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視境中的紅學研究管窺
正如研究莎士比亞的英國學者所言，在一千個讀者心目中，就有一千個莎士比亞，同樣，在中國，大凡讀過曹雪芹的小說《紅樓夢》 的人，對於本文的旨趣，形象體系的構成，以及「真事」的註疏，「隱事」的求索等，都很難生出幾近一致的看法。特別是新時期以來，紅學熱再度升溫，許多新的學術識見不斷生發開來，此情景恰應了一句舊話——「詩無達詁」。
如果我們承認當今的紅學研究不在於復原舊有的一段歷史，也不在於聚合「自敘傳說」中主人公——作者的身世、閱巧、性情、心理（這是實際上的不可能）等，我們就有必要讓紅學回溯到藝術研究的範疇中來，以當代意識重建閱讀空間。因為，「一種藝術品的全部意義，是不能僅僅以其作者和作者的同代人的有件來界定的，它是一個累積過程的結果，也即歷代的無數讀首萬些作品批評過程的結果；」１ 又因為，文學作品一經產生· 它已然倚世獨立，成了一種自在自足的形象體系，如果它是內涵豐富並具有超凡價值的，那麼閱讀者在欣賞過程中與其發生聯繫，就不會是單向度的線性方式，而必然是多維度的；因此，在現代意義上解釋《紅樓夢》 ，當是一件勢在必行的事。
一
生長於「鐘鳴鼎食之家，詩禮簪纓之族」的曹雪芹，卻適逢家道中衰，親歷了「忽喇喇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 的重大變故，以柔弱之軀，飽受「舉家食粥酒常賒」的生活磨礪。如夢似幻的人生，無疑為其背離傳統的社會思想意識，反思世間無常提供了深深烙印於記憶深處的心理依據，對仕途經濟的厭倦，對自我生命的體認，對傳統文人之社會角色的逆反，使他對人生的理解，不僅具有了哲學的深厚底蘊，而且具有了俯瞰總覽的全新視角。
此外，曹雪芹的生活年代正處於封建社會末期，曾經不可一世的滿人政權，在度過了其鼎盛的歷史時期之後，又漸漸顯出了必然的頹勢，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已日趨顯形，在新的社會轉型期即將來臨之際，飄搖不定的王朝統治和日益活躍的思想意識，為造就偉大的藝術準備了條件。縱觀文學發展的歷史，我們不難看出，文學的繁榮與一定時期內社會經濟的發展往往不能成正比，而偉大的文學作品的出現，恰恰在於意識形態重建之時。在一個風雲劇變的時代，包容了各種生機和潛能，而作家曹雪芹置身其中，其情感和思想獲得了更大的內在自由，這一切都為他在文學中發現新大陸提供了可能。
《 紅樓夢》 無疑是一部具有現代性的文學作品，魯迅很早就已指出了其超越性的價值所在，認為它多得的。其要點在敢於如實描寫，「在中國小說中實在是不可並無諱飾，和以前的小說敘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敘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總之自有《紅樓夢》 出來以後，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２ 在這裡，魯迅充分肯定了《 紅樓夢》 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價值。林語堂對《 紅樓夢》 的看法，可謂英雄所見略同，他盛讚這「真是一個絕妙的故事，由於這種文學是為快樂和自娛而作，它的創作便純粹出於一種真正的創作衝動，而非出於對名利的喜好，又由於它被排斥在正統文學圈子之外，故而不受那些經典的傳統標準的影響。」３ 從方法論的角度，對其文學性與思想性予以重視。
一部《 紅樓夢》 寫盡了夢幻般的人生，寫盡了富貴榮華的林林總總，也寫盡了夢醒時分的失落悵惘，在紅樓兒女的離合悲歡與四大家族的盛極而衰中，蘊含著許許多多引人深思的契機。《紅樓夢》 的現代性，正在於對於當今眾多的閱讀者，它依舊保持著神奇的魅力和難以窮盡的奧秘，對於一切思考人生的人，它永遠保持著清新雋永的意味，「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無疑，破解這一被歷史延革了的、遲遲未能品解的「味」，正是《紅樓夢》 研究的現代課題。
但是，正如有些學者所指出的那樣，「《 紅樓夢》 在普通讀者心目中，誠然是不折不扣的一部小說，然而在百餘年的紅學研究的主流卻從來沒有取得小說的地位。」４ 「翻一翻舊帳，哭笑不得，現在該是我們重新認識《 紅樓夢》 的時候了。」５
誠然，在以往的一些紅學研究中，一些潛心考據的人，儘管為文學研究提供了某些實證的依據，但也有將紅學研究納入到無限度的瑣碎史實的鋪排中去的趨勢，微觀的研究固然不可小覷，但一旦將其視作紅學研究的不二法門，其結果則是囿於狹小的視點，使學術研究陷人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迷陣之中，反而背棄了《紅樓夢》 賴以存在的文學旨趣。而索隱一派的觀點，走向極致者，往往過多地顯示了研究主體對客體的絕對意志，機械地認識文學與現實的對應聯繫，甚至為了社會的功利目的，將小說當成了包．羅萬象的歷史教科書，在缺乏藝術識見的觀念中，爭纏辯駁著沒有新見和深意的觀點。豈不知，一旦將文學當成歷史並使其成為一種範式時，文學自身的價值則已然消隱了。
二
新時期以來，隨著「重寫文學史」的呼聲日漸高漲，在紅學研究中「回歸本文（t ext ) 」已成為一種頗有聲勢的學術觀點，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文學需要真實，又不僅僅需要真實。文學需要崇高的信念，深沉的思索，大膽的想像；文學還需要激情，需要是非心與同情心；文學還需要鮮明生動的形象，精湛完美的藝術形式。」６ 當束縛著文學研究的真實論、典型論一統天下的局面，為更新的方法論所突破時，人們對本文的注重便成為一件意料中的事。如果舊有的理論框架和思維定勢無助於解答文學的問題，那麼拋棄陳規陋習，以真實的自我面對渾然一體、意味無窮的本文，正是一種實事求是的研究態度的復歸。
本文批評是一種流行於現代西方的批評流派，它特別注重對各種不同版本間的差異所帶來的問題進行研究，旨在盡可能恢復原始手稿的風貌或權威文本的本來面貌，以便於對本文的內容作出客觀的藝術性的評價。新時期以來，《紅樓夢》 的各種校勘版本相繼再版面世，隨之而起的是學術界對作品含義、形象體系、互文關係、語辭深義以及結構構成等問題的探索，對於「文本」的重視迅速轉向對於「本文」的倚重，也即強調對既成的文學作品的語言符號系統所作的客觀評價，強調文學性對於研究者學術闡釋的制約。「《紅樓夢》 首先是一部文學作品」, 「對於今人來講，應最先總結其藝術經驗，以求轉化為我們今天藝術實踐中可資借鑒的東西」，７ 因此，一個時期以來，「美學」、「文化」、「藝術性」、「悲劇性」、「原型」、「意象」等新概念，．成為人們廣泛接受並運用於紅學研究的批評術語，這種現象的出現，可以理解為紅學研究告別舊有的模式，走向新的探索的開始。
美國文學家雷內· 韋勒克曾經指出：「必須把文學研究區別於常常被人用以代替文學研究的思想史研究，或宗教或政治的概念和情感的研究」, 「可以把藝術品設想為一個符號和意義的多層結構，它完全不同於作者寫作時的大腦活動過程，因此，也和可能作用於作者思想的影響截然不同。在作者心理與藝術品之間，在生活、社會與審美對像之間，人們正確地認為有所謂「本體論的差距」。８ 對「本文」的注重，把紅學研究吸納到了對小說具體結構和整體結構共同構成的作品意義的揭集之中；而對於「本體論的差距」的承認，使紅學研究脫離庸俗社會學的案臼，排斥區別於文學的非文學因素，還紅學以文學研究的本來面目。在80 年代初期出版的葉朗的《 中國小說美學》 中，對脂評《 紅樓夢》 本文的注重以及所作的美學分析，儘管關注的是脂評的美學意義，但透過「批評的批評」這一外在形式，仍不難發現葉朗對《紅樓夢》 的總體把握和藝術探索，選擇脂評作為立論的依據，不僅在於匡正以前對小說評價的偏頗不實之辭，也在於使自身的思維導向一種更接近於本文面目的趨勢。前人對於脂評的看重，多著眼於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它提供了作者的生平和一些創作情況，二是顯露了八十回以後的一些情節內容，三是為讀者解讀小說提供了參考性的註釋。但是，葉朗的注意力卻全不在此，他似乎無心考據，也無心索隱，只是在脂評所揭示的小說的美學上下功夫。在分析了小說的悲劇性，藝術的真實性，形象的典型性，審美的理想性，性能的複雜性等美學問題之後，他斷然指出，脂評的價值不在於資料方面，而在於「它對《紅樓夢》 的藝術成就、藝術經驗的研究和概括」，其深、義就在於「指出《 紅樓夢》 是一部描寫美的理想遭到毀滅的悲劇，作者悲悼的是自己審美理想不能實現，而不是四大家族的衰落。」９
對於《 紅樓夢》 這樣一部以文學語言構成的偉大作品，承認其文學性，也即承認其與科學判斷之不同，這是因為文學的語言有很多的歧義，充滿著對人物、事件情感性的描摹，牽聯著人們的聯想和記憶，總之，它是高度「內涵」和充滿「象徵」的。在小說《紅樓夢》 中，這一特點被表現得尤為明顯，「干紅一窟（哭）」、「萬艷同杯（悲）」、「賈雨（假語）村」、「甄士（真事）隱」、「元、迎、探，惜（原應歎息）」等等，種種語言構成的意象，為人們的求證與穿鑿提供了餘地。但是，如果不是從本文出發，細枝末節的窮盡功力，不可謂無益，至少是一種身在廬山雲霧中的尋覓。只有從總體上把握紅學的意韻，將局部的文學洞見，納入到紅學的藝術磁場中，才可能避免盲人摸象式的唐突，才可能揭示出《紅樓夢》 對於當今閱讀者仍具魅力的藝術價值。
三
俄國的偉大作家高爾基曾經說過，文學是人學。這一觀念為世人所接受，並成為人們探尋藝術作品奧秘的一把鑰匙。的確，古今中外，沒有哪一部小說是離開了人學意味的，便是那些以塑造動物形象為特徵的，如《白比姆，黑耳朵》 （寫狗）、《 我是貓》 （寫貓）、《 荒野的呼喚》 （寫狼）等，其中的動物性格的心理特徵，也印證著人類的情感與理念的影子。但是，當「人學」越來越被世俗地理解為一種社會學的模式的時候，其內涵便大大的縮小了，狹仄了，因此，有的學者指出，「文學實質上是人的精神文體學，人的靈魂學和人的性格學」，並進一步指出，「曹雪芹的《紅樓夢》 無疑是這位小說巨孽的心靈私語，是他的辛酸史。」十 新時期以來，對「異化問題」的討論，引發了人們對人本身的關注，對存在的關注，大量的西方現代主義觀點湧人國內，新思潮的出現打破了紅學中單一閉鎖的思維模式，並且使後起的紅學研究者們於自覺或不自覺中，開始用現代的觀念武裝自己的學術武庫，並試圖開創出一種認識《紅樓夢》 的新視角。單世聯的論著《 人與夢》 是運用新的方法評析《 紅樓夢》 的產物，此書還有一個副標題，叫做「《 紅樓夢》 的現代解釋」，這或許能透示出其紅學研究的基本立意。如果我們承認紅學不是靜止的，現代紅學是一個不斷累積的過程的結果，那麼我們勢必應當承認在社會生活日趨現代化的今天，以現代的目光審視紅學，對小說的形象做出契合現代人之文學思想的解釋，不僅是必需的，而且是大有裨益的。
應當指出，運用現代西方的文藝理論，來評析我國古典名著《 紅樓夢》 的先驅者，當推我國近代的文藝理論家王國維。在其著作《紅樓夢評論》 當中，他以所涉獵的西方哲學－ 美學觀念，作為紅學研究的出發點，探討了《 紅樓夢》 中人的存在本質和存在價值。但在此後的歲月中，在方法論上步其後塵者可謂寥寥，只有當中國文化面臨「二度西潮」之際，這樣的路徑才得以延續。然而，若僅照搬一套西方的現代理論來框架《紅樓夢》 的豐富意韻，其結果往往是難免差強人意，至少會讓人感到民族文化修養的底氣不足，而使論述少些紮實的東西。但是在《 人與夢》 中，研究方法的填密和學術思維的審慎，卻有效地避免了可能出現的遺憾。此書既不把紅學的視角限定在傳統社會學的模式中去，也不將西方的人學模式全盤挪用過來，而是運用具有現代性的思維方式，結合西方學術研究的一些成果，在多元化，多層次，多方位的探討中，發展和完善自己的紅學識見。
研究《 紅樓夢》 ，賈寶玉是個不得不提的人物，他「潦倒不通世務，愚頑怕讀文章，行為乖僻性乖張，哪管世人誹謗。」在他身上，體現著否認社會賦於自身的男性角色的矛盾心態和對於存在環境難以認同的精神迷惘，在現代視境中，他具有一副徘徊在規範之外的「矛盾性格。」依據心理學的邏輯，《人與夢》 分析了賈寶玉的雙重懺悔意識：一是清除自我中的非我，批判否定社會規範；由於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這種否定被限制了自由發展的可能性，因此，他的懺悔意識便又有了另一種轉換勢能，即二，對一覺醒了的自我的慚悔，在「背父母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之後，他的靈魂無法從深重的矛盾中解脫，傳統的文化意識形成其巨大而沉重的心影，使之既否定虛假的人生，又畏懼直面真實的人生。這種雙重懺悔意識，具有鮮明特徵和深刻內涵，「它指出了從本真心靈和人格結構中清除畸形社會規範、價值意義的間題，表明即使自覺站在統治秩序對立面的叛逆者，也烙上了強制性社會文明印記，受到虛假禮義的毒害。」[10]
面對整個家族日益走向衰頹的現實，賈寶玉混然不加關注，而在聽了黛玉的《 葬花詞》 之後，卻「不覺拗倒在山坡之上」。「他真正畏懼的不是作為個體生命終點的死，而是在生活中，時時出現的死亡陰影，這種泛泛的物是人非感，傾注了賈寶玉對存在的關切，在人必然要死的本體體驗中，突出地表現了人對物的優先地位。」[11] 他那一套著名的「重女輕男」的論調，表明了對傳統的夫權觀念的鄙夷，也表明了對不為世俗浸淫的人生理想的嚮往。寶玉在最終永失所愛之後，棄家而去，尋求精神的靜寂，以決絕的姿態向世人表明，人既不是倫理的符號，也不是某種精神的載體，生命的存在方式應當是感性具體的，離開了此生的真實生活，「人」也就無從談起。寶玉幻形入世以及痛苦磨礪，對於特定情境下的人的存在方式提供了一種有意味的喻解，其掙扎與反抗的過程，針對的恰恰是傳統的人學模式。
與寶玉性情相通的黛玉，其特點則是把某些具體的生活遭遇，泛化為整個生命的基調與色彩，用現代哲學家海德格爾的話說，黛玉往往不是對某一特定存在的「恐懼」，而是瀰漫到全人格的對生存本身的「畏」。在一種沒落的社會現實中，傳統的規範禮儀與人之情感信念發生尖銳對立，如果說寶玉的男性原罪心理不是性倒錯，而具有文化選擇的傾向，那麼黛玉的孤標傲世也不僅僅是病態偏執，而具有充分張揚人之性情的意義。
當人們試圖從現代的人學視角揭集紅樓人物的心理內涵時， 實際上已經開始了對於「階級論」、「道德論」等單一價值判斷的反潔。隨著加在寶玉頭上的廉價花環的摘除，人們開始接觸其靈魂的隱秘和內心的底蘊，而隨著對寶玉形象的再認識，人們對大觀園中的少男少女，以及對榮、寧二府老爺、太太們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甚至對於王熙鳳、薛寶釵、秦可卿等在以前常受減否的人物，也開始有了一種新的審視視角和分析方法，並且有了不少新穎的學術發現。在紅學研究中，對人物的簡單評判與論定，正逐漸為細膩的解釋、闡述所取代，這無疑將有利於推進紅學向縱深發展。
四
《 紅樓夢》 究竟為現代讀者提供了怎樣的價值，這是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
《 紅樓夢》 將真事隱去，巧借假雨村言鋪排出一個奇幻的故事，這種中國式的含蓄與蘊藉，固然在藝術上平添了奇絕瑰麗、搖曳多姿的神韻，而在閱讀上自然也增添了多義的甚至是歧義的理解，小說的性質常被誤讀，或者被偏狹的觀點所解釋。其實，由於主客體的雙重限制，導致所有的文學都有被誤讀的可能，正如果戈裡的小說《外套》 與《 死魂靈》 被其同代的批評家當成一種宣陣品一樣，而在後世的人們看來則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那麼，作為閱讀者，怎樣才能尋到正確的解讀門徑呢？尋覓復尋覓之後，仍舊有必要將本文給於人們自身的心理體驗，作為認識作品的出發點。
直覺告訴我們，《 紅樓夢》 是一部緣情而生、感懷傷世之作，其「幻中不幻，情裡生情」之筆可謂多矣，「開闢鴻蒙，誰為情種，都只為風月情濃… … 演出這悲金悼玉的《 紅樓夢》 。」小說第一回即開宗明義，聲稱此書「大旨談情」，空空道人也曾自取書名《 情僧錄》 ，甲戌本第八回有一條脂批：「作者是欲天下人共來哭此情字」，在各回標題中，像「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癡情女情重愈斟情」之類緊扣一個「情」字的，不勝枚舉。因此，解讀《 紅樓夢》 中所表現的情感形式，實為理解「其中味」的有效途徑。黑格爾認為，藝術要表現心靈，當然得表現感情。在紅學研究中，寶、黛、釵三者之間的愛情糾葛，一直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甚至有的研究者認為，「愛情故事才是《紅樓夢》 的主要內容。」「在小說中，賈寶玉是整個故事的中心人物，也是林、薛二人共同追求的目標，這樣雙重的愛情就暗示了他雙重的人格。」「寶玉被寶釵的才德容貌所迷惑，又被黛玉的風神氣韻所吸引，這樣他既不能完全任性靈而飛躍，又不能安於現實而屈服。因此，在他的感情世界裡，寶釵和黛玉應該說各佔著一席之地，不同只是二者孰輕孰重而已。」[13] 在對於作品的情感形式所作的透視中，現代研究者正試圖開啟一個更為廣大的學術視角，不唯作者的喜好是從，不僅被動地探究作品表現了什麼，而且要主動地解析這種表現對於今人的意義。
愛情之於賈寶玉，是逃離污濁社會和無聊人生的淨土，、只有在愛情中，他才會感到屬於自己的人的存在，愛，彷彿是出自他的天性，而在黛玉，愛不僅與功名利祿無涉，甚至也與品行才智無關，而完全是源於內在情感的寄寓。因此，寶、黛之愛，正是他們尋求性靈的歸宿、精神的家園的表現。然而，這樣的愛情卻是有悖於傳統的家庭模式的，在賈母、賈政們看來，賈寶玉的婚姻是能否使家族鼎盛、禮義延續的關鍵，因此，他本人的情感當屬次要，重要的是要從宗族與社稷的利益出發，而寶釵則比較適合「寶二奶奶」的位子，因為她處處顯示著個體生命對「禮」的不可逾越性，但最終她在「禮」的虛偽中迎來的卻是自己的人生悲劇。
許多研究者在分析寶、黛、釵之間的愛情及悲劇結局時，都注意到了傳統文化的負面效應對人的心理和情感的潛在作用，揭示了綱常禮教對人性的壓抑以及對其靈魂的侵蝕，並把這種愛情悲劇，歸結為明中葉以來開始滋生的具有近代意義的人性解放和自我覺醒的萌芽，根本不可能在清時的中國社會得以生長的悲哀。在「白茫茫一片大地真乾淨」的結局到來之前，癡男怨女們已經感受到了紅樓將頹、夢幻將逝的悲哀，任憑鳳姐機關算盡，也任憑探春力挽狂瀾，然衰亡還是依照其特有的定勢延宕開去。「當危機局限在經濟部門時，我們至少可以認識它的某些量的特徵－ 但危機一旦擴大到文化、文明和人類感情，這個概念就失去了一切特徵。」[14]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了無特徵的危機與人物性格，心理的對應關係，從而對作品情感形式的把握，具有了高屋建領式的審視視在一種行將崩潰的社會形態中，主、客觀的雙重限制，造就著情感悲劇不可逆轉的勢能。
魯迅認為悲劇是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撕毀給人看，而現代的西方學者，則更側重於從人類無法超越自身的局限的可悲宿命中尋找悲劇的答案，認為「我們自己便是悲劇，是已經寫成或尚未寫成的真正的悲劇」（尤金· 奧尼爾語）。現代化的生產方式，正日益消泯著人們自由自在的性靈，將其異化為社會規範之下的利益驅使的存在，而作為萬物靈長的人類，在其生命歷程中，又永遠企求和尋找著屬於自己的精神家園。儘管這種尋找有時會十分漫長，有時還會像寶、黛一樣陷入悲劇的情境，卻不會令後來者放棄夢想。寶黛性靈之愛所代表的人類生活的精神價值，與寶、釵世俗婚姻所代表的人類生活的現實意義，永遠是困擾著人類存在意識的矛盾的兩極，在這之間，我們似乎永難找出黃金分割率，來使這兩種不同性質的存在取得一種最為合理的對應關係，或者將其分剖得最為適宜。因此，一代又一代的人會遇到相似的問題，受到相似的困擾。《紅樓夢》 中的愛情悲劇對於當今的人們，仍在提供著一種令人深思的啟迪。
五
《 紅樓夢》 的偉大，使之不僅屬於中國，而且屬於世界。早在1872 年，德國文學家歌德在與友人的談話中就曾說過，「我愈來愈深信，詩是人類的共同財產… … 民族文學在現代算不了很大一回事，世界文學的時代已經來臨，現在每個人都應當出力使它早日來臨。」[15]歌德還告誡人們，既應當把民族文學放入世界文學的大視野之中，去進行交流與對比；同時，也不應該輕易得出彼優我劣或我優彼劣的簡單判定，重要的在於充分認識其自身的特性。歌德對於民族與世界的心態，對於我們今天的紅學研究，仍可視為一種可取的正常心態。
從世界文化一體化的大趨勢來透視當代紅學研究，一方面需要借鑒西方文化的有益成分，一方面也必須在繼承民族優秀文化傳統，保持民族文化特性的基礎上尋求新的發展。長期以來的西方中心主義和東方保守主義，在客觀上制約著中西文化的交流，而今，打破文化的狹隘樊籬，消解自我封閉狀態，使中華民族的文化進入世界文化發展的總格局，不但能使民族文化在這一總格局巾贏得自身的地位，也必將在一種新的態勢中獲得新的意義。新時期以來，學者們的現代意識和宏觀策略正不斷地向紅學研究滲透，比較研究特別是平行比較研究的方法的引入，大大拓展了紅學的研究視境，一些學者既注重民族傳統中人學、美學思想的縱向追溯，也注重中西文學的橫向比較，從而為進一步闡釋《紅樓夢》 的深刻意味，尋找著新的可能。
早在脂評中，就已經注意到了《 紅樓夢》 中的情與夢，與《 牡丹亭》 中的情與夢的對應聯繫，這點評式的批評分析雖未及展開批評者的深意，但卻為後世的紅學研究者提供了比較研究的契機，使他們得以從容地審視歷史與現實的坐標中的紅學的意義。
《 人與夢》 一書，為了探索《 紅樓夢》人物形象中所顯現的人生哲學的形成，便將思索的觸角一直伸向魏晉以來人文思想演進的歷程，將魏晉風流與紅樓夢憶形成對照，透過名士們在生的意識、死的恐懼面前所表現的自我與社會、墮落與拯救的矛盾，顯現出傳統文化對人的制約以及人對傳統文化的質詢，從而總結了怡紅公子與傳統名士在存在意識上的異同；透過《牡丹亭》 中杜麗娘的遊園驚夢與《 紅樓夢》 中的夢幻人生的對比，解析了《 紅樓夢》 中所表現的人及其情感世界的深層悲劇。書中還將《 紅樓夢》 中的寶、黛之愛，與英國作家艾米莉· 勃朗特的小說《 呼嘯山莊》 中希刺克利斯與凱瑟琳之愛做了對比，在中西文化的大背景中，表現了兩部小說在愛戀情感複雜內涵的開掘，奇異魅力的表現、人性力量的張揚等方面所顯現的一致性，也反映了東、西文化觀念的不同以及由此造成的情感模式的差異。
無獨有偶，在另一本紅學專著《 拯救與逍遙》 [16] 中，這種縱向與橫向的對比研究也同樣存在。它將《 紅樓夢》 放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體系中考查其旨義，論析了其中所表現的人性悖論：一方面人有適性逍遙的需要，另一方面又有融入社會的需要，二者間的抵悟，造成了人們永久性的內在矛盾。它還把《紅樓夢》 與俄國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說進行比較，從而在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中，更好地把握《 紅樓夢》 的文學價值和美學特徵。
紅學研究的歷史就是《 紅樓夢》 不斷被解釋的歷史。現代解釋學美學認為，「解釋決不是一種對於顯現於我們面前之事物的沒有先覺因素的領悟」，[17] 在紅學研究領域，無論是從傳統的追索中縱向分析，探索民族藝術的獨特魅力和價值，還是從中西文學並舉中橫向分析，尋找中西文化對接與交融的可能，都有利於打破單一發展的閉鎖性，把紅學研究推向更為深廣的背景。
有人認為，現代社會的出現，是以個人主義與相對主義的降臨為標誌的，在現代藝術研究領域中，對於研究對象的理性判斷正越來越明顯地讓位於對認識與解釋的過程的注重。其實，紅學研究的深入，正源於新的解釋不斷衝破舊的解釋的過程中。應當指出的是，只有回歸本文，堅持多元化、多視角、多層次的批評方法，才是正確解釋《紅樓夢》 的有效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