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正邪兩賦
十一 正邪兩賦
曹雪芹不一定就有"天理教徒思想"，他也未必會是能夠挺身執刃、實行"犯闕"的那種英雄人物；可是他卻具有另一種類型的"叛逆"思想和性格，同樣值得我們注意。沒有了這種思想和性格，他之寫作《紅樓夢》小說便成為不可能的、難以想像的事情了。
他這種思想和性格是什麼樣子的呢？要全面地回答這個問題，結果應該是一部稱為《紅樓夢主題思想研究》的厚厚的專著（因為《紅樓夢》是這個作家留給我們的唯一的一部著作），這冊小書實在是無法包括這個巨大工作。但是我們這裡如就一兩點來談談，卻是可以而且也應該的。
讀者都記得，《紅樓夢》開卷不久，就寫下了以下一段重要的話： 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兩種，餘者皆無大異。若大仁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則應劫而生；運生世治，劫生世危；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孔、孟、董、韓、周、程、張、朱，皆應運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紂、始皇、王莽、曹操、桓溫、安祿山、秦檜等，皆應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惡者撓亂天下。清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忍乖僻，天地之邪氣，惡者之所秉也。今當運隆祚永之朝、太平無為之世，清明靈秀之氣所秉者，上至朝廷，下至草野，比比皆是，--所餘之秀氣，漫無所歸，遂為甘露、為和風，沛然溉及四海；彼殘忍乖僻之邪氣，不能蕩溢於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結充塞於深溝大壑之內，偶因風蕩，或被雲摧，略有動搖感發之意，一絲半縷，誤而洩出者，偶值靈秀之氣適過，正不容邪，邪復妒正，相不肯下，亦如風水雷電，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讓，必至搏擊掀發後始盡，故其氣亦必賦人，發洩一盡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在上則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為大凶大惡，置之於萬萬人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萬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萬萬人之下；若生於公侯富貴之家，則為情癡情種，若生於詩書清貧之族，則為逸士高人，摠（縱）再偶生於薄祚寒門，斷不能為走卒健僕、甘遭庸人驅制駕馭，必為奇優名娼。如前代之許由、陶潛、阮籍、嵇康、劉伶、王、謝二族、顧虎頭、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劉廷芝、溫飛卿、米南宮、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雲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龜年、黃旛綽 、敬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濤、崔鶯、朝雲之流：此皆異地則同之人也。"子興道："依你說，成則王侯敗則賊了！"雨村道："正是這意。……" 讀了這一大段議論，我們很容易地會聯想到明代中葉進步思想家呂坤（字叔簡，河南寧陵人，1536-1618）的一些哲學思想："天地萬物，只是一氣聚散，更無別個。形者，氣所附以為凝結；氣者，形所托以為運動。無氣則形不存，無形則氣不住。""氣者，形之精華；形者，氣之渣滓。故形中有氣，無氣則形不生；氣中無形，有形則氣不載。故有無形之氣，無無氣之形。"特別是："無極之先，理氣渾淪而不分；氣化之後，善惡同源而異流。……氣運之天，後天也，有三。一曰中正之氣：一陰一陽，純粹以精，極精極厚，中和之所氤氳，秀靈之所鍾毓；人得之而為聖、為賢，草木得之而為椿桂芝蘭，鳥獸得之而為麟鳳龜龍、騶虞鸑鷟。二曰偏重之氣：孤陰孤陽，極濁極薄，各恣其有餘，各擅其所能，為邪為毒；人得之而為愚、為惡，草木得之而為荊棘樗櫟、鉤吻斷腸，鳥獸得之而為裊鴆豺虎、虺蝮蜒■。三曰駁雜之氣：多陰多陽，少陰少陽，不陰不陽，或陰陽雜揉而不分，為昏、為亂，為細、為浮；人得之而為蚩、為庸，草木得之而為虛散纖茸，鳥獸得之而為羊豕燕雀、蠛蠓蜉蝣之屬。""純粹不雜之謂理，美惡不同之謂氣。……降恆而命之，聽其所著：著於清淑之氣，則為上智；著於頑濁之氣，則為下愚；著於駁雜之氣，則有美有惡；著於紛紜之氣，則為庸眾。均帝衷也，而稟受殊，所值之氣則然，非恆性之嗇也。"（註：以上所引分見呂坤《呻吟語》與《去偽齋文集》中《說天》《論性》。）
曹雪芹借賈雨村之口所表達的那種看法，和上引這些話來比並而觀，就有著令人注目的相似點甚至共同點。 不過，我們並不能僅就字面上的某些近似之處來牽合比附，說，呂坤既是明代反道學的進步哲學家，所以曹雪芹的這種類似呂坤的思想就因之一定是進步的。還是不要忘記分析比較。而且舉呂坤，也並不是要證明曹雪芹的思想就是直接接受呂坤的思想，不過是藉以更方便地說明問題罷了。曹雪芹的哲學思想究竟受誰家誰派的影響？這是個還有待專家考究論證的重要題目。
呂坤是反道學的，他在許多根本看法上都是和封建"道統"中堅人物朱熹針鋒相對的，但是他的主要局限性和反道學思想中最薄弱的環節卻是他的人性論部分，他在這一部分，基本觀點沒有超越朱熹的範圍，只不過是有些次要的"改造"，既不徹底，也有時自陷於矛盾。如上面所舉的他那幾段話，就是明白的例證。
呂坤的"氣"，相當於後來哲學家所謂的物質存在，這是一種唯物的認識論，主張"造化聽命於自然"，自然就是"主宰者"，反對朱熹的"氣"之上還有一個統治的"理"的那一套唯心和神秘主義的論調，反對世俗祈禳迷信。但是，到他的人性論中，他的唯物主義的"氣"的一元論就因為依然承襲朱熹的人有"義理之性"和"氣質之性"的妄說而認為"氣"以外又有一種具道德性質的"天"的存在。這就又陷入唯心主義二元論中去了。
因此，他那種"中和""偏重""駁雜"的"三氣運"論，實際也還是來自朱熹的"氣稟"說。朱嘉早就說過："正如天地之氣，運轉無已，只管生出層層人物，其中有粗有細，故人物偏有正，有精有粗。""如貴賤、死生、壽天之命有不同，如何？曰：都是天所命。稟得精英之氣，便為聖為賢，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稟得清明者，便英爽；稟得敦厚者，便溫和；稟得清高者，便貴；票得豐厚者，便富；稟得久長者，便壽；稟得衰頹薄濁者，便為愚不肖，為貧，為賤，為夭。天有那氣，生出一個人來，便有許多物隨他來（註：以上分見《朱子語類》卷九八、卷四。）。"朱熹就是這樣明白不諱地提出了這種人物先天品類不齊和一切命定的哲學。
所以很明白，單就這"先天品類"一點而論，不管是呂坤還是曹雪芹，都是朱熹的"學生"，都承認品類存在論和命定論。 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他們和朱熹的同而不同，或似同實異。 呂坤和朱熹的不同，在於他堅決否定命運，所以他那"三氣"說中就沒有那種"算命先生"式的"富貴貧賤、賢愚壽天，都是八字排定"的最荒謬的部分，而只就"氣質之性"上來講品類之不齊。這總是前進了一步。 到曹雪芹，則和朱、呂二家之間就又都有了更重要的分別了。 第一，呂坤講的是"陰陽三氣"，雪芹講的是"正邪兩賦"，姑且撇開呂坤的"中和""偏重"之氣是否就直接相當於雪芹的"正""邪"或"仁""惡"之氣這問題而不論，單就呂坤的"駁雜之氣"和雪芹的"兩賦而來"的觀點而看，他們的分別就是很大的：呂坤以為稟賦這種氣的人"為蚩為庸"，是最"無足取"的那些人們，而雪芹心目中的"兩賦"之人，從許、陶、阮、嵇直到卓文君、崔鶯鶯等輩，卻大都是歷史當中在性格、氣節、才情、文學、藝術上閃發著最強烈的光輝的一二流人物（註：按，這樣說當然只是就曹雪芹在當時的認識而大概論其總的精神、傾向。如果我們今天要把這麼多歷史人物逐一地分析評價，那自然對其中個別例子可以另作褒貶。但是那未免過於拘迂枝蔓了。），和"蚩""庸"恰恰相反。
第二，曹雪芹在這種觀點之下顯示給我們的，他的名詞都是貌似"傳統"而實際另有估價的"假語村言"之類的話語，在他的筆下，所謂"殘忍"而"乖僻"的"惡者"所秉的那種"邪氣"，卻是不為當今"運隆祚永之朝、太平無為之世"（這分明是影射乾隆朝初期的封建中國）和"光天化日"所不容的、被逼得隱藏在"深溝大壑"之內的"妒正"的氣。這聽起來是很"糟糕"的。可是正就是這種氣，當被激發時，才生出那些"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萬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萬萬人之下"'的"兩賦"人來，如許陶嵇阮卓崔一流。朱熹、呂坤，說邪說謬，是當真的，是封建社會裡對那種字眼的"正面"定義，是貶斥的。曹雪芹說邪說謬，是"真真假假"的，是他自己心目中的特殊定義，是敬仰讚美和欣賞的！
第三，曹雪芹的這種哲學雖然也是"先天品類存在"和命定論的，但他這樣來解釋人性論問題的用意卻和朱熹大異其趣。朱熹說："嘗謂命、譬如朝廷誥敕，心、譬如官人一般，差去作官，性、譬如職事一般，郡守便有郡守職事，縣令便有縣令職事。……氣票、譬如俸給，貴、如官高者，賤、如官卑者，富、如俸厚者，貧、如俸薄者，壽、如三兩年一任又再任者，天、如不得終任者。朝廷差人作官，便有許多物一齊趁"（註：見《朱子語類》卷四。）。你看，他的"氣稟"說活畫出一幅"封建秩序結構圖"來了！因為他的哲學本就是竭力為這個秩序服務的。而曹雪芹則大為不然。他認為，同一氣稟之人，生於公侯富貴、詩書清貧、薄祚寒門三"階級"中，只表面表現有差而已，本質全然無別。"異地（此"地"即約略相當於階級）則同（註：按"異地則同"當依別本作"易地則同"。然當時旗人往往愛犯寫"白字"的毛病，例子很多。曹雪芹也不能盡免，《紅樓夢》中的實例也不止一處。）之人"和"成則王侯敗則賊"兩句話，放言無忌地道出了階級並不是"先天品類"產物和"命定"安排的。陳後主、宋徽宗，溫飛卿、柳耆卿，李龜年、黃旛綽，平等排列，不過是"異地則同"，不過是"成""敗"問題（社會、人事條件）罷了！（註：《板橋詩鈔》中《南朝》詩序說："昔人謂陳後主、隋場帝作翰林，自是當行本色；燮亦謂杜牧之、溫飛卿為天子，亦足破國亡身。乃有幸而為才人，不幸而有天位者，其遇不遇，不在尋常眼孔中也。"其見解略可合參。）
請看，這和朱熹之流是多麼大的不同！這是多麼大膽的"邪謬"之論！--必須想到，清朝是最祟奉朱熹哲學的，時刻以產生"理學名臣"而自豪的，士大夫大都向朱文公叩首禮拜。而曹雪芹的"異端"思想竟是在這群人的當中而出現了！
曹雪芹的思想，落在理學家們眼中，是"異端"，不待言了；其實不必找什麼理學家，就是當時一般士大夫，讀書人，也是不能理解、不能接受他的這種看法的。一個例子就是漢學家周春，他是南方最早的紅學家，第一位寫出紅學專著《閱紅樓夢隨筆》的人（註：周春的紅學觀點是主張曹雪芹此書是以南京靖逆襄壯侯張勇家的事跡為素材的，但他也能看出一些別的問題，例如他說："此書曹雪芹所作，而開卷似依托寶玉，蓋為點出自己姓名地步也；曹雪芹三字既點之後，便非復寶玉口吻矣。"此點實在很能說明當時讀者的直感，而"石頭"雲者，原為假托，所以根本不在話下。）（他作此書還是乾隆朝），在周春眼裡，曹雪芹的這種提法就無法理解，他說：
全書大旨，及賈氏一門，俱從冷子興口中敘明。而議論寶玉，所擬古人，拉雜不倫，作者因出雨村口中，所以如此耳。 拉雜不倫--這就是當時一般士大夫不能接受、無法理解的證明（註：周春的這個解釋，全不合理，雨村在"議論"上，是有特殊見識的，所以由他來講解"兩賦"之理，怎能又說出他口中便"拉雜不倫"呢？這還是受了"好人""壞人"的機械看法的影響。）。
曹雪芹還不可能具有我們所理解的"階級"這一概念，可是他思想中，毫無疑問，已經時時在接觸到這個朦朧而具體的問題了。曹雪芹的"兩賦"說，是他最突出的叛逆思想，他對那些不為封建社會所容的"邪僻"性格的人物作了他自己的哲學解釋，景仰那些敢於向封建社會對立、反抗的前輩典型，--不待說，他自己當然就是以"兩賦人物"自居的。曹雪芹的平等觀念，"成敗"議論，是他對封建秩序的勇敢的懷疑和攻擊。
其次，雖然他所舉的實例是自古及今（雪芹時代的"今"）的人物，好像他除了主張"異地則同"之外，同時還含有"異時則同"之義，但是仔細推求他的本意，則實際上是把這一批"正邪兩賦而來"的"一路之人"作為那個時期的具有新興的歷史時代思想因素的一流人物而提出的。他以這一驚人的"邪說"提高到哲學認識的高度而"總領"全書，可見他寓有深刻的意義，這比一向為人常常提到的"男人是泥作的骨肉""女人是水作的骨肉"那一"理論"實在重大重要得多，所以應當受到研究者的重視。
這樣的人，雖然生活於"太平無為（？）之世"，卻堅決不向"運隆祚永之朝"投靠，甘心離開"光天化日"，埋藏於"深溝大壑"，憑其"搖動感發之意"，來"搏擊掀發"，--發奮寫成一部《紅樓夢》。我們似乎可以說，曹雪芹的整個生活道路，證實了這一點，說明了他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和理想而度過了他的艱辛但是光輝的一生。
從這個"理論綱領"來看，我們也可以理解，曹雪芹心目中最為關注的，是"人"（或者說人物）的問題，而人的出現，他所能發生的作用和價值，以及他的命運，則尤其是他關切中的關切點。在曹雪芹看來，天下之人可用"兩賦"法歸納為"三大類"，其中"修治天下"的"大仁者"和"撓亂天下"的"大惡者"，他都不想正面去寫（這並不等於說他對此二者毫無興趣，漠然於衷，實際上他對此二者思考的恐怕更多更深刻）--因為一寫他們這些人，那勢必將"紅樓夢"改變成為一部"理治之書"，而這種書，曹雪芹一開頭就清楚交代過了，他是不肯寫的，那種"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的道貌岸然的正言莊論他不想涉筆（他表面理由是"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書者甚少"（註：這就說明，曹雪芹寫小說也是估計了特定讀者對象的本以"市井"俗人、城市百姓為主，而沒有想給"高等人士"看。）），他的用意就是要以"適趣閒文"的形式來寫自己熟悉的那些"兩賦而來"的"或情或癡，或小才微善"的"異樣女子"，而她們比不上"班姑蔡女"之流，如果"異地則同"的話，倒和紅拂、薛濤、朝雲、崔鶯鶯、卓文君相似，但是她們的命運的"冊子"都在"薄命司"中存貯。曹雪芹為她們傷懷感歎，立志要傳寫她們，"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也"--我們必當考慮到，在我們整個文學歷史的長河中，寫及名媛才女，淑子佳人的悲歡離合故事的，何啻千百，但有幾個作者是抱著這樣的嚴肅態度、崇高情操，而又站在一種"社會意識"的總高度來對待"女子"問題的？我們讀《紅樓夢》這部"淫書""邪說"的，首先要體認的正是它的作者的這種異乎尋常、超越往古的思想面貌、精神境界。
說曹雪芹注重寫"人"，當然是社會的人，世上沒有並無社會生活的人，所以，說文學是寫生活，那自然是說人的社會生活，不言而喻。在曹雪芹時代，還沒有"社會"這個名詞（連帶它的概念），但是我們又可以分明看出曹雪芹卻正是從社會的角度和關係中去認識了"人"的，因此，他所考慮的"人"，並不是孤立的形象和現象問題，他所實際考慮並且認真深刻考慮過的問題就必然是很多的，否則《紅樓夢》就不會是那個樣子的了。
如果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表達，那麼他分明考慮過宇宙、世界、人生、國家、社會、政治、道德、宗教、倫理、制度、風俗，……。他確實考慮得極多，而且似乎想要得到一個哲學的理解和解決。他把小說的開頭引到媧皇煉石補大的神話上，"說來雖近荒唐，細諳則深有趣味"，說明了他落筆之先，已然有了一種思想認識，而其中之味，是須要讀者細諳才能理解的。
換言之，曹雪芹不僅僅是要傳寫"閨友閨情"，記述"悲歡離合，炎涼世態"，即反映社會生活和人物，而且是要通過這個形式來表達他自己的哲學思想。 《紅樓夢》還曾寫過湘雲和翠縷主僕二人暢論陰陽的大道理，可以說明曹雪芹不但善於觀察事物現象，而且精於思考哲理。他的"正邪兩賦而來"的玄思奇論，就是他對事物（包括人）的構成的客觀複雜性的哲學認識和解說。世界是由矛盾著的兩個方面構成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如果拿曹雪芹的"兩賦"論來比照參詳，那麼不能不說他在十八世紀前期就已然隱約地看到了這條哲學真理，而且用他自己的獨創形式對它作了表述。
大家認為，像龔自珍這種寫出"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多為稻粱謀"，"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瘖究可哀"的文學家，是中國近代史開端時代的啟蒙思想家。若從這一角度來看歷史，我們不能不承認，從龔自珍等往上追溯，在啟蒙思想家中，曹雪芹實在應該列為是卓立在最前列的特別偉大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