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紅學」背後的個人學術情結
「平民紅學」背後的個人學術情結
從個人學術情結來看，劉心武先生提出「平民紅學」與他在研究《紅樓夢》過程中產生的意識、心理和情感都有十分密切的關係。
進入九十年代，伴隨當代中國文化發生的深刻轉型，社會進入了一個以消費為主導的多元文化構成的文化時代。劉心武先生正是在這個文化時代的不間斷的對話中，寫出了他的長篇名作《風過耳》和《四牌樓》，以創作的實踐昭示了昔日知識分子主體話語的終結。在他這種文化思想的燭照下，投入了《紅樓夢》探佚的研究，而且一發不可收，也許是實踐了他自己的人生信條：
真正的品位是超脫於他人的眼光和褒貶，在多元的文化格局裡找到自己鍾情的精神空間。
顯然，劉心武先生研究「紅學」是與他創作上傾向「平民文學」、「平民傳記」的思維是一致的，何況作家與學者專家確實有不同的文化視野，總是帶著洞悉生活，與時代對話的心態，把《紅樓夢》研究的定位也貼近大眾，以平等的心態、平和的方式來講述。他同記者對話時，一而再、再而三地表達了這樣一種意思：「我一直很希望能夠打破機構和『權威』的壟斷，解除老百姓對紅學高深莫測的觀念，親身去體會《紅樓夢》，真正體現其民族瑰寶的價值。」這個方向無疑是正確的，但其具體的學術研究方法卻走偏了。
十幾年來劉心武先生沿著探佚學的思維模式研究《紅樓夢》，開創「秦學」，幾乎不為學術界多數的專家們所認可，甚至遭到批評。這主要是因為先天不足的探佚學在學術界本身就處於的尷尬的地位，況且近年來探佚學的研究完全滑進了索隱派的泥坑，只配學人側目而視。這種在紅學界受冷遇與創作界享有盛譽的巨大落差，造成他心理的不平衡，情感上的不服氣。所以他在《紅樓望月》序言中明確地指出：
我覺得紅學研究目前遇到的一個大問題，就是還沒有充分地「公眾共享」，民間的紅學票友，常被個別權威或專業人士輕視甚至蔑視，被嗤鼻為「外行」還算客氣，有的竟被指斥為「紅學妖孽」，試問，如果聽任這樣的學閥派頭霸氣口吻籠罩紅學領域，紅學研究還能有什麼起色什麼推進？
而他本人對探佚學的前進無路卻並不以為然，「對於我的秦學研究，我有基本自信，因為，一、另闢蹊徑；二、自成體系；三、自圓其說。」他的自信越發使得他對學術界從事《紅樓夢》文獻、文本、文化的專家和學者視為「壟斷」，感到壓抑，所以才喊出：「我覺得我為民間紅學拱開了一道藩籬，為研究群體出了口悶氣。」
劉心武先生可能受到某些「權威」的輕視，但也受到另外「權威」的重視。在研究和寫作中一直與紅學家周汝昌保持密切的學術交往，而且受到周汝昌先生的支持和獎掖。周老先生在幾近雙目失明、雙耳失聰的境況下，不僅關注劉心武先生每一個具體的細小的探佚成果，而且還不斷提筆寫信、賦詩，作為他的學術後盾。僅《紅樓望月》一書就選登了6則周汝昌先生的書信，也就是說他並沒有遠離「權威」。不僅沒有遠離，而且以「紅樓夢講座」的形式將周汝昌晚年學術錯誤傾向在更廣泛的空間傳播出去了。回頭看劉心武先生口口聲聲說自己為「平民紅學」「出了悶氣」，又怎麼理解呢？紅學界有一個很不正常的風氣，凡觀點不同，就會影響人際關係的冷暖。即使周汝昌先生這樣如此獎掖後進的老學者，也不免沾染其習，劉夢溪先生曾批評周汝昌先生說：
他主張紅學包括曹學、版本學、探佚學、脂學，研究紅樓夢本身的思想和藝術不屬於紅學範疇，置考證派紅學壓倒一切的地位，這正是學術宗派的所謂「嚴家法」。周汝昌先生自己或許並未意識到，這樣做，實際上局限了包括考證在內的紅學研究的天地。
劉心武先生同周先生交往頗多，加之他也熱衷探佚學的研究，且著作頻頻問世。大概學術觀點傾向一致之故，不自覺的與周先生的情感同出一轍，講了一些感情色彩過重的話語。他在《紅樓望月》序言中替周老先生抒不平之氣：「我很幸運，自從事『秦學』研究以來，一直得到周汝昌先生的指點和鼓勵，民間都公認周老是紅學泰斗，成就斐然，並且不斷出新，周老自己卻堅稱自己不是『紅學界』的，這個現象也頗耐人深思。」此話差矣，翻開國內外幾部紅學研究史，那一部不推崇周先生是考證派集大成者，豈止是「民間」？
郭豫適先生在1981年出版的《紅樓夢研究小史續稿》（上海文藝出版社）「第九章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專章介紹周先生的紅學研究成果，長達兩萬五千多字；韓進廉先生在1982年出版的《紅學史稿》（河北人民出版社）設專節介紹「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白盾先生主編的在1997年出版的《紅樓夢研究史論》（天津人民出版社）設專節介紹「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劉夢溪先生在1999年出版的《紅樓夢與百年中國》（河北教育出版社）設專節介紹「考證派集大成者周汝昌」。幾乎國內外對周汝昌先生的紅學研究的學術成果已達成共識：考證派集大成者。
至於周先生稱自己不是「紅學界」的，那只是個人意氣的宣洩，中國紅樓夢學會顧問名單赫然寫著周汝昌；《紅樓夢學刊》編委也赫然寫著周汝昌，難道這還不算紅學界的？以上這些都是學術宗派和私人情感的糾葛，不必多說。但可以看出：劉心武先生沿著周汝昌考證與索隱合一的道路發展，成為新索隱派的帶頭人。學術界對新索隱派的批評，並不是針對他們本人，而是針對這種學術觀點和學術方法。試想這種學術觀點和學術方法在紅學界就不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必然處於尷尬的局面。然而劉心武先生並沒有認識到此路不通，相反卻引發了受壓的情緒，以「平民紅學」作為對陣，又差矣！
綜上所述，我們對劉心武現象作了概括而簡要的剖析，既從宏觀上，即文化現象的社會性，指出它的正面效應和負面效應，又點到了他個人的學術情結。但對一種文化現象的審視，這是遠遠不夠的，還要從紅學發展史、曹家歷史本事，以及學術思維方式等各個視角去探析，才能發現在浮動的、瑣碎的、狂熱的現象的掩飾下，文化現象與社會趨動潛在的關聯，深刻而合理地作出回答。