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百足之蟲
八 百足之蟲
曹雪芹家的這場禍變，是在雍正"登極"之後、朝廷上下內外"接二連三，牽五掛四"的一連串的政治事件的驚濤駭浪中發生的。在這一時期，不但他們一家，真如俗話所說，是"六親同運"，他的親戚家也正"走背字兒"。李煦下場很慘，不必重敘了；曹寅的妹夫傅鼐（字閣峰，姓富察氏，先世居滿洲，祖額色泰，從清太宗皇太極用兵，有軍功），從十六歲就作雍正（那時還是"皇子"）的親信護衛，可是到雍正四年（1726）五月，竟然得罪革職，遠流黑龍江，--什麼緣由呢？這一二年間正是雍正既興隆科多、年羹堯大獄（註：隆科多、年羹堯是幫助雍正用陰謀手段奪得帝位的兩個最重要的爪牙，雍正初以最優異的"寵禮"來"報酬"他倆，可是後來為了滅口消跡，便借口各有幾十條"大罪"而窮治之（一幽死，一勒令自殺）。），復又窮治他的弟兄胤祀、胤■（左''右'唐'）、胤禵的時際，傅鼐只因建言隆科多之子岳興阿無罪，雍正便揭破，說他和隆科多有交情，遂得重譴。曹寅的長婿訥爾蘇，是早先"大貝勒"禮烈親王代善（努爾哈赤之子，皇太極之兄）的五世孫，襲爵為平郡王，是真正的"金枝玉葉""天潢貴胄"，到這年七月，也革去多羅郡王，在家圈禁，--又是什麼緣由呢？名義是在西寧軍前，貪婪受賄；其實是：康熙曾派他隨胤禵（撫遠大將軍）駐西寧，而胤禵原是康熙意中的待繼位人；雍正後將胤禵召回、解其兵權、貶爵、禁錮，訥爾蘇曾代署大將軍印務，雍正發現他也是胤禵的黨羽，所以當胤禵之黨鄂倫岱、阿爾松阿等俱坐"罪"以死之時，訥爾蘇自然也逃不脫"高牆圈禁"（一種殘忍的特種監牢，精神折磨）之苦.
當時這場皇室內部和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爭鬥的巨大風波，牽連的廣泛，關係的複雜，這裡不能詳述，獲罪者之間和曹家有沾帶的，尚不知有幾；但僅由上舉二例，也就足見那時節舉國政治情勢和曹家處境氣氛是多麼陰森恐怖了。
經過這一場大變故，曹家是敗落了。不過，這敗落也還不就是急轉直下、直線發展的。他家雖然沾帶了干係，究竟在雍正眼裡看來，他們這種包衣下賤畢竟不是舉足輕重的人物，其案由也畢竟是次要的，恐怕連"從犯"也夠不上，所以在抄家的末尾，事態已見緩和；雍正之所以沒有把曹家窮治到底，置之死地，其原因恐怕還是並不單純的，曹寅在日，人緣最好，他家出了事，說好話的人多；像唐繼祖，後來官至湖北按察，先是曾為御史，在辦理旗人案件上頗肯進言，得以從寬，他是曹寅的門生，並且給《楝亭集》作過序跋，--這樣的人都會想方設法暗中調護；就是在封建時代，輿論的力量也畢竟是一種力量，雍正懂得，在江南一帶，曹寅一家代表著康熙，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他自己奪位上台是不得人心的，如果窮治了曹家，對他的統治並不有利。所以留了一點"浩蕩天恩"。"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他家在此後的幾年，雖然戰戰兢兢，大概總還有辦法維持下去。到雍正朝末期，那場風波的最緊張的階段已經過去了，雍正九年（1731），傅鼐由謫地召還，復職銜，又"入宮侍起居"了；訥爾蘇之子福彭（襲平郡王，乃是曹雪芹的表兄），也於次年任廂藍旗滿洲都統，又次年，並得在"軍機處行走"，開始參與機要，繼而又為"定邊大將軍"，出塞征討准部。--准部之役自康熙末年至此，糜餉七千餘萬兩，久而無功，不得不下令罷兵議和，傅鼐於和戰各事屢有擘劃，皆中肯紫，遂於雍正十二年以侍郎身份出使議和，和議成，晉三級，擢都統：凡此，都說明曹家的重要姻親已經又逐漸得用，也可以說明曹家本身自然也比前一時期處境有所不同，似乎有可能熬到一個重得"出頭"之日了。
雍正做皇帝做到第十三個年頭的八月間，忽然"駕崩"（傳說是被死仇的後人暗殺了），他的第四子弘歷繼位，是為乾隆帝。這個新皇帝上來之後，又給曹家帶來了新的命運。 乾隆在未做皇帝以前、雍正十一年晉封為和碩寶親王之前後，早已"綜理軍機、諮決大計"；雍正末期政策作風的微有改變，和他的參預政柄不無關係：他深知雍正慘刻太甚、實非長久之策（註：弘歷不以雍正殺戮同宗為然，可參看《海寧陳家》一文。），所以即位以後，銳意圖治，將很多先朝的各種罪讞、功令加以翻案，目的是在收拾人心（註：這話當然也不可絕對化看待。他對某些人的"人心"是不肯"收拾"的，反而要加強鎮壓，如他一即位立即殺雍正已赦的曾靜、張熙。）。他做了皇帝，就下令釋放圈禁的宗室，分封胤礽的子孫，起用為雍正屈抑的前雲貴總督楊名時，釋傅爾丹、岳鍾琪等被罪的著名將領於獄，釋前罪人查嗣庭的親屬於遣戍看管；至於一般政治措施，也一反雍正時期的刻苛嚴酷的精神，以致有人說，這時節"止須將先帝（雍正）時事翻案，即是好條陳"。這話雖然大嚼無復餘味，惹翻了乾隆，可是也真正反映了乾隆剛一上來的那一短時期的事態實質。
新皇帝即位，照例要有"覃恩"，普遍的封賞和赦宥，示慶賀，買人心。因此在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日，曹雪芹的高祖曹振彥（曹世選之子）得誥封為資政大夫（二品的虛銜等級），原配歐陽氏、繼配袁氏得封為夫人。由於這份誥命，我們得知曹雪芹的一位叔祖曹宜尚在，官職是護軍參領兼佐領、加一級（是正白旗包衣第四參領兼第二旗鼓佐領）。"覃恩"誥封雖然只是一種官樣刻板文章，但是也說明了此時曹家早已解除了政治犯的罪名，家裡還有作參領（從三品）的家長或族長，祖宗裡面除了曹璽本來是一品尚書的封贈外，又有了二品的高級封浩。曹雪芹的父親曹頫\（註：參看書末補注。），此時似乎也已作了內務府的員外郎。即以"虧空"舊案而言，那麼同年從十月到十二月期間，內務府"寬免欠項"檔案中亦已疊有曹寅、曹頫\做織造時的多項虧欠列入寬免之內。可見，無論是政治罪還是財務罪，都已成為過去的事了。
再看另一面，同年的十一月，福彭即作了協辦，總理事務，次年即乾隆改元（1736），傅鼐署兵部尚書，授刑部尚書並兼兵部尚書；福彭為正白旗滿洲都統；又次年，傅鼐為總管內務府大臣，正藍旗滿洲都統……：兩個人都是乾隆加以重用的人物，而福彭正是該管曹家的最高長官，他既和曹家是至親，要說他對曹家的困境一無所助，那恐怕是極反常情的不太可能的異事。此外，我個人還認為，曹家前此可能有一個女兒被選入宮中（包衣少女必須送選，妃嬪中多有包衣人（註：如康熙之榮妃、成妃、良妃，雍正之康貴妃、謙妃，乾隆之孝儀後、淑嘉皇貴妃、愉妃、瑞貴人等，皆包衣籍。她們進宮，有"藩邸格格""常在"等名目，等級較低、早死而無生育的，不載官書。按"答應""常在"等名目，也是清宮內沿襲明宮的制度，如《野史無文》說："近御宮人有夫人、婢子、常在、大答應、小答應等號。"這些宮女都可依次升級。）），作了寶親王的某種等級的妾侍之類，寶親王成為乾隆皇帝以後，曹家也就挨上了"皇親國戚"的邊兒（註：香山張永海老人聽先世傳說："曹家是皇室的'內親'關係。"乾隆人舒坤批《隨園詩話》言《紅樓夢》"內有皇后，外有王妃"（按見於六十三回）。"王妃"與"皇妃"非一。小說所寫歸省儀注，絕非"王妃"所能有。又脂批有"故批至此竟放聲大哭，俺先姊先逝太早，不然余何得為廢人耶！""難得他（寫）的出，是經過之人也。""此語猶在耳（按指賈政"得征鳳鸞之瑞"語）。"等文（俱見庚辰本夾行朱批）。可見省親一回是由素材、原型而作藝術加工。有人竟以曹寅時代長女嫁訥爾蘇為平郡王妃之人之事來比附"元春"的原型，實在是不懂歷史制度的一種主觀牽合。又書中所寫場面與康熙南巡駐織造署的場面儀注亦無一毫相似點，二者實如風馬牛之不相及，絕不能指為借寫南巡往事。蓋自曹頫\以下，並未有真正及見南巡"盛況"之人。），《紅樓夢》裡寫"元春""皇妃"歸省的情節，大約就是受了這件事的啟發而用藝術加工和誇張的手法寫成的。
所有這一切，都給我們提供了線索，使我們看得出，曹家的敗落並不是從雍正六年就直線發展下來的，他家在新皇帝嗣位的政局下又曾稍稍"中興"，至少達到了恢復"小康"局面的地位。那時曹雪芹大約正是十三歲左右。
如果不是這樣，換言之，如果曹雪芹真個是從五六歲上就遇上抄家，由此一敗塗地，窮困異常，那就很難想像他可能寫出前八十回的《紅樓夢》，因為他太缺乏那種現實生活基礎了。胡適早年考證《紅樓夢》時硬要曹雪芹"早生"若干年，為了"趕上"曹寅時代的"繁華"（他以為非如此作不出《紅樓夢》），正是由於他不知道我們今天已然瞭解的這些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