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再遭巨變
九 再遭巨變
曹雪芹在"小康"復甦的家庭中的生活，並沒有維持多久，就告了結束。曹家又經歷了另一場變故。由曹雪芹後來的處境來看，這場變故似乎更突然，更巨大，使他家破敗得更徹底。但這一次事件的原由又是怎樣的呢？我們在研究曹雪芹過程中於是便遭遇到了第一個難題，因為詳確的史料文獻已不可得，直接的考察線索更難尋覓，影響全無，成為曹雪芹生平輪廓上的時序最在前的、恐怕也是所關最巨的一個空白點。
不過，從這變故的規模就可以看到其性質的嚴重；而可以導致這樣嚴重性質的變故的，不外乎還是政治干係。這一點，如果從曹家上一階段所經歷的種種事故的那一條"來龍去脈"來推看，就顯得格外分明。最可注意的是有一條資料說《紅樓夢》作者"某人"，此某人"登賢書〔中舉〕，數年，家籍沒，後遂逃禪。"（註：詳見《紅樓夢新證》頁701。）這條記載說明曹家這次抄家是雪芹中舉以後數年的事，這顯然不是從高鶚續書八十回後的偽造情節中附會而來的，而雪芹中舉，就算是照"生於1715"的假設來推（我是不贊同1715生年說的），那麼他到雍正五年1727冬底，也不過才"十三歲"，十三歲或更小的孩子，"登賢書"是不可能的，這就證明了中舉以後數年的籍沒，是他家再次遭到巨變無疑了。
然後，再就乾隆初年的各種情形來觀察，那麼唯有乾隆四年（1739）十月裡所發生的那一次大事故--這事故牽及許多的親王、貝勒、貝子、公的革免和罪譴--特別令人注目。從事故的性質和發生的時間來說，都是最大可能與曹家的再次遭殃有關聯的。
原來滿洲統治者的內部矛盾非常大，皇室中對皇位的爭奪特別激烈，從在關外時就是如此，而以發展至康、雍之際為達到了頂點。康熙原立的太子胤礽，雖因種種短處和劣跡，致遭廢棄，但其真正緣故是他們諸弟兄對他的誹謗、誣陷、激惹、謀害而把他毀了的。這些弟兄，都想做皇帝，所以就都是胤礽的死對頭，而就中以胤禛的手段為最陰柔、也最厲害。胤禛得勝以後，成為雍正皇帝，雍正二年冬天胤礽就結束了生命--其致命情形當然是不可問的。雍正的兒子弘歷又成了乾隆皇帝，而胤礽的兒子弘皙反成了親王：這樣，堂兄弟也就成了世仇。雖然乾隆即位之後立即放鬆對宗室的種種壓迫、凌辱，以圖緩和皇室內部爭鬥危機，但是禍源既非一般情由，仇根也扎得深而且固，就絕不是區區手段所能緩和得了的；加以乾隆此時才二十多歲，上來又表現得較為寬大平和，於是世仇看到有隙可乘，因此就要俟機而動。到乾隆四年，以弘哲為首的"逆謀"案件便發作了。
現在所能知道的情況是：四年十月，宗人府議奏"莊親王允祿（雍正之弟，乾隆之叔）與弘皙、弘昇、弘昌、弘■等結黨營私，往來詭秘"，請將莊親王允祿及弘哲、弘昇俱革去王爵、永遠圈禁，餘人亦都革爵。乾隆說：此事"朕上年即已聞之"，並認為允祿庸材，不足成事，唯弘皙乃康熙廢太子胤礽之子，父子皆曾圈禁，現仍不知悔改，"行止不端，浮躁乖張，於朕前毫無敬謹之意，惟以諂媚莊親王為事，且胸中自以為舊日東宮之嫡子，居心甚不可問！"遂加監管，不許出城。到十二月，又經人首告弘皙與安泰交結，聽信邪術（好像是跳神、扶乩之類），竟詢問"祖師"以下列問題："準噶爾（蒙古）能否到京？""天下太平與否？""皇上壽算如何？""將來我還升騰與否？"這顯然是"心懷異志""大逆不道"。稍後的"上諭"又露出這樣事實："從前阿其那、塞思黑，居心大逆，干犯國法，然尚未如弘皙之擅敢仿照國制設立會計、掌儀等司：是弘皙罪惡較之阿其那輩尤為重大！"這就說明，弘皙竟然設立了自己的"內務府"了，儼然是"小規模"的宮廷，完全準備"登極"了！（註：這事件，規模蓋極大，而官文書諱之，不敢詳載，只以數語帶過，是以特為簡晦，檔案亦似經銷毀。按會計司、掌儀司等名目，皆內務府所有；內務府共分七司，規模制度，猶如政府六部，具體而微。）
根據當時人的記載，到乾隆五年，莊親王之子乘皇帝秋獵外出的機會，竟有"密謀"，因為乾隆出巡警戒不是極端嚴密。這大約就是要行刺的計劃了。（註：見《永憲錄》卷四。
此案結果，弘皙"從寬"免死，"見（現）於東果園（景山）永遠圈禁，是亦與身死無異。"這話不假，不過當時的殘忍高牆圈禁制度，實在比快些死了還要受罪。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案子，中間就是交給平郡王福彭和公（爵）訥親二人審訊的，而最後階段，卻改由康親王和巴爾圖等議奏，不再提平郡王之名；尤其令人疑惑的，前此活動頻繁、已然得以參預議政的福彭，從此就很難再見名字（例如乾隆六年三月於鄂善一案，"著和親王、怡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徐本，尚書訥親、來保，秉公查審"，列舉諸預政大臣名字，其中就獨獨不見平郡王了）；直到乾隆六年十二月，寬免了允祿和弘■二人的責罰，轉年十二月，仲永檀（即前此參劾鄂善貪賄的）案內，這才又見到"著莊親王、履親王、和親王、平郡王，大學士張廷玉、徐本，尚書訥親、來保、哈達哈，審明具奏"之文。
以上的跡象，說明了平郡王在這個事件中惹了亂子、擔了干係，從乾隆四年冬天到七年冬天，三年之間，銷聲匿跡，雖然史無明文，其為受到責譴可以推見。這種案件實際上都要牽涉極廣，親戚、僕奴、黨羽，都在窮治之列。曹雪芹家大約就是直接或間接地被捲入了這一漩渦之中。此事發作的前一年，傅鼐已經因為誤舉參領明山、失察家人兩事，落職入獄，病卒於家。此事發作的後一年，被廢的老平郡王訥爾蘇亦卒。這不但是我上文所說的"六親同運"的又一次再演，而且當時人所評議於傅鼐的"寬於接下太雜"，正可作他"失察家人"、因此沾帶了當時的朋黨政治干係的好註腳。無獨有偶的是，平郡王福彭也恰巧在弘皙案事發審治的同一天，曾因失察他自己的包衣大（管家頭兒）、披甲人等外出生事而自請議處（這件事在清代內閣"別樣檔"正是在弘皙案的下面緊接記錄的）。像曹家這種身份的人家，處境關係極為複雜，親戚、家人之類的事，是最容易惹引禍端的原因。
雖然由於文獻缺乏，我們對曹家再次慘遭徹底毀敗的直接的、確切的案由一時無法列舉，因而不能不用間接而曲折迂迴的辦法來窺測，但曹家最後一次的巨變顯然是和這類案子裡的下層人物、邊沿關係有了株連，其他原因，是否還有，尚待深入研討。
曹雪芹家，從雍正末年，經過乾隆改元一段時間，大約維持了為期五年左右的小康局面，到此遂再次、也是最後的宣告徹底敗落。 魯迅先生說過兩句話："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塗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清朝末年的魯迅本人是如此，並因此對當時的封建社會的種種不合理的現象開始發生了憎惡感。乾隆時代的曹雪芹，也正是從此而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並對那種種面目以及產生那種種面目的社會發生了憎惡感，腦海裡蕩起了許多疑問的浪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