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被鑰空房
十三 被鑰空房
曹雪芹雖然後來落拓人間，為世俗所不容，和封建社會發生了矛盾衝突，但是他生平碰到的各種壓力和打擊，很自然地還是從家庭方面而開始的，他的叛逆的性格和思想、行為，必然先就和封建大家庭的"堤防"相遭遇。只要他不願向這一道堤防低頭降伏，那就一定得和它作鬥爭，和維護封建秩序的家長正面交鋒陷陣。 看來，青年的曹雪芹是這樣做了的，--否則就不可能發展成為後來的曹雪芹那樣的人物和作家。而這一點，不僅僅是我們的推論，也還不無記載線索可尋，足供參證。 本來，像曹雪芹這樣的人，一則既不是為當時封建士大夫所喜歡的，二則他本人又不是什麼名流顯宦，自然也不會受到人們的注意和重視，三則他家是曾因政治事件抄過家的，當時也很少願意甘冒忌諱而提及他們這種人物和事情的，所以這個"名不見經傳"的人，其有關傳聞，即在當世也不會是很豐富的（這也就是涉及他的文獻資料極端缺乏的原因）。雖然如此，那時候還是有些人知道"曹雪芹"這個名字和這個人物的一些影子--儘管那影子是十分地朦朧模糊。乾、嘉時期的文人，還是頗出我們意外地有幾位居然記載下了點滴的有關曹雪芹的情況。 像名詩人袁枚（1716-1797），就不止一次提到曹雪芹，並且知道他是曹楝亭（寅）的後人，--不過他誤認為雪芹是楝亭之子，差了輩數，又說"相隔已百年矣！"，而其實他正是雪芹的同時人，他說那話時是"丁未"（乾隆五十二年，1787）或略後，距雪芹去世才二十幾年而已：這就是我所謂"朦朧模糊"的例子。然而稍後的梁恭辰、毛慶臻等人，也都知道曹雪芹是"老貢生""漢軍舉人"，無有後嗣，身後蕭條，等等情況。這大致還是和事實符合的。由此可見那時還是有一些有關他的"口碑"在輾轉傳述。 長洲宋翔鳳（1776-1860），字於庭，是乾嘉時期的一位著名的常州派經學家，由他這裡也傳出一件頗為重要的"口碑"來。他說： 曹雪芹《紅樓夢》，高廟（乾隆）末年，和珅以呈上，然不知所指。高廟閱而然之，曰："此蓋為明珠家作也。"後遂以此書為珠遺事。曹實楝亭先生子，素放浪，至衣食不給。其父執某，鑰空室中，三年，遂成此書雲。（註：《能靜居筆記》，蔣瑞藻《小說考證拾遺》所引。按此筆記，徐珂所著《雪窗閒筆》還曾見及，引作趙惠夫《能靜居隨筆》。趙烈文，字惠甫（舊時表字，甫、父、夫三字常互用），其母方蔭華，有《雙清閣詩》。） 這個傳說乍一聽來好像是有些離奇附會似的。可是它實在是一段極有價值的文獻，問題是我們怎樣去看待它、闡釋它。 宋翔鳳是怎樣一位人物呢？龔自珍非常愛重他，說他"萬人叢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說他"樸學奇材張（zhang）一軍"；他雖是經學文儒，但又吟詠風流，時有奇氣；"少跳蕩，不樂舉子業，嗜讀古書；不得，則竊衣物以易。祖父夏楚（笞打）之，不能禁也。"其性格正和曹雪芹有相近之處。這種人的話，是頗堪注意的（註：宋翔鳳這一傳說的來歷，當和莊存與或張惠言、惲敬二人有關。莊存與和孫灝（字虛川，前曾作右翼宗學稽查官，是敦誠的師輩。曹雪芹和敦誠為至友，曾同在宗學，所以也該認識他）曾同入直上書房，教授皇子，可能間接知道或認識曹雪芹，張，惲二人在雪芹死後和敦誠有交遊痕跡，見《四松堂集》。莊存與之侄為莊述祖，宋翔鳳即是述祖的外甥。張惠言、惲敬也和莊、宋交情密切，非師即友。而且，張惠言做過景山官學的教習，惲敬則做過鹹安宮官學的教習，這兩個官學都是專門教育內府包衣旗家子弟的學校，其間當然有知道曹家事情的，甚至有曹家的親友。所以宋翔鳳的話必由莊、張、惲等處而來，應當可靠。 又上舉諸人，皆常州派經師文家中的重要人物，常州派是清代思想界中的重要潮流，而他們都如此重視《紅樓夢》與其作者（參看第二十七節惲敬以四色筆細批《紅樓夢》事），亦可注意研究。此點尚未有抉出者，附記於此。）。至於他把雪芹說成是楝亭之子，和袁枚的誤說完全一樣，可不必深論；《紅樓夢》大概後來真個到過乾隆的眼裡，這事還可能和這小說的迷失八十回以後的重要部分很有關係，不過這一點我們也須留待下文再講。此刻值得注意討論的，卻是這個傳說的後半。 所謂"素放浪"，正就是指曹雪芹的那種叛逆性格和反抗封建禮教的思想行為。曹雪芹的一位朋友張宜泉，在其所著《春柳堂詩稿》中說雪芹是"其人素性放達"，完全證實了宋翔鳳的傳述十分正確，因為張說"放達"、宋說"放浪"，正是同義語，只不過口氣在婉蓄和徑直、讚賞和評論之間，微有差異罷了。所謂"至衣食不給"，其為可信更不待言，因為關於這一點的參證就更多了，我們此處無須一一列舉。 由此足見宋翔鳳的話頗有其真實可靠性，大可注意。但是重要點尚不在此。 宋翔鳳的話，對我們說明了兩點更值得注意的要義。第一，曹雪芹的"衣食不給"，生活貧窘，並不全然是家庭遇到巨變的後果，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曹雪芹如果"規規矩矩"，投靠統治集團，老實地為他們服務，衣食之給是絲毫不成問題的小事情。其所以竟至於"不給"，乃是他一意"放浪"的結局。第二，因為他一意"放浪"，竟至衣食不給，這終究還是小焉者；而如果任其繼續"放浪"下去，那就還會有更嚴重的後果在等待著他（可能累及家庭宗族），--因此，代表封建力量的大家庭家長遂站出來干涉了。 "其父執某，鑰空室中，三年……"，恰好說明了這個問題。 這裡還有兩點可以略加解釋：第一，鑰空室中的這種辦法，我們今天聽起來有些驚訝了，但在當時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皇帝"管教"那些"不安分"、喜歡"生事"的本家宗室，就愛使用這種惡毒的懲罰，嚴重的"高牆圈禁"（特種監獄），輕一些的在家單室圈禁，再其次的還有所謂"不許出門"：都是嚴格限制行動自由、同時是隔離式的精神折磨，手段極為殘酷。滿洲式的家庭對"不肖"子弟也使用這一作法，是毫不足異的事情。第二，這一作法當然也不是隨時隨地、"家常便飯"式地輕易使用的，凡到了必須使出這一"絕著"的境地，那就說明別的辦法都已想盡了，也就說明那種矛盾衝突已然達到了十分尖銳激烈的地步了。
至於"三年"，時間上是否這樣整齊，那當然可以容有懷疑的餘地；如果這只是表示曾經這樣度過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的意思，那也就罷了。重要的是，傳說者還把《紅樓夢》的創作和這段時期的被圈禁聯繫在一起。 《紅樓夢》這部大書，是否就是在"三年"的期間之內寫作完成的，那自然更難說一定。不過我們知道，這部書曾經"披閱十載，增刪五次"，而且在早確還有過像《風月寶鑒》這類的"雛型"初稿，則可見曹雪芹開始興起創作這部小說的念頭，是很早的事情。他在青年時代"放浪"被鑰的期間內而決定著手於這一事業，藉以消遣時光，抒發抑鬱，完全合乎情理實際。 其實，這就是他對封建壓迫的反抗形式。
所以宋翔鳳的傳述，雖然過去一直未有人加以重視和研究，我們卻不應該再掉輕心，輕加鄙棄。它給我們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線索，使我們對曹雪芹的成長階段的生活面貌、內心世界、創作動機、反抗精神，都增加了理解。這實在是非常重要，非常寶貴。 如果上面的解釋和推斷去事實不致太遠，那麼我們也就同時可以瞭解，為什麼曹雪芹設計寫一部百萬言的小說巨著，卻要立意從一個封建大家庭（包括幾門命運相聯的親戚）的興衰史下手，為什麼《紅樓夢》裡會出現像賈寶玉那樣一種具有叛逆性格、和封建主義發生衝突、向它進行反抗的主角人物的藝術形象了。
（註：這自然是就曹雪芹這個十八世紀古代作家而言的，也就是就其心理活動、創作動機而言的。若就作品而言，就作品的客觀展示而言，當然這兩者就既有聯繫而又頗有區別。從後者來說，當然不只是一個封建大家庭、一個叛逆子弟的問題，其藝術反映所包者自然要廣闊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