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 紅樓夢》 文化系統中異質新態的歷史價值
文化的載體，主要是人、器物和精神產品。從發展演化而言，器物與精神產品則更多的具有文化依存的歷史形態。當然，含有文化基因的器物與精神產品均是人創造的。人類精神產品之一的文學作品中，小說比之詩歌、散文所含的文化載量，尤為豐富多彩。因此，小說對文化發展演變的歷史形態的寫照，具有真實形象與歷史價值。研究文化的發展流變與歷史轉型，小說應是主要的參照。
中國古代文化大致有四次發展高潮，即春秋戰國時期、六朝時期、兩宋時期與明清之際。文化的歷史轉型有兩次，即春秋戰國與明清之際，前者由上古文化向封建傳統文化轉化，後者由封建傳統文化向近代文化轉化。《紅樓夢》 對中國古代封建晚期精英文化即家· 族· 國文化層面形象展示的同時，又描繪了在舊的文化母體中勃勃生發的異質新態文化新芽，是封建傳統文化向近代文化轉型的形象寫照。
（一）貴族大家庭的衰亡與古代封建傳統文化的終結
中國古代小說在晚明之前，由於「講史」、「演義」小說觀念的影響與家庭封閉特點的制約，注重對「國」的描寫而忽略對「家」的刻畫。自晚明之後，具體而言由《金瓶梅》 起始才對家庭環境進行完整形態的描寫，所刻畫的官商西門慶的家庭具有了人際關係結構、生活時間和空間結構、生活手段和經濟環境結構、文化意識結構和社會關係結構五個層面。曹雪芹繼蘭陵笑笑生之後，以如椽之筆對以賈府為核心的幾個封建貴族之家，上述五個層面有了更加完整的描寫。作者從政治、經濟、社會、道德、人倫等多方面的側面解剖了「這樣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衰敗的過程中，蘊含著豐富多彩的文化載量，並使我們從「家」與「族」的變革中窺視出整個封建傳統文化正在走向終結，從內質到外態上向新的文化演化轉型。《紅樓夢》 這一文化上的劃時代意義應為我們所共識。
( 1 ）家· 族· 國文化系統形象展示的意義
中國古代社會一個突出的特點是家· 族· 國三者互相支承、變化成因的社會政治結構。及至到了封建社會，這種社會政治結構更加成型與鞏固，並形成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價值觀與道德觀。從「國」與「家」的語義上來說，古代諸侯稱國，大夫稱家，因以「國家」為「國」之通稱。因此，「率土之濱，莫非王土」的「家天下」成了封建帝王及其家族天經地義的政治統治思想，以「身家姓命」「報效國家」成為文臣武將行為準則與道德標準。這種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家· 族· 國政治體繫在古代長篇小說產生初始就有所反映。如《 三國演義》 中曹氏家族對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專權勢力形成與曹魏政權建立的作用；《 楊家將演義》 中楊業及其子孫、楊門女將等楊氏家族抗遼戰鬥對北宋王朝安全的維繫；《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中岳家軍北上抗金，使南宋王朝得以偏安江南的歷史作用。《 紅樓夢》 對家· 族· 國政治體系的反映比上述小說更為全面、深刻。「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的賈府，是其先人「出過三四回兵」，有軍功於朝，「祖宗九死一生掙下這家業」，被封榮國公、寧國公。封建貴族，封爵序列為公、侯、伯、子、男，公為諸爵之首，僅在皇族之下，享有許多一般官吏所沒有的特權。榮寧二公的賈家，深得「皇恩浩蕩」，賈元春「晉封為鳳藻宮尚書，加封賢德妃」，由開國功臣成為皇親國戚，與皇族北靜王、南安郡王、西寧郡王等有「世交之誼」，與鎮國公、理國公、齊國公、治國公、修國公、繕國公等貴族有「通家之好」，存在著根深蒂固、勢力強大的關係網。從血緣姻親看，賈府與保齡侯史家、京營節度史王家、皇商薛家：「這四家皆連絡有親，一損皆損，一榮皆榮，扶持遮飾，俱有照應」。以賈家為核心的賈、王、史、薛四大家族，除了憑著皇帝的封爵享有政治上的特權外，還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國家軍事、刑律、人事、經濟等事務，並產生著相當的影響。這一是四大家族的成員及有關人員封有軍職，掌握著軍事大權。那個好色的「尷尬人」賈赦「現襲一等將軍」（第3 回）; 「一味高樂」的賈珍，曾祖賈代儒曾任京營節度使，一等神威將軍，他本人「世襲三品爵威烈將軍」; 第4 回上說，現任京營節度使的王子騰，「升了九省統制，奉旨出都查邊」，到了53 回上，賈家的「同譜」「詩書仕宦之族」出身的賈雨村，也進入軍界，「王子騰升了九省都檢點，賈雨村補授了大司馬，協理軍機參贊朝政」。這裡所謂的「九省都檢點」，與第4 回上的「九省統制」，是一職的兩種稱謂，過了許久時間與賈雨村「補授了大司馬」一起重提，作者這裡的重複，顯然自有含意，說明了四大家族系統的人員在軍事上握有大權，王子騰在外掌握九省的軍權，賈雨村為官大司馬，即兵部尚書，「協理軍機參贊朝政」，握有中央的軍權。二是四大家族系統的成員沒有在國家或地方刑律司法機構任職者，卻有實際的影響力。在外如「最是天下第一個弄性尚氣的」「呆霸王」薛蟠在金陵打死了小鄉宦馮淵，案子正好落在憑著賈、王兩家的勢力「補了」應天府的賈雨村手裡，「雨村便拘情枉法，胡亂判斷了此案」，並「急忙作書信二封，與賈政並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不過說『令甥之事己完，不必過慮』, 等語」，所以殺人犯薛蟠「人命官司一事，他竟視為兒戲，自為花匕幾個臭錢，沒有不了的。」（第4 回）在京城王熙鳳為了排除掉尤二姐，可以得心應手地操縱都察院的官員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三是四大家族系統的人員陞遷受到優厚的待遇。由「科甲出身」的賈政表面上雖是個「最喜讀書人」，但實則是個平庸無能之輩，「皇上因恤先臣… … 遂額外贈了這政老爹一個主事之銜，令其入部習學，如今現已升了員外郎了。」（第2 回）這樣官運亨通，顯然沾了門第之光。秦可卿之死，公爹賈珍花了1200 兩銀子，輕易而舉地替兒子賈蓉「捐」了一個五品的「龍禁衛」的官銜，也不是有錢就可以所得的。至於與賈家只是「同譜」關係的賈雨村，因「貪酷之弊」丟了官，如一般人家難以再「出身」為官，但他靠賈政、王子騰的「竭力內中協助，題奏之日，輕輕謀了一個復職候缺，不上兩個月，金陵應天府缺，便謀了此缺，拜辭了賈政，擇日上任去了」。四是四大家族中王家曾為國家經營過外交與外貿事務，接待各國的使臣與商人。第16 回上王熙鳳與趙嬤嬤「說起當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時，十分得意地說：「我們王府也預備過一次。那時我爺爺曾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的外國人來，都是我們家養活。粵、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我們家的」。薛家則是世代皇商，「現領內府帶銀行商』"
( 2 ）古代傳統文化晚期的整體解剖
中國古代傳統文化是博大精深、豐富多彩的，但又良蕎並存，既有民主之精華，又有封建之糟粕。在構成文化基本結構的器物、制度、語言符號三個層面中均有出色的創造與貢獻。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精神主導內含是封建思想、專制意識、等級觀念、迷信信仰等意識形態，要求人們絕對服從封建統治的制度、思想、禮儀，不能有獨立的人權要求，人們在社會中要分等定位，上下有序，尊卑分明，唯上是從，屈尊服從，不可犯上作亂，越禮逾制；人們在思想和行為上要崇拜權威，敬仰鬼神，信奉天命，不能叛經離道，不注意人的自身作用與價值。但到了晚明時期，由於社會發展的變化帶來了時代文化的轉型，封建傳統文化體內不斷繁殖出異質新態，專制、等級、迷信等封建文化精神受到以「人學」思想的自主意識的挑戰與衝擊，使其呈現著動搖、衰敗、變革的態勢。具體到文藝思潮而言，明代中葉以後，隨著資本主義萌芽新的社會因素的促發，反理學哲學思潮的引發，出現了湯顯祖的「主情」、李讚的「童心」和公安派的「性靈」等文學新觀念，其共同點是把文學作為「人學」而去表現「人」的慾望和價值，去真實地描寫人的全面性，反對文學去「載」理學之「道」，力求擺脫傳統「教化」的文藝觀念的束縛。可以說，《金瓶梅》 與《 紅樓夢》 正是這種新的文學觀念的傑作，成為古代小說全面描寫人和反映人的全面性的轉折。如果說《 金瓶梅》 實現了《 三國演義》 人物「類型化」到「個性化」的轉折，《紅樓夢》 則由人物「個性化」到「典型化」的昇華。它在描寫封建貴族家庭的興衰與青年男女愛情婚姻的悲劇中，對古代傳統文化晚期進行了整體性的解剖，應是這部偉大傑作不可忽略的思想藝術價值。其主要表現在：一是封建專制思想受到挑戰，人的白由自主意識勃勃生發。以賈寶玉為代表的一批新人不僅要求愛情自由、婚姻自主，而且對封建教育制度、仕途經濟、道德禮儀等持否定態度。他們討厭那些「聖賢書」，不願走科舉取仕的道路，要自選人生道路。另一方面，統治者中紈褲子弟諸如賈珍、賈璉、賈蓉之輩，對「聖賢書」也不感興趣，憑著祖功祖業「一味高樂」，腐化無能。這樣，就使賈府的子孫出現了「一代不如一代」的局面。「子孫不肖」, 「後繼乏人」在封建貴族之家不是「小事」，而關係著家庭興衰的「大事」。二是封建等級制度、尊卑觀念受到懷疑與抵制，平等思想、人權要求在滋生發。以晴雯為代表的一批奴婢不安於受統治的地位，對主子的壓迫開始反抗。以倪二為代表的市民階層的勢力正在增長， 並向封建統治階級要求自己應得的地位。104 回上賈雨村「坐在轎內，聽見轎前開路的人吵嚷」，原來有「人酒醉了不知迴避，反衝突過來」，這人便是「醉金剛」倪二。他便理直氣壯地說：「我喝酒是自己的錢，醉了躺的是皇上的地，便是大老爺也管不得。」這雖是醉話，反映出倪二思想中的自由意識。三是封建權威與神鬼崇拜受到懷疑，人的本體價值開始有了認識。賈寶玉對「文死諫，武死戰」的為官之道提出了懷疑；林黛玉對北靜王名貴贈物「御賜鵲鴿香念珠」持之以冷漠態度：「什麼臭男子拿過的，我不要。」這是對「聖物」的直接地蔑視。「尷尬人」賈赦要討鴛鴦作小老婆，本以為舉手之勞的事，沒想到鴛鴦以死抗爭：「因為我不依，方才大老爺越性說我戀著寶玉，不然要等著往外聘，我到天上，這一輩子也跳不出他的手心去，終久要報仇。我是橫了心的，當著眾人在這裡，我這一輩子莫說是『寶玉』，便『寶金』『寶銀』『寶天王』『寶皇帝』，橫豎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著我，我一刀抹死了，也不能從命！ 」這一席慷慨的話中，鴛鴦以死所蔑視的不只是賈赦、邢夫人等，還有賈府的最高權威賈母和天下的主宰「皇帝」。
（3）家庭的衰亡，階級的沒落，呼喚著一個古老文化的轉型中國封建社會的結構特徵是以血緣為紐帶的橫斷網絡關係，以家· 族· 國為豎直的層層相聯的關係，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相應的政治文化體系。其中的家庭是社會結構的基本細胞，宗族、國家都以它為憑靠和基礎。特別是那些以宗族勢力為基礎、以國家為政治依托的豪門貴族大家庭，其興衰變化對宗族、國家有著內在的影響作用。自漢以後，「士族制度」，或是「大姓門閥制度」, 即所謂的「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在中國古代封建政治體制中起著舉足輕重，甚至左右朝廷的作用，如東晉時的王、謝，唐時的「山東崔盧」、「江左的王謝」等。《紅樓夢》 上的賈、王、史、薛以及江南的甄家不是一般的細民小戶，而是祖上為開國功臣，子孫世代為官的豪門貴族大家庭，並以他們為核心形成了一個宗族體系。這幾個家庭的衰敗，是經濟的蕭索，權勢的敗落，子孫的不肖，內部矛盾的加劇等整體性的衰敗，而且呈現「一損俱損」的態勢。這種變故，說明了封建地主階級的政治統治由發展、成熟時期正向沒落時期轉化，同時也促發著古老的傳統文化正向以「人」為核心的近代文化轉化。這一是體現在傳統文化基本精神各個層面都呈現著變革之勢；二是以「人」的價值及其自主意識在生機勃發，新的文化因素正在萌生；三是這些家庭及其家族的衰敗主要是內部矛盾加劇而引起的。如冷子興所言：「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卻也盡上來了」。探春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家庭破敗是：「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是古人曾說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必須先從家裡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塗地！"
（二）博大精深文化系統中異質新態面面觀
中國古代的明清之際，是一個社會整體變革的時代。政治體制上是封建社會由末期走向衰亡的大變革之中，經濟上來說封建經濟結構正在蛻變，資本主義萌芽在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正勃勃生發；文化形態上體現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出現了多方面的異質新態，自由思想、平等觀念、私利追求、人欲渲洩、交換意識等充斥於社會之中，在人們的生活各個層面運行。《紅樓夢》 當然不可能對上述社會變革、經濟發展、文化轉型做全面反映，但對人的價值觀的變革與生活方式的變化進行了形象而生動的描寫。具體而言，有下列四點。
( 1 ) 「異樣孩子」的異樣人生觀
第2 回「冷子興演說榮國府」中，賈雨村說：「… … 你知道，我自革職以來，這兩年遍游各省，也曾遇見兩個異樣孩子。所以， 方纔你一說這寶玉，我就猜著八九亦是這一派人物。」他補充說：「去歲我在金陵，也曾有人薦我甄府處館。我進去看其光景，誰知他家那等顯貴，卻是個富而好禮之家，倒是個難得之館。但這一個學生，雖是啟蒙，卻比一個舉業的還勞神。說起來更可笑，他說『必得兩個女兒伴著我讀書，我方能認得字，心裡也明白；不然我自己心裡糊塗。』又常對跟他的小廝們說：『這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淨的，比那阿彌陀佛、元始夭尊的兩個寶號還更尊榮無對的呢… … 」作者借賈雨村之口提出的「異樣孩子」系指賈寶玉、甄寶玉一類的人物，是封建社會晚期從封建貴族階級中分化出的新人。他們雖出生在「鐘鳴鼎食」的貴族之家，家庭祖先為他們鋪設了榮華富貴的人生道路．即男性走封賞世襲加學而優則仕的道路，女性由名門閨秀通過「父母之命」、「門當戶對」的婚娶方式，走向大家夫人的寶座。但這種道路要在失去個性自由，聽天由命的條件下循規蹈距中取得的，表面的富貴與內心的壓抑之間的反差使他們時常產生無可奈何的憂傷。社會變革與文化轉型的熏陶促發著他們對生存環境與應走的人生道路萌生了懷疑，並產生著朦朧地批判意識，形成了欲走自由自主之路的人生觀。這首先體現在對讀聖賢書，尊孔孟道叮走仕途經濟官宦道路的消極抵制上；其次體現在對尊貴與卑賤有等、禮法有序的懷疑與批判上；再次，體現在對「富貴」享樂生活的厭惡上。如第7 回上賈寶玉見了秦鍾竟發出自慚形穢的感歎：「天下竟有這等人物，如今看來，我竟成了泥豬癲狗了。可恨我為什麼生在這侯門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門薄宦之家，早得與他交結．也不枉生了一世。我雖如此比他尊貴，可知錦繡紗羅，也不過裹了我這根死木頭；美酒羊羔，也不過填了我這糞窟泥溝。『富貴』二字，不料遭我荼毒了！" 在世俗人眼裡．寶玉的上述之言，真是驚世之論，異聲別調。
( 2 )「異樣女子」的異樣婚姻觀
第1 回上，空空道人向石兄說道：「石兄，你這一段故事，據你自己說有些趣味，故編寫在此，意欲問世傳奇。據我看來，第一件，無朝代年紀可考；第二件，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其中只不過幾個異樣女子，或情或癡，或小才微善，亦無班姑，蔡女之德能。」對空空道人認為《紅樓夢》 的「故事」, 「只不過幾個異樣女子」之說，石兄解釋說：「至若佳人才子等書，則又千部共出一套… … ，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話，竟不如我半世親睹親聞的這幾個女子… … 」《 增評補圖石頭記》 卷首「明齋主人總評」中統計：「總核書中人數，除無姓名及古人不算外，共男子二百三十二人，女子一百八十九人。」又說：「據姜季南云：男子二百三十五人，女子二百十三人。」兩者對書中女子的統計在二百人左右，空空道人所說的「幾個異樣女子」只是具有「異樣」性格的女子，這恐怕指的是以林黛玉為核心的青年美麗、富有獨立個性的女子，其中包括林黛玉、尤三姐、晴雯、鴛鴦、司棋、芳官、智能兒等、她們的「異樣」在何處，主要在愛情自由、婚姻自主的婚姻觀上。雖然她們這種與封建婚姻制度「異樣」的新式婚姻追求沒有一個如願，無非是「千紅一哭」、「萬艷同悲」的悲劇結局，但大膽追求，生死不渝的本身，即是對封建婚姻制度與觀念的挑戰與反叛，是新的婚姻形態的象徵。這種「異樣」的婚姻觀：一是表現在對「父母之命，媒灼之言」封建婚姻直接的反叛上，即要有情有愛的「木石」愛情婚姻，排拒父母之命的「金玉」婚姻。如林黛玉對賈寶玉的愛情經過幾個階段的戀愛過程，終於達到了兩心相知，才以身相許；司棋與潘又安、智能兒與秦鍾經過多次「偷情」才產生了婚配的要求；鴛鴦對那個「尷尬人」賈赦「收娶」為妾，以死抗爭，等等。其次，她們的「異樣」婚姻還表現在對配偶的選擇方式與標準上，即自己要「可心如意」為標準，而且要由自己選擇。如尤三姐對柳湘蓮的選擇：「… … 但終身大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兒戲。我如今改過守分，只要我揀個素日可心如意的人方跟他去。若憑你們揀擇，雖是富比石崇，才過子建，貌比潘安的，我心裡進不去，也白過了一世。」( 65 回）。
另外，應當指出的是，《 紅樓夢》 之前的一些長篇小說，在唐傳奇宋元平話描寫了一批「情女」形象之後，刻畫了一批「淫婦」形象。這在那個統治階級的男性可以放肆地縱慾卻要求女性禁慾貞節的封建社會裡，如果正確地描寫是具有革命意義的。但《水滸傳》 與《 金瓶梅》 的作者由於落後婦女觀念的制約，都對筆下的「淫婦」們持以玩弄、嘲諷、慘殺的態變。《 水滸傳》 上的四位「淫婦」潘金蓮、閻婆惜、潘巧雲、盧俊義娘子均慘死在梁山好漢的刀下。《金瓶梅》 的作者蘭陵笑笑生比施耐庵有了進步，對「淫婦」們的性慾要求與行為津津樂道，充分表現，對封建禁慾主義是一種反叛，其進步意義是應當肯定。但金、瓶、梅三位「淫婦」又都死於她們「淫行」的報應。曹雪芹也寫了幾個「淫婦」, 如秦可卿、尤三姐、多姑娘、司棋、智能兒，對她們的淫行是在文學應有的審美品格下描寫的，仍然閃灼著光輝。這樣，她們的「淫喪」、「淫行」、「淫奔」成了人類應有的合情合理的生命現象，應當肯定。她們也應屬於「異樣女子」之列。秦可卿與公公賈珍的性行為，在道德上說是亂倫，至今也不足為道，但在曹雪芹的筆下，並沒有損傷她的形象美：「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月，她的品格、美貌、出類拔萃的見識以及華年早逝的悲劇，令人仰慕、喜愛、同情。她雖是個過場人物，卻成為「紅樓」十二釵中不同凡響的藝術典型。
( 3 ) 「聰俊靈秀」的異樣的才學觀
第2 回「冷子興演說榮國府」中，賈雨村就「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兩種餘者皆無大異」所發的長篇大論中，提出了「聰俊靈秀」的才學觀，是與傳統的「才學」思想相異的觀念。就書中而言，「聰俊靈秀」的人物主要指賈寶玉、甄寶玉等男性青年，也應包括林黛玉、薛寶釵、探春、史湘雲、王熙鳳、薛寶琴、香菱等一批「才女」。明清之際出現的「言情」小說，如《平山冷燕》 、《 玉嬌梨》 等刻畫了一批具有詩才的「才女」形象，對「女子無才便是德」封建觀念是一種背離，是有一定的進步意義。曹雪芹筆下的女性之才，不只限於運筆創意、出口成章的詩才上，還表現在治家理事的才能上。此外，還有78 回中的「妮涵將軍林四娘」: 「何事文武立朝綱，不及閨中林四娘！」林四娘衛國興邦，為國損軀的衛國之才，是「異樣」的。吟詩之才、治家之才、衛國之才，在封建社會裡本是男人的事，在《紅樓夢》 體現在女性身上，就反映出「異樣」才學的內容。
( 4 ）鳳姐的「放債」與探春的「興利除弊」中異樣的經濟觀以家族土地所有制為核心，與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結為三位一體，是中國封建經濟的特徵（有人認為西歐也是如此）。其突出的特點是資金可以在土地與商業之間自由浮動。而既擁有大量土地又有資本的地主又往往把資金首先投放到土地的收買上，使工商業利潤轉化為在他們看來較為穩定的生息手段，加之「抑商」觀念的制約，就限制了商業資本的發展。這樣就把比較穩固的生息手段和獲得比土地較高利潤的商業經營結合一體，使貨幣成為穩定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政權的重要因素。這種經濟結構，也是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存在的內因。《紅樓夢》 只是描寫賈府內部的經濟情況，對封建社會的經濟形態與結構沒有全面涉及。管理家庭的經濟，在封建社會裡本來是男人的事，到了《 紅樓夢》 裡卻落到了女人身上，這是個根本性的變化。對賈府經濟繁榮的維繫，有三個女性即秦可卿、王熙鳳、探春有方略政策。第13 回「秦可卿死封龍禁尉」中，已逝的秦可卿托夢給王熙鳳：「但如今能於榮時籌畫下將來衰時的世業，亦可謂常保永全了」。她具體解釋說：「目今祖瑩雖四時祭祀，只是無一定的錢糧；第二，家塾雖立，無一定供給。依我想來，如今盛時固不缺祭祀供給，但將來敗落之時，此二項有何出處？莫若依我定見，趁今日富貴，將祖塋附近多置田莊房舍地畝，以備祭祀供給之費皆出自此處，將來家塾亦設於此。合同族中長幼，大家定了則例，日後按房掌管這一年的地畝、錢糧、祭祀、供給之事。如此周流，又無爭競，亦不有典賣諸弊。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這祭祀產業連官也不入的，便敗落下來，子孫回家讀書務農，也有個退步，祭祀又可永繼」。這位秦氏的「永保無虞」的治家謀畫，從封建經濟結構的特徵看，抓住了以「家族土地所有制為核心」這個要點，在祖瑩附近多置田莊房舍土地，就有了最穩定的收入，可算個萬全之策。但王熙鳳並沒有採納她的建議，而是採用暗中晚發奴僕的月銀之時間差，發放高利貸，以得更迅捷的生息手段獲得利潤，以積累自己的傢俬。對王熙鳳放高利貸的事，第39 回上襲人與平兒有段對話透露了其中的秘密：「平兒見問，忙轉身至襲人跟前，見方近無人，才悄悄說道：『你快別問，橫豎再遲幾天就放了。』襲人笑道：『這是為什麼，唬得你這樣？』平兒悄悄告訴他道：『這個月的月錢，我們奶奶早已支了，放給人使呢。等別處的利錢收了來，湊齊了才放呢。因為是你，我才告訴你，你可不許告訴一個人去。』襲人道：『難道他還短錢使，還沒個足厭？何苦操這個心。』平兒笑道：『何曾不是呢。這幾年拿著這一項銀子，翻出有幾百來了。他的公費月例又使不著，十兩八兩零碎攢了放出去，只他這梯己利錢，一年不到，上千的銀子呢，」王熙鳳千方百計地放高利貸，其獲得巨大利潤，而不用手中的錢購買土地，這種作法已是與封建經濟結構特徵相異的經濟觀，具有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性質。封建地主對土地、店舖、山林等家業的經營，把勞動者視為奴僕，注重強化他們絕對服從的勞動態度，不計較他們自身智能、智力的發揮。「王熙鳳協理寧國府」（第13 回）與「敏探春興利除宿弊」（第56 回）兩件事，反映出賈府這兩個「女強人」與傳統的「管家」相異的管理思想。兩件事一個共同點都是她們為別人「代勞」的情況下進行的。王熙鳳「協理寧國府」中的所作所為， 表現出她注重「崗位責任制」的管理方式．以時間與辦事效率為獎罰標準，』使「下人」的行事有了明確而嚴格的章法。探春的「興利除弊」則通過「下人」婆子們承包花園，把消遣遊樂的場所變為有產值收入的園地，從而增加家庭的收入。鳳姐的「理家」與探春的「興利除弊」另一個共同點是突出人的能動作用，注重調動人的自覺性，這種經營管理意識，具有初期資本主義的經營特點，屬於近代文化的範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