鑽古怪的東西。今兒我聽了他的短兒，一時人急造反，狗急跳牆，不但生事，而且我還沒趣。」料已躲不及了，於是便「使個『金蟬脫殼』的法子」——「故意放重了腳步，笑著叫道『顰兒，我看你往那裡藏！』……那亭內的紅玉、墜兒剛一推窗，只聽寶釵如此說著往前趕，兩個人都唬怔了。」這裡，作者一面以水亭拍蝶的畫面來突出她的外貌的美，一面又無情地批判了她的「金蟬脫殼」，嫁禍於人的鄙劣德性。再如第二十九回，寫王熙風邀薛寶釵去清虛觀看戲，她怕熱不去；一眨眼，賈母要她去，她答應了。這裡，作者批判了她的看人行事，也同情著她的答應賈母是不得已。」
這種批判不是孤立進行的，亦即並沒有停留在僅僅是對薛寶釵個人的「德」的批判上。作者始終沒有把她當作個小丑，當作個怙惡不悛的壞人。相反地，作者對她的「德」的揭示，倒是採取「明鏡照物，妍媸必露」的態度。說得明確一點，就是並沒有把她的「德」寫成「惡」字的標本，也寫出了善的一面。比如，在夏金桂和香菱的關係上，她反對夏金桂對香菱的虐待。儘管我們可以把這看成她是出於對婢妾制本身的維護；然而她把香菱帶進大觀園與自己為伴，在客觀上畢竟對香菱是起著一種保護作用。比如，在邢夫人和邢岫煙的關係上，她同情邢岫煙；在邢岫煙和薛蝌的婚事上，她極力成全。儘管我／f何以把這看成她是出於加強賈薛二府之間的聯盟；然而她對寒素之士邢岫煙的關心和照顧，還是應該予以肯定。再比如，她協助探春理家時的·「小惠全大體」。儘管我們可以把這看成她是出於想安定賈府的封建秩序以利於賈府的生存和發展；然而較之土豪劣紳們對勞動人民的經濟壓搾，不能不說是一種較比開明的政策。在此，不難看出，她的「德」中的惡與善是一種辯證的統一。惡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其所以然，就在於她的對立面不是社會上的土豪劣紳，而是具有初步民主主義思想的代表人物賈寶玉和林黛玉。在她與寶黛的尖銳對立中，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德」中的惡，不是惡在別的，主要是惡在她的政治上的「停機德」和思想上的巧妙的利己主義。這二者是作者所賦予的她的思想性格的質的規定性。這二者既符合薛府也符合賈府家世利益的需要。這二者在時人心目中是見怪不怪；特別是「停機德」，在時人看來乃是女子的一種「美德」。其所以然，除了現實的原因以外，便是由於封建文化對社會的長期毒害。作者敏銳地感覺到這一點。借用賈寶玉的「呆話」來說，就是：「這總是前人無故生事，立盲豎辭，原為導後世的鬚眉濁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瓊閨繡閣中亦染此風，真真有負天地鍾靈毓秀之德！」這樣，作者就從對於薛寶釵的批判中，有力地攻擊了封建主義的文化、政治和思想。
批判中寄於一定的同情，讚賞中給予一定的貶謫，又愛她，又恨她，但基本上是恨而不是愛，這就是作者對薛寶釵的基本態度。
這種態度，就其內核來說，不僅反映了作者對本階級的無比憎惡，同時也反映了作者不只不能與本階級劃清思想界限，而且在感情上仍然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對薛寶釵的美貌才華的過多讚美和欣賞，正是這種聯繫的具體表現形式之一。
「直」寫薛寶釵的長處，「曲」寫薛寶釵的短處，「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讓形象自身來說話，這就是作者在塑造這個人物時所用的主要筆法：皮裡陽秋。這在寫作上，應該說是一種嚴肅的現實主義態度。
－－《哈爾濱師範學院學報》196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