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石頭意象論
在《紅樓夢》的幾個書名中,《石頭記》應該是最可能涵蓋全書文化與審美意蘊的,因為「石頭」作為《紅樓夢》的一個中心意象和獨特的敘事視角,其靈光輻射整個藝術體系,對於全書審美意蘊和藝術結構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在中國文學和文化中,「石頭」又是一個有著特殊內涵的意象,一個承載著極其豐厚的歷史積澱和審美蘊涵的特定文化符號。作者對「石頭」意象創造性的運用,是這部偉大作品獲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作為文學史上幾乎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範例,無論是在審美心理還是在敘事結構方面都很值得探討。
一、「石兄」的來歷
《紅樓夢》這部曠世巨作的宏大敘事,便是以石頭神話開端的:原來女媧氏煉石補天之時,於大荒山無稽崖練成高經十二丈、方經二十四丈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媧皇氏只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只單單的剩了一塊未用,便棄在此山青埂峰下。誰知此石自經鍛煉之後,靈性已通,因見眾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材不堪入選,遂自怨自歎,日夜悲號慚愧。
中國古代許多經典作品,都是從道、氣、天下等本原性、形而上的範疇大處著眼,追源溯流的。如劉勰的鴻篇巨製《文心雕龍》,即肇始於對天地開闢和宇宙自然之道的追溯:「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 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1]《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等也大多如此。在這裡,作者是如此鄭重其事地介紹了這位石兄的背景和來歷。《淮南子·覽冥訓》載有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天的神話,《太平御覽》引《風俗通》又有女媧摶黃土造人的傳說,《紅樓夢》想落天外的開篇便本於此。天人合一,補天唯人;補天的棄石,入世間即為賈寶玉與生俱來的「通靈寶玉」。這樣,石兄與寶玉和賈寶玉,便構成了一體而二名,連類而並稱的審美關係。只是大荒山無稽崖青埂(情根)峰下的這位石兄,在仙界為棄石,下凡來也依然是「無事忙」的「富貴閒人」,雖然「一落胎胞,嘴裡便銜下一塊五彩晶瑩的玉來,上面還有許多字跡」,卻原來還是「真廢物」(甄士隱,姓甄,名費) 、賈(假)寶玉。這樣的構思與作者的創作主旨密切相關。
作者還用了一系列具有特殊文化意味的數字。在中國古典小說中,數字往往負載著特定的文化含蘊。「高經十二丈」,後又有「金陵十二釵」、「十二曲」等名目,「十二」便是一個特別的數字,在這裡,其特定的指向就是人。十二生肖,即概括了所有的人;十二個月為一年,歲歲年年,便成為生命的刻度。「方經二十四丈」,一年有二十四個節氣。「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百年三萬六千五百日,就是一個人的一生。「單單的剩了一塊未用」,也就是這「零一塊」,成為全書主角,更是大有來頭。《周易·系辭上》有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韓康伯注引王弼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四十有九,數之極也。夫無不可以無明,必因於有,故常於有物之極,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2]古代占筮時,用蓍草50根。拿出一根放在邊上。這沒有直接使用的「一」,即為「不用之用」、「非數之數」。不用而用,方為大用,如劉勰《文心雕龍·序志》說:「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長懷《序志》,以馭群篇」[3]的總敘,雖不直接論文,卻起著乘一總萬,以一統多的作用,是獨一無二,不可或缺的。這塊仙界的棄石,到了賈府中,依然是「富貴閒人」,在「水作的」大觀園裡,他是唯一的「泥作的」,是不能無一,不可有二,也不能替代的「零一人」。
總之,棄石與寶玉一而二,二而一,不僅是出入紅塵,造歷幻緣,歷盡離合悲歡、興衰際遇的主角,還代表著一雙慧眼,一顆悲憫的心。它成為《紅樓夢》敘事結構的一個中心支點,一個全書靈光神魂所繫的聚焦視角。作者將承載著豐厚歷史積澱和審美蘊涵的石頭作為中心意象,由此映現和折射出人和人的生活,「石頭」因此成為具有特殊意味的審美意象和符號,而現實人生同時亦被藝術化、符號化了,通過這樣的藝術處理,石頭與作者、讀者之間形成奇妙的審美關係,賈府大觀園中的離合悲歡、興衰際遇也便有了普遍的意義。《紅樓夢》畢竟不是一曲哀婉纏綿的愛情悲歌,而是對人之在世的關注。正是在「石頭」所形成的敘事空間內外,文人窮究天人之際、思索人類生存意義的理念才得以展示,在理想與倫理現實、人生意義的二元張力中,「人之為人」的生存意義才得以凸顯,也正是在這一點上,亦可謂「靈」之境界。
二、真「石頭」和「假」寶玉
《說文》有云:「玉,石之美者。」從歸屬上說,玉,就是石的一種,石也可以為玉。在中國古代「玉石」文化中,石與玉本來就一體而二名,連類而並稱,但是,玉與石實際上還是有著不同的意味和指向的。《詩經‧衛風‧淇奧》說:「如切如磋,如琢如磨。」[4]是以玉工雕琢美玉比喻君子的修德養性。玉是美石,是經過切磋琢磨的石頭。如此說來,石頭是天然的,未經雕琢的,寶玉則是經過加工的,這大概就是玉和石最初和最基本的差異。關於玉與石不同的文化意味和指向,我們無須旁徵博引,只要指出下列兩點便足以說明:
第一,中國從先秦開始就有「君子比德」之說。《荀子‧法行篇》載孔子云:「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栗而理,知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劌,行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並見,情也;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故雖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5]儒學文化賦予玉以道德人格的屬性,使其成為高尚道德品質的象徵。除此之外,玉亦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徵,國家與宗族的許多政治和倫理實踐活動都離不開玉。在朝野原始宗教活動和宗廟貴族祭祀等大典儀式中,作為禮器,玉更擔當著感通天地人神的重要角色(這也是通靈寶玉名號之所由來)。《周禮‧春官‧大宗伯》有「六瑞」、「六器」之說。「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轂璧,男執蒲璧。」[6]玉的等第與名稱嚴格地對應於身份地位。「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7]玉成為對應和感通人與天地神靈的媒介。在經濟活動中,玉又和金、帛一起成為財富的象徵,擔當著流通貨幣的某些功能,所以《管子‧地數篇》云:「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8]可見玉更多地具有政治、經濟、道德、宗教等社會屬性與功能。
第二,與對玉的愛重和珍視相比,國人對石的欣賞和關注要晚許多,而且首先起於文士,著眼點也主要在發現或賦予其審美的、藝術的內涵與價值方面。石很少具有政治、經濟、道德、宗教等方面的社會屬性與功能,即或有也要淡薄得多,而且那是在貴族、商人文士化或文士貴族化與商人化之後。需要特別提到的是宋代詩人米芾,他與石頭的緣分,和有關「石兄」(「石丈人」)的逸事,對於石文化的精神和審美取向具有尤其重要的意義。
《紅樓夢》第一回中僧道與石兄的對話,及「石兄」之稱,即本於米元章的逸事。《宋史‧米芾傳》載:「無為州治有巨石,狀奇醜,芾見大喜曰:『此足以當吾拜! 』具衣冠拜之,呼之為兄。」[9]米芾因此被稱為「米癲」。「石兄」,後人又稱為「石丈人」。頗有意味的是,《宋史‧米芾傳》作者之所以記錄米芾呼石為兄的逸事,實際上是為了證明世人和自己對米氏癲狂癡迷的特異性格的判斷與結論。此傳對米芾有如下評語:「所為譎異,時有可傳笑者。」「芾為文奇險,不蹈襲前人軌轍。」「不能與世俯仰,故從仕數困。」(同上)頑石的粗糙、磊落、奇崛、堅硬,使其自然不同於經過精雕細刻的玉的華美、高貴、光滑、溫潤,注定不能成為廊廟之器。石雖然與玉並稱而為玉石文化,卻體現著與玉迥然不同的文化精神和審美取向。
要而言之,中國古代玉石文化實際上可以再細分為玉文化和石文化,玉文化在政治、經濟等活動中有著中心和主流的地位,而石文化則似乎處於邊緣地位,更多地偏重於藝術的、審美的領域。石頭,為文人雅士所欣賞;寶玉,則為貴族、大臣、商賈、仕女所注目。文士欣賞石頭的,是其自然而然的怪異、奇崛、醜陋與古意;貴族、商賈著眼於寶玉的,是其作為富貴的象徵屬性。石頭所包含的是審美意義和藝術價值,而寶玉所凸顯的是其社會政治、經濟價值與財富象徵等功能。石頭是在野的,寶玉是廟堂的。
值得指出的是:古代封建社會越發展到晚近,玉文化中有關道德的內涵就越是淡漠,其作為權力、地位和財富之象徵的性質則越是得到彰顯。而作為沒落貴族的浪子,和具有詩人氣質的小說家,曹雪芹在玉與石二者之間的情感傾向和審美取向則是顯而易見的。《紅樓夢》賈府人物玉字輩中,如賈珠早亡,賈珍、賈璉、賈瑞等皆為濫淫之物,賈環、賈琮、賈璜等也大多不堪,似乎是說,玉是越來越不行了。而表而出之者唯有寶玉,曹雪芹卻從一開始就明明白白地告訴讀者,他是被棄的頑石,是「假」寶玉。
如果說《石頭記》是記石頭和石頭之記的組合,那麼,第一回是引子,先記石頭,以作者的敘事角度交代,以一僧一道的視野來打量石頭,完全可以視為一篇主要介紹石頭來歷的「石兄」小傳;第二回以後才是石頭所記,以石頭為本位,構成獨特的敘事角度,由「通靈」的石頭敘述其視野中所感知、所經歷的一切。而第一回寫「石頭」,突出強調的是頑石的無用和被棄。在開篇以後,作者先自敘述石頭「自恨粗蠢,不得已,便口吐人言」,繼而寫其自述「弟子蠢物,不能見禮」,「弟子質雖粗蠢,性卻稍通」。再者曰,那僧又道:「若說你性靈,卻又如此質蠢,並更無奇貴之處,如此也只好踮腳而已。」後文更是一口一個「蠢物」,第一回中類似「蠢物」、「粗蠢」、「質蠢」的稱呼凡九處。則石兄小傳幾乎又可以稱之為「蠢物傳」了。
這裡所傳寫和體現的實際上是與以米芾為代表的前代狂狷者一脈相通的人格精神。作者告訴我們,這塊棄石,終究沒有被俗世所同化,社會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並不能磨掉它的光澤、稜角和本來面目,即使被視為廢物,目為癲狂,石頭還是石頭。因此,曹雪芹筆下的寶玉必定是賈(假)寶玉,可惜,我們只看到在「水作的」大觀園裡眾星捧月中的「怡紅公子」,沒有能夠看到後四十回的「賈」寶玉,相信當「春夢隨雲散,飛花逐水流」,大觀園群芳凋落的時候,曹雪芹應該會展現這位「假」寶玉「真」石頭的光澤和堅硬。《老子》第三十九章有云:「不欲如玉,珞珞如石。」[10]寶玉是他人叫的,石頭才是他自己的本相。石頭終究還是石頭。
三、曹雪芹的「頑石」情結
大致而言,《紅樓夢》的三個書名分別有著不同的指向:《風月寶鑒》體現了曹雪芹受佛家影響的「色空觀」;《紅樓夢》則與其「夢幻情結」相聯繫,兼具佛、道的色彩;《石頭記》顯然反映了詩人的「頑石」情結,這是作者既深受儒家學說濡染,又因心性人格、經歷遭遇和社會思潮的影響而產生叛逆情緒與傾向的結果。書中處處流露出作者以被棄的頑石和浪子自居的思想意識和郁勃的情愫。這樣的情結有著深刻的個人和時代的印記。就個人因素而言,我們不妨將曹雪芹與張岱聯繫起來探討。
他們都是經歷了巨大的人生變故,「翻過觔斗來的」。《紹興府志‧張岱傳》云:「明亡,避亂剡溪山,岱素不治生產,至是家益落。故交朋輩多死亡,葛巾野服,意緒蒼涼,語及少壯穠華,自謂夢境。著書十餘種,率以『夢』名」[11] 。《陶庵夢憶‧自序》曰:「陶庵國破家亡,無所歸止,披髮入山,駴駴為野人。……雞鳴枕上,夜氣方回,因想餘生平,繁華靡麗,過眼皆空,五十年來,總成一夢。今當黍熟黃梁,車旅蟻穴,當作如何消受? 遙思往事,憶即書之,持向佛前,一一懺悔。」[12]其《自為墓誌銘》曰:「少為紈褲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桔虐、書蠹詩魔,勞碌半生,皆成夢幻。年至五十,國破家亡,避跡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幾、折鼎病琴,與殘書數帙、缺硯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斷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13]而曹雪芹也出身「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後來家族勢敗,落到「環堵蓬蒿」(敦誠《寄懷曹雪芹》) 、「舉家食粥」的地步(敦誠《贈曹雪芹》) ,第十九回脂評說,賈府遭禍被抄沒後,寶玉流寓於「獄神廟」,「寒冬噎酸齏,雪夜圍破氈」,就是作者後期生活的某種寫照。因此,當他們黯然回首如夢如煙的往事的時候,其筆墨與心性中交織著的複雜而難以言喻的心緒也是相通的。我們完全可以將《紅樓夢》與張岱《陶庵夢憶》諸作並觀而共論。
當張岱和曹雪芹在寂寞與淒涼中追憶盛年時故國或老宅繁華的時候,他們的作品中有對美好往事的追憶、懷想與留戀,也有對似水年華無法追回和復現的悵惘、歎息與傷感,還有真誠的懺悔、愧恨與醒悟,更有傲世傷時,嬉笑怒罵的憂憤、倔強與不平……昔日的繁華和今日的淒涼所構成的強烈反差,使作者對社會人生與炎涼世態有著特別的理解和領悟。
讀《紅樓夢》第一回所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當此「愧則有餘,悔又無益之大無可如何之日」,「自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至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人」諸語,可謂語語沉痛。我們看書中第一回石上偈語有云:「無材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這塊被棄於青埂峰下的頑石,來到人間,便為「富貴閒人」、「混世魔王」和「不肖子孫」。此回中頻頻出現的「蠢物」、「粗蠢」、「質蠢」等字樣,也體現著這種以浪子自居,自省與倔強並兼的複雜心態。第三回中,作者特撰批評寶玉的《西江月》詞二首:
無故尋愁覓恨, 有時似傻如狂。
縱然生得好皮囊, 腹內原來草莽。
潦倒不通世務, 愚頑怕讀文章。
行為偏僻性乖張, 那管世人誹謗!
富貴不知樂業, 貧窮難耐淒涼。
可憐辜負好韶光, 於國於家無望。
天下無能第一, 古今不肖無雙。
寄言紈褲與膏粱, 莫效此兒形狀。
將此與經歷了國破家亡慘痛變故的張岱所撰《陶庵夢憶‧自序》和《自為墓誌銘》比讀,覺二者心緒蒼涼,何其相似乃爾。這裡有幾分懺悔,有幾分反語,有幾分不平,有幾分無奈,有幾分自嘲,亦有幾分自傲!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 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甲戌本第一回脂評有「辛酸之淚,哭成此書……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之語。)「無材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這是作者的憤世之語,是牢騷之語,是欲有所為而不能為、不可為的傷心之語,是冷眼觀世,白眼看人的狂傲之語,是洞察古今、徹悟人生的佛道之語。
張岱在《自為墓誌銘》中自謂:「有七不可解……稱之以富貴人可,稱之以貧賤人也可;稱之以智慧人可,稱之以愚蠢人也可;稱之以強項人可,稱之以柔弱人也可;稱之以卞急人可,稱之以懶散人也可。學書不成,學劍不成,學節義不成,學文章不成,學仙、學佛、學農、學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為敗子,為廢物,為頑民,為鈍秀才,為瞌睡漢,為死老魅也已矣! 」[14]這裡是充滿激情、鬱憤而精光四射的文字,這樣的自畫像似乎不能簡單等同於俄羅斯文學中畢巧林、羅亭、奧勃洛摩夫等「多餘人」的典型,這裡有辛酸,有憂憤,有懺悔,有自省,有熱腸,有冷眼,有剛強倔強,有自尊自傲,有對人生的徹悟,也有強烈的自我放逐和在自我放逐中尋求自由與解脫的意識與情結,我們將其稱之為「頑石情結」。這樣的情結正是化育出千古絕作的心理動力。
作為經歷了家道興衰與變故的沒落貴族,作者一定深切地體驗了大廈將傾,獨木難支的無奈與無望,一定飽嘗了人間的艱辛和冷暖。他幾乎把「石頭記」寫成了「蠢物傳」。但是透過這些文字的字裡行間,我們分明可以感受到詩人的沉痛和悲涼,詩人的自放與自傲! 作為歷史的、現實社會中的人,作者被世人所笑罵,視為狂、為癡、為瘋、為癲,為廢物、為浪子、為頑石,但是,作為一位偉大的詩人,他一定比山巔上的石頭還要驕傲地俯瞰著一切!
就時代因素而論,明代在極其沉悶的政治、文化氣氛中,出現了許多狂生和怪士,如唐寅、祝允明等,李贄《焚書》卷三《雜說》有一段極沉痛的話,可視為一代狂生的自我寫照:其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怪之事,其喉間有如許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頭又時時有許多欲語而莫可所以告語之處,蓄極積久,勢不能遏。一旦見景生情,觸目興歎;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訴心中之不平,感數奇於千載。既已噴玉唾珠,昭回雲漢,為章於天矣,遂亦自負,發狂大叫,流涕慟哭,不能自止。[15]
李氏的思想主張和強烈情緒,對當時士林民眾曾發生過振聾發聵的影響,形成一種社會思潮。到明清易代之際,在感受國破家亡深重陰影的士人中,類似的意識與情結更是發展到極致。張岱所抒寫的上述心緒和情結,即為典型的體現,而曹氏《紅樓夢》也是以此為背景的。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曹雪芹不僅為石頭作記,而且還為頑石作畫。雪芹善畫,並以擅長於畫頑石而著稱。其友人敦敏高度評價他的頑石畫云:
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見此支離。
醉余奮掃如椽筆,寫出胸中塊壘時。
——《題芹圃畫石》[16]
曹雪芹的「塊壘」亦即李贄的「壘塊」,曹雪芹的孤傲與狂放也一如明代諸賢,他的頑石情結與此密切相關,這是他《石頭記》和頑石畫創作的心理基礎。由友人所述其為人與詩畫的氣調與風格,我們可以想見:對於經歷了家道敗落的曹雪芹來說,「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於他只不過是紅樓一夢而已;而對於他曾經所屬的貴族階級、統治階層而言,他如同一塊頑石,一個浪子,曹雪芹畫頑石,寫《石頭記》,是決非偶然的,他本來就是以此自命自許、自視示人的。
雖然曹雪芹的生平事跡已如雪泥鴻爪,其詩畫作品也多已失傳,但我們從他好友的一些詩作中還是能彷彿想見其為人,以及其創作的格調與風概。曹雪芹及其友人如敦誠、敦敏兄弟,皆為落魄王孫,張宜泉亦家門不幸,窮困潦倒,書劍飄零。他們都經歷了家世盛衰,都是被棄置不用的頑石,他們大多也孤傲、倔強地以「無材可去補蒼天」自處和示人(這正是他們喜歡畫頑石、欣賞頑石畫的審美心理的內在根源) 。相似的人生遭際、性格命運,使他們意氣相投,聲氣相通。敦誠《寄懷曹雪芹》有云:「愛君詩筆有奇氣,直追昌谷破籬樊。」[18]在他友人們的描述中,我們可以得到曹雪芹的剪影和速寫。張宜泉在《傷芹溪居士》序中說:「其人素性放達,好飲,又善詩畫,年未五旬而卒。」[17]敦誠《佩刀質酒歌》序有云:「秋曉遇雪芹於槐園,風雨淋涔,朝寒襲袂。時主人未出,雪芹酒渴如狂。余因解佩刀沽酒而飲之。雪芹歡甚,作長歌以謝余。」[19]
詩中有「我今此刀空作佩,豈是呂虔遺王祥? ……未若一斗復一鬥,令此肝肺生角芒。曹子大笑稱快哉! 擊石作歌聲琅琅。知君詩膽昔如鐵,堪與刀穎交寒光」之句[20] 。可見,這位「於今環堵蓬蒿屯」、「揚州舊夢久已覺」、「舉家食粥酒常賒」、「廢館頹樓夢舊家」的詩人,始終未改「司業青錢留客醉,步兵白眼向人斜」、「高談雄辯虱手捫」的本色。
在第二回「冷子興演說榮國府」中,作者借人物之口長篇大論道:清明靈秀之氣所秉者,上至朝廷,下及草野,比比皆是。所餘之秀氣,漫無所歸,遂為甘露,為和風,洽然溉及四海。……故其氣亦必賦人,發洩一盡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在上則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為大凶大惡。……若生於公侯富貴之家,則為情癡情種;若生於詩書清貧之族,則為逸士高人……如前代之許由、陶潛、阮籍、嵇康、劉伶、王謝二族、顧虎頭、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劉庭芝、溫飛卿、米南宮、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倪雲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龜年、黃幡綽、敬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濤、崔鶯、朝雲之流。此皆易地則同之人也。(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
這完全可以看作一篇「石頭賦」,它是作者為寶玉,也是為自己而作的自讚與聲明。通過「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的《石頭記》,曹雪芹毫無愧色地步入傳統文人逸士的行列之中,成為最後也是最偉大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