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鐵生：序言二（2）
鄭鐵生：序言二（2）
我之所以舉上述的例子，是想說明劉心武先生研究紅學的確是下了功夫，讀了許多書。假如說爭鳴的對方有一桶水，那麼你就得掂量掂量自己是否也有一桶水，爭鳴的過程也是提升自己、完善自己的過程。儘管作家審美視角與學者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只要是學術研究，就為爭鳴鋪墊了好的前提。
二、我們需要的是理性批評
理性原則是學術批評的規範。也就是說理性的學術批評，不是針對個人的。它不去批判堅持某一理論的個人，只批判理論本身；批評該思想理論形成的歷史背景、思想淵源；批評作者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批評其學術思想對該領域和社會的影響等。我在1998年曾發表過一篇評論紅學家胡文彬的論文，其中特別寫了一節關於學術爭鳴的問題，對今天我們紅學界的學術批評仍是有意義的。摘引如下：
紅學界的 「霸氣」主義早已引起許多人的不滿，胡先生指出：他們「只准別人附和，不准另有異議，缺乏學術上的民主作風，大搞紅學界內的『霸氣』主義，結果是誰也壓服不了誰。相反擴大了矛盾，加深了隔閡，從學術之爭發展到不正常的人事之爭。還有的人為了建立自己的權威，橫掃一切，全盤否定別人的研究成果，以為自己最革命最正確。凡此種種由來已久，至今尚有餘風。」歷史上像這樣「風」刮得最典型的莫過北宋古文運動後期。王安石當政廢除詩賦取士而改試經義，並把自己主持編寫的《三經新義》，以及他那部《字說》作為學校教材，致使文壇一度沉寂冷落。蘇東坡繼承歐陽修為端正文風而鬥爭的傳統，對王氏新學的危害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尖銳的批評。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蘇東坡為匡正文風，敢於力排時俗，直言相爭，但並不由此貶低王安石，反而明確指出：「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王安石也並沒有因蘇東坡的批評而引起彼此之間意見抵牾，而構怨積恨，導致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惡化。相反，在蘇東坡落難時，愛才心切，胸無芥蒂，出於公心，相助於危。而當王安石罷相後，蘇東坡路過江寧，拜訪王安石，兩人聚會金陵，同游蔣山，留連累日，唱和詩文，傾注友情。古代有蘇東坡、王安石如此高尚的人品，近代有蔡元培和胡適的紅學相爭，但彼此推崇，共創新文化。從古至今學術之爭是必然的，但講究人品的高尚則是一貫的。所以紅學界特別應當「提倡理解和寬容，對人要理解、要寬容，對學術也應該如此。」這是胡先生在其著作中多次講述此問題的期盼吧。６
回顧八十年前蔡元培和胡適的紅學論爭，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一個極具象徵意義的標誌性事件。除了學術見解不同之外，他們執著於學術探討，營造爭鳴的友好氛圍，體現崇高的學者風範，都實在令人讚賞和欽佩。不能不從他們身上汲取精神的素養、學習他們理性的範式、追崇他們為人的道德。
（一）學術觀點的分歧
1917年1月辛亥革命元老、著名學者和教育家蔡元培到北京大學任校長。胡適於1917年9月到北京大學任教授。胡適在北大，頗為蔡元培所倚重。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冊)殺青後，蔡元培親自為其作序，並推薦到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這部書的出版為胡適在中國學術界贏得了聲譽。他們兩人的交往更為密切，除經常見面外，還不斷書信往來，彼此關照，結下了深厚的友誼。蔡元培對《紅樓夢》研究非常認真。《石頭記索隱》一書，雖然不算太長，只有四萬多字，但他卻花費了很多時間和精力，是一部傾注心血的結晶。1917年9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單行本。是民國初年風行一時的一本「索隱」性質的紅學著作。
《石頭記索隱》提出：《紅樓夢》為「清康熙朝政治小說」，「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他把小說中的人物與情節同清朝的人物、事件一一比附，如以賈寶玉影射胤礽，林黛玉影射朱彝尊，薛寶釵影射高士奇，探春影射徐乾學，王熙鳳影射余國柱，史湘雲影射陳維崧，劉姥姥影射湯斌(潛庵)，等等。此外，他還將其索隱派研究上升到理論層面，總結出了一套索隱的方法，即他本人所說的「知其所寄托之人物，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類者；二、軼事有征者；三、姓名相關者」７。經過這種索隱法梳理之後，正如蔡氏本人所言：「一切怡紅快綠之文，春恨秋悲之跡，皆作二百年前之因話錄、舊聞記讀可也。」
針對蔡元培《石頭記索隱》的觀點，1921年3月27日胡適寫成《紅樓夢考證》， 文章寫成後，他還親自送給蔡元培，聽取意見。《紅樓夢考證》批評蔡元培等人的「索隱紅學」 「走錯了道路」，是「絕無道理的附會」，是猜「笨謎」，「完全是主觀的，任意的，最靠不住的，最無益的」。胡適說：「蔡先生這部書的方法是：每舉一人，必先舉他的事實，然後引《紅樓夢》中情節來配合。我這篇文裡，篇幅有限，不能表示他的引書之多和用心之勤：這是我很抱歉的。但我總覺得蔡先生這麼多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費了，因為我總覺得他這部書到底還只是一種很牽強的附會。」８
胡適發表《紅樓夢考證》時，校長蔡元培正在國外考察教育。蔡元培將如何對待胡適的批評，是胡適和許多學人關注的事情。1921年9月，蔡元培回到北大，胡適將刊有《紅樓夢考證》的亞東版《紅樓夢》送了一部給蔡元培。蔡元培覆信說：
《考證》已讀過。所考曹雪芹家世及高蘭墅軼事等，甚佩。然於索引(隱)一派，概以「附會」二字抹煞之，弟尚未能贊同。弟以為此派之謹嚴者，必與先生所用之考證法並行不悖。稍緩當詳寫奉告。９
1922年1月30日蔡元培寫出《〈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對於胡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之商榷》， 同樣，蔡元培也將自己的文章送給胡適聽取意見，在給胡適的信中寫道：「承索《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奉上，請指正。」十
（二）學者的風範
蔡元培和胡適二人辯論內容本身存在著分歧，學術觀點針鋒相對，互不相讓，我們姑且不論，僅就雙方的態度和方式是在平等友善、隨時溝通的氣氛中進行，不失學者的風範，就令人欽佩不已。
胡適在《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一文中，曾引用亞里士多德的一段話來表明自己論辯時的態度和立場：
討論這個學說(指柏拉圖的《名象論》)使我們感覺一種不愉快，因為主張這個學說的人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既是愛智慧的人，為維持真理起見，就是不得已把我們自己的主張推翻了，也是應該的。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們心愛的東西，我們就不得不愛真理過於愛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