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當差
十六 當 差
曹雪芹是內務府旗人，所以他長大之後，一定要在宮廷當差作事，這是沒有多大疑問的。但他到底擔任過什麼差事，卻也是我們還弄不清楚的一個題目。在傳說中，有的說他作過內務府堂主事，有的說他作過侍衛（註：前說見英浩《長白藝文志初稿》；後說僅出香山張永海口傳。）。這種可能，自然是有的，然而想要再作進一步的考查，那就別無參證可求，因此我們對此不能作出什麼敘述或推測。內務府中各部門唯堂上和上駟院所屬有堂主事，尚與雪芹身份切合，其品位在主事之下、筆帖式之上；和六部的堂主事皆系職掌文案章奏之例相類，也是管理檔案性質的職務。至於侍衛，乃是武職，其品級、類別也繁，就更無從確指了（註：傳說中說曹雪芹所任為"前三門（指正陽、崇文、宣武三門）侍衛"。按前三門只有守兵，並無侍衛之制；疑係"乾清門侍衛"的音訛。乾清門侍衛，僅次於御前侍衛，地位很高。未知確否，疑不足信。）。 在這些傳說之外還有一說，則是他曾在宗學裡作過事。我個人認為，此一可能，值得探討（註：此說根據系由敦誠贈雪芹詩中"當時虎門數晨夕，西窗剪燭風雨昏"等語推得。按"虎門"一詞何指，向不為人注意；我曾在《紅樓夢新證》三版本640頁"補遺"引《李卓吾先生讀升庵集》"虎門"條及《周禮·地官·師氏》推測敦氏所謂虎門有兩解，可能指國學國子監或指侍衛值班的宮門處所，而以為"但清代八旗各有官學，不當指國學，且敦誠宗室，雪芹包衣，亦不能同在一官學，所以不合"（按當雲八旗官學屬國子監，而宗學屬宗人府，固與國學非一），因此傾向侍衛一解。吳恩裕先生始進而指出，清宗室有以"虎門"指宗學之例，敦氏亦曾用指宗學，向來之疑遂解。吳說見其《有關曹雪芹八種》38-44頁。當然，僅據敦誠詩，實不能斷言雪芹必為宗學人員，蓋"數晨夕"出陶詩，本移居喜得佳鄰，日夕過從，交遊甚密的意思，雪芹也可能當時居住西城，離右翼宗學很近，故而能和敦誠在學中晤談。這些，還無法即作結論。）。 宗學的情況，還可以粗知梗概。宗學，就是專為宗室（清顯祖塔克世的本支子孫皇族）所設的官學。清初時期，本來在順治九年就設立過宗學，到康熙十二年因下令"宗室子弟各就本府讀書"，即等於將宗學撤銷。雍正二年，復行設立。這時的制度是：八旗宗室按左右翼（清代制度分八旗為左右兩翼：左翼是廂黃、正白、廂白、正藍四旗，居京城的東半邊；右翼是正黃、正紅、廂紅、廂藍四旗，居京城的西半邊）分設宗學，凡王、貝勒、貝子、公、將軍等級和閒散宗室的子弟十八歲以下的入學讀書（十九歲以上的亦接受），有願在家讀書的，聽之。每學以王公一人總其事，下設正教長（後名總管）二人、副教長（後名副管）八人，皆由宗室擔任；清書教習二人，以罷閒滿官及進士、舉、貢、生員之善翻譯者充補；騎射教習二人，以罷閒官及護軍校、護軍之善射者充補；漢書教習無定額，每學生十人設教習一人，由舉、貢考補（例如，在《儒林外史》第二十回裡，就寫到優貢考教習的事）。每月考試一次，每春秋二季宗人府考試，又每五年大考試一次。僅教長有官俸，教習只給銀米衣服，學生月給文具及冬夏冰炭等物。 還有兩點必須加以說明。因為這對瞭解曹雪芹可能有些間接關係。 第一點，宗學之設，雖然名義上只是為了造就皇室本族的人材，而內裡還有更深一層的目的，那就是"教化"和控制這些子弟，要他們"安分守法"。清代皇室內部矛盾爭鬥的複雜與劇烈是出乎一般情況之外的，順治時期的宗學最首要的一條規矩就是："有不循禮法者，學師具報宗人府，小則訓責，大則奏聞。"康熙前期放鬆了這一點，不但令各就本府讀書，而且還特別鼓勵他們"延文學優贍之士"，"專精學習"。這到後來就引起了很大的"麻煩"，康熙的諸位皇子，為了"奪嫡"，分朋樹黨，各在本府延攬名士材人，造成勢力集團，爭鬥極其激烈，正是這種政策的直接後果之一。雍正本人是當事者、主角之一，最理解這種事態的嚴重意義，所以他"初登大寶"不久，一面窮治骨肉同枝，一面就要注意"後起之秀"--這就是他復立宗學的更實際的目的。 在宗學裡，教長、教習等人便負上了沉重的責任。雍正向這些教師們交代得明白："朕惟睦族敦宗，務先教化；若非立學設教，安能使之改過遷善？……今特立義學，揀選爾等教習宗室，……導以禮義。或有不遵，小則爾等自行懲戒，大則揭報宗人府，會同奏聞（這和順治早年的話簡直完全一樣）。……爾等既膺簡任，務期勤慎黽勉，恪供厥職，以副騰篤厚宗親、慇勤教育之至意！"這就是說："爾等"要幫我來管理控制這些宗室子弟，要好好地為此效勞，--否則可要小心！（註：有意思的是到後來八旗官學的教習中也出現了不循"禮義"的人物，如乾嘉人梅成棟《吟齋筆存》卷一所載："金果亭先生勇，亡妻之伯父也，乾隆丙子（二十一年）副榜，通脫不羈，充鑲黃旗教習在京，忽月餘不赴館，長班遍跡之，有人言先生在櫻桃斜街勾欄中，往偵之，見抱琵琶坐巨案上唱《可憐曲》，群妓環繞，奉為師，酣嬉於粉香花影，不復更知有人世也。"這事極有參考意義。） 和宗學關係切近而很有參證價值的，還有雍正七年的設立覺羅官學（覺羅其實也是宗室，不過清代以"宗室"特指塔克世本支後裔，"覺羅"特指旁支後裔；俗稱以"黃帶子""紅帶子"來分別）。覺羅學的制度規例大體俱如宗學，只是那"上諭"這次就不如上次的堂皇蘊藉了："所派出之管轄人員，不時訓誨稽察，如內有行止不端、不知守法安分者，即回明宗人府王等，令在該旗衙門居住學習，禁止出門！"--不但覺羅的子弟學生，連學生的家長覺羅等本人也在這裡入了"學規"（這真是奇聞！）--："八旗覺羅內，自八歲以上、十八歲以下子弟，俱令入學；覺羅內有行為妄亂者，亦行拘訓，不准外出。"不用說，這種"精神"絕不限於覺羅學，對宗學同樣起約束作用。 曹雪芹就是在這樣的學校裡當上了差事。
第二點，正像前一節裡講過的那樣，在宗學這一方面也是無法解決"漢化"這個日益嚴重的問題。順治朝初設宗學的第三年，皇帝就諭宗人府說："朕思習漢書、入漢俗，漸忘我滿洲舊制。……著永停其習漢字諸書。"他認為，學生們只要通過翻譯文字，就可以來看"各項漢書"。這個天真的想法當然是行不通的。雍正朝的宗學是每翼各立一滿學、一漢學；在學的子弟，或清書，或漢書，"隨其志願，分別教授"。但是當時規定卻形成清書教習一共只設二人、漢書教習每十名學生即設一人的懸殊比例。這種規定（當然是由客觀需要而產生的）本身就反映了問題和矛盾。雍正十一年又增入翰林官二人，分教兩翼，"分日入學，講解經義，指授文法"，這當然也是漢文的事情。乾隆三年，設總稽宗學官，又定兩翼各增漢教習二人。但到七年，便又下了一道"上諭"，說："我朝崇尚本務，原以弓馬清文為重，而宗室誼屬天潢，尤為切近；向來宗室子弟俱講究清文、精通騎射，誠恐學習漢文，不免流於漢人浮靡之習，是以世祖章皇帝（順治）諭停其習漢字諸書，所以敦本實而黜浮華也。……嗣後宗室子弟或有不能學習漢文者，應聽其專精武藝。……與其徒務章句虛文，轉致荒廢本業，不如嫻習武藝之崇實黜浮、儲為國家有用之器也。"這中間，對宗室子弟許否應鄉會試的問題，也在八年和十七年出爾反爾，既准又停。二十一年便裁撤漢教習九人，改為翻譯教習，並每翼各增騎射教習一人。二十七年裁覺羅學裡每旗漢教習一人，改為滿教習。一乾隆朝大致的政策趨勢，是很明顯的。 然而到乾隆三十七年召見宗室公（爵）寧升額，寧升額竟不能說滿語，皇帝因此命令宗人府，加強學生對滿語的學習和考試稽察，不許"仍似從前塞責"。這就暴露了以前滿語教學完全是敷衍應酬的事實真相，也說明了滿洲族人的漢化簡直是封建統治者主觀意志所無能為力的歷史進展。 扼要地敘明瞭這些事勢，是因為要想理解曹雪芹這一階段的生活，必須向這方面參考研究，尋求消息。上述兩點，對曹雪芹在宗學裡的地位、遭遇都可能有一定的關係。 但是曹雪芹究竟在宗學裡所任何職？這一問題目前還不能作出肯定答覆。 據傳說，曹雪芹作的是宗學教習（註：張永海說。）。如果事實確是這樣，那麼結合上述種種，就可以看出更多的意義來。 不過這個傳說也有一點不好解釋。
傳說中的"教習"的原語是"瑟夫"（註：據黃波拉、吳恩裕兩位的調查記錄。黃文發表於《羊城晚報》1963年4月27日-5月1日。），傳說者解為教師之義。這個解說倒是對頭的，因為清代官書也寫作"塞傅"，是滿人稱呼教習的用語。但是雪芹的好友之一、宗學學生敦誠，在詩句裡提到他和雪芹在宗學時的交誼的時候，說出了"接■倒著容君傲"（註：此用李白《襄陽歌》典故。（向來解"倒著接■"為倒戴帽子，實則接■乃古代鷺羽編制之簑，即鶴氅類。我另有考，此不備及。））的話。這語式語氣，絕不像是學生對老師的關係。有人認為這應該從學生敦誠是皇室貴族而老師曹雪芹是包衣奴隸的身份來解釋。但是我們更應該注意到，在乾隆時代，還像以前的各姓封建朝代一樣，對作老師的，不管是私家延聘還是公家指派的，禮數都特別尊重，受到特殊的厚遇（例如官中教職，品位極卑，卻只長揖以見公卿，不行跪拜；到晚清總督大員當書院開學典禮時，還要親率諸生，先向教師行跪拜禮；皇帝皇子對師傅也要施以殊禮，絕不能和一般臣僚同樣對待（註：如《晚睛簃詩匯》卷二對乾隆帝詩的案語所說："感舊之什，蓋於諸舊臣中擇其尤者始著於篇；師傅稱先生，字而不名，尤致敬禮。"乾隆詩云："設席懋勤殿，命行拜師禮。"最是佳證。《天咫偶聞》卷一："國朝自太宗以後不立太子，皇子之幼與諸王世子共學於上書房，選詞臣有學行者，訓迪加嚴，與民間延師無異。"又捲十敘旗家家法子弟禮節最嚴，而"其敬師也亦然"。）），師生的關係和感情，是極鮮明的東西，它雖不能完全"解除"其他身份差別，但滿可以部分"抵消"或具體"壓倒"之。康、雍時代的權相太傅馬齊（註：此人是傅恆伯父，明義、明琳等人的伯 祖；是康、雍兩朝與皇室內部矛盾和內務府人員關係都很密切的人物。馬齊與弟馬武，威權傾一時，有"二馬吃盡天下草"的諺語。），不甚識字，因為所請的館師常常不按時守職，他竟然和門下諸人說："所雇先生終不愜人意，他日當買一先生，定當差勝此也。"當時傳為笑談。敦誠卻不是這樣"保持"著"舊俗醇風"的滿洲人，他在懷念他的幾位師長如孫灝、李情、徐培等人的詩篇中，就有"鹿洞親依徽國席，龍門曾御李君車；自為桃李公門後，不向春風更著花""依稀尚記南州客，於鵠曾經受業來""三年膏火西黌夜，一帳淒涼東館風"等句子。試拿這些和"接■倒著容君傲"的口吻來比較，那差別就極分明了；我們很難想像他對一位老師可以說出"容君傲"的話來。 看來，在宗學裡的曹雪芹不會是一位塞傅老師；而可能是一種較為高一等的雜役人員，比如抄寫、助理文墨等事的"下手"。我們可能想到，如果他是舉、貢一流的身份，豈不正合作教習的資格，宗學裡何至於把他用為雜役之流？但是我們也不要忘了，曹雪芹家是獲罪抄沒並且又經過其他巨變的，這種家族的子弟因為被罪懲斥而淪為雜項人員，在學校裡當當冷差，勉維生活，倒是很自然的事。 曹雪芹在宗學任職，起訖年月，都不可考。往上推，似乎可以早到乾隆九年（1744）左右，即敦誠初入宗學的年代，但也許比這要晚一些；往下看，恐怕不會遲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以後，因為這時他已經移居到西郊山村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