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滿漢
十 滿漢
曹雪芹最後結束他的"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的公子生活時，大約年已十六七歲。 上面說過，他家世代是內務府包衣旗籍，是"富貴"而又"下賤"的一種特別的家世。可是自從這時為始，他家和"富貴"二字是斷絕關係了，曹雪芹從青年時期起，就轉到了另一個隊伍裡面去，就是，轉到了閒散無位的、不得意的、貧困的滿洲旗人的行列裡面去了。
由於這一"轉隊"，曹雪芹的人生觀、世界觀，便在起著日益激烈的變化。 為了瞭解曹雪芹，有必要瞭解一下這個時期的滿洲和八旗旗人的概況。 雍正朝的大肆壓迫、殘害宗室，防閒他們的爭奪和反抗，可謂無微不至；特務活動的嚴密，迫害手段的毒辣，都是史無前例、駭人聽聞的。這種皇室內部矛盾的醜劇，到乾隆初期猶有餘波，前文亦已約略講過，乾隆表面雖似稍為寬厚，實則其對待宗室王公的手段和精神與雍正初無二致。這種情況的直接後果是，滿洲統治集團上層急劇分化，而影響所被，階級壓迫下的中下層也在發生著分化變動。同時，這種分化又和滿人漢化的傾向趨勢結合起來，使得統治者十分憂慮，--他表面竭力顯示其對待滿、漢毫無區別畛域，強調"滿漢一體"的大公態度，而實際則歧視漢人，深惡滿人沾染漢人風習，極力打擊滿漢匯流的一切人、事的關係。到後來連早已歸旗的"漢軍"旗人也逐漸加深歧視，在各種行政制度上製造滿漢分域，也就是對漢族血統的人一概不敢信任。這結果自然促進了漢軍旗人的日益從八旗集團內向外分化，可是滿洲旗人內部也並不是在這種政策下日益團結鞏固了，相反，卻同樣加速了分化和漢化。總之，八旗人的思想，越來越紛歧複雜化起來。
乾隆剛一嗣位，就非常重視旗務，採取種種整頓措施；甚至想到下令修撰《八旗滿洲氏族通譜》。由郡王降為貝子的弘春，曾因辦理旗務不善而"革去貝子，不許出門"（這雖然還不是"在家圈禁"，可是不准行動，也是一種軟禁的替管形式），正藍旗蒙古副都統布延圖因為"分別滿、漢，歧視旗、民"而受到嚴飭。乾隆二、三年間，一方面准許包衣佐領、管領與八旗聯姻，一方面定出八旗家奴開戶（即准許脫離旗主而獨自立戶）的條例；三年七月，設置稽查內務府御史，十一月命八旗包衣歸漢軍考試（註：清《皇朝文獻通考》卷四十八"選舉考"二，"乾隆三年議准，包衣人員，有投充莊頭子弟隸內務府管轄、編入上三旗者，又有舊漢人在內管領下，及五旗王公所屬包衣旗鼓佐領內者：此等原系漢人，因由滿洲都統咨送，每有在滿額內中式者，悉行改正，並飭嚴行禁止！"又捲六十四"學校考"二，"（乾隆四年）清厘滿洲、漢軍籍貫：嗣後內府、王公府屬人員考試之時，內務府及八旗滿洲都統務嚴飭該管官逐一稽察，其投充莊頭子弟及內管領下與下五旗王公府屬旗鼓佐領內之舊漢人（按即指入關以前入旗者），均別冊送部，歸入漢軍額內考試。有將應歸漢軍考試之人造入滿洲冊內咨送者，將該管都統、佐領照蒙溷造冊例治罪！"可見乾隆初期開始的滿、漢甄別政策是如何嚴厲，而內務府包衣人自此為始乃完全作為"漢軍"一例看待。這是清代政治上極為重要的一點，而研究者每不能認識此事之真正意義，而只從包衣人是否應稱"滿洲"或"漢軍"之表面現象立論。參看下條注。），到乾隆六年十月，又命令漢軍御史歸漢缺--就是劃歸漢族官員名額之內、制度之內。這已然顯示出，乾隆是越來越把八旗內部的所有漢族血統的成員都要當作一般漢人來看待了。果然，事情發展到七年四月，便發出了一道全面而徹底地處置漢軍人員的"上諭"，其中有這麼一段話：
……朕思漢軍其初本系漢人，有從龍入關者，有定鼎後投誠入旗者，亦有緣罪入旗、與夫三藩戶下歸入者，內務府、王公包衣撥出者，以及招募之炮手，過繼之異姓，並隨母、因親等類，先後歸旗，情節不一。其中有從龍人員子孫，皆系舊有功勳，歷世既久，無庸另議更張。其餘各項人等，……如有願改歸原籍者，准其與該處民人一例編入保甲……。
在這裡，特別有幾點值得注意：其一，這次的措施，雖然表面上是為了"聯意欲稍為變通，以廣其謀生之路"的社會經濟問題上的目的，但是聯繫上舉其他跡象而看，內中實際還是包括著政治、民族等政策方面的用意。其二，"上諭"雖然說明"不願出旗仍舊當差者聽之""仍詢問伊等有無情願之處"，並且特別表示"並非逐伊等使之出旗為民"，可是結合八年四月"諭漢軍同知、守備以上毋庸改歸民籍"的命令而看，這一場文官同知、武職守備以下的逐旗為民，實在是規模非常巨大的一次旗員分化，那意義是，官方不但承認了這種日益分化的趨勢，而且明令規定以實現之、促進之。其三，乾隆列舉了那許多種漢人歸旗的旗人，雖然特別把"從龍人員子孫，舊有功勳，歷年久遠"的這一類分出來另論（這就是包括內務府包衣人而言），以示與一般漢軍不同，但是，他稱呼內務府包衣為"漢軍"，這不僅是認識上、名詞上的淆亂（註：以內務府旗漢姓人為"漢軍"，乾隆以前罕有此種訛誤。從乾隆以後，逐漸混淆不清，連旗人自己也沿用這種誤稱了。但"內務府旗漢姓人"和"漢軍"在制度上完全是不同的兩回事，身份殊異，在研究旗人時最應注意分辨。參看楊鍾羲《來室家乘》敘其先世本為內務府旗，因召見時不善滿語，奉旨貶入漢軍旗的事例。（在歷史上，僅康熙時三藩期間曾有把個別漢軍安插於內務府當差的事例，雍正時編整漢軍時曾以內務府包衣人撥補其上三旗的不足數額。）關於這一點，有兩種情況應該說明：一種是根本不清楚這種區分的，誤認曹家為隸於"漢軍旗"；一種是以為內務府的漢姓既可稱"漢軍"，又可稱"滿洲"，"實質上完全一樣"，而且說，這樣使用名詞，"絲毫不發生混淆"。但這後一主張是想拿較晚的誤稱事例來說明問題的，殊不知這正是混淆以後的情況。我們不應當以誤證誤。更重要的是，我們承認歷史上有混稱之事例是一回事，研究辨析它們的異同則是又一回事，而這後者才是我們的責任。），而且也說明了他在"思想感情"上已不把這些老早合入滿洲、世代隸屬滿洲旗下、滿化既深且久的奴僕們再當"自家人"看待，而要歸到"漢軍"範圍以內去計算了。這一點，無疑也反映了包衣人的主觀和客觀兩方面的分化因素。
在這同時期的另一方面，如上所說，乾隆上來就整頓旗務，修輯滿洲《通譜》，然後就開始定出滿洲郎中保道員，滿洲進士准許選任知縣，奉天州縣選用旗員，宗室准取進士等規例；屢次諄囑宗室、八旗人等"親親睦族"，提倡滿洲舊俗遺風，並"御制"《盛京賦》以發滿洲的"祖宗之心"……。一系列的事實，都證明乾隆自己確是在極力製造滿、漢和旗、民之間的畛域。用滿洲為府縣親民之官的新辦法，使給事中楊二酉十分憂慮，上疏諫議；接著，便發生了杭世駿的事件--他因為考選御史，在時務對策中表示了"意見不可先設，畛域不可太分，滿洲才賢雖多，較之漢人，僅什之三四，天下巡撫，尚滿漢參半，總督則漢人無一焉：何內滿而外漢也？……"的意見，乾隆乃斥杭世駿為"懷挾私心，敢於輕視（滿洲）若此！"交部嚴議，結果竟然因此革職。這是清代歷史上的一個非常著名的事件（註：參看龔自珍的《杭大宗逸事狀》："大宗下筆為五千言，其一條云：'我朝統一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滿漢之見。'是日旨交刑部，部議擬死。……乙酉歲純皇帝（乾隆）南巡，大宗迎駕，召見，問：'汝何以為活？'對曰：'臣世駿開舊貨攤。'……上大笑，手書'買賣破銅爛鐵'六大字賜之。癸巳歲，純皇帝南巡，大宗迎駕湖上，上顧左右曰：'杭世駿尚未死麼？'大宗返捨，是夕卒。"其文極冷雋深刻之致。杭世駿所以為乾隆所惡，也因為他曾反對屢次南巡。）。 但是事件並不像封建統治者所設想的、設計的那樣單純，他的種種處心積慮、設閾防閒，都不能阻止滿、漢兩大民族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的匯合的趨勢，對滿人的優待、偏袒的措施也並不能消除他們對當前政治腐敗、社會黑暗的不滿和憎厭，--這後者也就是滿洲、漢族匯合的共同思想基礎之一。到乾隆二十年三月，胡中藻、鄂昌一大案件，典型地說明了這種情況。
胡中藻，廣西人，是故相滿人鄂爾泰的門生，累官內閣學士，時為湖南學政，所著《堅磨生詩鈔》，被乾隆細加撏撦，從書名到字句，一一吹求，認為皆含譏刺怨悵，對國號、對時政，都肆為誹謗，連他所出的考題《乾三爻不像龍說》也解釋為是對"乾隆"諧音廋義式的低毀（等於說弘歷是"望之不似人君"了！），而鄂爾泰之侄鄂昌，身為"滿洲世僕"，曾官居廣西巡撫，不但對廣西人胡中藻的"悖逆"不加糾舉，反而"喪心與之唱和，引為同調"，是為罪不容誅。結果胡中藻以"違天叛道，覆載不容"被殺，鄂昌以"負恩黨逆"勒令自裁（當時的說法，是"賜自盡"）。在此案內被掛累的還有宗室詩人塞爾赫的《曉亭詩鈔》。因此傳諭八旗："務崇敦樸舊規，毋失先民矩矆；倘有托名讀書，無知妄作，侈口吟詠，自蹈囂陵惡習者，朕必重治其罪！"及胡、鄂一案既結，又下了一道命令，說道：
滿洲本性樸實，不務虛名；即欲通曉漢文，不過於學習清語技藝之暇，略為留心而已。近日滿洲熏染漢習，每思以文墨見長，並有與漢人較論同年行輩往來者，殊屬惡習！……（鄂昌）又以史貽直系伊伯父鄂爾泰同年舉人，因效漢人之習，呼為"伯父"，卑鄙至此，尚可比於人數乎！？此等習氣，不可不痛加懲治。嗣後八旗滿洲須以清語騎射為務，……如有與漢人互相唱和、較論同年行輩往來者，一經發覺，決不寬貸！著通行曉諭部院八旗知之。
從此，八旗滿洲連作詩學文也要犯罪，和漢人文字往來、朋友交契、論弟稱兄，都是"國法"所不容了！
請看，封建統治者就是這樣地摧殘文學活動、挑撥離間滿、漢人之間的關係。例如滿洲人舒坤在批注《隨園詩話》時就說過："時帆詩才，為近來旗人中第一。嘗以京察引見，高宗（乾隆）惡其沾染漢人習氣，不記名。"時帆，即內務府包衣旗人蒙古法式善，是旗人中最重要的詩人之一。其實，要講"沾染漢人習氣"，那乾隆本人應該是毫無愧色地身居天下第一，他無時無地不在題詩作字，筆墨遍處濡染，古人字畫卷軸上，名園湖石山坳裡，都有他的"疥壁"的御筆宸翰。這真是"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了。
上述的這類事實，過去的歷史家能夠注意的，大都也只作為片面強調清代滿、漢民族矛盾、旗人壓制漢人的跡象和事例來看待，而往往忽視了這些跡象的內在真實意義，不能從八旗滿洲集團內部分化以及滿漢匯流的更重要的一方面來理解歷史，因而也就難以解釋在乾隆死後的十多年上、嘉慶正在申禁宗室、覺羅人等與漢人結婚的時候，就發生了"林清犯闕"的大事變（註：在前此（嘉慶八年）已有"孤身男子"御廚子滿洲人陳德（一作成得）持刀"犯駕"的"異事"發生了。陳德即八卦教徒。）--畿南的八卦教首領林清，聯合了滑縣的教首李文成，獲得了漢軍旗人曹綸、曹福昌父子的策應，並有宮內太監劉得才、劉金、張太、閻進喜等多人和御書房的蘇拉（白身閒散滿洲人供役者）作為內應，僅數十人就打入皇城，直指大內。這事件，雖然計劃欠周，行動過於草率，也竟使皇室王公近侍等竭二日一夜之力，才搜捕"平定"，統治寶座幾乎一旦傾覆，震動遠近；以致嘉慶（起初都不敢再回到北京來了）下"罪己詔"，不得不承認說出"寇賊叛逆，何代無之；今事起倉卒，擾及宮禁，傳之道路，駭人聽聞！非朕之涼德，何以致此？"的實話。--這絕不是突然而起、偶然而生的事故。這是統治集團嚴重分化最有力的說明。
介紹曹雪芹而講到這些事情，是不是有些"離題太遠"了呢？這則牽涉到對"遠""近"怎樣看法的問題。清人陳其元在《庸閒齋筆記》（卷八）說過這樣一段話：
淫書以《紅樓夢》為最，蓋描摹癡男女情性，其字面絕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遊，而意為之移，所謂大盜不操戈矛也。豐潤丁雨生中丞撫江蘇時，嚴行禁止，而卒不能絕，則以文人學士多好（hao）之之故。余弱冠時，讀書杭州，聞有某賈（gǔ）人女，明艷工詩，以酷嗜《紅樓夢》，致成瘵疾，當綿惙時，父母以是書貽禍，取投之火，女在床乃大哭曰："奈何燒煞我寶！"遂死，杭人傳以為笑。此書乃康熙年間江寧織造曹練亭之子雪芹所撰（註："練亭之子"說蓋為袁枚《隨園詩話》所誤。"楝"誤作"練"，亦由袁枚始。按"楝亭"為雪芹祖父曹寅別署。）。練亭在官有賢聲；……至嘉慶年間，其曾孫曹勳以貧故，入林清天理教，林為逆，勳被誅，覆其宗。世以為撰是書之果報焉。（註：毛慶臻《一亭考古雜記》也說："乾隆八旬盛典後，京板《紅樓夢》流行江浙，每部數十金；至翻印日多，低者不及二兩。其書較《金瓶梅》愈奇愈熱，巧於不露，士夫愛玩鼓掌，傳入閨閣毫無避忌。作俑者曹雪芹，漢軍舉人也。……然入陰界者，每傳地獄治雪芹甚苦，人亦不恤，蓋其誘壞身心性命者，業力甚大，與佛經之升天堂，正作反對。嘉慶癸酉，以林清逆案，牽都司曹某，凌遲覆族，乃漢軍雪芹家也。余始驚其叛逆隱情，乃天報以陰律耳！傷風教者，罪安逃哉！"陳六舟《談異錄》亦載："（雪芹）子孫陷入王倫逆案，伏法，無後。"）。
這就是把林清事變和曹雪芹聯繫在一起的文獻。這所說的曹勳，即是曹綸。曾有歷史家考證曹綸隸屬漢軍正黃旗，其伯祖名瑛，歷官工部侍郎，世人殆因"曹寅""曹瑛"音近，致相訛混，實際和正白旗包衣人曹雪芹並無關係。從純考據和簡單的是非正誤的角度來說，歷史家的分辨自然是對的；但是若從研究當時社會心理和八旗集團內部漢族旗人的思想分化情況來看，則筆記家所記下的人們把天理教反清和曹雪芹作《紅樓夢》這兩件事聯在一起的現象，仍然是有其社會意義而值得注意的（註：不妨參看這一事例：鎮壓天理教的那彥成，碰巧正是最恨《紅樓夢》的人。）。我們只要看一下，曹綸、曹福昌父子事發後，前後該管的都統、副都統祿康、裕瑞（即《棗窗閒筆》的著者，此書曾論及《紅樓夢》與曹雪芹之為人）等，皆革去宗室頂戴，即日發往東北，永不敘用，福慶、德麟、拴住等皆或革職、或罰俸，其餘參領、副參領等亦皆拿交刑部治罪；又命"直隸屯居漢軍旗人聽州縣管轄，同民人編入保甲"--這就是乾脆劃出旗外，不再當自己的爪牙看待了。同時，豫親王裕豐，因其屬下桑堡村居住的"包衣閒散陳爽（他是此案內一重要人物）等黨惡多人，率先肆逆，於九月十五日在紫禁城內滋事"，裕豐因此罰俸十年，並通諭"各王及貝勒、貝子、公等，嗣後各將所屬包衣佐領人等留心稽查，……斷不可姑容隱匿！"（裕豐後來又因其包衣祝海慶與教犯祝現為同族，隱匿不報，革去王爵，令在"府外閒房居住，不准出門"。裕豐就是曾作《棗窗閒筆》傳寫雪芹的裕瑞之兄，是多鐸的六世孫）。所有這些事實，都有力地說明，當時一部分八旗包衣，漢軍兵丁，宮內太監，蘇拉人等，這些統治集團下層人員或奴僕階層（教首林清就是家僮出身），都和人民一起，參加了秘密起義組織，用行動來推翻清室的統治（註：至於統治集團上層人物，也不無分化之例，如上述的豫親王裕豐，即是顯例；還有《嘯亭雜錄》詳記"犯闕"經過中，曾一再提到某些宗室對搜捕"教匪"所表現的令著者昭槤十分驚異的奇怪或冷漠態度，至言宗室原任大學士祿康為"其心實叵測"。稍後又有覺羅常鼐，與滿人尼莽阿，歸附邪教一案。）。誠如嘉慶的罪己詔所說："變起一時，禍積有日"，上述的這些和人民較為接近的下層旗人，對黑暗統治壓迫的不滿和怨憤，竟至使他們終於決心參加起義反抗，這在封建時代是多麼嚴重的事態，足見這些人的思想分化是多麼積久而日趨激烈了！
我們在這裡更能看到，清代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在他們入關後的初期，還是民族矛盾；事到乾隆一朝，問題雖然也還包括著民族矛盾，但主要矛盾已經是階級矛盾了。八旗集團本身就是由上層旗主、旗兵來壓迫、剝削下層的。下層旗兵和並不"披甲"當差、只進行農業生產勞動的旗民（稱為"余丁"），受到殘酷的專制統治和盤剝，因此用種種方式進行反抗，如逃亡，謀求出旗，抗租，乃至個人行刺統治主，最後參加有組織的武裝起義。只有從階級分析，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旗人分化和滿漢匯流的原因和意義。
這裡並不是要說曹雪芹"就是"曹綸的"先人"，或者曹雪芹就一定具有和曹綸一模一樣的"天理教徒思想"，而只是來說明，要想探討曹雪芹這樣的包衣旗人的思想面貌以及產生那種思想的各方面的根源，瞭解當時八旗人的分化情況是有其參考意義的：正是在那個時代的處於激劇變化中的下層旗人中間，才有可能產生像曹雪芹這樣的思想家和作家。而值得特別提到的是，曹雪芹的一位朋友張宜泉，從他的《春柳堂詩稿》裡所流露的若干跡象而看，就是在思想上非常"偏激"的一個漢軍或內務府包衣旗人。關於這點，我們將在後面談到。
（註：另一滿洲小說家和邦額的事例，可供研究參證。蔣瑞藻《花朝生筆記》說："乾隆間，有滿洲縣令和邦額者，著《夜談隨錄》一書，皆鬼怪不經之事，效《聊齋誌異》之轍，文筆粗獷，殊不及也。然記陸生柟（按可參看本書第三節引者）之獄，頗持直筆，無所隱諱，亦難能矣；出彼族人手，尤不易得。《嘯亭雜錄》雲，'和邦額此條，直為悖逆之詞，指斥不法，乃敢公然行世，初無論劾者，可謂僥倖之至。'又雲，'其記與狐為友者雲，與若輩為友，終為所害。'"用意荒謬（按此當指和邦額以"狐"隱"胡"，"若輩"即指滿洲"胡人"之意）。"禮親王著書，安得不云爾？抑人之度量相越，何其遠也！"（見《小說考證·續編》卷一）和邦額實亦內務府籍，永忠的詩稿中有他的題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