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雜 學
十五 雜 學
曹雪芹自幼如何讀書上學以及後來如何考取科名、當差作事的詳細情況，都已無從考見。我們最多只能作出一些揣測，聊為想像之資而已。 後金的滿洲統治主因為形勢發展上的客觀需要，從很早就開始重視人材的教育和選拔了。天聰五年（1631）就有過凡貴族大臣的子弟自八歲以上十五歲以下俱令讀書的明令。而在前此兩年，並已舉行過選取生員的考試。--在最初，努爾哈赤攻佔明朝的遼東的時候，最厭惡唸書的，凡是俘虜到的書生秀才人等一概加以殺戮；稍後殺戮之風漸減，得有殘餘；到這時，便從各貝勒以及滿蒙等各家家奴中考選提拔，並賞緞布、免差徭：這說明滿洲貴族為了統治工作，對文化和知識分子的需要日益迫切了。入關以後，便完全承襲了明朝科舉取士的制度，這是封建朝廷所必然要採取的手段，不待細講；但是對滿洲八旗人參不參加和如何參加科舉的問題遂成為他們所面臨的一個很大的難題。他們對此始終舉棋不定、朝令夕改、變易頻繁。這難題的實質不外乎是他們無法解決這樣一個矛盾：一方面，由於客觀形勢需要，八旗集團、特別是滿洲內部，不能不急起直追，竭力向優秀先進的漢族文化學習；一方面，由於對漢族文化接受學習的結果勢必會引起滿漢匯流、滿人嚴重漢化的局面，而滿洲封建主，恐對其統治不利，是最害怕他們喪失了自己原來的騎射的技能和"淳樸"的風氣的。因此，他們始終找不到一個雙全兩美的政策，--而歷史的發展卻在他們的躊躇不定中而快速邁進。 在康熙前期，他們的"淳樸"的痕跡尚有可尋，而在乾嘉時代的滿人看來，那些痕跡卻已經成為話柄談資了。康熙皇帝可以說是入關後第一個特別注意培養人材的，他本人就非常好學，所以他身邊和周圍的人大都是挑選很有文化造詣的，連包衣家奴、侍衛驅走之人也不例外。他在康熙二十四年就曾慨歎"看來內府竟無能書射之人"，因此下令在他"常見"的近處設立書房，專門培養內府佐領、管領下的子弟（註：內府佐領和管領本是兩種不同的身份；前者本為兵弁家丁，後者本為管事家奴。曹家在內務府隸屬前一類。），分習清書〔滿文〕、漢書，一次就選了三百六十六名官學生（後來又迭有增額）；次年遂設景山官學--這是在順治元年設立八旗官學之後的第一個專門為內府三旗子弟所設的專學。 雍正繼康熙之後，對八旗人材也很注意，增設了很多培養旗人的學校。雍正六年，命令於景山官學之外再設鹹安宮官學，在內府佐領、管領下的幼童以及已在官學的學生之中挑選俊秀者，委派翰林、烏拉、滿洲人等為教習和"諳達"，分授漢、滿功課和弓馬武藝。結果選定十三歲以上、二十三歲以下的學童九十名，於雍正七年正式成立。 我們瞭解了上述的制度，可以有助於想像、推測曹雪芹自幼接受封建教育的各種可能性和大概的情況。
曹雪芹是雍正六年才到北京來的，那時曹頫\已被扣押拿辦，家產已經抄沒，京中僅留余房及少數奴口，而雪芹本人此時才不過是五歲的幼童，還不到就傅的年齡。這就說明，他在江南時期，即使聰穎早慧，也還來不及受到什麼較為正式的教育，而到京以後的家庭情況，也不會還有自請專師的能力。他很可能是就讀於族中其他支派下的家塾之中的。就他的放浪性格而看，大約聰明俊秀有餘，卻不肯勤學苦讀，因為具有這種性格的人，絕不會"按部就班""循規蹈矩"地去念死書，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對封建教育中所刻板灌輸的那一套東西，根本不發生興趣。從封建觀點來下考語，曹雪芹是個"壞學生"，書並沒有"念好"，--在《紅樓夢》的最前面不是還留下了"雖我未學"的自供嗎？就透露了這個意義。 在此有必要說明一下，那時代的所謂"學"，究竟是什麼？ 說到"學"，大家可能首先想到人們常常提起的乾嘉時期的"樸學""漢學"之名，或且以為曹雪芹既然正是乾隆時候的人，生活在這種社會學術風氣之下，他之所謂"學"與"未學"，一定也就是指這個。其實大為不然。 第一，以真正漢學言，吳派始於惠棟，惠棟生於康熙三十六年，卒於乾隆二十三年；繼之者如江聲，生於康熙六十一年，卒於嘉慶四年。皖派始於戴震，戴震生於雍正元年，卒於乾隆四十二年。常州派始於莊存與，存與生於康熙五十八年，卒於乾隆五十三年。可以看出，這些"創始"人，除惠氏外，最多的也不過長於曹雪芹數歲而已，他們完全是同時人。而且雪芹年壽不永，反而先於諸學者下世了；在他生時，諸家還都沒有十分重要的著作問世；例如到雪芹二十歲時，惠棟才得見到閻若璩的《古文尚書疏證》（時尚未刊刻，兩年後才刻成）；雪芹三十一歲時，脂硯齋已再評《石頭記》（乾隆十九年甲戌），那時戴震才不過初至北京，稍為都中人士所知；雪芹四十歲去世之時，戴震因會試不第，居新安會館，段玉裁才得投札稱弟子，往從講學；到戴氏的《孟子字義疏證》成書與段氏《說文解字注》的始作，那已然是乾隆四十一年、雪芹逝世十餘年以後的事了，--不必再多列舉，只此已可見其時學人學術情況之大略先後。其時諸家壁壘粗成，流派未晰，所謂某學某派諸名目，那只是此後的人的概念和分析，雪芹生時，人們還根本沒有這種認識，而且"漢學"的勢力影響，這時也根本未曾打入滿洲八旗人的圈子裡去，旗人的"學問"，走的全然是另一條路徑。 第二，即以"漢學"而論，當時也還遠不是像後人所理解的已經取得"正統"學術的資格地位，最多，不過只被列入"雜學"之內而已。那麼，什麼才是"雜學"所不能擬議的"正學"呢？原來，那就是科舉制藝、時文八股之學！比曹雪芹只小了十四歲的章學誠曾記下過那種情形，值得我們重讀。他說： 前明制藝〔八股〕盛行，學問文章，遠不古若，此風氣之衰也。國初崇尚實學，特舉詞科，史館需人，待以不次，通儒碩彥，磊落相望，可謂一時盛矣。其後史事告成，館閣無事，自雍正初至乾隆十年許，學士又以四書文義相為矜尚。僕年十五六時〔1752-1753〕，猶聞老生宿儒自尊所業，至目通經服古謂之"雜學"、詩古文辭謂之"雜作"；士不工四書文不得為通（註：《章氏遺書·答沈楓墀論學》。並參看劉禺生《世載堂雜憶》77頁："當科舉盛行之時，其他詩文謂之'雜學'"。憶《潛研堂文集》年譜中亦有此等例證。按"雜學"一詞亦見於《紅樓夢》第八回與第七十八回中。《儒林外史》則第三回、第四十六回亦有之，並可參看。）…… 這情況才是當時的一般"唸書人"的代表見解；章氏本人在乾隆甲戌年買得一部《韓文考異》，而塾師於舉業之外，禁不許閱讀他書，以致他不得不"匿藏篋笥，燈窗輒竊觀之"（註：同上《朱崇沐刊韓文考異書後》。）。由此可知，在乾隆二十八年就已下世的內府包衣旗人曹雪芹，絕不可能在家塾之中學到什麼別的學問，不但連"通經服古"的那種"雜學"（即我們心目中的乾嘉"漢學"）對他是無緣的，就是"詩古文辭"這種"雜作"，也不是在明白許可涉獵之列的東西（註：可參看袁枚《隨園詩話》卷六："余幼時家貧，除四書五經外，不知詩為何物。一日業師外出，其友張自南先生攜書一冊到館求售，留札致師云：'適有亟需，奉上《古詩選》四本，求押銀二星，實荷再生，感非言罄。'予舅氏章升扶見之，語先慈曰：'張先生以二星之故，而詞哀如此，固宜與之；留其詩可，不留其詩亦可。'予年九歲，偶閱之，如獲珍寶：始古詩十九首，終於盛唐。伺業師他出，及歲終解館時，便吟詠而摹仿之。嗚呼！此余學詩所由始也，自南先生其益我不已多乎！"）。 從"六歲就傅"的皇子、八歲入官學的覺羅、十歲入官學的一般旗人、十三歲以上挑入官學的內府子弟等等例子而看，長到十多歲的曹雪芹是有進入景山官學或鹹安宮官學的可能的，因為他的資質無疑夠得上是"俊秀者"，官學生概由官方挑選，挑著之後恐不容不去，再說官學生不但有公費資助，出學後也有"上進"之路，以當時曹家的情況來說，入官學讀書也必然是家長求之不得的好事。 官學的實際情形又是如何呢？乾隆時代的文獻未易尋覓，但晚清時代的也同樣可以說明問題，那就是："教習之勤惰有賞罰，學生之優劣有進退，歲頒巨款以為俸薪、束脩、獎賞、膏火、紙墨、書籍、飲食之費，於是官學遂為人材林藪，八旗子弟無慮皆入學矣；至近數科，每一榜出，官學人才居半。--然費如許心力所造就者：舉業耳；於學之實，固無當也！"（註：震鈞《天咫偶聞》卷四。關於官學的制度，可參看《嘯亭雜錄》卷九"八旗官學"條。） 曹雪芹能對這樣的"教育"發生興趣嗎？
一方面，他絕不會發生興趣；另一方面，又必須去走這種封建制度給他安排的路途。這裡便又發生了他和封建主義之間的矛盾衝突。我們讀一讀《紅樓夢》，裡面所反映的賈寶玉不愛讀"四書"、深厭八股文章的情形，就可以恍然如見了。 曹雪芹的"科名"之有無與高下，也是無從查考的事了，但是清代人有的卻記下過他是"貢生""舉人""孝廉"等說法。"孝廉"，就是"舉人"的別稱（雖然清代確曾舉過"孝廉方正"，但那是另一回事）。舉人和貢生二說中，我以為後者較為接近事實（註：貢生說見於梁恭辰《勸戒四錄》卷四，時代較早。舉人說晚出。鄧之誠《骨董瑣記》卷三亦取貢生說。）。但也還不敢遽作定論（註：朱南銑先生《曹雪芹小像考釋》據《八旗通志·學校志》中無雪芹之名，因此斷定"曹雪芹不會是一個貢生，但也許……是生員，故志書不載。"但又說：梁恭辰的話"殆系得自其父親梁章鉅的座師玉麟所述"（玉麟〔1766-1833〕滿洲正黃旗人，曾充上書房總師傅，管理右翼宗學，並兩次管理內務府包衣三旗事務），"玉麟有機會接觸內務府包衣三旗的大量口碑或檔案，此說諒有一定的真實性。"）。 總的看來，有一點是明顯的，曹雪芹因為封建力量的驅迫，少年時不得不去走科舉功名的道路，但他最多只不過走了第一步：正式考中了秀才。此後，便"不干"了。 不過，談到這一方面，也還是不要忘記歷史，只憑一個簡單的抽像的想法去"套"古人的事。說曹雪芹對科舉這種東西本身是看不上的，那並不錯，但這又並不等於說他一定就拒絕參加科考。他在小說中嘲笑"進士出身"的那些人的"原來不通"，就包含了另一層心理，即也要爭一爭誰行誰不行，大抵懷才之人沒有不想使其所懷得有表現的機會的，而在科舉時代要想顯才也只有應考一條路可走，所以那個時代的才士，儘管不是為了高官厚祿，卻也要爭爭榜上的名次。而乾隆時候，恰好又是對滿洲八旗大臣子弟和內務府人員的報考問題，控制得異常嚴格，不讓他們有顯揚才名的餘地（註：參看《紅樓夢新證》頁731-732。）。明白了這一點，才能明白，為什麼當敦誠後來提到雪芹時竟會說出"君才抑塞倘欲拔"和"三年下第曾憐我"的話。不瞭解當時的歷史，就會指責說，敦誠是歪曲了曹雪芹的人品了。 當然，曹雪芹自己選擇的道路不是"功名"的道路，而且也不是"雜學"的道路。他所選定的，是"雜作"的道路，甚至是比"雜作"還"低級"得多的、為人所不齒的道路--寫作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